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纳斯的仆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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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阿龙纳斯的仆人叫

范文一:阿龙纳斯教授

他是《海底两万里》的主角,第一人称视角。也是第一位出场的主要人物和4个半有名有姓的人物之一。阿龙纳斯教授和其仆人康赛尔代表法国登上“林肯号” ,并因此结识尼德兰,踏上了尼摩船长“鹦鹉螺号”的航程。:其身份是法国生物学家和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会法语,英语,德语(后两种更擅长读)以及蹩脚的拉丁语。因为2本其著作(有一本写于1856年)而受到尼摩船长厚待。关于他的年龄,第一部第三章说他40岁了。

阿龙纳斯教授博古通今,乘潜艇在水下航行,使他饱览了海洋里的各种动植物;他和他那位对分类学入了迷的仆人康塞尔,将这些海洋生物向我们做了详实的介绍,界、门、纲、目、科、属、种,说得井井有条,使读者认识了许多海洋生物;还把在海洋中见到的种种奇观娓娓道来,令读者大开眼界。同时他是一位爱国的,学识渊博的,富有科学探索精神的生物学家。有知识而勇于探索,永不满足;从这可以看出“当尼德劝他逃走,他犹豫不决,他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把在海底千奇百怪的发现仔细观察,并做了笔记”。

范文二:“顺从的仆人”等

  素材运用:三顾茅庐,折节求贤,尊重人才的传统中国古已有之。但是真正对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毕恭毕敬,确实是不多见的。这封来自“顺从的仆人”的信,俘获了牧信人的心,其实是让对方成为了真的心灵仆人。

  名言拓展:待富贵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待贫穷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

  ——《小窗幽记》

  我到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很幸运,有全额奖学金,可以让我一心一意地念书。第二年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只好向校方申请助教奖学金,即替教授打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递了表格后,我焦急地等候消息。

  不久便收到一封校方公函,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信一开头就尊称我“阁下”(Sir),而不是一般的称呼“先生”(Mister)。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二年级研究生,写信人代表高高在上的哈佛大学校长及校董,叫我“先生”,已经受宠若惊了,怎能担当得起“阁下”的尊称?

  信的第二句话也离谱得很:“我谨通知您,校长及校董开会后,决定聘请您为助教……”“我谨”原文是“I Beg to”,一般是居下对上的口气。如此谦恭,让人如何消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信的落款,竟是“您顺从的仆人”(Your ObedientServant),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看看信纸信封都是正式校方用笺,觉得不易作伪,可是堂堂哈佛,会对默默无闻的学生如此敬语相称吗?

  我向一位读文科的学长请教,他说以仆自称的做法,在一两百年前西洋公文书信中,倒是常有的,不过以此用在给学生的信中,也并不多见。想必是校方有意沿袭古风,以表尊师重教,难得的是连学生助教,都一视同仁。

  第二天我怀着胆怯猜疑的心情去查询,校方明确肯定这封信是货真价实的。校方还介绍说,做了助教,有薪可支,学费全免,甚至可以成为教授俱乐部会员。我觉得这些福利虽然重要,但那封礼贤下士的信,才是最珍贵的奖励。

  无处安放的电子垃圾 李斐然

  素材运用:虽然满心期待一台新的电脑、新的手机、新的音乐播放器,但是手里的旧玩意真的必须淘汰吗?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目前全世界电子垃圾以每年3600万吨的速度增长。反思,改变,就在当下。

  名言拓展:动物如果需要某样东西,它知道自己需要的程度和数量,而人类则不然。

  ——德谟克利特

  摄影师斯坦利·格里尼是个工作狂,他拍过倒塌的柏林墙,也拍过硝烟中的伊拉克。这一次,他来到格陵兰岛。本应覆盖着白雪的岛屿,被散落一地的废弃电子产品占领。没人要的电脑主机,碎屏的过时手机,老掉牙的处理器和显示屏,映着焦黄色的夕阳斜晖,陷在洁白的雪地里。

  这一幕让摄影师生气了。于是,追着电子垃圾的尾巴,格里尼开始满世界寻找“电子坟墓”。几乎每天都有人用各种理由,抛弃手中的电子产品。这些被抛弃的电子产品成群打捆地被塞进集装箱里,等待轮船带它们奔向亚洲或者非洲埋葬。

  曾经摆在商场里包装精致的手机和电脑们,以垃圾的姿态抵达了它们的终点。它们被扔进垃圾场,论斤出售。而生活在电子坟墓里的人,竟然把堆成山的电子垃圾当作自己淘金的乐土。在尼日利亚,在印度,在中国,漂浮的毒物颗粒像白色浓雾一般,笼罩着既没穿防护服也没戴口罩的当地人。

  可怕的是,也许走到最后,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电子垃圾的受害者。那些焚烧废弃电路板提取金属的人们得到了报酬,却让空气从此浑浊,水流不再清澈;那些烧烤电路板后收集的铅焊料,后来成为合金加工厂的原料,被打造成项链、耳钉等首饰,重新打包成箱寄回大商场。

  为了避免这样令人忧心的结局,也许下一次涌进专卖店抢购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问自己一个问题:有多少改变,其实不必要?

