阿龙纳斯的仆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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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阿龙纳斯的仆人叫

【优秀范文】阿龙纳斯的仆人叫

范文一:阿龙纳斯教授

他是《海底两万里》的主角,第一人称视角。也是第一位出场的主要人物和4个半有名有姓的人物之一。阿龙纳斯教授和其仆人康赛尔代表法国登上“林肯号” ,并因此结识尼德兰,踏上了尼摩船长“鹦鹉螺号”的航程。:其身份是法国生物学家和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会法语,英语,德语(后两种更擅长读)以及蹩脚的拉丁语。因为2本其著作(有一本写于1856年)而受到尼摩船长厚待。关于他的年龄,第一部第三章说他40岁了。

阿龙纳斯教授博古通今,乘潜艇在水下航行,使他饱览了海洋里的各种动植物;他和他那位对分类学入了迷的仆人康塞尔,将这些海洋生物向我们做了详实的介绍,界、门、纲、目、科、属、种,说得井井有条,使读者认识了许多海洋生物;还把在海洋中见到的种种奇观娓娓道来,令读者大开眼界。同时他是一位爱国的,学识渊博的,富有科学探索精神的生物学家。有知识而勇于探索,永不满足;从这可以看出“当尼德劝他逃走,他犹豫不决,他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把在海底千奇百怪的发现仔细观察,并做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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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海底两万里》的主角,第一人称视角。也是第一位出场的主要人物和4个半有名有姓的人物之一。阿龙纳斯教授和其仆人康赛尔代表法国登上“林肯号” ,并因此结识尼德兰,踏上了尼摩船长“鹦鹉螺号”的航程。:其身份是法国生物学家和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会法语,英语,德语(后两种更擅长读)以及蹩脚的拉丁语。因为2本其著作(有一本写于1856年)而受到尼摩船长厚待。关于他的年龄,第一部第三章说他40岁了。

阿龙纳斯教授博古通今,乘潜艇在水下航行,使他饱览了海洋里的各种动植物;他和他那位对分类学入了迷的仆人康塞尔,将这些海洋生物向我们做了详实的介绍,界、门、纲、目、科、属、种,说得井井有条,使读者认识了许多海洋生物;还把在海洋中见到的种种奇观娓娓道来,令读者大开眼界。同时他是一位爱国的,学识渊博的,富有科学探索精神的生物学家。有知识而勇于探索,永不满足;从这可以看出“当尼德劝他逃走,他犹豫不决,他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把在海底千奇百怪的发现仔细观察,并做了笔记”。

范文二:“顺从的仆人”

我到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很幸运,有全额奖学金,可以让我一心一意地念书。第二年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只好向校方申请助教奖学金,即替教授打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递了表格后,我心中就七上八下地等候消息。

不久便收到一封校方公函,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第一个反应是,一定有人捉弄我,这是封不可靠的信!为什么呢?因为信一开头就尊称我“阁下”(sir),而不是一般的称呼“先生”(Mister)。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二年级研究生,写信人代表高高在上的哈佛大学校长及校董,叫我“先生”,已经受宠若惊了,怎能担当得起“阁下”的尊称?

信的第二句话也离谱得很:“我恳求地告知您,校长及校董开会后,决定聘请您为助教……”等等。“我恳求”原文是“I Beg to”,一般是居下对上的口气。如此谦恭,让人如何消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信的落款,自称为“您顺从的仆人(Your Obedient Servant)”,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所以,我看完了信,心想一定是哪位学兄跟我开玩笑,炮制这样的信来寻开心。但是,看看信纸信封都是正式校方用笺,又觉得不易作伪。可是堂堂的哈佛校方,会对默默无闻的学生如此宠语相称吗?难道我是在做梦?

我们的历史书中,有许多像三顾茅庐,折节求贤的记载,但是被邀请出山的,都已盛誉卓卓,寂寂无名的小人物绝对不会受到这般礼遇的。虽有像战国四公子孟尝君这样的人,鸡鸣狗盗者都可以来门下做食客,但主人还没有谦卑到自称为佣仆的地步。倒有近代政治家,口口声声自称公仆,但那当得了真吗,哄哄老百姓罢了。如此说来,难道这些对人谦恭的词句,是这座高等学府的传统?

