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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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阿里巴巴合伙人名单

阿里巴巴合伙人名单

姓名 年龄 性别 加入阿里巴巴(或关联公司)的时间 职务

程立 39 男2005 小微金服集团,首席构架师

戴珊 37 女1999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客户服务官

樊路远 41 男2007 小微金服集团,副总裁

胡晓明 44 男2005 小微金服集团,首席风险官,阿里小贷风险官 蒋芳 40 女1999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姜鹏 40 男2000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井贤栋 41 男2005 小微金服集团,首席财务官

金建杭 44 男1999 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

刘振飞42 男2006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陆兆禧 44 男2000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

马云 49 男1999 集团董事局执行主席

彭蕾 40 女1999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人材官,兼任小微金服集团首席执行官 彭翼捷 35 女2000 小微金服集团,副总裁

邵晓锋 48 男2005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风险官

Timothy A.STEINERT 54 男2007 阿里巴巴集团总法律顾问

童文红 43 女2000 菜鸟首席运营官,资深副总裁

蔡崇信 50 男1999 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

王坚 51 男2008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 王帅 39 男2003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 吴敏芝 42 女2000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武卫 45 女2007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财务官 吴咏铭 39 男1999 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 俞思瑛 39 女2005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曾鸣 44 男2006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战略官 张剑锋 40 男2004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张勇 42 男2007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运营官 张宇 44 女2004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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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 从1999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们在马云的公寓内成立公司起,他们就在以合伙人的精神在运营和管理这家公司。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是保证我们迈向成功、为客户传递长期价值的基石。2010年7月,为了保持公司的这种合伙人精神、确保公司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持续发展,我们决定将种合伙人形式正式确立下来,取名“湖畔合伙人”,取自马云和我们的创始人创立阿里巴巴的地方,“湖畔花园”。我们也称“阿里巴巴合伙人”。 我们认为这种合伙人形式能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业务,使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能够避开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目前这个合伙人组织共有28个成员,包括22名阿里巴巴集团的管理层和6名关联公司及分支机构的管理层。合伙人制度的开展遵循以下原则、政策和流程。 阿里巴巴合伙人通过每年吸收新的合伙人来保持自身的活力,确保团队的优秀、创新和稳定。不同于双重股权结构中用高投票权的股份来集中公司控制权在几位创始人手中,我们的治理结构,旨在体现一大群合伙管理人的愿景。这个结构是我们为了将来在创始人退休后,依然能在阿里内部保持由创始人们创立的公司文化,所给出的解决方案。

•新合伙人的选举在经过提名流程后每年进行,合伙人入选标准包括:大部分情况下,任职集团不少于五年且75%的合伙人同意。合伙人投票基于一人一票进行。

•合伙人是我们使命、愿景和价值的传播者,既是在我们组织内部,也面向我们客户、业务伙伴和其他生态系统参与者。

•在合伙人的任职期间,我们要求每个合伙人保持一定比例的股权。

•阿里巴巴合伙人拥有独特的权利来提名董事会多数董事,需要经过股东批准。如果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董事没有被股东通过,或者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了董事会,阿里巴巴合伙人有权利任命另一人担任临时股东,直到我们的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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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1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

知识产权与技术贸易

班级:管工1302班

学号:201300121

姓名:李佳微

1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和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这几种制度的本质差异是什么?为什么企业会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

(1)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

优势:阿里的合伙人制主要是通过这一制度来确保马云等核心创始人的利益,进而确保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类似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避免权利的分散,以高效率对企业进行规划和决策;从合伙人选拔的要求来看,采取一人一票制度,保证了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益,同时合伙人必须在公司服务五年以上并持有一定的股份,这一点很好的给予了每一位为公司服务多年的职员晋升加薪的机会,可以更有效地激励员工,营造出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的氛围,更能长久的推动企业的发展;从合伙人的权利来看,其享有董事的提名权和任免权,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其合伙人的权利,有利于整个企业的经营与运行的权利,把握其发展的方向和脉络。

不足:合伙人过度的权利集中则会导致权利的滥用,正所谓物极必反,由于权利主要集中于合伙人手中,一旦合伙人决策出现偏差,则缺少一个监管的相关机制对其进行约束,容易造成错误的战略判断,对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而在合伙人选举的机制上看,虽然是一人一票公正,但另一方面也极易造成受贿现象,用钱买票;而在投票环节当中,新任合伙人的选拔是要在现任的投票中产生,可能会形成“团体”提拔心腹,对合伙人制度 形成绝对的垄断,长此以往,便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做不到任人唯贤。

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

优势:许多企业当中可能都会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领导阶层生活优渥,而工薪阶层则拿着微薄的工资,流水般的为企业工作,就我个人角度而言,我认为华为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出色。完美的将员工的个人(2)

(3) 利益与企业的整个效益挂钩,比单纯的分红发奖金更加有效地激励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企业的高收益率,使得华为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到现在的一鸣惊人;这一制度更好的促进了其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培养,上下都齐心,立志打造更好的华为;同时,每个员工以一块钱入股,成本低,获得的收益却很高;入股群体分散,但主要控制权仍集中于最大股东手里;同时形成了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金的周转;后来还建立了“虚拟持股”,使得员工无需掏腰包,开创了一种新模式,制度不断更新改良。 不足:由于这样的制度,华为面临着大量人才以及劳动力流失的困境,许多持股的员工在股份兑现以后便纷纷离开,导致华为公司面临了大量的资金问题。 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

优势:与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存在着很多差异.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跟投制度,完美的将公司的利益与经营层的利益绑定,做到荣辱与共,使得不再是公司的股东关心整个公司的利益;采取允恭也可以进行跟投,进行分红,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员工,但同时又设置上限,避免企业运转资金出现问题;二是采取股票机制,合伙人不再是由选举产生,避免了

不足:强制性的跟投制度有可能造成员工的逆反心理;由奖金获得者担任企业的合伙人有可能造成无法

这几种制度的区别:三种制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股权与控制权的分配上,阿里巴巴中,马云为了保证其创始人的地位,在上市时便约定不以传统的股权来决定公司的事宜,即其股权与控制权是完全割裂的;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则是将股权与控制权实行统一,依旧采用占有股份最大化的股东享有极大的控制权;而华为相比这两个,极大程度的把股权交给了内部职工。

三种企业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都是根据公司内部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阿里是电商,其运行战略上与实体店必然有所不同,华为主打电子产品,其科技方面的研发主要依赖于高端人才的不断创新与劳动力的服务运作,而万科是国营企业,主要经营房地产等。同时领导人的性格,经营战略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导致企业采用不同的制度。

参考文献:《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

《新说法——解密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

《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理性思考》

《万科合伙人制优劣之争》

2 如何看待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是否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请详细解释和说明原因。

我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虽然报纸上已经刊登我国跻身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之一,但距离美国,日本等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高科技产品在各个领域都广泛分布,只要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自身具有极高的附加值,过去中国主要以加工出口为主,凭借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资源,为美国等技术创新型大国的产品提供配件,进行组装,赚取低廉的手工费,而现在随着中国“科教兴国”等政策的主张,我国对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视,但是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一定差距,我国现在的出口主要以电子产品为主,随着阿里等电商的发展以及拥有自身核心技术的华为等手机在国外的上市,推动了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但其出口结构形式的单一,以及未来社会里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更新换代之快,不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足以支撑起中国的整个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但即使身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具备的优势是足以发展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首先,随着中国GDP的不断增长,其具备雄厚的资金条件发展高科技产品,同时,中国人口基数大,随着中国不断引进外来人才,其国内主张“科教兴国”等战略,大批极具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兴起,形成国内外相结合的趋势;自建国以来,我国与多国建交,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不断向国外汲取经验。我国周边地区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少科技研发的支出,同时,我国现今大力扶持科技创新产业,从政策,资金等各方面予以鼓励和帮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一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汇丰:2030年中国成为主要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中国电子外贸的腾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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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阿里巴巴合伙人(修订版)

tuic阿里巴巴合伙人

自从1999年我们的公司创始人首次在马云的公寓里集会以来,他们及管理团队就一直坚持合伙人的精神。我们将文化看作我们取得成功、服务客户的能力、提升员工、为股东带来长远价值的根本。2010年7月,为了保持合伙人精神,确保公司使命、远景和价值观的可持续性,我们决定将这种合伙人制度正式定义为“湖畔合伙人”,以当初公司成立时马云和其他创始人集会的“湖畔花园”小区来命名。我们将这种合伙人关系称作阿里巴巴合伙人。

我们坚信,我们的合伙人制度策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业务,使高管人员相互协作,克服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阿里巴巴合伙人目前共有27名成员,由22名来自我们公司的管理人员、4名来自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的管理人员和1名来自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组成,其中有两名成员既是我们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的管理人员。阿里巴巴合伙人的人数是不固定的,随着新合伙人的入选以及现有合伙人的退休或离开,合伙人的数量会不时变动。

我们的合伙人制度是一个动态的体制,通过每年引入新的合伙人保持优秀、创新和持续性。不同于通过高投票权使得少数创始人能够集中控制公司的双重股权结构,我们的合伙人制度能够体现一大群管理合伙人的视野。即使我们的创始人将来终有一天会退休,这种合伙人结构使得创始人创建的文化得以保持延续。

与我们的合伙人制度相一致的是,所有的合伙人投票都是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

合伙人关系将根据合伙协议运作。我们将在本次发行完成之前对合伙协议进行修改。合伙人关系在促进我们业务发展的原则、政策和程序下运行。以下将详细介绍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

合伙人的提名和选举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每年都要选举新的合伙人。选举之前,先由现有合伙人向合伙人委员会提名候选人。选举新合伙人的标准和程序强调的是要对合伙人、客户、员工以及股东负责。合伙人委员会会审核并决定被提名的候选人能否参加选举。新合伙人的当选需要得到至少75%合伙人的同意。