  可是在购物广场,准备扔掉手里旧设备的人们排着队熬着夜,正兴奋地等待着新产品的到来。

范文三:“顺从的仆人”

  我到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很幸运,有全额奖学金,可以让我一心一意地念书。第二年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只好向校方申请助教奖学金,即替教授打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递了表格后,我心中就七上八下地等候消息。   不久便收到一封校方公函,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第一个反应是,一定有人捉弄我,这是封不可靠的信!为什么呢?因为信一开头就尊称我“阁下”(sir),而不是一般的称呼“先生”(Mister)。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二年级研究生,写信人代表高高在上的哈佛大学校长及校董,叫我“先生”,已经受宠若惊了,怎能担当得起“阁下”的尊称?   信的第二句话也离谱得很:“我恳求地告知您,校长及校董开会后,决定聘请您为助教……”等等。“我恳求”原文是“I Beg to”,一般是居下对上的口气。如此谦恭,让人如何消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信的落款,自称为“您顺从的仆人(Your Obedient Servant)”,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所以,我看完了信,心想一定是哪位学兄跟我开玩笑,炮制这样的信来寻开心。但是,看看信纸信封都是正式校方用笺,又觉得不易作伪。可是堂堂的哈佛校方,会对默默无闻的学生如此宠语相称吗?难道我是在做梦?   我们的历史书中,有许多像三顾茅庐,折节求贤的记载,但是被邀请出山的,都已盛誉卓卓,寂寂无名的小人物绝对不会受到这般礼遇的。虽有像战国四公子孟尝君这样的人,鸡鸣狗盗者都可以来门下做食客,但主人还没有谦卑到自称为佣仆的地步。倒有近代政治家,口口声声自称公仆,但那当得了真吗,哄哄老百姓罢了。如此说来,难道这些对人谦恭的词句,是这座高等学府的传统?   我向一位读文科的学长请教,他说以仆人自称的做法,在一两百年前西洋公文书信中,倒是常有的,不过以此用在给学生的信中,也并不多见。想必是校方有意沿袭古风,以表尊师重教,难得的是连学生助教,都一视同仁。   第二天我怀着胆怯猜疑的心情,去国际留学生中心和人事处查询,校方肯定这封信果然货真价实。校方还介绍说,做了助教,有薪可支,学费全免,甚至可以成为教授俱乐部会员。我觉得这些福利虽然重要,但那封礼贤下士的信,才是最珍贵的奖励。当时我许下一个愿望,如果将来成为富翁,一定捐巨款给学校。   此后的年月,这封信一直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惭愧的是自己没有变成大富翁,毕业后兢兢业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每年只给母校寄去微薄的心意,但是我很高兴看到有许多校友大笔献金回馈母校。我想,他们必定也接到过类似的信函,或身受过相似的礼遇。我常常提醒自己,对学生要以自己的经验为榜样,尊重他人,待之以礼,希望一封类似“顺从的仆人”的信,也能一辈子挂在他们的心上。

范文四:“顺从的仆人”

我到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很幸运,有全额奖学金,可以让我一心一意地念书。第二年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只好向校方申请助教奖学金,即替教授打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递了表格后,我心中就七上八下地等候消息。

  不久便收到一封校方公函,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第一个反应是,一定有人捉弄我,这是封不可靠的信!为什么呢?因为信一开头就尊称我“阁下”(Sir),而不是一般的称呼“先生”(Mister)。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二年级研究生,写信人代表高高在上的哈佛大学校长及校董,叫我“先生”,已经受宠若惊了,怎能担当得起“阁下”的尊称?

  信的第二句话也离谱得很:“我谨通知您,校长及校董开会后,决定聘请您为助教……”等等。“我谨”原文是“I Beg to”,一般是居下对上的口气。如此谦恭,让人如何消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信的落款,竟是“您顺从的仆人(Your Obedient Servant)”,这真是匪夷所思了。

  所以,我看完了信,心想一定是哪位学兄跟我开玩笑,炮制这样的信来寻开心。但是,看看信纸信封都是正式校方用笺,又觉得不易作伪。可是堂堂的哈佛校方,会对默默无闻的学生如此敬语相称吗?难道我是在做梦?

  我们的历史书中,有许多像三顾茅庐、折节求贤的记载,但是被邀请出山的,都已盛誉卓卓,寂寂无名的小人物绝对不会受到这般礼遇的。虽有像战国公子孟尝君这样的人,鸡鸣狗盗者都可以来门下做食客,但主人还没有谦卑到自称为佣仆的地步。倒有近代政治家,口口声声自称公仆,但那当得了真吗,哄哄老百姓罢了。如此说来,难道这些对人谦恭的词句,是这座高等学府的传统?