我向一位读文科的学长请教,他说以仆人自称的做法,在一两百年前西洋公文书信中,倒是常有的,不过以此用在给学生的信中,也并不多见。想必是校方有意沿袭古风,以表尊师重教,难得的是连学生助教,都一视同仁。

第二天我怀着胆怯猜疑的心情,去国际留学生中心和人事处查询,校方肯定这封信果然货真价实。校方还介绍说,做了助教,有薪可支,学费全免,甚至可以成为教授俱乐部会员。我觉得这些福利虽然重要,但那封礼贤下士的信,才是最珍贵的奖励。当时我许下一个愿望,如果将来成为富翁,一定捐巨款给学校。

此后的年月,这封信一直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惭愧的是自己没有变成大富翁,毕业后兢兢业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每年只给母校寄去微薄的心意,但是我很高兴看到有许多校友大笔献金回馈母校。我想,他们必定也接到过类似的信函,或身受过相似的礼遇。我常常提醒自己,对学生要以自己的经验为榜样,尊重他人,待之以礼,希望一封类似“顺从的仆人”的信,也能一辈子挂在他们的心上。

范文三:“顺从的仆人”

我到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很幸运,有全额奖学金,可以让我一心一意地念书。第二年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只好向校方申请助教奖学金,即替教授打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递了表格后,我心中就七上八下地等候消息。

不久便收到一封校方公函,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第一个反应是,一定有人捉弄我,这是封不可靠的信!为什么呢?因为信一开头就尊称我“阁下”(Sir),而不是一般的称呼“先生”(Mister)。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二年级研究生,写信人代表高高在上的哈佛大学校长及校董,叫我“先生”,已经受宠若惊了,怎能担当得起“阁下”的尊称?

信的第二句话也离谱得很:“我谨通知您,校长及校董开会后,决定聘请您为助教……”等等。“我谨”原文是“I Beg to”,一般是居下对上的口气。如此谦恭,让人如何消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信的落款,竟是“您顺从的仆人(Your Obedient Servant)”,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所以,我看完了信,心想一定是哪位学兄跟我开玩笑,炮制这样的信来寻开心。但是,看看信纸信封都是正式校方用笺,又觉得不易作伪。可是堂堂的哈佛校方,会对默默无闻的学生如此敬语相称吗?难道我是在做梦?

我们的历史书中,有许多像三顾茅庐、折节求贤的记载,但是被邀请出山的,都已盛誉卓卓,寂寂无名的小人物绝对不会受到这般礼遇的。虽有像战国公子孟尝君这样的人,鸡鸣狗盗者都可以来门下做食客,但主人还没有谦卑到自称为佣仆的地步。倒有近代政治家,口口声声自称公仆,但那当得了真吗,哄哄老百姓罢了。如此说来,难道这些对人谦恭的词句,是这座高等学府的传统?

我向一位读文科的学长请教,他说以仆自称的做法,在一两百年前西洋公文书信中,倒是常有的,不过以此用在给学生的信中,也并不多见。想必是校方有意沿袭古风,以表尊师重教,难得的是连学生助教,都一视同仁。

第二天我怀着胆怯猜疑的心情,去国际留学生中心和人事处查询,校方肯定这封信果然货真价实。校方还介绍说,做了助教,有薪可支,学费全免,甚至可以成为教授俱乐部会员。我觉得这些福利虽然重要,但那封礼贤下士的信,才是最珍贵的奖励。当时我许下一个愿望,如果将来成为富翁,一定捐巨款给学校。

此后的年月,这封信一直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惭愧的是自己没有变成大富翁,毕业后兢兢业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每年只给母校寄去微薄的心意,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有许多校友大笔献金回馈母校。我想,他们必定也接到过类似的信函,或身受过相似的礼遇。我常常提醒自己,对学生要以自己的经验为榜样,尊重他人,待之以礼,希望一封类似“顺从的仆人”的信,也能一辈子挂在他们的心上。

范文四:“顺从的仆人”等

素材运用:三顾茅庐,折节求贤,尊重人才的传统中国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对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毕恭毕敬,确实是不多见的。这封来自“顺从的仆人”的信,俘获了牧信人的心,其实是让对方成为了真的心灵仆人。

名言拓展:待富贵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待贫穷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

——《小窗幽记》

我到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很幸运,有全额奖学金,可以让我一心一意地念书。第二年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只好向校方申请助教奖学金,即替教授打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递了表格后,我焦急地等候消息。

不久便收到一封校方公函,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信一开头就尊称我“阁下”(Sir),而不是一般的称呼“先生”(Mister)。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二年级研究生,写信人代表高高在上的哈佛大学校长及校董,叫我“先生”,已经受宠若惊了,怎能担当得起“阁下”的尊称?