要有资格参加竞选,候选人必要具备以下特性: -为人正直、性格好;

-至少连续为阿里巴巴集团或我们的关联公司、子公司服务5年; -对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做出过贡献;

-认同我们公司的文化,品质和行动与我们公司的使命、远景和价值观保持一致。

为了保持合伙人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我们要求每个合伙人在其任期内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因为被提名者必须在我们公司或者我们的关联公司、子公司工作至少5年,所以当他/她成为合伙人时,他/她将或者已经通过我们公司的股权激励和股票购买计划取得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

合伙人的责任

合伙人的主要责任就是体现和发扬我们公司的使命、远景和价值观。我们希望合伙人能够不仅在公司内部,而且向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圈子内的其他参与者宣传我们公司的使命、远景和价值观。

合伙人委员会

合伙人委员会由5名合伙人构成,目前是马云、蔡崇信、陆兆禧、彭蕾、曾鸣。合伙人委员会负责合伙人的选举事宜以及将薪酬委员会分配给合伙人的年度现金红利分配给非执行官员的合伙人。合伙人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任。每三年选举一次委员会委员。每次选举之前,合伙人委员会将提名8个合伙人。每个合伙人可以投票给5个被提名者,得票最高的5个被提名者将当选合伙人委员会委员。

董事提名权

根据我们的公司章程(将被修改包含以下内容并在本次发行后生效),阿里巴巴合伙人享有提名过半数董事会成员的专属权。被提名董事必须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上得到半数以上投票。如果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董事没有获得股东大会的选举,或在选举后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了董事会,阿里巴巴合伙人有权任命另一个

人作为临时董事以填补空缺,直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在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被任命的临时董事或者是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替代被提名董事将代表原来的被提名董事行使其选举权。详见“股本详情——普通股——董事的提名、选举和免职”。

如果任何时候,因任何原因(包括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董事不再是董事会成员、阿里巴巴合伙人之前没有行使董事提名权),董事会成员中由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或任命的合伙人不足半数时,阿里巴巴合伙人有权任命额外的董事以确保董事会中半数以上成员由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或任命。

被提名董事人选,由合伙人委员会将推荐,并由全部合伙人投票,过半数通过。最初,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将都是合伙人成员。但是,我们期待在将来被提名者也会包括有资格担任董事的非合伙人。

任何对阿里巴巴合伙协议中有关合伙人关系的宗旨或者关于阿里巴巴合伙人履行董事提名权的修改,必须经过多数董事(不包括被提名者或被任命者,并且是纽交所公司管理规则303A或纳斯达克市场规则4350中规定的“独立董事”)的批注。有关以上提名的权利和程序的条款将被并入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并将于本次发行完成后生效。根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阿里巴巴合伙人的提名权和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只有在得到出席股东大会95%以上股东投票的情况下才能予以修改。

我们预计本次发行完成后的第一届董事会由9名成员组成,其中4名董事将由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我们将与软银和雅虎达成一个表决权拘束协议(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生效),根据此协议规定,软银和雅虎同意在每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都将投赞成票给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因此,只要软银和雅虎继续是我们公司的主要大股东,阿里巴巴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将在每次大会上都能得到多数投票并当选董事。详见“关联方交易——与雅虎河软银的交易——表决权拘束协议”。

阿里巴巴合伙人的提名权和表决权拘束协议将限制你影响公司事务的能力,并且阿里巴巴合伙人的利益可能与你的利益并不一致。详见“风险事项——与公司结构相关的风险——阿里巴巴合伙人和相关的表决权拘束协议将限制你提名和选举董事的能力”。

现任合伙人

红利基金

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根据薪酬委员会的建议,批准每年度给管理团队(2013财政年度有大约150人)的现金红利基金,基金金额为我们公司税前营业利润的一部分。当年度现金红利基金计算出后,薪酬委员会会先决定分配给非合伙人管理人员的比例。剩下的部分将分给合伙人管理人员。合伙人委员会将决定合伙人管理人员的年度现金红利基金分配,其中分配给执行官员的部分需要经过薪酬委员会的批准。合伙人对公司业务的贡献以及对公司使命、远景和价值观的促进将决定其分配到的红利。合伙人管理人员的年度现金红利基金中的一部分,将被延迟支付,延迟支付的部分及支付时间表由合伙人委员会决定。只有继续在我们公司工作的合伙人才有资格参与延迟的红利基金分配。

退出和免职

合伙人将退出合伙人关系当他们停止在阿里巴巴集团或其关联公司、子公司的工作,但是马云和蔡崇信将保持合伙人资格直至他们自己选择退出合伙人关系或被免除合伙人资格。如果过半数合伙人投票同意,任何合伙人(包括马云和蔡崇信)都将被免除合伙人资格。和其他合伙人一样,马云和蔡崇信在他们保持合伙人资格期间,必须和所有合伙人一样保持一定数量的股权持有。当马云和蔡崇信停止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工作后,即使他们仍拥有合伙人身份,也不能获得年度现新红利基金的分红。

限制条款

根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如果我们公司发生任何控制权的变更、合并或出让,关于在交易中涉及到的股票,合伙人和其他股票持有人将受到相同的考虑。此外,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阿里巴巴合伙人不能转让或者委托他人行使有关提名董事的权利;若要修改合伙协议中有关提名董事的程序,需要得到独立董事的一致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还规定,若要修改合伙协议中有关合伙人对多数董事的提名权的条款,必须得到多数独立董事的批准。

阿里巴巴合伙协议的修改

任何对合伙协议的修改,需要经过所有合伙人的75%的同意。

合伙人持有阿里巴巴股权的要求

每个合伙人直接持有或通过其子公司持有我们公司的股权。从某人成为合伙人之日起(现在的28名合伙人是2014年1月1日)3年内,其必须至少保留成为合伙人时所持股权(包括可行权股票和不可行权股票)的60%。3年之后,如果其仍是合伙人身份,其必须至少保留成为合伙人时所持股权(包括可行权股票和不可行权股票)的40%。目前,所有合伙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普通股总计大约326,064,023股(包括可行权股票和不可行权股票)。本段所述持股要求的豁免,必须由多数独立董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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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简析 作者:陶旭东 应煌2015-02-19 09:19来源:君合法律评论标签: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简析 2014年9月19日,随之在纽交所登陆,阿里巴巴(以下简称“阿里”)终于完成其举世瞩目的上市历程,从香港转战美国,围绕其合伙人制度的争议也终于尘埃落定。根据其于5月7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国证监会”)提交的IPO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书”)及其他公开披露的信息,阿里维持15年之久并在2010年正式确立的阿里合伙人制度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一、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法律内容 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又称为湖畔合伙人制度(英文翻译为“Lakeside Partners”),该名称源自15年前马云等创始人创建阿里的地点——湖畔花园。阿里的创始人自1999年起便以合伙人原则管理运营阿里,并于2010年正式确立合伙人制度,取名湖畔合伙人。

仔细阅读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其主旨是通过制度安排,以掌握公司控制权为手段保证核心创始人和管理层的权益并传承他们所代表的企业文化。然而,与其他在美上市的公司做法不同,阿里没有采取双重股权制度实现管理层控制上市公司,而是通过设立一层特殊权力机构以对抗其他股东的权利并稳定创始人和管理层现有的控制权,这层机构就是阿里合伙人。因此,阿里合

伙人虽然使用了合伙人这一名称,却与《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范定义的合伙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根据2014年5月阿里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招股书,当时阿里合伙人共计28名;而后阿里于2014年6月更新了招股书,阿里合伙人减至27名,其中22人来自管理团队,4人来自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其中两人兼任阿里和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的管理职务),1人来自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9月,阿里合伙人再次调整,新增3名合伙人,总人数增至30人(合伙人信息详见附录)。阿里合伙人制度并未固定人数,名额将随着成员变动而改变且无上限,除马云和蔡崇信为永久合伙人外,其余合伙人的地位与其任职有关,一旦离职则退出合伙人关系。根据阿里的招股书、公司章程及其他公开资料,阿里合伙人制度的主要规定如下:

1、合伙人的资格要求:(1)合伙人必须在阿里服务满5年;(2)合伙人必须持有公司股份,且有限售要求;(3)由在任合伙人向合伙人委员会提名推荐,并由合伙人委员会审核同意其参加选举;(4)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超过75%的合伙人投票同意其加入,合伙人的选举和罢免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或通过。此外,成为合伙人还要符合两个弹性标准:对公司发展有积极贡献;及,高度认同公司文化,愿意为公司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竭尽全力。

2、合伙人的提名权和任命权:(1)合伙人拥有提名董事的权利;(2)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占董事会人数一半以上,因任何原因董事会成员中由合伙人提名或任命的董事不足半数时,合伙人有权任命额外的董事以确保其半数以上董事控制

权;(3)如果股东不同意选举合伙人提名的董事的,合伙人可以任命新的临时董事,

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4)如果董事因任何原因离职,合伙人有权任命临时董事以填补空缺,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阿里合伙人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可视作阿里创始人及管理层与大股东协商的结果,通过这一机制的设定,阿里合伙人拥有了超越其他股东的董事提名权和任免权,控制了董事人选,进而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运作。

3、合伙人的奖金分配权:阿里每年会向包括公司合伙人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发放奖金,阿里在招股书中强调,该奖金属于税前列支事项。这意味着合伙人的奖金分配权将区别于股东分红权,股东分红是从税后利润中予以分配,而合伙人的奖金分配将作为管理费用处理。