  我向一位读文科的学长请教,他说以仆自称的做法,在一两百年前西洋公文书信中,倒是常有的,不过以此用在给学生的信中,也并不多见。想必是校方有意沿袭古风,以表尊师重教,难得的是连学生助教,都一视同仁。

  第二天我怀着胆怯猜疑的心情,去国际留学生中心和人事处查询,校方肯定这封信果然货真价实。校方还介绍说,做了助教,有薪可支,学费全免,甚至可以成为教授俱乐部会员。我觉得这些福利虽然重要,但那封礼贤下士的信,才是最珍贵的奖励。当时我许下一个愿望,如果将来成为富翁,一定捐巨款给学校。

  此后的年月,这封信一直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惭愧的是自己没有变成大富翁,毕业后兢兢业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每年只给母校寄去微薄的心意,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有许多校友大笔献金回馈母校。我想,他们必定也接到过类似的信函,或身受过相似的礼遇。我常常提醒自己,对学生要以自己的经验为榜样,尊重他人,待之以礼,希望一封类似“顺从的仆人”的信,也能一辈子挂在他们的心上。

范文五:丁龙: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

作者:王海龙

羊城晚报 2012年05期

  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丁龙——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在那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让美国人了解我的祖国

  随后,从其他的资料上我又得知,卡本蒂埃出生在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他是一个皮匠的儿子,自幼好学上进,其父竭其所能供他上了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不负父亲厚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并成为当年的毕业讲演者。在加州,修建贯串全美的铁路大干线时,他接触了大量的华工。此时,正是加州疯狂反对华工、虐待华工的最邪恶的日子。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就是他所雇佣的华工中的一个。那时,从没去过中国的卡本蒂埃,从他雇佣的华工身上间接地见识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坦率地说,他接触到的下层人民,较少受到教育却有一颗颗纯朴正直的内心。

  丁龙在华工中要算少有的例外。他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能读书和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卡本蒂埃的私人仆人,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可是有一件小事教育了他,或者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性情和世界观。

  有一次,他为烦琐的小事着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仆,厨房锅灶冷清,他预备挨饿。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麻烦。

  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再犯发脾气的毛病。丁龙却淡泊地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朴实的道理感动了卡本蒂埃,也使他知道了,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是中国人。1889年,卡本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在他向丁龙许个大愿,要为他做件事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受丁龙的感动,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了大量的钱财给华人聚居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让他们多买书籍,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卡本蒂埃成了慈善家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和巴纳德女校,他都捐出了巨款。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并捐献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他像苏格拉底一样……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当我打开戴维·希尔先生为我找来的、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件,卡本蒂埃1901年6月给校长的书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几行滚烫的字眼:

  “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持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他这样写道:

  “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是当时美国社会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甚至连哥大的校长在接受了本卡蒂埃的捐款和丁龙的终生积蓄后,还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激动地回复道:

  “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同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愤怒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国会法案通过迫害华人的不义。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须用丁龙的名义,伍廷芳大臣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名义和道义上的支持和赞助。

  最终,清朝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丁龙捐赠了他一生的血汗积蓄1.2万美元。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您恭顺的

  “一个中国人”

  ——可别小看这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亦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而丁龙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为了建立这个汉学系一再追加款项。到最后,他为了这个项目追加的款项至27.5万美元。

  哥大汉学系是在1901-1902年间办起来的,这过程,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本蒂埃伸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拿钱去精装,而遣新聘来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向卡本蒂埃要1500美元,将之全部装订好。每牵涉到汉学系的,卡本蒂埃总是慷慨解囊。但在1903年,为建法律学院大楼,校长向他索捐40万美元时,终于将他激怒。

  可是最后,卡本蒂埃仍然同哥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永远关怀其东亚研究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

  (有删减)

范文六:丁龙: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

  01 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很朦胧的,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它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垣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前些年,我撰写美国汉学史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童年时得知的这个传奇故事,竟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东亚系的著名教授、亦师亦友的夏志清先生多次给我补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夏志清先生的叮嘱和鼓励下,我在搜求爬梳这段与史实相关的资料时,我才感到了把它写出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故事距今仅仅一百多年时间,但大部分资料已近湮没,几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夏志清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东亚系、东亚图书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的资料咨询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使我能在近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还原成一段历史的真实。

  

  02丁龙――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

  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教授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惟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

  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03 用颤抖的手翻阅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

  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那儿是哥大的“白宫”。

  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我想。带着异样的敬意,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更添其神秘意味。进入此厅,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

  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

  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岂能甘心!

  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顺藤摸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David・K・Hill)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文件,不由得心潮起伏。我忽然意识到,要想寻找丁龙,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

  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

  这一次,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我茫然无绪,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我极不愿在此停步。既是将军,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没有;既是律师,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也没有。那么,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凡能想到的,我都去碰碰运气。没有,没有,没有。

  怀着一线希望,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费雷兰德(Nancy  Friedland)女士。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仍不懈地寻找。最终,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在全国范围信息站里扫描搜寻,终于给她找着了!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 Carv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04 让美国人了解我的祖国

  

  随后,从其他的资料上我又得知,卡本蒂埃出生在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他是一个皮匠的儿子,自幼好学上进,其父竭其所能供他上了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不负父亲厚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并成为当年的毕业讲演者。在加州,修建贯串全美的铁路大干线时,他接触了大量的华工。此时,正是加州疯狂反对华工、虐待华工的最邪恶的日子。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就是他所雇佣的华工中的一个。那时,从没去过中国的卡本蒂埃,从他雇佣的华工身上间接地见识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坦率地说,他接触到的下层人民,较少受到教育却有一颗颗纯朴正直的内心。

