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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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阿道夫艾希曼

范文一:《艾希曼》影评

今天看了电影《艾希曼》,这部电影可以算是一部回忆型的电影,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影片根据检察官阿夫纳勒思对艾希曼的审问为线,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忆,讲述了艾希曼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事件。影片主人公艾希曼原名阿道夫·艾希曼,生于1906年,卒于1962年,他是纳粹德国的一名高官,是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执行者,凶残、没有人性。影片开头也有提到艾希曼从1942年开始对欧洲犹太人及其他人群发动种族灭绝大屠杀并高效完成此项计划。

二战结束以后,艾希曼开始逃亡。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且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检察官阿夫纳勒思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对艾希曼进行审问,审问期间得知其父亲也死于艾希曼之手,他非常恼怒,但是他依然要保持客观冷静。相反地,艾希曼非常淡定,他似乎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从不承认所犯下的罪行,反复强调他只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命令。他说“一切只是按命令去做,我只是一部告诉运转的机器上的齿轮”。正如他所说,二战期间有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事件,艾希曼只是其中的一个。

影片中有一个很令我震撼的镜头就是,艾希曼在男爵夫人面前杀死了一个婴儿,虽然迟疑了一下,但是还是痛下狠手开枪打死了那个孩子,只为了在男爵夫人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检查官勒思找到的他违背系莱姆命令的证据下,他默认了他命令士兵将十岁以上的人送去奥匈帝国边界,十岁以下的孩子和妇女送去集中营和毒气营。

在二战结束以后,他成为了通缉的对象,被捕后经过七个月的审讯最终在以色列得到了应有的审判——绞刑。这件事情被载入史册,消息公布于众后,民众们无不欢呼雀跃。

最后勒思说我们给他的公正比他给我们的多,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虽然他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弥补的罪行,但是我们不能像他一样,我们给予他七个月的审讯时间不是因为故意拖延,只是因为我们要保证公正,才不会成为下一个艾希曼。这也告诉我们即使世界上有很多像艾希曼一样的非正义方,最终一定会败给正义方,所以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正义。

这部影片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相对真实的艾希曼,艾希曼唯一一点让我觉得仅存的人性的地方就是影片最后他还会担心他的只有6岁儿子。

我觉得这部影片很有历史意义,非常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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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电影《艾希曼》,这部电影可以算是一部回忆型的电影,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影片根据检察官阿夫纳勒思对艾希曼的审问为线,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忆,讲述了艾希曼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的事件。影片主人公艾希曼原名阿道夫·艾希曼,生于1906年,卒于1962年,他是纳粹德国的一名高官,是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执行者,凶残、没有人性。影片开头也有提到艾希曼从1942年开始对欧洲犹太人及其他人群发动种族灭绝大屠杀并高效完成此项计划。

二战结束以后,艾希曼开始逃亡。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且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检察官阿夫纳勒思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对艾希曼进行审问,审问期间得知其父亲也死于艾希曼之手,他非常恼怒,但是他依然要保持客观冷静。相反地,艾希曼非常淡定,他似乎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从不承认所犯下的罪行,反复强调他只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命令。他说“一切只是按命令去做,我只是一部告诉运转的机器上的齿轮”。正如他所说,二战期间有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事件,艾希曼只是其中的一个。

影片中有一个很令我震撼的镜头就是,艾希曼在男爵夫人面前杀死了一个婴儿,虽然迟疑了一下,但是还是痛下狠手开枪打死了那个孩子,只为了在男爵夫人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检查官勒思找到的他违背系莱姆命令的证据下,他默认了他命令士兵将十岁以上的人送去奥匈帝国边界,十岁以下的孩子和妇女送去集中营和毒气营。

在二战结束以后,他成为了通缉的对象,被捕后经过七个月的审讯最终在以色列得到了应有的审判——绞刑。这件事情被载入史册,消息公布于众后,民众们无不欢呼雀跃。

最后勒思说我们给他的公正比他给我们的多,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虽然他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弥补的罪行,但是我们不能像他一样,我们给予他七个月的审讯时间不是因为故意拖延,只是因为我们要保证公正,才不会成为下一个艾希曼。这也告诉我们即使世界上有很多像艾希曼一样的非正义方,最终一定会败给正义方,所以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正义。

这部影片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相对真实的艾希曼,艾希曼唯一一点让我觉得仅存的人性的地方就是影片最后他还会担心他的只有6岁儿子。