4、合伙人委员会的构成和职权:合伙人委员会共5名委员,负责:(1)审核新合伙人的提名并安排其选举事宜;(2)推荐并提名董事人选;(3)将薪酬委员会分配给合伙人的年度现金红利分配给非执行职务的合伙人。委员会委员实施差额选举,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合伙人委员会是阿里合伙人架构中最核心的部门,把握着合伙人的审核及选举事宜。

为确保阿里合伙人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阿里还制定(作出)了以下规则和安排:

1、从规则上增加合伙人制度变更的难度

阿里合伙人制度变更需通过董事批注和股东表决两重批准:从董事层面看,任何对于阿里合伙协议中关于合伙人关系的宗旨及阿里合伙人董事提名权的修订必须经过多数董事的批注,且该等董事应为纽交所公司管理规则303A中规定

的独立董事,对于合伙协议中有关提名董事程序的修改则须取得独立董事的一致同意;从股东层面看,根据上市后修订的公司章程,修改阿里合伙人的提名权和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必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票数95%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2、与大股东协议巩固合伙人控制权

阿里合伙人与软银、雅虎达成了一整套表决权拘束协议以进一步巩固合伙人对公司的控制权。根据阿里的招股书,上市公司董事会共9名成员,阿里合伙人有权提名简单多数(即5人),如软银持有阿里15%及以上的股份,软银有权提名1名董事,其余的3名董事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前述提名董事将在股东大会上由简单多数选举产生。根据前述表决权拘束协议,阿里合伙人、软银和雅虎将在股东大会上以投票互相支持的方式,确保阿里合伙人不仅能够控制董事会,而且能够基本控制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协议约定:(1)软银承诺在股东大会上投票支持阿里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当选,未经马云及蔡祟信同意,软银不会投票反对阿里合伙人的董事提名;(2)软银将其持有的不低于阿里30%的普通股投票权置于投票信托管理之下,并受马云和蔡祟信支配。鉴于软银有一名董事的提名权,因此马云和蔡崇信将在股东大会上用其所拥有和支配的投票权支持软银提名的董事当选;及,(3)雅虎将动用其投票权支持阿里合伙人和软银提名的董事当选。

二、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意义及法律分析

1、阿里选择合伙人制度的长远意义——企业发展和文化

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原型来自两家金融商事企业——投行高盛和咨询公司麦肯锡,这两家企业均采取合伙人的治理架构。马云认为这一制度保证了高盛和麦肯锡稳定快速的发展和独立自主的文化。马云等创始人的理念是仿效高盛和麦肯锡的模式,将管理层分为三个梯度以推进公司运作:新进人员负责具体执行,中层负责战略管理,创始人主要关注人才选拔和企业发展方向。根据该梯度设计及对应职责,必须存在一种机制以确保创始人和管理层被赋予相应的公司控制力,这就是阿里合伙人制度的灵感和动因。为解释这一目的,马云于2013年9月10日发出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信中称合伙人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司运营实现使命传承,以使阿里从一个有组织的商业公司变成一个有生态思想的社会企业;控制这家公司的人,必须是坚守和传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伙人。

合伙人选任制度设计本身也反映了阿里有意识地贯彻着以合伙人治理为核心的统一且发展的企业文化。如,合伙人每年选举制度既填补了因现任合伙人转股或离职等原因可能造成的职务空缺,又为推动公司及时应变、业务拓展和长期发展提供了人事更新的基础和渠道;又如,合伙人人数不设上限,使得合伙人机构的扩张能力与公司发展同步,打通重要员工的上升通道,激发管理层工作热情;再如,候选人经过在任合伙人推荐、合伙人委员会审核及75%的合伙人投票赞成后方可就任新合伙人的选任程序协调了部分合伙人与整个合伙人团队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在任合伙人的推荐可以使人才发现不局限于某几位合伙人的视野范围,确保未来发展的新鲜血液来自公司的各方各面,合伙人委员会的审核不仅反映了对合伙人资格的要求,而且通过对弹性标准的判断也体现了核心合伙人对候选人的认知及价值倾向,确保新任合伙人与核心合伙人利益的一致性,而绝对多数通过制度可以避免因新合伙人的加入所引起的合伙人内部矛盾纠纷,稳定并

巩固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及协作;还如,合伙人选举时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反映了合伙人之间的平等性,选举权不与股份等因素挂钩使得阿里合伙人制度更具人合性的特征。此外,对于合伙人任职期间的持股和限制转股数额的要求可以实现合伙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的绑定,以减少合伙人的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

2、阿里选择合伙人制度的直接意义——保证控制权

阿里合伙人制度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作用是强化并巩固创始人及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阿里创始人的持股数量已随着阿里的持续融资及上市被逐步稀释,根据招股书显示,目前软银为阿里的最大股东,持有7.97亿股,持股比例为34.4%,其中4.66亿股为软银直接持有,1500万股由软银下属的SBBM Corporation持有,3.16亿股由软银下属的SB China Holdings Pte Ltd.持有。第二大股东为雅虎,持股5.24亿股,占比22.6%。在上述两大股东之后才是董事局主席马云,持股数量为2.06亿股,占比8.9%;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持股8350万股,占比3.6%;阿里CEO 陆兆禧、COO张勇等高管持股比例均未超过1%。从股份分布比例上看,阿里创始人及管理层所持股份合计不超过13.5%,远不及雅虎所持有的股份数额,更不能与软银相提并论,仅凭借持股难以对公司继续实施控制,因此通过公司架构设计以获取超过其股份比例的控制权则至关重要。 根据公司法理论及公司治理的研究结果,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其资合性特点使其区别于以人合性为主要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如果说人合性的经营实体追求股东的权利和意志,那么在资合性实体中,董事会则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董事会作为公司具体经营运作的决策中心和管控者,决定着公司的发展路径和总体规划,而以CEO、总经理等为首的高级管理层则对董事会负责,向董

事会报告工作。因此,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部门,直接控制着公司本身,股东则依赖于行使投票权、知情权等权利或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改变或影响董事会,借以实现间接控制公司的效果。在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下,控制董事会即意味着控制了公司。

控制董事会最主要的方式是取得董事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安排自己的代言人进入董事会以管控公司。从实然的角度看,阿里合伙人制度确立了如下两层措施:首先,制度规定阿里合伙人享有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的提名权,且在被否决的情况下可以重新提名己方董事,从而确保了其能够控制多数新任董事候选人,构成了限制其他股东权利的第一道屏障;其次,一旦创始人和管理层与其他股东(特别是大股东)的矛盾加剧,其他股东可能反复动用其投票权在股东大会上否决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因此制度赋予合伙人任命临时董事的权力,即无论股东是否同意,合伙人提名的董事都将进入董事会以保证其超过半数的控制权。通过这一制度设计,股东的否决权实际已被架空,股东大会董事选举的意义实质上仅是安排股东代表作为少数董事参与董事会运作,合伙人成功地通过控制董事会的方式取得了公司控制权;然而从应然的角度看,不少人质疑这样的制度安排违背了同股同权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因为按照一般公司法理论,狭义的公司治理目标即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董事的提名权理论上属于每个股东(为了避免股东人数众多及分散性影响所导致的董事提名频繁及混乱问题,不少国家的公司法对提名董事的股东的单一或合计持股比例作出了限制),而董事的选任无论是直线投票制还是累积投票制,其实质都是股东资本多数决的结果。显而易见,阿里合伙人制度所保障的仅是小股东——阿里创始人及管理层的权益,违背了上述原则。既然阿里合伙人制度颠覆了一般公司法理论,因此该制度如要得以长期稳定地执行,必

须通过某种方式将该制度固定下来,对此,阿里采取的措施是将创始人及管理层与大股东间达成的关于董事提名和任命的方案写入公司章程,且协议中提名权的修改和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的修订应分别经多数董事的批注和股东大会绝对多数票通过(95%以上),通过公司章程的形式直接对阿里合伙人赋权。这一措施的另一好处是,无论今后其他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何变动,只要阿里合伙人持有最低比例的公司股份,则合伙人的权利将不会旁落。其实,阿里香港上市的矛盾焦点就在于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对于阿里合伙人制度中关于董事提名权和任命权的规定以及相关措施的接受程度,下文将对此进行专门评述。

当然,阿里管理层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创始人和管理层对董事会的控制(如双重股权制度等),但之所以采取阿里合伙人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制度,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本文第三点第二小点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三、阿里赴美上市的制度分析

1、阿里、香港联交所和美国纽交所的博弈

众所周知,香港证监会拒绝接受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强硬态度”是迫使阿里放弃回归港股计划的重要原因,然而阿里与香港联交所的博弈却并非如此简单。从阿里的初衷来看,由于其B2B业务曾在香港上市,熟悉香港的交易规则,同时美国证券市场对于公司上市后的监管及信息披露要求相对严格,且少数股东的集体诉讼频繁,所以阿里会优选香港上市。从阿里和香港联交所、香港证监会的沟通过程来看,联交所亦有过接受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意向,然而由于触犯同股同权原则,阿里能否在香港顺利上市的关键取决于其监管者——香港证监会的态

度,因此即使阿里和联交所达成协议,也难以说服香港证监会。事实上,香港证监会以及香港联交所的股东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曾就阿里合伙人在上市后继续提名多数董事及任命临时董事的提案陷入过争议,讨论的结果是上述结构将为其持股合伙人提供控制董事会的权力,违反了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第8.11条的要求,使得合伙人股份所附带的投票权利与其于缴足股款时所应有的股本权益不成比例,从而违背了香港法律遵循的公司股东“一股一票”的同股同权制度,并可能削弱法律的严肃性及香港资本市场的形象。在此情形下,香港联交所与阿里于2013年9月终止了上市谈判。尽管在此前后,香港联交所的不少人士建议改变现行规则,但上述建议未能在阿里赴美上市前取得实质性进展。显而易见的是,香港证券市场的监管态度和政策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调整,但受制于阿里所面临的市场情况及协议安排,阿里无法继续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继续等待。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阿里希望保留合伙人制度的要求在2013年10月得到美国纽交所的书面确认,合伙人制度本身不会成为其赴美上市的法律障碍。