  丁龙在华工中要算少有的例外。他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能读书和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卡本蒂埃的私人仆人,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可是有一件小事教育了他,或者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性情和世界观。

  有一次,他为烦琐的小事着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仆,厨房锅灶冷清,他准备挨饿。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麻烦。

  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再犯发脾气的毛病。丁龙却淡泊地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朴实的道理感动了卡本蒂埃,也使他知道了,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是中国人。

  1889年,卡本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在他向丁龙许个大愿,要为他做件事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卑微如他。但是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受丁龙的感动,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了大量的钱财给华人聚居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让他们多买书籍,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卡本蒂埃成了慈善家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和巴纳德女校。他都捐出了巨款。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并捐献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05 他像苏格拉底一样……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当我打开戴维・希尔先生为我找来的、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件,卡本蒂埃1901年6月给校长的书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几行滚烫的字眼:

  “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惟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持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他这样写道:

  “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

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是当时美国社会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甚至连哥大的校长在接受了本卡蒂埃的捐款和丁龙的终生积蓄后,还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激动地回复道:

  “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同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愤怒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国会法案通过迫害华人的不义。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须用丁龙的名义,伍廷芳大臣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名义和道义上的支持和赞助。

  最终,清朝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丁龙捐赠了他一生的血汗积蓄1.2万美元。

  ――可别小看这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亦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而丁龙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为了建立这个汉学系一再追加款项。到最后,他为了这个项目追加的款项至27.5万美元。

  哥大汉学系是在1901年-1902年间办起来的,这过程,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本蒂埃伸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拿钱去精装,而遣新聘来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向本卡蒂埃要1500美元,将之全部装订好。每牵涉到汉学系的,卡本蒂埃总是慷慨解囊。但在1903年,为建法律学院大楼,校长向他索捐40万美元时,终于将他激怒。

  可是最后,卡本蒂埃仍然同哥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永远关怀其东亚研究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

  

  06 他的名字永留史册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寻着丁龙。到如今,对丁龙有兴趣、找寻丁龙的再不是我一个人。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丁龙的晚年所终。

  有人猜测他在纽约上州高尔维镇的卡本蒂埃的庄园辞世,并埋葬在那里,因为那儿有一条以丁龙名字命名的“丁龙路”,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我们查遍了当时的公路局和地方志编辑机构,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美国的路名一般都由政府确立而且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有关这条路,却连一丁点儿消息都没有找到。我们访问了卡本蒂埃故乡的镇公所和地方志编辑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材料。

  当年的人大都去世,我们采访过90岁的老人,据她说,丁龙“发财回家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老人的观点。

  我们还查找了纽约市及纽约州1900年一1920年二十年间死亡人员的名单,也没有找到丁龙的名字。尽管那时美国已经有严格的户口统计制度,但人去世而没有上报的情况亦有发生。

  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校长助理曾经到中国广东寻找丁龙的信息,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至今,无法确定丁龙是在美国去世还是回国了;至今,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发现丁龙的坟墓。

  但丁龙和卡本蒂埃捐款筹建的哥大汉学系并没有辜负他们。从建系伊始,这个汉学系就走在了世界汉学研究的最前列。一百多年来,哥大汉学系只有四位教授荣获“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学衔,正说明对这个学衔的要求之高。第一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学者胡适的导师之一。他在胡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是惟一能看懂胡适论文中有关中国上古哲学理论及原文的导师。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甚至有过虚席以待23年以后,才有人重获此殊荣的历史。

  哥大汉学系总是聘请独领一时风骚的各国汉学专家,来激活哥大的汉学研究事业并传经送宝。

  1929年,哥大汉学系首次聘任了一名中国学者王际真先生。他是一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其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汉学研究更与历史系、哲学系、政治学系、艺术与考古系、宗教系等学科合作,在更宏阔的背景上对汉学进行发掘探讨。在当代,有广大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夏志清教授,他在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小说研究上独执牛耳;在近代和晚清小说研究领域,新生代的汉学家王德威教授则异军突起,并成为东亚系建系以来第一位出任系主任的东方人,也是哥大建校二百多年以来,第一位执掌汉学研究事业的中国人。

  一百年是一个伟大的循环。由丁龙起,汉学研究在哥大的重担又落到了炎黄子孙的肩上。一百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中国已不复是昔日的中国,美国当然也不再是当年的美国。丁龙们的梦和含泪的期冀已有一部分早已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在汉学家肩上传统文化交流、促进中美间互相理解的担子会稍轻。丁龙无须被人记住,人类的史册上将永远会有他大写的名字。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存在,就是他的业绩被发扬光大的一座巍峨的、恒久的丰碑。

范文七:丁龙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

丁龙: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

丁龙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人不知。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不仅是全美最早的汉学系,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一块高地。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的口述实录„„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卑微的广东“猪仔”:丁龙。