我觉得这部影片很有历史意义,非常值得一看。

范文二:艾希曼观后感

《艾希曼》观后感 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由于小时候肤色较深,而被同侪笑为犹太人。之后艾希曼加入纳粹党,1934年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向纳粹方面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但是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且於1960年5月11日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艾希曼的逮捕方式由於类似绑架,也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

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於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求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影片以负责起诉工作的以色列景观莱斯中尉(特洛伊·格雷提饰)和艾希曼的审问对话中展开,穿插历史的回忆。一方面是艾希曼百般为自己的惨绝人寰的罪行辩解,另一方面犹太律师也承担者巨大的社会压力,复仇的口号响彻周围,他自己的父亲也死于艾希曼签名的大屠杀之中,但是依旧要保持客观理智的态度保证审判的公正进行。汉娜·阿伦特作为历史上这场著名审判的旁听者,也在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写到:艾希曼所犯的罪不是对犹太人犯罪,而是对人类犯罪;如果将对艾希曼的审判视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造成误导而导致掩盖纳粹的罪行。

电影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大屠杀的场景,因为对这段历史的残酷性,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电影中最残酷的一个镜头是艾希曼想要证明自己一样,亲手枪毙了一个襁褓中的犹太婴儿。这个刽子手在证据面前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时候居然怀念自己的四个孩子留下眼泪,他还怀念做父亲的感觉,而当律师问他杀了多少比自己孩子还小的孩子时,他却说:“但是,他们是犹太人。”电影就到这里,但是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却为这段历史的审判增加了后世备受争议的哲学话题,我节选了一段材料放在这篇影评里面。一部反思历史惨剧的艺术作品,也是一座苦难的丰碑,对于二战中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西方在艺术上真的做出了很好的祭奠和反思,我们中华民族也有着八年抗战、十年浩劫那样深重的苦难,能配得上这段苦难的艺术丰碑太少了,什么时候也把苦难祭奠起来,让后人去凭吊! 今天回过头来看,许多的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个民族的多数人都卷入一场犯罪时,也许真的存在一个良心需要被唤醒的问题,否则,个体在整个时代的压力下会更多地凭巨大的惯性活着,而难以作出独立、正义的选择。就像我国的“文革”时期,许多人都在偶像崇拜中变得疯狂、盲从和非理性一样,事后让人觉得难以理喻,它决非“上当受骗”这四个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回想起来,即便像顾准这样的人,若非过早就被体制抛弃,身陷囹圄,要产生那些有反叛意味的清醒

思想,怕也是难的。

由此电影我们不得不联想整个战争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少数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7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二战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争所带来的血腥杀戮,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长久的反映在战后人类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战争的结果使得法西斯主义被铲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倒;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被削弱;美国大发战争横财,跃居世界头号强国地位,苏联成为唯一可以在军事上抗衡美国的国家,战前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国际格局被以美苏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所取代;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中国等一批欧亚国家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范围由一个国家扩展为一个阵营;印度等殖民地利用宗主国在大战中被削弱的机会实现了独立--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结果所带来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能抹去的伤痛。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抗争中走向解放的壮丽凯歌。铭记历史才能面向未来。对中国人民来说,记住那段悲壮历史,弘扬那种伟大精神,就要更加珍惜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保持和维护稳定的局面,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今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要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一心一意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只要紧跟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步调一致,努力奋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综观八年抗战的历史,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国际贡献。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得到了包括苏联、美、英、法等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对此中国人民深表感谢,并永志不忘。今天,当我们看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时,不能不同时看到,以极右面貌出现的法西斯幽灵仍在日本等一些国家游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历史不能忘却,更不容篡改。任何为法西斯掩饰罪责的言行,都会极大地伤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感情,必将遭到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终会被历史唾弃。我们重温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就是为了激发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半个世纪以前,中华民族在战争中表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同样能够万众一心,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抓住机遇,奋发图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是人类社会对待历史悲剧的正确选择。只有牢记历史教训,只有不忘战争给人民带来了苦难,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

发展是和平的坚实基础,合作是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各国人民要顺应潮流,把握机遇,齐心协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全面合作。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国家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富强起来,但与世界强国相比还有不小距离。虽然我们现在处在和平年代,但世界上总有一些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们强大起来,不断制造麻烦。居安思危,加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应该警钟长鸣。