信的第二句话也离谱得很:“我谨通知您,校长及校董开会后,决定聘请您为助教……”“我谨”原文是“I Beg to”,一般是居下对上的口气。如此谦恭,让人如何消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信的落款,竟是“您顺从的仆人”(Your ObedientServant),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看看信纸信封都是正式校方用笺,觉得不易作伪,可是堂堂哈佛,会对默默无闻的学生如此敬语相称吗?

我向一位读文科的学长请教,他说以仆自称的做法,在一两百年前西洋公文书信中,倒是常有的,不过以此用在给学生的信中,也并不多见。想必是校方有意沿袭古风,以表尊师重教,难得的是连学生助教,都一视同仁。

第二天我怀着胆怯猜疑的心情去查询,校方明确肯定这封信是货真价实的。校方还介绍说,做了助教,有薪可支,学费全免,甚至可以成为教授俱乐部会员。我觉得这些福利虽然重要,但那封礼贤下士的信,才是最珍贵的奖励。

无处安放的电子垃圾 李斐然

素材运用:虽然满心期待一台新的电脑、新的手机、新的音乐播放器,但是手里的旧玩意真的必须淘汰吗?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目前全世界电子垃圾以每年3600万吨的速度增长。反思,改变,就在当下。

名言拓展:动物如果需要某样东西,它知道自己需要的程度和数量,而人类则不然。

——德谟克利特

摄影师斯坦利·格里尼是个工作狂,他拍过倒塌的柏林墙,也拍过硝烟中的伊拉克。这一次,他来到格陵兰岛。本应覆盖着白雪的岛屿,被散落一地的废弃电子产品占领。没人要的电脑主机,碎屏的过时手机,老掉牙的处理器和显示屏,映着焦黄色的夕阳斜晖,陷在洁白的雪地里。

这一幕让摄影师生气了。于是,追着电子垃圾的尾巴,格里尼开始满世界寻找“电子坟墓”。几乎每天都有人用各种理由,抛弃手中的电子产品。这些被抛弃的电子产品成群打捆地被塞进集装箱里,等待轮船带它们奔向亚洲或者非洲埋葬。

曾经摆在商场里包装精致的手机和电脑们,以垃圾的姿态抵达了它们的终点。它们被扔进垃圾场,论斤出售。而生活在电子坟墓里的人,竟然把堆成山的电子垃圾当作自己淘金的乐土。在尼日利亚,在印度,在中国,漂浮的毒物颗粒像白色浓雾一般,笼罩着既没穿防护服也没戴口罩的当地人。

可怕的是,也许走到最后,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电子垃圾的受害者。那些焚烧废弃电路板提取金属的人们得到了报酬,却让空气从此浑浊,水流不再清澈;那些烧烤电路板后收集的铅焊料,后来成为合金加工厂的原料,被打造成项链、耳钉等首饰,重新打包成箱寄回大商场。

为了避免这样令人忧心的结局,也许下一次涌进专卖店抢购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问自己一个问题:有多少改变,其实不必要?

可是在购物广场,准备扔掉手里旧设备的人们排着队熬着夜,正兴奋地等待着新产品的到来。

范文五:恩格斯:如何防止“公仆变主人”

巴黎公社的实践是伟大的,对巴黎公社经验总结的理论是辉煌的。这一辉煌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写成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同时也体现在恩格斯在20年后为出版《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还体现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

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论证了:一是巴黎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二是公社不是压迫性的机关,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三是公社的领导成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由人民选出,受人民监督,并废除了一切特权的“人民的勤务员”“公务员”“公仆”;四是公社不是官僚、腐败机构,不是吸血鬼,它取消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高薪,是“廉价政府”;五是公社对农民决不去“敲骨吸髓地压榨”,“决不靠农民劳动以自肥”,而要免除他们的一切血税,要给农民直接带来重大益处。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如下三项措施: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就能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和“防止公仆变主人”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党的民主执政理论和用民主制度来解决腐败、防止“公仆变主人”,是对巴黎公社民主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范文六:高尔基为何甘心做斯大林的“仆人”