一百多年前,仆人丁龙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建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祖国的文化,他为此捐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因此,美国有了一所伟大的汉学中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的中国学者,苦苦地寻找着丁龙的足迹,揭开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丁龙: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

01

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很朦胧的,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它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

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前些年,我撰写美国汉学史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童年时得知的这个传奇故事,竟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东亚系的著名教授、亦师亦友的夏志清先生多次给我补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夏志清先生的叮嘱和鼓励下,我在搜求爬梳这段与史实相关的资料时,我才感到了把它写出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故事距今仅仅一百多年时间,但大部分资料已近湮没,几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夏志清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东亚系、东亚图书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的资料咨询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使我能在近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还原成一段历史的真实。

02

丁龙———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

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教授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

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

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03

用颤抖的手翻阅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 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那儿是哥大的“白宫”。

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我想。 带着异样的敬意,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更添其神秘意味。进入此厅,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

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 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岂能甘心!

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顺藤摸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David·K·Hill)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文件,不由得心潮起伏。我忽然意识到,要想寻找丁龙,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

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

这一次,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我茫然无绪,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我极不愿在此停步。既是将军,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没有;既是律师,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也没有。那么,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凡能想到的,我都去碰碰运气。没有,没有,没有。

怀着一线希望,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费雷兰德(Nancy Friedland)女士。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仍不懈地寻找。最终,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在全国范围信息站里扫描搜寻,终于给她找着了!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您恭顺的

丁龙

“一个中国人”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学系大楼

04让美国人了解我的祖国

随后,从其他的资料上我又得知,卡本蒂埃出生在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他是一个皮匠的儿子,自幼好学上进,其父竭其所能供他上了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他不负父亲厚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并成为当年的毕业讲演者。在加州,修建贯串全美的铁路大干线时,他接触了大量的华工。此时,正是加州疯狂反对华工、虐待华工的最邪恶的日子。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就是他所雇佣的华工中的一个。那时,从没去过中国的卡本蒂埃,从他雇佣的华工身上间接地见识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质。坦率地说,他接触到的下层人民,较少受到教育却有一颗颗纯朴正直的内心。

丁龙在华工中要算少有的例外。他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能读书和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做了卡本蒂埃的私人仆人,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可是有一件小事教育了他,或者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性情和世界观。

有一次,他为烦琐的小事着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仆,厨房锅灶冷清,他预备挨饿。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麻烦。

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再犯发脾气的毛病。丁龙却淡泊地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朴实的道理感动了卡本蒂埃,也使他知道了,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

孔夫子,是中国人。

1889年,卡本蒂埃从加州返回纽约时,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在他向丁龙许个大愿,要为他做件事的时候,出现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受丁龙的感动,卡本蒂埃不仅捐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汉学系,也捐助了大量的钱财给华人聚居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大学,让他们多买书籍,加强对中华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卡本蒂埃成了慈善家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和巴纳德女校,他都捐出了巨款。他还不断地追加给汉学系的经费,并捐献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

05他像苏格拉底一样„„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博济医学堂成立于1866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如今,在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捐款者名单上,可以查出他是当年最早的捐助者之一。

当我打开戴维·希尔先生为我找来的、沉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件,卡本蒂埃1901年6月给校长的书信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几行滚烫的字眼: “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持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他这样写道:

“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卡本蒂埃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在这溢美之词的背后,是当时美国社会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甚至连哥大的校长在接受了本卡蒂埃的捐款和丁龙的终生积蓄后,还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激动地回复道:

“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同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愤怒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国会法案通过迫害华人的不义。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卡本蒂埃毅然指出,必须用丁龙的名义,伍廷芳大臣的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名义和道义上的支持和赞助。

最终,清朝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丁龙捐赠了他一生的血汗积蓄1.2万美元。

———可别小看这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亦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而丁龙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为了建立这个汉学系一再追加款项。到最后,他为了这个项目追加的款项至27.5万美元。

哥大汉学系是在1901年-1902年间办起来的,这过程,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本蒂埃伸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拿钱去精装,而遣新聘来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向本卡蒂埃要1500美元,将之全部装订好。每牵涉到汉学系的,卡本蒂埃总是慷慨解囊。但在1903年,为建法律学院大楼,校长向他索捐40万美元时,终于将他激怒。

可是最后,卡本蒂埃仍然同哥大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永远关怀其东亚研究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

06他的名字永留史册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找寻着丁龙。到如今,对丁龙有兴趣、找寻丁龙的再不是我一个人。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丁龙的晚年所终。

有人猜测他在纽约上州高尔维镇的卡本蒂埃的庄园辞世,并埋葬在那里,因为那儿有一条以丁龙名字命名的“丁龙路”,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我们查遍了当时的公路局和地方志编辑机构,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美国的路名一般都由政府确立而且都有详细的记录,可有关这条路,却连一丁点儿消息都没有找到。我们访问了卡本蒂埃故乡的镇公所和地方志编辑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材料。

当年的人大都去世,我们采访过90岁的老人,据她说,丁龙“发财回家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老人的观点。