“知耻近乎勇”,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牢记自己所蒙受的耻辱,才能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当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富不忘本,强不落志,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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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艾希曼”的标本意义

1960年5月,以色列将逃逸15年的“屠犹元凶”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缉拿归案。汉娜?阿伦特请缨作为《纽约客》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采访114次庭审过程,并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根据阿伦特的观察,这个恶贯满盈的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看起来相当平庸,“个人素质极其肤浅”,自我辩护也显得词穷理屈,与其说艾希曼是个恶魔,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极为普通的公务员。阿伦特对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个人本质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他不具有伊曼努尔?康德曾提出过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拥有坚定理念与信仰的“恶”,“平庸的恶”(banality evil)才是他背负至少300万无辜死难者罪责的潜质。

阿伦特通过“艾希曼”这一具象的标本,在《报告》中对“平庸的恶”作出了条分缕析,半个世纪已过,似仍值得咀嚼――

被腐败政治激怒,被天真理想激荡,以超常的热情投入政治性抗议活动,这是“平庸的恶”的原始动因。当年希特勒宣扬的是日耳曼是天生的优质民族,而犹太人是必须消灭的劣等民族,这是“净化人类”的需要。全民族的“艾希曼”几乎全然投入了这一政治性抗议活动。如阿伦特所说:“聪明的煽动者借优美的词句造成超常的刺激情境,尤其是抓住年轻人这个易被感染的年纪,他将发现很容易就可以带引他们走向为他的政治目标效劳的方向。”“艾希曼”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再加上潜伏于人类基因里、潜意识层面中的对权力的崇拜、对控制他人的欲望,肆意施暴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根本上说,“平庸的恶”的始作俑者乃是体制和社会结构本身。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纳粹这部“发动机”中,艾希曼犹如一个“齿轮”,在前后左右都拥有相同“齿轮”的转动下,自己也不得不随之转动,“永不生锈”。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一切都是服从命令。”人们在反思“恶”的平庸性时,应该注意到单一的极权主义环境是如何孕育着这种“平庸的恶”。自不待言,艾希曼的罪行理当清算,但这仅是“末”,追究“平庸的恶”之“本”在于社会体制。――阿伦特关于纳粹极权主义体制下全民“艾希曼”现象的分析,至今仍不失其警策意义。

艾希曼曾经亲手签发了处死上百万名犹太人的命令,但是,阿伦特认为:他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是一个根本拒绝思考的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根本未予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知。阿伦特将这种没有思考的人生视为行尸走肉,“邪恶是那拿不定主意为善为恶的人做出来的”。正是这些“道德冷漠的社会”所造就的类似艾希曼的“正常人”,在虐杀狂飙骤起时,陡然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断力;也正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失去自己头脑的“艾希曼”的参与,才可能使得奥斯维辛式的灾难成为事实。

纳粹非人化的荼毒是“艾希曼”辈出、“平庸的恶”丛生的关键要素。阿伦特是这样分析纳粹实施非人化过程,即三步“杀人”法: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成不了烈士”,“无法用良心来作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使之在非人化的待遇下,既没有自主的能力,更没有反抗的意愿。在纳粹政府多年专制的“政治宣传”以及高压政策的限制下,“艾希曼”们早已丧失了“自主”和“反抗”的环境与权利,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几乎没有人敢于质疑甚或挑战纳粹政府的权威,正是这种“从众”心理和漠视的行为造就了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平庸的恶”。战后,社会呼吁“普通法西斯”也值得忏悔和反思,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凡是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人都要承担刑事、政治、道德、集体这四种罪责。 纳粹时代过去了,但把纳粹的历史性罪恶拿出来清理,并作深入的探讨,这永远不会结

束。“平庸的恶”的观点至今依然是学术界研究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所犯罪行的一个坐标。

范文四:艾希曼观后感

艾希曼观后感 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名字往往与恶魔联系在一起,残暴、血腥、冷血是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要拍一部关于他的电影,必定是艰难的,且不提犹太人的负面情绪,人物的塑造就是一只拦路虎,如果仅仅突出他的冷酷的一面,塑造出的必定只是一个干瘪的法西斯的标志而已,绝对不会与人这种复杂的生物联系在一起,就像国内许多抗日电影一样,一昧的丑化、恶魔化,得到的只是一个模版一样的形象,或许可解国人一时之恨,时间一长,只觉厌烦至极,还埋下了让国人无法正确认知日本的定时炸弹。