2、香港、美国资本市场的法律规定及与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比较分析

如上所述,阿里选择在美国上市的原因系其合伙人制度不被香港证监会认可。然而在倡导公司治理透明、股东意思自治的美国,由于历史原因和公司治理理念的不同,认可了双重或多重股权制度,也为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我们对香港和美国两地关于双重股权及/或阿里合伙人制度的特殊规定简要分析如下: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属于美国证监会和纽交所的接受范围,与双重股权制度亦存在相似之处,但阿里不采用双重股权制而创新阿里合伙人制度,我们理解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和考量:

(1)弹性指标的灵活优势。双重或多重股权制度相对明确地限定了享有特种股票权益的主体范围,股票所附投票权等权益的比例等,而“合伙人”制度则存在弹性,成为合伙人量化指标只有工作5年以上并持有公司股份两个要求,而其

他所谓的“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的规定更多的是一个相对模糊和笼统的提法,为选举和任命新合伙人预留了灵活把握的空间。

(2)反稀释效果更强。尽管双重股权制度赋予特种股票持有人更多的投票权,但这种投票权数量依然与其所持的特种股股份数量挂钩,只是在比例上大于普通股的配比。相反,阿里合伙人制度则斩断了这种联系,只要合伙人持有公司股份,则其投票权不受任何股份数额的影响,消除了股份稀释的威胁,便于创始人和管理层更长期稳定地控制公司。

(3)获得额外的奖金激励。双重股权制度赋予特种股持有人更多的投票权,但该等股东并不因此就享有超越其所持股份的红利分配权,换言之,即特种股股东并不能获得比按同比例持股的普通股股东更多的分红收益,除非章程或协议中作出相反的规定。但根据阿里合伙人制度,阿里每年会向包括合伙人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发放奖金,并作为税前列支事项处理(在管理费用科目中计提)。

(4)避免法学界对于双重股权制度的诟病。这里分为两个层面,从双重股权制度本身来看,代表同一资本额度的股份被人为地分割成了两种或者多种类型,并被赋予了不同的权利,造成资本和权利的分离,这与公众公司资合性的特征矛盾,造成股东地位的不平等;从双重股权的现实状况来看,双重股权结构在资本市场的解读已倾向于为保护创始人或管理层,抑或是管理层与私募投资者的利益,通过在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前的计划安排或妥协,以牺牲公开市场投资者股东权益为代价,形成的股份权益分级安排。公开市场投资者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股东权益特别是投票权的限制,其能选择的反对方式通常只是用脚投票。这

也被很多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视为对股东的差别歧视,是不平等的表现,因而不予采纳。故在形式上,阿里巴巴通过合伙人制度的设计可以避免被直接归入双重股权的境地,便于通过合伙人制度进行权利分配及实现企业文化的推广和传承。

3、加速阿里赴美上市的其他推手

如本文注释11中所述,回购雅虎所持有的阿里股份的时间压力或许也是阿里决定加速赴美上市的原因之一。雅虎的持股变化及阿里的股份回购安排有如下几个重要时点:(1)2005年时阿里股权的分布状况为雅虎39%,软银29.3%,马云等管理层合计31.7%;(2)2011年,银湖、俄罗斯DST Global、云锋基金、淡马锡等基金向阿里联合投资20亿美元;(3)阿里和雅虎在2012年5月达成协议,阿里以63亿美元现金和不超过8亿美元的新增优先股,回购雅虎持有的阿里一半股份,约20%。同年,阿里从香港退市,并完成相关的股份回购,回购资金来源于以中投、博裕资本、中信资本、国开金融所组成的投资团提供的资本;(4)2012年5月的协议同时约定,如果阿里在2015年12月前进行首次公开募股,阿里有权在IPO时回购雅虎持有的剩余股份的一半,即10%左右。双方同时约定维持董事会2∶1∶1(阿里、雅虎、软银)的比例;(5)2013 年10 月,雅虎与阿里更新了回购股份的协议安排,将原先雅虎承诺在IPO时优先出售给阿里的最高股份限额由原定的2.615亿股减少到2.08亿股,即在阿里上市后,雅虎将维持约13%的股份;(6)根据雅虎于7月份披露的2014年度第二季度财务报告,雅虎和阿里已签署回购协议的第三次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在IPO结束后,阿里从雅虎优先受让的股票数量从之前的2.08亿股减少到1.4亿股。

从阿里管理层和雅虎的回购交易安排中,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对本次IPO都给予非常的重视和期待:从雅虎的角度看,阿里上市后雅虎所持有的阿里股份已大幅升值,未来可以在美国二级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套现,这对于雅虎的资产收益、流动性增加和财务报表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从阿里的角度看,尽快完成IPO不仅能大幅扩充资本实力以应对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并购扩张浪潮,强化公司的领先地位并提升影响力,同时IPO亦能确保协议所约定的股份回购顺利实现,并藉此为创始人和管理层取得更多的控制权,以巩固阿里合伙人制度。作为一个双赢的结局,阿里赴美上市也就有了更多的助力和推手。

四、阿里合伙人制度对于国内企业的借鉴意义

按照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法律法规,除因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差异外,对于一般的上市公司股票实行同股同权制度(优先股及限售期内的股份除外)。因此,境内上市公司采用阿里合伙人的治理模式存在障碍。但是,对于未上市企业而言,则应当分两种情况讨论。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1)从董事的提名权和选举程序看,《公司法》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提名权作出规定,因此通常由公司章程直接规范,实践中这一提名往往是股东间协商的结果。根据《公司法》第37条第1款第(二)项,股东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同时《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公司法》将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的权利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了股东,但其但书规定设定了例外情形,即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选举和更换董事的权利,并将其写入公司章程。因此,在以增资或股权

转让方式引入投资人时,创始人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借鉴阿里合伙人制度:(a)设定一个类似合伙人的组织,该组织享有绝大多数董事的提名权,但不享有选举和更换董事的权利;(b)创始人与投资人约定由创始人享有绝大多数或全部(如投资人同意该等安排)董事的选择更换权,即固定两方在董事会中的董事席位比例;(c)将上述机制和约定写入公司章程,并获得股东会通过。(2)从收益分配看,根据《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因此,创始人和投资人可以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安排公司收益的分配,也可以通过向创始人及指定的管理层发放奖金的方式使其获得额外的收益。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1)从董事的提名权和选举程序看,《公司法》虽然未对董事提名权作出直接规定,但根据《公司法》第102条第2款,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因此,不排除其他股东以临时提案的方式向股东大会提名董事候选人。《公司法》第9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公司法》第103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此可见,在股份有限公司形态下,法律并未留给创始人和投资人太多的意思自治的空间,除通过协议进行约定外,在股份已被充分稀释的情况下,创始人难以利用阿里合

伙人制度控制过半数的董事提名权以及董事的选举和更换。(2)从收益分配看,《公司法》第166条第4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因此,股份有限公司亦可以通过创始人和投资人协议约定的方式实现公司收益的分配,或向创始人及指定的管理层发放奖金。但是,协议约定的不按持股比例分配利润的制度应当写入公司章程。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未上市的中国企业亦可以借鉴阿里合伙人制度的部分内容以实现创始人之间,以及创始人与新股东之间的权利安排。事实上在公司融资行为中,创始人和投资人通常都会在Term Sheet和融资协议中明确董事会席位和利润分配问题,财务投资人一般不会过多介入公司运营,而阿里合伙人制度似乎又为创始人股东的公司控制权增加了一层保障。当然,这一切还有待中国法律实践的检验。

附录:阿里巴巴现任合伙人一览表

阅读详情:http://www.wenku1.com/news/93711B4466C575D7.html

范文六:阿里巴巴如何合伙?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一直都备受争议。在马云看来,这种制度建立的不是一个控制这家公司的权力机构或者利益集团,而是一种企业内在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合伙人作为公司的运营者,业务的建设者,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股东”,最有可能坚持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使命,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实质上,阿里巴巴的合伙制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其主要本质在于董事提名权,它不是按照股东持股比例来提名董事,而是由管理层选择确定的“合伙人”来提名董事。即股东将董事提名权这一权利让渡给了选定的“合伙人”。其“合伙人”并不需要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是一批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加入公司至少五年的资深高管。

这种“合伙人制度”在新兴企业中其实是以控制权为交换物来换取可传承的领导力,提升人治因素,加强人力资本的作用。

追根溯源

对于建立合伙人制度的原因,我们必须追根溯源。

首先,从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与所受的监管制度上看,中国与欧美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我们企业管理更加倾向于集权化,在这种管理文化与环境下,集体制度的规范程度相对较差,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从而形成了无论在传统企业还是新兴企业中,人治的成分占很大比重的局面。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胜,尽可能避免小股东追逐短期利润的压力,必须强化“中国式集权管理”,加大管理层的影响力,来传承公司的使命与文化。

其次,对于阿里巴巴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创新是其得以成长的关键条件,而创新的承担者只能是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合伙人制度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希冀以使命驱动的人力资本来捍卫阿里文化,不断保持公司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带来更好的长期回报。

基于以上两点,马云的合伙人制度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硅谷之痛。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外控制的不平等性有可能潜在损害公众小股东的权益。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现如今阿里巴巴的IPO,似乎只差最后一步:让港交所或其他的交易所接受其独特的合伙人制度。而香港不允许双层股权结构,一直坚持股东权利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但香港的外部监管较为宽松,只借助同股同权来制约。因此对港交所的监管规则更为熟悉的马云和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更为便利。

相比之下,允许双层股权结构的美股在监管方面较为严厉,其背后有强大的监管和法律制度做保障。一旦小股东利益被侵犯,公司将承受集体诉讼的压力。既要弥补规范性差异下监管的不足,又希望加大人力资本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影响,单靠提出“合伙人”制度,并不容易实现。

港交所的艰难抉择

但站在港交所的立场上,会发现港交所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首先,港交所并不认同这种制度,因为其违反了股权平等原则,会伤害中小股东利益。作为小股东的管理层垄断了半数以上的董事提名权,意味着外部中小投资者更为弱势,无法在董事会中提名代表自己的董事,公司治理的透明度也更差。港交所并不会站在公司的角度上完全考虑公司自身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若为阿里巴巴开先例,破坏其一直坚持的“股权平等”原则并不合理。

然而,港交所如果坚持不给阿里巴巴搞特殊化,就可能丢失自Facebook上市以来全球最大的IPO交易,这无疑将是一项巨大的损失。因此,使香港监管机构为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做出改变,承认这是一次认真探讨适合未来发展趋势的创新监管环境的机会,马云在这条道路上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创新与变革之路

关于马云的这一制度创新也相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在21世纪,到底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以及交易所配套机制对于新兴企业更为合理?”