高尔基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其后因抨击十月革命,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

高尔基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期间,曾用大量的文学语言对这场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列宁说,高尔基与我们的分歧日益加深。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十年。

回国之路: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不好过。居住在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

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自己当初的情绪化。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

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他与斯大林走得更近。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附近。他成为唯一可以随时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出现“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

红色文豪:马戏团的“丑角”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

高尔基为何甘心成为斯大林的“仆人”?近年解密档案证明,其因有二:首先是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其次是虚荣,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未有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场是可以改变的。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此前这个劳改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一本叫《地狱岛》的书,揭露了劳改营中很多细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需要驳斥这种“造谣污蔑”。高尔基参观结束后,于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后来成为“时代语录”,连斯大林也一再引用。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高到不能再高了。

(波浪屿摘自《历史教学》2013年1月10日)高尔基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其后因抨击十月革命,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

高尔基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期间,曾用大量的文学语言对这场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列宁说,高尔基与我们的分歧日益加深。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十年。

回国之路: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不好过。居住在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

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自己当初的情绪化。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

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他与斯大林走得更近。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附近。他成为唯一可以随时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出现“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

红色文豪:马戏团的“丑角”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

高尔基为何甘心成为斯大林的“仆人”?近年解密档案证明,其因有二:首先是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其次是虚荣,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未有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场是可以改变的。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此前这个劳改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一本叫《地狱岛》的书,揭露了劳改营中很多细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需要驳斥这种“造谣污蔑”。高尔基参观结束后,于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后来成为“时代语录”,连斯大林也一再引用。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高到不能再高了。

(波浪屿摘自《历史教学》2013年1月10日)

范文七:丁龙: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

作者:王海龙

羊城晚报 2012年05期

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丁龙——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在那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让美国人了解我的祖国

随后,从其他的资料上我又得知,卡本蒂埃出生在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他是一个皮匠的儿子,自幼好学上进,其父竭其所能供他上了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不负父亲厚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并成为当年的毕业讲演者。在加州,修建贯串全美的铁路大干线时,他接触了大量的华工。此时,正是加州疯狂反对华工、虐待华工的最邪恶的日子。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就是他所雇佣的华工中的一个。那时,从没去过中国的卡本蒂埃,从他雇佣的华工身上间接地见识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坦率地说,他接触到的下层人民,较少受到教育却有一颗颗纯朴正直的内心。

丁龙在华工中要算少有的例外。他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能读书和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卡本蒂埃的私人仆人,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可是有一件小事教育了他,或者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性情和世界观。

有一次,他为烦琐的小事着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仆,厨房锅灶冷清,他预备挨饿。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麻烦。

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再犯发脾气的毛病。丁龙却淡泊地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朴实的道理感动了卡本蒂埃,也使他知道了,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是中国人。1889年,卡本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在他向丁龙许个大愿,要为他做件事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受丁龙的感动,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了大量的钱财给华人聚居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让他们多买书籍,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卡本蒂埃成了慈善家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和巴纳德女校,他都捐出了巨款。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并捐献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他像苏格拉底一样……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当我打开戴维·希尔先生为我找来的、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件,卡本蒂埃1901年6月给校长的书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几行滚烫的字眼:

“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持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他这样写道:

“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是当时美国社会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甚至连哥大的校长在接受了本卡蒂埃的捐款和丁龙的终生积蓄后,还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激动地回复道:

“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同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愤怒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国会法案通过迫害华人的不义。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须用丁龙的名义,伍廷芳大臣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名义和道义上的支持和赞助。

最终,清朝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丁龙捐赠了他一生的血汗积蓄1.2万美元。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您恭顺的

“一个中国人”

——可别小看这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亦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而丁龙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为了建立这个汉学系一再追加款项。到最后,他为了这个项目追加的款项至27.5万美元。

哥大汉学系是在1901-1902年间办起来的,这过程,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本蒂埃伸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拿钱去精装,而遣新聘来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向卡本蒂埃要1500美元,将之全部装订好。每牵涉到汉学系的,卡本蒂埃总是慷慨解囊。但在1903年,为建法律学院大楼,校长向他索捐40万美元时,终于将他激怒。