我们还查找了纽约市及纽约州1900年-1920年二十年间死亡人员的名单,也没有找到丁龙的名字。尽管那时美国已经有严格的户口统计制度,但人去世而没有上报的情况亦有发生。

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校长助理曾经到中国广东寻找丁龙的信息,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至今,无法确定丁龙是在美国去世还是回国了;至今,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发现丁龙的坟墓。

但丁龙和卡本蒂埃捐款筹建的哥大汉学系并没有辜负他们。从建系伊始,这个汉学系就走在了世界汉学研究的最前列。一百多年来,哥大汉学系只有四位教授荣获“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学衔,正说明对这个学衔的要求之高。第一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学者胡适的导师之一。他在胡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是惟一能看懂胡适论文中有关中国上古哲学理论及原文的导师。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甚至有过虚席以待23年以后,才有人重获此殊荣的历史。

哥大汉学系总是聘请独领一时风骚的各各国汉学专家,来激活哥大的汉学研究事业并传经送宝。

1929年哥大汉学系首次聘任了一名中国学者王际真先生。他是一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其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汉学研究更与历史系、哲学系、政治学系、艺术与考古系、宗教系等学科合作,在更宏阔的背景上对汉学进行发掘探讨。在当代,有广大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夏志清教授,他在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小说研究上独执牛耳;在近代和晚清小说研究领域,新生代的汉学家王德威教授则异军突起,并成为东亚系建系以来第一位出任系主任的东方人,也是哥大建校二百多年以来,第一位执掌汉学研究事业的中国人。 一百年是一个伟大的循环。由丁龙起,汉学研究在哥大的重担又落到了炎黄子孙的肩上。一百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中国已不复是昔日的中国,美国当然也不再是当年的美国。丁龙们的梦和含泪的期冀已有一部分早已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在汉学家肩上传统文化交流、促进中美间互相理解的担子会稍轻。 丁龙无须被人记住,人类的史册上将永远会有他大写的名字。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存在,就是他的业绩被发扬光大的一座巍峨的、恒久的丰碑。

●卑微的他,捐出了自己的终身积蓄1.2万美元;

●主人为了他的愿望,不断追加捐赠,至27.5万美元;

●慈禧太后为他的义举感动,捐赠5000册图书;

●世界上最棒的汉学系因此诞生;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丁龙的踪迹„„

●有谁能告诉我他最后的消息?

范文八:怀念人民好公仆孙文龙同志

怀念人民好公仆孙文龙同志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就是要像孙文龙那样

牢固树立深厚的为民情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权利。“一切为了群众”就是党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党成立之日就深深刻在党的纲领中的核心和本质属性,是我党始终成为“两个先锋队”的根本标志。

孙文龙同志从18岁参军并入党那天起,就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思想熏陶,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武装自己,尤其对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学习,深刻领会,勤于实践,从而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转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他用尽一生的时间植根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成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典型代表。正因如此,在他逝世31年后,人们对他的怀念穿越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始终没有停止。为他修建纪念亭、纪念馆;将他的先进事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电视剧,搬上荧幕、全国上演;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报告文学,印成大型画

册、中小学生民族精神教育丛书、长篇纪实小说等进行广泛宣传;阳城县委先后三次作出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孙文龙纪念馆先后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授予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累计参观人数达30余万人次。

他短暂的一生,为群众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实事有益的事,都是他坚持群众路线,深怀为民情怀的具体体现。阳城县、武乡县、屯留县的干部群众赞誉他是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和县委书记的“楷模”。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动员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当时,27岁的孙文龙就职于省委机关,第一个主动请求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返回家乡支援农村建设。在申请书中,他深情地写道:“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自愿到农村工作,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日子,竭尽匹夫之责。”这种为民情怀,打动了省委领导,省委批准了他的要求。

孙文龙同志无论做乡长、还是当县长、书记,始终坚持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给了他许多称谓,如:农民书记、蚕桑书记、养猪书记、棉花书记、北(不)瓜书记等等,但最典型的是“粪蒌书记”的称

号。他从省委回到阳城后,被任命为阳城县文敏(固隆)乡乡长。作为一乡之长,他常常身背粪筐拾粪。当时,有人说他拾粪是出“洋相”,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然而,他却认为,背筐拾粪不仅是为了积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背粪筐拾粪,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放下干部架子,接近群众、深入群众、做群众中的一员,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的“粪篓就是我和老百姓联系的介绍信”。就这样,他不仅在固隆乡坚持身背粪筐拾粪,而且在调任寺头和润城是也时常如此,群众亲切地称他为“粪篓书记”。

孙文龙担任阳城县委书记后,又经历了二次大的工作变动,但均为“平调”,从阳城县委书记到武乡县委书记,再到屯留县委书记,从相对富裕的阳城县到相对贫困的武乡屯留县;从人熟地熟工作熟的环境,到人地两生疏,环境不熟悉的地方,他没有丝毫怨言,淡薄名利,不计个人得失,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而且每到一处,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正确决策、带头苦干、打开工作局面。