而在这部电影中,艾希曼的形象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他狡猾、残忍,犯下滔天罪行被抓后,收起獠牙利爪,小心的应对外界一切,像泥鳅一样滑不溜手,甚至差一点就被引渡回国,逃脱死亡。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会因为爱情而盲目,会因为良心而挣扎,会因为家人而落泪。这才是人所应该表现出来的特征,虎毒尚且不食字,一昧的冷血,连禽兽都不如,又怎么能让人相信这是一个人呢? “坏人”专业户演员孙红雷多年前在访谈中的一句话让我记了很多年:“演一个坏人的前提必须是你得演的是一个人!我演过一个汉奸,是坏人吧,戏里人人都很他,但对他爹来说,他就是个好儿子,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混出去,人模狗样也要混出去!混出去才能让他爹过好日子!你说他爹能恨他吗?这样有矛盾,角色才是个人。” 显然托马斯·克莱舒曼在戏中同样做到了这一点,才会让我影响

如此深刻。他并未否认自己的行为,他大声的对莱斯中尉演讲“我不是那种会在战败后跪下来推卸责任、哭诉无辜的人,但我拒绝为不是由我发布的命令所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只是帝国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零件。”“我只是服从命令。”甚至讲述对家人的爱和眷恋。他使用隐晦的替代词语,催眠自己,以交通部门为借口,将自己与直接杀人隔离开来。

说实话,最开始我确实陷入了迷惑,他真的有错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对吗?但很快我发现,这是一个陷阱,他狡猾的隐去了一个前提——这个命令是正确的,没有突破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没有触犯自然法。作为一个有着正常行为能力、正常判断能力,甚至有超出一般人谋略的军官,肯定有着判断命令性质的基本能力,如果他以恪守职责、坚守命令为由,就可以推脱其应有的责任,无疑视底线伦理于无物。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举证,恶法非法。法官在面对不正义的法律,即恶法时,有权利,也有义务运用司法审查权避免恶果。如果恶法被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么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就会违背他作为一个人基本的良心、道义和不侵犯他人正当权利的义务,执行者也会因为违背底线伦理侵害他人的而成为罪犯,无法逃脱自然法的审判。

在片中,除了艾希曼本人的矛盾性以外,还有莱斯中尉以及当时少数人所表现出来的,要给予艾希曼正常审判的行为无疑具有人性和和司法正义的光辉,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在全民反对的情况下,在面对杀父仇人的情况下,顶住家庭内外的巨大压力,坚持初心,从浩

如烟海的各种纷杂信息中抽丝剥茧,最终将艾希曼绳之以法,“至少我们所给予他的公平比他给我们的多。”这一句话所表现出的理性和宽大胸怀,我自认不及,我相信也甚少有人能做到。

最后我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民族性犯罪或群体性犯罪。我们可以从电影中看出,实际上艾希曼并非是一个完全丧心病狂的虐待狂,他也有光明的一面,有知识的、绅士的、慈爱的,理性的。赫内的《党卫军》一书记载了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回忆,他说:“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甚至许多的纳粹在正常生活中是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

这并非是特例,像我们许多人知道的,在中国犯下累累血债的日本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也一样是文质彬彬,懂礼守节。我看到过一张同一日本人在本土和中国的对比图,本土家中慈爱的父亲,中国手举人首残忍狞笑留念刽子手,就好像是完全的两个人一样。

还有十年文革中,许多平时友好质朴的人们,一夜之间仿佛变身恶魔,不分青红皂白的四处批斗,父子相告、兄弟阋墙、夫妻反目。到处剑拔弩张,不得安宁,种种劣迹,无需我多做赘述。

许多历史性事件证明,当一个民族的人都陷入思想钳制中,日日接受洗脑般的信念灌输、对某一人或某件事的歌功颂德,极容易陷入对个人或偶像的崇拜,无法独立理性思考,变得盲目、非理性,任由那些纳粹思想、武士道精神或阶级斗争纲领替代原本的伦理价值观,