可是最后,卡本蒂埃仍然同哥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永远关怀其东亚研究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

(有删减)

范文八:阿龙纳斯一行人在旅途中遇到了无数美景

鹦鹉螺号内部结构图鹦鹉螺号内部结构图[6]鹦鹉螺号(Nautilus,诺第留斯号)是艘潜艇的名字,艇长为尼摩,利用从海水中提取的钠来发电。下面的介绍来自小说: 船是很长的圆筒形,两端作圆锥状。很明显,它很像一支雪茄烟。这种形式,在伦敦有些船的构造早已采用过了。这个圆筒的长度,从头到尾,正好是七十米,它的横桁,最宽的地方是八米。所以这船的构造跟普通的远航大汽船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宽是长的十分之一,它从头至尾是够长的,两腰包底又相当圆,因此船行驶时积水容易排走,丝毫不会阻碍它的航行。[7] 面积共为一千零十一平方米四十五厘米,体积共为一千五百点二立方米。就是说——船完全沉入水中时,它的排水量或体重为一千五百立方米或一千五百吨。[7]

《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是“凡尔纳三部曲”(另两部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的第二部。全书共2卷47章。于1869年3月20日~1870年6月20日连载于法国《教育与娱乐杂志》(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单行本发行于1869年10月28日和1870年6月13日(无插图);插图本出版于1871年11月16日,插图由Edouard Riou和Alphonse de Neuville绘制,Hildibrand雕刻。 本书早在1902年便被翻译到中国,题为《海底旅行》,译者卢藉东、红溪生,据日译本转译(日译本则据英译本转译),最初连载于《新小说》,只可惜并未刊完。这也是本书最早的中译本。 书中主要讲述了生物学家彼埃尔·阿龙纳斯及其仆人康塞尔和捕鲸手尼德·兰一起随“鹦鹉螺号”(Nautilus,或音译为“诺第留斯号”)潜水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书中主人公尼摩是个不明国籍身份的神秘人物,这艘潜艇异常坚固,利用海洋提供能源。阿龙纳斯了解到尼摩仍与大陆保持联系,用海底沉船里的千百万金银来支援陆地上人们的正义斗争。

范文九:主人和仆人

一位有钱的财主想着雇佣一个仆人来伺候自己,这个财主不仅懒惰,而且还非常吝啬,很多的仆人给他做工都被他算计,不但拿不到钱,最后还被赶了出去。  最后没人愿意在给这位财主工作,财主见无人肯来,便加足了钱,他想着反正那个人也拿不走。这时候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来到了财主的面前,决定做财主的仆人。  财主说:“只要你能熬过一个月,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但是如果你熬不过这一个月你一分钱也得不到。”  那个仆人只是点了点头,财主把那个仆人领回家,每天不停的让他干活,而且每顿饭只给他一个馒头,每天还不停的数落他,可是那个仆人就只是点点头而已。  到了一个月的期限,财主不甘愿的把银子给了他,在仆人拿着银子要走时,财主问他说:“为什么别的人坚持不下来而你却能坚持到最后?”  仆人说:“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苦难,而我看到的却是最后的结果。

范文十:斯蒂芬·科瓦切维奇:钢琴的主人,音乐的仆人

优秀的钢琴家有的是,著名的钢琴家有的是。要成为明星,没有本钱不行,要一辈子成为明星,没有持续可用的本钱不行。有的人学习音乐为了出名,未必能如愿以偿;有的人学习音乐为了热爱,是否出名无关紧要;有的人学习音乐为了谋生,这是最糟糕的谋生手段。也有的把音乐作为信仰为之献身,绝对的精神贵族。

在当今活着的钢琴家中,能被称为大师的,可以说是寥寥可数,美国钢琴家斯蒂芬·科瓦切维奇毫无疑问可以算一个。我最先了解他并开始欣赏上他是从听他的录音唱片开始的,后来在以色列参加中国以色列钢琴大师班上,亲自与他接触,听他的演奏,和他聊天,我真正地感受到了一个音乐大师是怎样一个人:专业上精益求精地超群出众,音乐上超凡脱俗,思想深刻,生活里平易近人,不以音乐家身份作为自我的彰显,而甘做音乐的仆人和听众的音乐牧师。