我们不能否认“合伙人制度”存在合理性且为一种创新。对于互联网公司市场的瞬息万变,需要熟悉流程运作、懂得保持创新的管理层灵活管理,保持公司的使命、文化。这种合伙人制度体现的是对人力资本的极大重视,是为了延续公司长久的经营理念及文化,不受到太多外界追寻短期利益的压力,不会轻易地被资本市场文化侵蚀。

但我们是否也该考虑:这种制度安排和其形成的广泛的社会认知,会不会影响阿里巴巴集团的长期价值?

一方面,管理层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可能给管理层一种幻觉,贸然进入一些风险回报不成比例的领域。人力资本可能不足以应对所面临的无法预知的风险。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是否赢得长期持股机构的认可,这些机构投资者更关注资金的安全,而不受控制的合伙人制度会加深他们的担忧。这很可能拖累阿里巴巴的长期价值。

阿里集团首席战略官曾鸣曾表述:“我们的目的不是让香港市场给我们一个特例,而是希望香港市场也能推出这样一种机制,未来可能有其他公司也能用类似机制,甚至别的创新方法去上市。只要有足够多的投资者认可这个理念,双方达成共识,就是比较好的合理安排,对股东员工都是长远利益保证。”

而港交所需要做的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待21世纪新兴企业的发展需求,不被个别公司或个案的具体情形影响判断。针对一般企业上市后受到来自外界追寻短期利益者的压力,在资本膨胀下被绑上快车道的情况,多层股权结构越来越被高科技企业或私人股本集团采用。

如果港交所一直没有配套机制,将失去吸引这类公司赴港上市的机会。因此,无论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提议最终能否实现,港交所都有必要审视当下的政策制度是否能够跟上企业治理所需,墨守成规并非上策。

综合企业治理模式的探索与资本市场环境的改革,像阿里这样的企业要避免因投资人短期利益而妨碍长期利益的实现,还需继续摸索更为稳妥的方法,而港交所在这一涉及公众利益的重要议题上,更是需要进行诚恳、公开、客观及尊重各方的讨论。

硅谷之痛

高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如何在创始人创造力衰退或注意力转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活力与独特的文化?这是一个新鲜问题。雅虎、微软,甚至苹果在创始人离去之后,不同程度陷入了“中年颓势”,那些被董事会聘用的职业经理人,很难让企业依然焕发创造活力,那些被董事会聘用的外来职业经理人是制造业时代的产物,他们不适应互联网时代,这被某些人称为“硅谷之痛”。

阅读详情:http://www.wenku1.com/news/B6D634976EFB1A09.html

范文七:阿里巴巴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企业

一、美国雅虎合作伙伴

2005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与美国雅虎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阿里巴巴收购雅虎美国在中国的全部资产,并获得雅虎中国的运营权,雅虎美国投资10亿美金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的战略股东。雅虎共同创始人兼首席财务官杨致远成为阿里巴巴集团4人董事会成员之一,董事会主席是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与雅虎美国的合作,将互联网搜索加入阿里巴巴集团的电子商务业务群,帮助阿里巴巴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占领中国B2B、B2C、C2C、在线支付、网络软件解决方案、即时通讯、搜索等电子商务相关产业的领导地位。在这一合作中,阿里巴巴集团得以使用到雅虎美国的世界领先级互联网搜索技术和全球资源,更好的为中国和全世界的电子商务用户服务。

二、品牌合作伙伴

1、VITA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圣弗南多谷不仅是世界上的又一个娱乐中心,也是航天业、金融服务、医疗和高科技制造业聚集的一个地方。VITA是由一群投入该地区事业发展的专家和学者在1979年创办,其目的是响应关注国际贸易中的本地组织需求。

2、FITA

国际贸易联合会(FITA)成立于1984年,它具有国际使命,旨在通过加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本国、区域和全国各个协会的作用推动国际贸易。FITA由超过450个独立的国际协会组成,包括世贸俱乐部、包含区域/双边利益的商会、关注国际物流的协会、支持国际贸易的协会、支持出口商的协会和专业协会。

3、NEXCO

NEXCO于1965年成立于纽约市,它的使命是为国际贸易团体提供有关关系网建立、商业解决方案和促进贸易的动态论坛。通过与国际贸易中心协会的合作,NEXO期待在纽约市的贸易基础结构重建中发挥作用。

4、KOBILINE

Kobiline是土耳其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它旨在指引中小企业接纳信息化时代,并且通过电子商务充分发挥他们的经济潜力。

kobiline提供的内容和服务有助于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收入和更快速的信息搜集提高中小企业的赢利能力。该动态平台可以使人们只通过一个来源完成所有与业务相关的任何务,而且还是为土耳其市场引入应用服务提供商(ASP)和远程学习服务的首家门户网站。 自从Kobiline于2001年成立以来,它已经成为2万余个中小企业和企业家的基本立足点和一站式商店。该平台得到了战略合作伙伴的支持,即Ko.net、微软土耳其公司、Kobank、Dünya Gazetesi、Andersen、Ko Bryce、Logo Business Solutions和惠普土耳其公司,它们在网络服务、电子商务、网上银行业务、咨询和信息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5、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AICE)

AICE是一家非赢利企业家协会,它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意大利与世界其它各国之间的商业关系。AICE代表主要从事国外商业活动(贸易、出口、进口、柜台贸易、采办办事处、出口管理、中小企业等)及其相关服务的意大利公司。

6、世界华商网络

世界华商网络是联系世界各地华人企业和管理人员的广泛性商业资讯网站。该双语在线人际网网站可提供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企业资讯。世界华商网络于1995年12月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创,1999年10月则以新面貌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推出。

为了使世界华商网络的服务更臻完备,使用更为简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重新设计了世界华商网络,并增添新的特色项目。用户可以更轻松地获取资料库中的大量信息。用户除了可以通过输入简单的关键词查寻他们关注的华人企业/商业协会、潜在商业合作伙伴、贸易机会和商业活动以外,最新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分类功能成为用户更轻松有效地完成搜索任务的另一条途径。

三、认证合作伙伴

1、北京中贸远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中贸远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成立,信用管理从业时间始于1987年,其在国内率先引进世界先进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开创中国信用风险管理之先河,被公认为中国信用管理行业的先行者与奠基者。 中贸远大的信息渠道及合作伙伴遍布全球,目前主要从事信用认证、资信调查、商帐追收、信用评级、市场调研、信用管理咨询、信用管理(师)培训、国际合作等业务。 中贸远大拥有强大的数据库,包括持续更新的26万家规模企业数据库、1500万家企业注册信息数据库、60万出口企业数据库等等。

2、上海杰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杰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是一家由多名具有专业咨询经验的有志人士以合伙人形式组成的有限责任制公司。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为国内外公司提供中国大陆地区的市场(行业)咨讯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及投资可行性研究服务、业内企业经营现状及竞争实力分析服务,企业投资及经营风险管理服务,行业发展及企业运作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等多种类,多角度,多层次的商业咨询服务。公司现有业务可涉及的地区包含了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及内蒙古的所有地区。

3、亚洲澳美咨询有限公司

ACP(澳美资讯有限公司)是FBR公司集团的分支机构,在提供亚洲公司资讯和亚洲商业运营支持的行业中居领先地位。 ACP拥有和运作最大的私有数据库之一(即AsianCIS),它有超过1,300,000兆字节的公司信息,业务范围遍及整个亚洲和泛太平洋。AsianCIS拥有完整的信息收集网络,在19个亚洲和泛太平洋国家开设信息收集中心, 每个月以3,500,000个数据字段的速度进行更新。可以向全球范围的客户提供以下信息产品:亚洲公司的公司信用报告 、亚洲潜在客户的资格证明、各亚洲国家的行业排名和评估、增强和扩充客户公司内部和局域网应用的个性化小型数据库、B2B门户内容许可。

4、杭州中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中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4月,是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信息中心投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德国著名认证公司 TUV Nord 中国公司的投资方之一,拥有其 30% 的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 万元。公司依托全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代码信息网络,为广大企业提供有关质量技术监督的信息技术服务和征信服务,并拥有强大的工商信息采集能力,公司愿秉“中道、厚德”之理念为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提供优质的认证服务。

5、北京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

北京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为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公司,中诚信始创于1992年10月8日,前身是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一家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从事

信用评级、金融证券咨询和信息服务等业务的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开展征信、市场调研等新业务,2002年9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成为一家综合性信用管理机构。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资信评估机构和中国注册资本最大、营业网络最广的全国性、国际化,独立公正的综合性信用管理机构。