1977年,原晋东南地委为了推广阳城的栽桑养蚕,让贫穷落后的武乡县尽快富裕起来,把身患肝硬化多年的孙文龙同志调武乡县委任书记。到任伊始,他马上进

入工作状态,白天一个一个大队跑,晚上一页一页县志看。据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讲,有一天,他强忍肝痛,一连走访九个村子,几十户群众。就是这样,在短时间内他便基本了解掌握了武乡县情民情和工作情况。他在县志中了解到武乡历史上曾经“十里桑麻遥带郭”。于是,他就从栽桑养蚕入手。3年时间,武乡桑树由原来的1.4万株增到250万株;蚕茧收入由新中国成立以来29年的总和1.2万元猛增到496万元。为此,在全国蚕桑生产会议上,武乡县作了经验交流。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武乡的桑蚕经验作了专题报道。 1980年10月,当时的晋东南地委为了“再树一面兴桑旗”,调任孙文龙到屯留县任县委书记。此时,他的肝病反复发作,但他不顾病痛和妻子、儿女们“先住院,再工作”的请求,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一到屯留,他就提出了“兴桑养蚕奔富路,力争太行变苏杭”的致富方略,栽桑养蚕迅速在屯留全面展开,使蚕桑业成为屯留人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他亲自蹲点的五里庄村成为华北蚕桑第一村。

1982年1月,孙文龙在晋东南地委开会发言时,突然昏倒在主席台上。时任武乡副县长的曹明魁到医院看望他,孙文龙拉着他的手,微弱而坚定地说:“请转告段(国庭)书记,一定要把蚕桑事业抓到底” 。然而,

这竟成了他唯一的临终遗言!阳城县的一名张姓老干部回忆说,孙文龙书记到武乡县我去看他,但是他下乡没有见到,第二次去屯留县还是没有见到,第三次是他病重住院,才在晋东南地区和平医院见到了他,他当时已经病危,但是他还是强睁着眼睛说:老张,你不好好工作,来干什么?这位干部望着孙书记的瘦小的身体流着眼泪说:我看看你就回、就回。谁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孙文龙同志就是这样,坚持情为民所系,魂为民所牵,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成为群众的贴心人,与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即使面对死亡时,他心里装着仍是人民群众,惟独没有自己。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无怨无悔地主动放弃省委的优越环境,返乡工作;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不计个人得失,时刻和群众打成一片;正是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他才为群众干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实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就是要像孙文龙那样

牢固树立勤奋有为的务实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一切依靠群众,就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服务群众。群众路线的核心方法就是集中起来,贯彻下去。就是指把“一切为了群众,为了群众的一切,为了一切群众的正确的要求和思想,广泛的集中起来,形成正确意见和决策,并以群众直观的方式落到实处,这是最根本有效的方法。孙文龙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将“联系群众、务实重行”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想群众所想,更能想群众所未想,为群众想得更长远,更加注重发挥“领”和“导”的作用,有效实践了群众路线。

1958年,孙文龙任寺头乡长、书记后,他主动学习蜜蜂饲养技术,在公社办起了养蜂场,亲自搞试验,经过苦学钻研,他创造了一群蜜蜂年产蜂蜜63. 5公斤的新纪录。他将潜心研究的饲养技术和总结出来的养蜂经验,迅速推广传授给村民,使全社饲养蜜蜂由1958年的80群,发展到1962年的520群,年产蜂蜜达1万公斤。

1963年,他调任润城公社党委书记后,提出了“一抓棉花二抓猪,三抓桑树四抓土”的发展思路,使润城公社的棉花单产由1962年的28斤上升到1964年的97斤。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和高度赞扬。

升任阳城县革委会副主任后,他已从一个基层干部升为县处级领导干部,但他仍然是“三宝”不离身,即锤钻、桑剪和草帽。孙文龙作为分管全县农业工作的副县长,他深知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面对阳城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他大兴水利工程建设,从工程设计到工程建设,他都亲力亲为,在红卫水渠、北留水轮泵站等建设工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丝毫没有一个县处级领导的架子。他的表率作用,不仅鼓舞了群众的干劲,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而且现场解决问题,确保了工程质量和安全,使十年九旱、人畜吃水都 很困难的阳城,变成了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国家水电部在阳城召开了现场会,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山区人民找水》向全国推广。他脚踏实地抓蚕桑,使阳城基本实现地埂桑树化,人均百株桑、户养一张蚕,蚕茧产量一举突破百万担关,成为华北蚕桑第一县。

孙文龙认为,一个农村干部,不懂得农业的知识,就很难领导好农业生产。为了学到农业知识,他拜老农为师,拜劳模为师,拜科学技术人员为师,拜书本为师,并及时将总结出的好经验传授给群众。孙文龙同志正是凭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才缔造出了一个个农业“奇迹”。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就是要像孙文龙那样

牢固树立崇高的清廉形象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

权才能赢得人心。清廉不清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真正的清廉,才经得起群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时间表明,孙文龙同志是真正清廉为政的代表。他始终以清正、清廉、清明的工作作风,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属子女和亲戚,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崇高形象。正因如此,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还是那样地怀念他,想念他。