做出一系列可怕的行为而无所察觉。 因此,我认为,防止这种民族性犯罪惨剧发生的最根本做法,是放开甚至引导群众的自由理性独立思考(同时要防止被不法分子引入歧途)真正实现言论自由(以法律为限),让每个人都建立方向大体正确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观,防止庸碌的盲从。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现实生活中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教育水平和全民素质尚有待提高的今天,猛然放开思想引导只会造成国家的动荡。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提升全名受教育水平,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完善法制和监督机制,再逐步的,缓慢的,实现全民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

法学03 马璇 2012031113

2013年12月15日

范文五:艾希曼:罪恶的平庸者

环境使他犯了罪,但并不能开脱他的罪恶。

纳粹阿道夫·艾希曼是个拼命工作的行政官。从1942年起,他负责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入波兰的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它旨在杀尽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艾希曼没有参与制定这个系统屠杀的政策——这不是他的主意。但他深深参与了实施这项政策的铁路系统的组织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以后,纳粹开始实施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希特勒把德国的一切错事都归咎于犹太人,疯狂地希望报复犹太人。这些法律禁止犹太人进入国有的学校,强迫他们交出金钱和财产,命令他们佩戴黄颜色的六角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被迫住进犹太人区。那些地方是城市里的人口稠密区,成了犹太人的监狱。食品稀少,生活艰难。但“最后解决方案”更是达到了罪恶的一个新阶段。希特勒决定杀掉数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们必须用一种办法把犹太人赶出城市,送到一些能把他们大量屠杀的地方去。现有的集中营被变成了用毒气杀人的工厂,每天都会焚化数百人。很多这样的集中营都在波兰,因此必须有人安排火车运输,把犹太人送往死亡之地。

艾希曼坐在办公室里,任意翻动着写有档案的小纸片,通过电话下达重要命令,他这些做法的结果就是数百万人的死亡。一些人因伤寒或饥饿殒命,另一些人则被强迫劳动至死,但大多数人都被毒气杀死。在纳粹德国,火车的运行很准时——艾希曼和像他那样的人保证了火车的准点运行。他们的工作效率一直使运输车厢满载,里面是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踏上痛苦的长途之旅,奔向死亡,通常都没有水和食物,有时还要忍受酷热和严寒。很多人在半路上就死去了,尤其是老年人和病人。

活下来的人到了集中营时都虚弱不堪,心惊胆战,纷纷被赶进了伪装成淋浴室的屋子,在那里被迫脱光衣服。屋门锁上了。就在那里,纳粹用齐克隆毒气杀死了他们。他们的尸体被埋掉,他们的随身物品被抢劫。倘若他们未被挑选出来立即用毒气杀死,其中身体较好的便可能被迫去做苦工,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纳粹看守常常殴打他们,甚至以射杀他们取乐。

在这些罪行中,艾希曼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却设法逃避了盟军,最终逃到了阿根廷,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一些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的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追踪到了他,把他逮捕。他们麻醉了艾希曼,用飞机把他送回以色列受审。

艾希曼是不是邪恶的畜牲、是不是从他人的苦难中取乐的虐待狂?对艾希曼的审判开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除了干这个,他还能干别的吗?有好几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人们送入死亡。当然,完成了那样的工作之后,唯有恶魔夜里才睡得着觉。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德国的犹太人,后来移民美国,为《纽约人》杂志报道了艾希曼审判案。艾希曼是纳粹极权国家的产物,是一个几乎不容许你想到自己的社会的产物,对和他面对面,阿伦特很有兴趣。她想理解这个人,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想弄清他何以做出那么可怖的事情。

艾希曼远远不是阿伦特见到的第一个纳粹分子。她曾逃脱了纳粹,离开德国,到了法国,但最终成了美国公民。她年轻时就学于德国的马尔堡大学,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是她的老师。她和海德格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虽说当时她只有18岁,而海德格尔已婚。海德格尔忙于写作《存在与时间》,一部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著作,一些人认为它是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作者故意把它写得晦涩难懂。海德格尔后来成了纳粹党员,支持纳粹的反犹太政策。他甚至从《存在与时间》的题献页上抹去了他的朋友、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的名字,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

但是现在,阿伦特将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与其他纳粹大不相同的纳粹分子。她面对的是个普通人,他宁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做仔细思考。他的不加思考造成了灾难般的后果。可是,他却并不像阿伦特预期的那种罪恶的虐待狂。他很有些不同寻常,但同样危险:他是个不思考的人。在一个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成为法律的德国,他很容易说服自己相信他干的事情是对的。环境给了他事业成功的机会,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使艾希曼事业成功、表现自己能干的良机。这很难想象,很多批评阿伦特的人都认为她错了,但她却觉得艾希曼说自己是在履行职责时是真诚的。