四、贸易展览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公司的展会合作计划将世界领先的展会公司与全球第一网络贸易平台相结合,共同为国际和中国国内贸易服务。这一计划的目标是提高展会的参展厂商数,给参展商和买家最好的线上、线下贸易机会。目前,与我们合作的展会组织及全球展会项目主要包括以下:

1、建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建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建发国际),是一家以香港为基地,具领导地位的著名贸易展览会主办机构,专门筹办国际级贸易展览会并提供相关贸易服务,藉以连系亚洲厂商和国际买家。

自1991年成立以来,建发国际一直秉承“贯通贸易之门”的宗旨,为厂商和买家缔造源源商机。集团成功于2002年4月1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香港联交所股票编号:223)

2、马德里展览中心

马德里展览中心(IFEMA)成立于1980年。只有短短二十年的历史,但是业绩已经远远超过了有近百年历史的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展览中心,成为西班牙首屈一指的展览组织,在世界展览业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德里展览中心是由马德里市政府、马德里大区政府、马德里商会和马德里储蓄银行共同出资建立和管理的。拥有五百万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可以容纳37000名参展厂商和近400万参观者。20年来,马德里展览中心共组织了790场展览,有30万家企业和其他组织参展,共迎接了4100万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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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八: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实施

阿里巴巴

一、合伙人形式(“湖畔合伙人”)

“阿里合伙人”是一种特殊身份,并非传统法律意义上的“普通合伙人”,不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拥有人事控制权和董事提名权,不涉及运营的直接管理权。目前共有28名成员,包括22名阿里巴巴集团的管理层和6名关联公司及分支机构的管理层。

二、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

权力包括董事提名权,奖金分配权。合伙人需竭尽全力提升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愿景、使命与价值。

三、合伙人资格

每年合伙人可以提名选举新合伙人候选人,新合伙人需要满足在阿里巴巴工作或关联公司工作五年以上;对公司发展有积极的贡献;高度认同公司文化,愿意为公司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竭尽全力等条件。担任合伙人期间,每个合伙人都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公司股份。马云和蔡崇信为永久合伙人,其余合伙人在离开阿里巴巴集团公司或关联公司时,即从阿里巴巴合伙人中“退休”。

四、新合伙人产生

合伙人必须拥有一定比例的阿里股份,新合伙人的选举一年一次,现有合伙人提名,一人一票,75%以上的合伙人通过,候选人才能被选为新合伙人。由此可见,能够成为阿里合伙人基本都是通过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获得了阿里股权的高管。

五、合伙人委员会

由5为合伙人组成(马云、蔡崇信、陆兆禧、彭蕾和曾鸣),每一届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负责管理合伙人选举,提议和执行阿里高管年度奖金池分配。

六、永久合伙人和荣誉合伙人

阿里规定,只有将一直作为合伙人直到其自己选择退休、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或被选举除名。目前阿里的永久合伙人只有马云、蔡崇信。永久合伙人的产生,可以由选举产生;也可以由退休的永久合伙人或在职的永久合伙人指定。

此外,退休的合伙人还可以被选为荣誉合伙人,荣誉合伙人无法行使合伙人权利,但是能够得到奖金池的一部分分配。

永久合伙人如果不再是阿里巴巴的职员,则无法得到奖金池的奖金分配;除非他仍然是荣誉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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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从阿里巴巴合伙人制看公司控制权

摘要:公司控制权配置实质上是公司各利益相关方对公司权力和利益的安排。控制权的争夺不应成为为自身利益的权力斗争,而应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正如阿里巴巴对外宣称的合伙人制在于维护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得以延续,控制权只是手段,手段要服务于企业的长远健康持续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合伙人制;控制权;企业目标

一、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是2010年确定的,目的是确保公司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得以持续健康发展。马云在其内部邮件中描述“湖畔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合伙人的产生必须基于――“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合伙人制度是通过公司章程规定的,在权力机构之外建立“合伙人”,从而获得多数董事提名权、过渡董事指定权。

阿里合伙人制度是在不违背《公司法》“同股同权”的前提下,通过“提名权”安排信赖的董事,再由董事会控制公司。合伙人制度具有流动性,具有重大贡献的公司员工能参与其中,使公司价值观得以延续。

(一)合伙人的类别

合伙人有永久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荣誉合伙人之分。马云、蔡崇信为永久合伙人,即不受退休年龄限制;合伙人委员会从退休的普通合伙人中选取荣誉合伙人,其不再具有普通合伙人的管理权力,但可享受奖金分配。

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通过现有合伙人提名并投票,得到75% 以上的现有合伙人支持,最后由合伙人委员会确认才能成为正式合伙人。永久合伙人不仅有被选举出来这一种方式,还可由退休的或者在职的永久合伙人指定。合伙人退出受生理、自愿影响,同时可被除名。

(二)合伙人权利与义务

1.董事提名权。阿里合伙人对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拥有提名权。若提名未获得通过,合伙人有权指定临时董事直至股东大会。

2.奖金分配权。阿里集团每年会向包括合伙人在内的管理层发放奖金。

3.义务。合伙人任职期间不得减持任前的40%;任职期满后三年内不得减持60%。

二、公司控制权

什么是公司控制权?有人认为能够选任大部分董事会董事,进而任命管理层人员是公司控制权;有人认为拥有公司重大决策权就是控制权;有人指出公司控制权是从股东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经济性权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利益存在方式,是利益冲突的产物。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有利于建立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任基础,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行的效率。公司控制权是一种公司运行状态评价的表征,其真正价值是各方相关主体的现实利益和合理的期望利益之间相互制约平衡的结果。

伯利和米恩斯1932年就指出,随着现代股份公司股权分散,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状的出现,公司的控制权事实上落到公司经营者手中,出现了所谓的“经理革命。”伯利和米恩斯认为,控制权是通过行使法定权力或施加影响,对大部分董事有实际的选择权;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控制权“是一组排他性使用和处置企业稀缺资源(包括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利束。”

我们知道,“两权分离”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雇佣劳动,即资本的所有者雇佣经营的劳动者。完全契约理论指出,委托代理关系中一切权力来自所有权,即企业所有者具有的权力。委托人总能通过激励约束机制使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情况是代理人是具有主动的人力资本,并具有信息优势,机会主义倾向和利己动机。因此,在一定情况下,代理人完全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短视行为,尤其在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代理人偏离委托人意愿,形成目标不一致,导致控制权的争夺。

詹森和麦克林开创了融资结构的契约理论,指出融资结构由代理成本决定,而融资结构通过影响经营者的努力水平、融资结构的市场信号传递功能、融资结构通过经营者占有的股份与其对企业控制权的分配这三种途径影响企业价值。哈里斯和雷维夫考察了投票权的经理控制。

明确公司控制权的来源有利于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保证公司高效运作和切实维护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利。最初的股东至上主义理论指出,控制权是所有权的派生物,谁是公司的所有者,谁就拥有公司的控制权。实际情况是,在一些股权分散的市场,并不是所有股东都能够控制公司,而是委托董事会。控制权从法定的“同股同权”转向为通过契约章程规定的具有超额投票权的创始人及其团队。阿里巴巴通过合伙人制度间接获得了这种控制权。

小结

公司控制权的争夺随着公司融资的不断扩大愈演愈烈,股份公司的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公司控制权配置实质上是公司各利益相关方对公司权力和利益的安排。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权有利于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高科技互联网公司核心资源是人,即创始人及其团队。他们拥有公司的核心技术并创造了公司的独特文化,以支持公司实现高速增长。公司控制权是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综合表现,无论是创始人团队,董事会还是经理层控制着公司的重大决策权,都应该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控制权的争夺不应成为为自身某利益的权力斗争,而应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正如阿里巴巴对外宣称的合伙人制在于维护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得以延续,控制权只是手段,手段要服务于企业的长远健康持续发展这个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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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一.股权稀释过程中公司控制权保持:法律途径与边界――以双层股权结构和马云“中国合伙人制”为研究对象[J].中外法学,2014(03)

[3]李先瑞.创始人权威、控制权配置与高科技公司治理――以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争夺为视角[J].会计之友,2015(10)

[4]郑玉洁.公司控制权锁定模式的比较研究[J].企业导报,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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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大剖析(有深度)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大剖析(有深度)

2014年9月19日,随之在纽交所登陆,阿里巴巴(以下简称“阿里”)终于完成其举世瞩目的上市历程,从香港转战美国,围绕其合伙人制度的争议也终于尘埃落定。

根据其于5月7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国证监会”)提交的IPO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书”)及其他公开披露的信息,阿里维持15年之久并在2010年正式确立的阿里合伙人制度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选择此文,供大家学习。

一、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法律内容

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又称为湖畔合伙人制度(英文翻译为“Lakeside

Partners”),该名称源自15年前马云等创始人创建阿里的地点——湖畔花

园。阿里的创始人自1999年起便以合伙人原则管理运营阿里,并于2010年正式确立合伙人制度,取名湖畔合伙人。

仔细阅读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其主旨是通过制度安排,以掌握公司控制权为手段保证核心创始人和管理层的权益并传承他们所代表的企业文化。然而,与其他在美上市的公司做法不同,阿里没有采取双重股权制度实现管理层控制上市公司,而是通过设立一层特殊权力机构以对抗其他股东的权利并稳定创始人和管理层现有的控制权,这层机构就是阿里合伙人。因此,阿里合伙人虽然使用了合伙人这一名称,却与《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范定义的合伙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根据2014年5月阿里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招股书,当时阿里合伙人共计28名;而后阿里于2014年6月更新了招股书,阿里合伙人减至27名,其中22人来自管理团队,4人来自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其中两人兼任阿里和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的管理职务),1人来自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9月,阿里合伙人再次调整,新增3名合伙人,总人数增至30人。阿里合伙人制度并未固定人数,名额将随着成员变动而改变且无上限,除马云和蔡崇信为永久合伙人外,其余合伙人的地位与其任职有关,一旦离职则退出合伙人关系。根据阿里的招股书、公司章程及其他公开资料,阿里合伙人制度的主要规定如下:

1、合伙人的资格要求:(1)合伙人必须在阿里服务满5年;(2)合伙人必须持有公司股份,且有限售要求;(3)由在任合伙人向合伙人委员

会提名推荐,并由合伙人委员会审核同意其参加选举;(4)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超过75%的合伙人投票同意其加入,合伙人的选举和罢免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或通过。此外,成为合伙人还要符合两个弹性标准:对公司发展有积极贡献;及,高度认同公司文化,愿意为公司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竭尽全力。

2、合伙人的提名权和任命权:(1)合伙人拥有提名董事的权利;(2)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占董事会人数一半以上,因任何原因董事会成员中由合伙人提名或任命的董事不足半数时,合伙人有权任命额外的董事以确保其半数以上董事控制权;(3)如果股东不同意选举合伙人提名的董事的,合伙人可以任命新的临时董事,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4)如果董事因任何原因离职,合伙人有权任命临时董事以填补空缺,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阿里合伙人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可视作阿里创始人及管理层与大股东协商的结果,通过这一机制的设定,阿里合伙人拥有了超越其他股东的董事提名权和任免权,控制了董事人选,进而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运作。

3、合伙人的奖金分配权:阿里每年会向包括公司合伙人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发放奖金,阿里在招股书中强调,该奖金属于税前列支事项。这意味着合伙人的奖金分配权将区别于股东分红权,股东分红是从税后利润中予以分配,而合伙人的奖金分配将作为管理费用处理。

4、合伙人委员会的构成和职权:合伙人委员会共5名委员,负责:(1)审核新合伙人的提名并安排其选举事宜;(2)推荐并提名董事人选;(3)

将薪酬委员会分配给合伙人的年度现金红利分配给非执行职务的合伙人。委员会委员实施差额选举,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合伙人委员会是阿里合伙人架构中最核心的部门,把握着合伙人的审核及选举事宜。

为确保阿里合伙人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阿里还制定(做出)了以下规则和安排:

1、从规则上增加合伙人制度变更的难度

阿里合伙人制度变更需通过董事批注和股东表决两重批准:从董事层面看,任何对于阿里合伙协议中关于合伙人关系的宗旨及阿里合伙人董事提名权的修订必须经过多数董事的批注,且该等董事应为纽交所公司管理规则303A中规定的独立董事,对于合伙协议中有关提名董事程序的修改则须取得独立董事的一致同意;从股东层面看,根据上市后修订的公司章程,修改阿里合伙人的提名权和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必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票数95%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2、与大股东协议巩固合伙人控制权

阿里合伙人与软银、雅虎达成了一整套表决权拘束协议以进一步巩固合伙人对公司的控制权。根据阿里的招股书,上市公司董事会共9名成员,阿里合伙人有权提名简单多数(即5人),如软银持有阿里15%及以上的股份,软银有权提名1名董事,其余的3名董事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前述提名董事将在股东大会上由简单多数选举产生。根据前述表决权拘束协议,阿里合伙人、软银和雅虎将在股东大会上以投票互相支持的方式,确保阿里合伙人不仅能够控制董事会,而且能够基本控制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

协议约定:(1)软银承诺在股东大会上投票支持阿里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当选,未经马云及蔡祟信同意,软银不会投票反对阿里合伙人的董事提名;

(2)软银将其持有的不低于阿里30%的普通股投票权置于投票信托管理之下,并受马云和蔡祟信支配。鉴于软银有一名董事的提名权,因此马云和蔡崇信将在股东大会上用其所拥有和支配的投票权支持软银提名的董事当选;及,(3)雅虎将动用其投票权支持阿里合伙人和软银提名的董事当选。

二、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意义及法律分析

1、阿里选择合伙人制度的长远意义——企业发展和文化

采取合伙人的治理架构。马云认为这一制度保证了高盛和麦肯锡稳定快速的发展和独立自主的文化。马云等创始人的理念是仿效高盛和麦肯锡的模式,将管理层分为三个梯度以推进公司运作:新进人员负责具体执行,中层负责战略管理,创始人主要关注人才选拔和企业发展方向。根据该梯度

设计及对应职责,必须存在一种机制以确保创始人和管理层被赋予相应的公司控制力,这就是阿里合伙人制度的灵感和动因。

为解释这一目的,马云于2013年9月10日发出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信中称合伙人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司运营实现使命传承,以使阿里从一个有组织的商业公司变成一个有生态思想的社会企业;控制这家公司的人,必须是坚守和传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伙人。

合伙人选任制度设计本身也反映了阿里有意识地贯彻着以合伙人治理为核心的统一且发展的企业文化。如,合伙人每年选举制度既填补了因现任合伙人转股或离职等原因可能造成的职务空缺,又为推动公司及时应变、业务拓展和长期发展提供了人事更新的基础和渠道;又如,合伙人人数不设上限,使得合伙人机构的扩张能力与公司发展同步,打通重要员工的上升通道,激发管理层工作热情;再如,候选人经过在任合伙人推荐、合伙人委员会审核及75%的合伙人投票赞成后方可就任新合伙人的选任程序协调了部分合伙人与整个合伙人团队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在任合伙人的推荐可以使人才发现不局限于某几位合伙人的视野范围,确保未来发展的新鲜血液来自公司的各方各面,合伙人委员会的审核不仅反映了对合伙人资格的要求,而且通过对弹性标准的判断也体现了核心合伙人对候选人的认知及价值倾向,确保新任合伙人与核心合伙人利益的一致性,而绝对多数通过制度可以避免因新合伙人的加入所引起的合伙人内部矛盾纠纷,稳定并巩固了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及协作;还如,合伙人选举时一人一票的投

票制度,反映了合伙人之间的平等性,选举权不与股份等因素挂钩使得阿里合伙人制度更具人合性的特征。此外,对于合伙人任职期间的持股和限制转股数额的要求可以实现合伙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的绑定,以减少合伙人的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

2、阿里选择合伙人制度的直接意义——保证控制权

阿里合伙人制度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作用是强化并巩固创始人及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阿里创始人的持股数量已随着阿里的持续融资及上市被逐步稀释,根据招股书显示,目前软银为阿里的最大股东,持有7.97亿股,持股比例为34.4%,其中4.66亿股为软银直接持有,1500万股由软银下属的SBBM Corporation持有,3.16亿股由软银下属的SB China Holdings Pte Ltd.持有。第二大股东为雅虎,持股5.24亿股,占比22.6%。在上述两大股东之后才是董事局主席马云,持股数量为2.06亿股,占比8.9%;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持股8350万股,占比3.6%;阿里CEO 陆兆禧、COO张勇等高管持股比例均未超过1%。从股份分布比例上看,阿里创始人及管理层所持股份合计不超过13.5%,远不及雅虎所持有的股份数额,更不能与软银相提并论,仅凭借持股难以对公司继续实施控制,因此通过公司架构设计以获取超过其股份比例的控制权则至关重要。

根据公司法理论及公司治理的研究结果,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其资合性特点使其区别于以人合性为主要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如果说人合性的经营实体追求股东的权利和意志,那么在资合性实体中,董事会则

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董事会作为公司具体经营运作的决策中心和管控者,决定着公司的发展路径和总体规划,而以CEO、总经理等为首的高级管理层则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因此,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部门,直接控制着公司本身,股东则依赖于行使投票权、知情权等权利或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改变或影响董事会,借以实现间接控制公司的效果。在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下,控制董事会即意味着控制了公司。

控制董事会最主要的方式是取得董事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安排自己的代言人进入董事会以管控公司。从实然的角度看,阿里合伙人制度确立了如下两层措施:首先,制度规定阿里合伙人享有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的提名权,且在被否决的情况下可以重新提名己方董事,从而确保了其能够控制多数新任董事候选人,构成了限制其他股东权利的第一道屏障;其次,一旦创始人和管理层与其他股东(特别是大股东)的矛盾加剧,其他股东可能反复动用其投票权在股东大会上否决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因此制度赋予合伙人任命临时董事的权力,即无论股东是否同意,合伙人提名的董事都将进入董事会以保证其超过半数的控制权。

通过这一制度设计,股东的否决权实际已被架空,股东大会董事选举的意义实质上仅是安排股东代表作为少数董事参与董事会运作,合伙人成功地通过控制董事会的方式取得了公司控制权;然而从应然的角度看,不少人质疑这样的制度安排违背了同股同权和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因为按照一般

公司法理论,狭义的公司治理目标即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董事的提名权理论上属于每个股东(为了避免股东人数众多及分散性影响所导致的董事提名频繁及混乱问题,不少国家的公司法对提名董事的股东的单一或合计持股比例作出了限制),而董事的选任无论是直线投票制还是累积投票制,其实质都是股东资本多数决的结果。显而易见,阿里合伙人制度所保障的仅是小股东——阿里创始人及管理层的权益,违背了上述原则。

既然阿里合伙人制度颠覆了一般公司法理论,因此该制度如要得以长期稳定地执行,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将该制度固定下来,对此,阿里采取的措施是将创始人及管理层与大股东间达成的关于董事提名和任命的方案写入公司章程,且协议中提名权的修改和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的修订应分别经多数董事的批注和股东大会绝对多数票通过(95%以上),通过公司章程的形式直接对阿里合伙人赋权。