孙文龙同志任县委书记期间,他的亲戚和子女们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1973年,阳城县政府给河北公社分配了一名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乡亲们一致推荐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孙文龙长子——孙太林。当知青办把推荐上大学的花名表送到县委时,孙文龙毫不犹豫地划掉了孙太林的名字,把名额让给了红军后代。

1975年,县委决定建立阳城县缫丝厂,建厂伊始,招工期间,孙文龙的姐姐想让女儿进厂工作。姐姐和孙文龙不仅是一奶同胞,而且在孙文龙最困难的时候,供他吃穿、供他读书,如今这个弟弟有出息了,当县委书记了,在普通人看来,这个事不就是孙文龙一句话吗?但是当姐姐满心把握、满怀希望,兴冲冲地领着闺女见了孙文龙后,孙文龙没有让亲情战胜原则,没有让亲情战胜政策和制度,委婉的拒绝了姐姐的请求。尽管他这种近乎于不尽人情,忍痛割爱的行为引起了亲人的埋怨,但他这种舍小爱、顾大局的做法,使阳城缫丝厂的招工,没有一个县领导违反政策,照顾一个亲戚,

为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他担当县长期间,月工资72元,儿女年幼,妻子无业,生活拮据。有人提议让他爱人招工上班,他却给妻子安排了一份在家里喂猪的“好工作”。1975年底,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通讯员将100元救济款送到家里,他了解情况后斩钉截铁的说:“你说我再穷,还能穷过老百姓?”通讯员含着泪,把救济款退回县委办公室。

孙文龙同志为民务实清廉的事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的精神概括为“勤政廉洁的工作精神,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心系百姓的奉献精神”,孙文龙精神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像孙文龙同志那样,牢固树立深厚的为民情怀、勤奋有为的务实精神和崇高的清廉形象。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实施“一争三快两率先”战略,综改试验机遇难得,融入中原时不我待,转型跨越千帆竞发,小康目标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各级干部在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以孙文龙同志为榜样,沉下心来、放下架子、俯下身子,通过“下乡住村”、“三联一住”蹲点包片,置身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始终把人民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干部受教

育、见行动,让群众得实惠、见成效,为推进山西的转型跨越发展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

作者:张雷柱

——记历任山西三县县委书记孙文龙同志

一个已故县委书记所走的群众路线

(编者按):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政治保障。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防范和化解“最大危险”,保持和发展“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严峻考验和重大任务。

多年来,在我们山西省阳城县、武乡县和屯留县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就是已故这三个县的原县委书记孙文龙同志,他是如何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他虽然去世已经31年了,可是这三县的许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缅怀他、想念他。这是为什么?通过对孙文龙同

志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潜心研究,我们深深感到,孙文龙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一脉相承,孙文龙同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实践者、执行者,他始终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一处、干一处、红一处,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深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我们认为孙文龙同志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杰出代表,是标兵标杆,是杰出榜样,是太行山上的“焦裕禄”和县委书记的“楷模”。

有的人活着就像死了;

而有的人死了却是活着,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虽然死了三十一年了,却活在人民群众心中。

范文九:恩格斯:如何防止“公仆变主人”

巴黎公社的实践是伟大的,对巴黎公社经验总结的理论是辉煌的。这一辉煌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写成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同时也体现在恩格斯在20年后为出版《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还体现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

  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论证了:一是巴黎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二是公社不是压迫性的机关,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三是公社的领导成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由人民选出,受人民监督,并废除了一切特权的“人民的勤务员”“公务员”“公仆”;四是公社不是官僚、腐败机构,不是吸血鬼,它取消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高薪,是“廉价政府”;五是公社对农民决不去“敲骨吸髓地压榨”,“决不靠农民劳动以自肥”,而要免除他们的一切血税,要给农民直接带来重大益处。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如下三项措施: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就能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和“防止公仆变主人”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党的民主执政理论和用民主制度来解决腐败、防止“公仆变主人”,是对巴黎公社民主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范文十:高尔基为何甘心做斯大林的“仆人”

高尔基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其后因抨击十月革命,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

  高尔基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期间,曾用大量的文学语言对这场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列宁说,高尔基与我们的分歧日益加深。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十年。

  回国之路: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不好过。居住在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

  高尔基思乡之情越来越浓。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自己当初的情绪化。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苏联“进入了新生时代”,“国内生活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从旁观的角度可以进行比较,俄国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惊人毅力令我叹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点”。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

  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他与斯大林走得更近。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附近。他成为唯一可以随时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经常出现“没有机会和主人谈话”,“因为主人身体不适,没有到我这里来,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

  红色文豪:马戏团的“丑角”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高尔基对斯大林谄媚的用词逐步升级。1931年:“斯大林同志说……”;1932年:“列宁的继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领袖”;1934年:“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

  高尔基为何甘心成为斯大林的“仆人”?近年解密档案证明,其因有二:首先是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其次是虚荣,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未有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场是可以改变的。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此前这个劳改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一本叫《地狱岛》的书,揭露了劳改营中很多细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需要驳斥这种“造谣污蔑”。高尔基参观结束后,于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后来成为“时代语录”,连斯大林也一再引用。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高到不能再高了。

  (波浪屿摘自《历史教学》2013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