和一些纳粹不同,艾希曼的行为似乎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他不具备希特勒的恶毒。大量的纳粹党徒都会欣然地把一些犹太人当街殴打至死,因为那些犹太人见到他们时没高呼“希特勒万岁”;但艾希曼不属于这种纳粹党徒。但是,他接受了纳粹官方的路线。远远比这更恶劣的是,他还协助纳粹把数百万人送入了死亡。即使听到不利于他的证词时,他仍然似乎不知道自己当年错在哪里。就艾希曼而言,他当年并未违反任何法律,从未亲手杀死过任何人,也从未让别人替他杀人;他那些行为合情合理。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服从法律,又被训练得一贯服从命令,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行事。从别人那里得到命令,使他不会感到他该对自己日常工作的后果负责。

艾希曼不必亲眼见到人们被塞进运输车厢,不必亲自去死亡营,所以他没有那么做。这个人对法庭说,他之所以没能当医生,是因为一见到血就害怕。但他手上还是有血。艾希曼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不知为什么,那个制度禁止他批判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及其给活人造成的后果。他仿佛根本不能想象其他人的感情。在对他的审判中,他始终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要么坚称自己无罪,要么就用一个理由作为最好的辩护:他当年那么做是在服从法律;倘若如此,他就欺骗了阿伦特。

阿伦特用“罪恶的平庸”来描述她在艾希曼身上见到的。说某个事物“平庸”,通常是指令人讨厌和毫无独创性。阿伦特说,艾希曼就是平庸者,因为平庸是官僚体制之罪,是当政者之罪,而不是恶魔之罪。艾希曼属于一类很常见的人,他们允许纳粹的观点影响自己的一切行为。

阿伦特的哲学来自她周围的事件。她不是那种一生都坐在扶手椅里进行纯抽象思考的哲学家,不是那种无休止地争论某个词的确切意义的哲学家。她的哲学联系着最近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体验。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的论述,基于她对一个人的观察,基于那个人的语言和自辩。根据她的所见,她对极权国家里的罪恶及其对不能抵御其思想模式的人们的影响,做了更概括的解释。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很多纳粹一样,艾希曼也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他不够勇敢,不能质疑加给他的规则:他只是寻找最好的方法去服从它们。他没有想象力。阿伦特说他思想肤浅、没有头脑——但没有头脑也是一种行动。艾希曼若是恶魔,他便会令人恐惧。可是,至少恶魔比较罕见,通常也很容易被识破。或许更令人恐惧的是艾希曼显得那么平常。他是个平常人,并不质疑自己所做的事情,却参与了人类所知的最重大的罪行。他若没有生活在纳粹德国,便不大可能成为罪恶的人。环境使他犯了罪,但并不能开脱他的罪恶。他服从了不道德的命令。阿伦特认为,服从纳粹的命令就等于支持“最后解决方案”。艾希曼没有质疑命令他做的事情,执行了那些命令,这就是参加了大屠杀,尽管他认为自己只是编制了火车时刻表。在对他的审判中,有一次他竟说自己当年是在按照伊曼纽尔·康德的道德责任理论行事——好像奉命行事是正确的行为。他完全不理解一点:康德认为道德的基础是尊重人和人的尊严。

(摘自新华出版社《40堂哲学公开课》 作者:[英]奈杰尔·沃伯顿 译者:肖聿)

范文六:艾希曼:罪恶的平庸者

纳粹阿道夫・艾希曼是个拼命工作的行政官。从1942年起,他负责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入波兰的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旨在杀尽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艾希曼没有参与制定这个系统屠杀的政策――这不是他的主意。但他深深参与了实施这项政策的铁路系统的组织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以后,纳粹开始实施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希特勒把德国的一切错事都归咎于犹太人,疯狂地报复犹太人。这些法律禁止犹太人进入国有的学校,强迫他们交出金钱和财产,命令他们佩戴黄颜色的六角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被迫住进犹太人区。那些城市里的人口稠密区,成了犹太人的监狱。食品稀少,生活艰难。但“最后解决方案”更是达到了罪恶的新阶段。希特勒决定杀掉数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们必须用一种办法把犹太人赶出城市,送到一些能把他们大量屠杀的地方去。现有的集中营被变成了用毒气杀人的工厂,每天都会焚化数百人。很多这样的集中营都在波兰,因此必须有人安排火车运输,把犹太人送往死亡之地。