这一措施的另一好处是,无论今后其他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何变动,只要阿里合伙人持有最低比例的公司股份,则合伙人的权利将不会旁落。其实,阿里香港上市的矛盾焦点就在于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对于阿里合伙人制度中关于董事提名权和任命权的规定以及相关措施的接受程度,下文将对此进行专门评述。

当然,阿里管理层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创始人和管理层对董事会的控制(如双重股权制度等),但之所以采取阿里合伙人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制度,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本文第三点第二小点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三、阿里赴美上市的制度分析

1、阿里、香港联交所和美国纽交所的博弈

众所周知,香港证监会拒绝接受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强硬态度”是迫使阿里放弃回归港股计划的重要原因,然而阿里与香港联交所的博弈却并非如此简单。从阿里的初衷来看,由于其B2B业务曾在香港上市,熟悉香港的交易规则,同时美国证券市场对于公司上市后的监管及信息披露要求相对严格,且少数股东的集体诉讼频繁,所以阿里会优选香港上市。

从阿里和香港联交所、香港证监会的沟通过程来看,联交所亦有过接受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意向,然而由于触犯同股同权原则,阿里能否在香港顺利上市的关键取决于其监管者——香港证监会的态度,因此即使阿里和联交所达成协议,也难以说服香港证监会。事实上,香港证监会以及香港联交所的股东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曾就阿里合伙人在上市后继续提名多数董事及任命临时董事的提案陷入过争议,讨论的结果是上述结构将为其持股合伙人提供控制董事会的权力,违反了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第8.11条的要求,使得合伙人股份所附带的投票权利与其于缴足股款时所应有的股

本权益不成比例,从而违背了香港法律遵循的公司股东“一股一票”的同股同权制度,并可能削弱法律的严肃性及香港资本市场的形象。

在此情形下,香港联交所与阿里于2013年9月终止了上市谈判。尽管在此前后,香港联交所的不少人士建议改变现行规则,但上述建议未能在阿里赴美上市前取得实质性进展。显而易见的是,香港证券市场的监管态度和政策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调整,但受制于阿里所面临的市场情况及协议安排,阿里无法继续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继续等待。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阿里希望保留合伙人制度的要求在2013年10月得到美国纽交所的书面确认,合伙人制度本身不会成为其赴美上市的法律障碍。

2、香港、美国资本市场的法律规定及与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比较分析

如上所述,阿里选择在美国上市的原因系其合伙人制度不被香港证监会认可。然而在倡导公司治理透明、股东意思自治的美国,由于历史原因和公司治理理念的不同,认可了双重或多重股权制度,也为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我们对香港和美国两地关于双重股权及/或阿里合伙人制度的特殊规定简要分析如下: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属于美国证监会和纽交所的接受范围,与双重股权制度亦存在相似之处,但阿里不采用双重股权制而创新阿里合伙人制度,我们理解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和考量:

(1)弹性指标的灵活优势。双重或多重股权制度相对明确地限定了享有特种股票权益的主体范围,股票所附投票权等权益的比例等,而“合伙人”制度则存在弹性,成为合伙人量化指标只有工作5年以上并持有公司股份两个要求,而其他所谓的“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的规定更多的是一个相对模糊和笼统的提法,为选举和任命新合伙人预留了灵活把握的空间。

(2)反稀释效果更强。尽管双重股权制度赋予特种股票持有人更多的投票权,但这种投票权数量依然与其所持的特种股股份数量挂钩,只是在比例上大于普通股的配比。相反,阿里合伙人制度则斩断了这种联系,只要合伙人持有公司股份,则其投票权不受任何股份数额的影响,消除了股份稀释的威胁,便于创始人和管理层更长期稳定地控制公司。

(3)获得额外的奖金激励。双重股权制度赋予特种股持有人更多的投票权,但该等股东并不因此就享有超越其所持股份的红利分配权,换言之,即特种股股东并不能获得比按同比例持股的普通股股东更多的分红收益,除非章程或协议中作出相反的规定。但根据阿里合伙人制度,阿里每年会

向包括合伙人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发放奖金,并作为税前列支事项处理(在管理费用科目中计提)。

(4)避免法学界对于双重股权制度的诟病。这里分为两个层面,从双重股权制度本身来看,代表同一资本额度的股份被人为地分割成了两种或者多种类型,并被赋予了不同的权利,造成资本和权利的分离,这与公众公司资合性的特征矛盾,造成股东地位的不平等;从双重股权的现实状况来看,双重股权结构在资本市场的解读已倾向于为保护创始人或管理层,抑或是管理层与私募投资者的利益,通过在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前的计划安排或妥协,以牺牲公开市场投资者股东权益为代价,形成的股份权益分级安排。公开市场投资者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由于股东权益特别是投票权的限制,其能选择的反对方式通常只是用脚投票。这也被很多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视为对股东的差别歧视,是不平等的表现,因而不予采纳。故在形式上,阿里巴巴通过合伙人制度的设计可以避免被直接归入双重股权的境地,便于通过合伙人制度进行权利分配及实现企业文化的推广和传承。

3、加速阿里赴美上市的其他推手

如本文注释11中所述,回购雅虎所持有的阿里股份的时间压力或许也是阿里决定加速赴美上市的原因之一。雅虎的持股变化及阿里的股份回购安排有如下几个重要时点:(1)2005年时阿里股权的分布状况为雅虎39%,软银29.3%,马云等管理层合计31.7%;(2)2011年,银湖、俄罗斯DST

Global、云锋基金、淡马锡等基金向阿里联合投资20亿美元;(3)阿里和雅虎在2012年5月达成协议,阿里以63亿美元现金和不超过8亿美元的新增优先股,回购雅虎持有的阿里一半股份,约20%。同年,阿里从香港退市,并完成相关的股份回购,回购资金来源于以中投、博裕资本、中信资本、国开金融所组成的投资团提供的资本;(4)2012年5月的协议同时约定,如果阿里在2015年12月前进行首次公开募股,阿里有权在IPO时回购雅虎持有的剩余股份的一半,即10%左右。双方同时约定维持董事会2∶1∶1(阿里、雅虎、软银)的比例;(5)2013 年10 月,雅虎与阿里更新了回购股份的协议安排,将原先雅虎承诺在IPO时优先出售给阿里的最高股份限额由原定的2.615亿股减少到2.08亿股,即在阿里上市后,雅虎将维持约13%的股份;(6)根据雅虎于7月份披露的2014年度第二季度财务报告,雅虎和阿里已签署回购协议的第三次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在IPO结束后,阿里从雅虎优先受让的股票数量从之前的2.08亿股减少到

1.4亿股。

从阿里管理层和雅虎的回购交易安排中,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对本次IPO都给予非常的重视和期待:从雅虎的角度看,阿里上市后雅虎所持有的阿里股份已大幅升值,未来可以在美国二级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套现,这对于雅虎的资产收益、流动性增加和财务报表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从阿里的角度看,尽快完成IPO不仅能大幅扩充资本实力以应对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并购扩张浪潮,强化公司的领先地位并提升影响力,同时IPO亦能确保协议所约定的股份回购顺利实现,并藉此为创始人和管理层取得更多的控制

权,以巩固阿里合伙人制度。作为一个双赢的结局,阿里赴美上市也就有了更多的助力和推手。

四、阿里合伙人制度对于国内企业的借鉴意义

按照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法律法规,除因股权分置改革形成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差异外,对于一般的上市公司股票实行同股同权制度(优先股及限售期内的股份除外)。因此,境内上市公司采用阿里合伙人的治理模式存在障碍。但是,对于未上市企业而言,则应当分两种情况讨论。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1)从董事的提名权和选举程序看,《公司法》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提名权作出规定,因此通常由公司章程直接规范,实践中这一提名往往是股东间协商的结果。根据《公司法》第37条第1款第(二)项,股东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同时《公司法》

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公司法》将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的权利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了股东,但其但书规定设定了例外情形,即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选举和更换董事的权利,并将其写入公司章程。因此,在以增资或股权转让方式引入投资人时,创始人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借鉴阿里合伙人制度:(a)设定一个类似合伙人的组织,该组织享有绝大多数董事的提名权,但不享有选举和更换董事的权利;(b)创始人与投资人约定由创始人享有绝大多数或全部(如

投资人同意该等安排)董事的选择更换权,即固定两方在董事会中的董事席位比例;(c)将上述机制和约定写入公司章程,并获得股东会通过。

(2)从收益分配看,根据《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因此,创始人和投资人可以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安排公司收益的分配,也可以通过向创始人及指定的管理层发放奖金的方式使其获得额外的收益。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1)从董事的提名权和选举程序看,《公司法》虽然未对董事提名权作出直接规定,但根据《公司法》第102条第2款,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因此,不排除其他股东以临时提案的方式向股东大会提名董事候选人。《公司法》第99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公司法》第103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此可见,在股份有限公司形态下,法律并未留给创始人和投资人太多的意思自治的空间,除

通过协议进行约定外,在股份已被充分稀释的情况下,创始人难以利用阿里合伙人制度控制过半数的董事提名权以及董事的选举和更换。

(2)从收益分配看,《公司法》第166条第4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因此,股份有限公司亦可以通过创始人和投资人协议约定的方式实现公司收益的分配,或向创始人及指定的管理层发放奖金。但是,协议约定的不按持股比例分配利润的制度应当写入公司章程。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未上市的中国企业亦可以借鉴阿里合伙人制度的部分内容以实现创始人之间,以及创始人与新股东之间的权利安排。事实上在公司融资行为中,创始人和投资人通常都会在Term Sheet和融资协议中明确董事会席位和利润分配问题,财务投资人一般不会过多介入公司运营,而阿里合伙人制度似乎又为创始人股东的公司控制权增加了一层保障。当然,这一切还有待中国法律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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