明星负载着的是追星者的呼唤和商家的广告,而音乐大师负载的是一颗沉甸甸的爱乐之心和同行对其的尊重和仰慕。科瓦切维奇,众所周知是其他钢琴家都敬仰的大师,没有哪位新一代年轻钢琴家不视他为大师,即便与他的音乐诠释不一样也会敬重他。他的知识、学识、音乐和艺术修养,可谓登峰造极,集演奏、研究、教学、指挥于一身。没有哪个世界著名音乐厅不欢迎他,没有哪个知名音乐节不请他作为压轴的亮点演奏家,而去哪里演奏由他选择。

科瓦切维奇很喜欢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以色列。他说中国人真诚热情,中国学生刻苦,珍惜机会。台上他是所有钢琴家都敬仰的大师,生活里他平易近人,在大街上见到他,你会以为他是某工厂退休的工人,生活简朴,对人和蔼亲切。无论作为艺术家和普通人,他都修炼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这也是为何他弹奏那被视为一般钢琴家摸不到门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109,110,111可以弹得出神入化,超凡脱俗,如上帝与人类在对话。

科瓦切维奇直到1970年之前都以毕夏普·科瓦切维奇为名。1948年他跟随列夫·修尔学琴。1952年他第一次在旧金山公开演出。1959年在伦敦跟随英国著名女钢琴家Myra Hess学习。1961年他在伦敦威格模厅展开他的欧洲首演演出贝多芬《狄亚贝里》主题变奏。1967年在纽约首演之后,便一直巡回欧洲、美国、远东地区、新西兰、和南美洲。1986年他首演理查德·罗得尼·班乃特钢琴协奏曲。直到1970年他为飞利浦录了许多唱片,其中巴尔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录音得到爱迪生奖。他与百代唱片公司(EMI)合作的名作包括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以及于2003年完成的一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其中后者被公认为是迄今对该套奏鸣曲最具权威的演绎版本之一。一位评论家在评论他所演奏的《锤子键》时指出:“史蒂芬·科瓦切维奇用一种不屈不挠、有时甚至是好斗的精神来诠释这一巨作,他的演奏甚至可与布伦德吉列尔斯和波里尼相提并论……他在按下琴键的那一刻,便宣告了音乐的超凡力量。”最近由Onyx Classics唱片公司发行的科瓦切维奇演奏的贝多芬《迪亚贝里变奏曲》受到评论家的一致赞扬,而这张唱片的发行,与他在1968年为飞利浦唱片公司录制的首张唱片整整相聚40年。《金融时报》写道:“他的演奏气质独特且极具爆发性,不但富含节奏和张力,而且为优雅、风趣和自省留下了空间,科瓦切维奇的音乐之旅总是那么引人入胜,而且永远不会让贝多芬音乐爱好者失望。”这张唱片荣获2009年度《留声机》杂志编辑优选大奖。

斯蒂芬·科瓦切维奇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钢琴演奏者。作为一名钢琴家,他对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作品的演绎令人大为折服。他不但是一位久负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他还曾多年担任指挥,与世界各地的管弦乐队共同演奏了众多18世纪至19世纪的作品,备受称赞。

2010年10月17日,史蒂芬·科瓦切维奇为庆祝70岁寿辰在威格摩尔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这正是他五十年前首次登台演出的地方。参加这场音乐会的还有钢琴女王——他的前妻马塔·阿格丽希和贝尔琪亚弦乐四重奏。

斯蒂芬·科瓦切维奇多次到中国演出,深受乐迷和音乐家同行追捧,2014年有望再度与中国乐迷见面。

苏立华(Sam Su):

北京中间剧场音乐艺术指导、荷兰Channel Classics顾问、北京达人艺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顾问、国家大剧院特邀音乐欣赏主讲人和院刊专题点评人。

史蒂芬·科瓦切维奇

1940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圣佩德罗,11岁就举办了首场钢琴音乐会,18岁时移居英国并拜迈拉·赫斯(Myra Hess)为师。他是玛莎阿格丽希(世界著名钢琴家)的第三任丈夫,他们有一个女儿,现在是一位新闻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