艾希曼坐在办公室里,任意翻动着写有档案的小纸片,通过电话下达重要命令,他这些做法的结果就是数百万人的死亡。一些人因伤寒或饥饿殒命,另一些人则被强迫劳动至死,但大多数人都是被毒气杀死的。在纳粹德国,火车的运行很准时――艾希曼和像他那样的人保证了火车的准点运行。他们的工作效率一直使运输车厢满载,里面是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踏上痛苦的长途之旅,奔向死亡,通常都没有水和食物,有时还要忍受酷热和严寒。很多人在半路上就死去了,尤其是老年人和病人。

活下来的人到了集中营时都虚弱不堪,心惊胆战,纷纷被赶进了伪装成淋浴室的屋子,在那里被迫脱光衣服。屋门锁上了。就在那里,纳粹用齐克隆毒气杀死了他们。他们的尸体被埋掉,他们的随身物品被抢劫。倘若他们未被挑选出来立即用毒气杀死,其中身体较好的便可能被迫去做苦工,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纳粹看守常常殴打他们,甚至以射杀他们取乐。

在这些罪行中,艾希曼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却设法逃避了盟军的追捕,最终逃到了阿根廷,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一些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的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追踪到了他,把他逮捕。他们麻醉了艾希曼,用飞机把他送回以色列受审。

艾希曼是不是邪恶的畜牲、是不是从他人的苦难中取乐的虐待狂?对艾希曼的审判开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除了干这个,他还能干别的吗?有好几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人们送入死亡。当然,完成了那样的工作之后,唯有恶魔夜里才睡得着觉。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德国的犹太人,后来移民美国,为《纽约人》杂志报道了艾希曼审判案。艾希曼是纳粹极权国家的产物,是一个几乎不容许你想到自己的社会的产物。对和他面对面,阿伦特很有兴趣。她想理解这个人,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想弄清他何以做出那么可怖的事情。

艾希曼远远不是阿伦特见到的第一个纳粹分子。她曾逃脱纳粹,离开德国,到了法国,但最终成了美国公民。她年轻时就学于德国的马尔堡大学,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是她的老师。她和海德格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虽说当时她只有18岁,而海德格尔已婚。海德格尔忙于写作《存在与时间》,一部难得且令人难以置信的著作。一些人认为它是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作者故意把它写得晦涩难懂。海德格尔后来成了纳粹党员,支持纳粹的反犹太政策。他甚至从《存在与时间》的题词页上抹去了他的朋友、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的名字,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

但是现在,阿伦特将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与其他纳粹大不相同的纳粹分子。她面对的是个普通人,他宁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做仔细思考。他的不加思考造成了灾难般的后果。可是,他却并不像阿伦特预期的那种罪恶的虐待狂。他很有些不同寻常,但同样危险:他是个不思考的人。在一个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成为法律的德国,他很容易说服自己相信他干的事情是对的。环境给了他事业成功的机会,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使艾希曼事业成功、表现自己能干的良机。这很难想象,很多批评阿伦特的人都认为她错了,但她却觉得艾希曼说自己是在履行职责时是真诚的。

和一些纳粹不同,艾希曼的行为似乎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他不具备希特勒的恶毒。大量的纳粹党徒都会欣然地把一些犹太人当街殴打至死,因为那些犹太人见到他们时没高呼“希特勒万岁”;尽管艾希曼不属于这种纳粹党徒,但是他接受了纳粹官方的路线。远远比这更恶劣的是,他还协助纳粹把数百万人送入了死亡。即使听到不利于他的证词时,他似乎仍然不知道自己当年错在哪里。就艾希曼而言,他当年并未违反任何法律,从未亲手杀死过任何人,也从未让别人替他杀人;他那些行为合情合理。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服从法律,又被训练得一贯服从命令,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行事。从别人那里得到命令,使他不会感到他该对自己日常工作的后果负责。

艾希曼不必亲眼见到人们被塞进运输车厢,不必亲自去死亡营,所以他没有进行任何思考。这个人对法庭说,他之所以没能当医生,是因为一见到血就害怕。但他手上还是有血。艾希曼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不知为什么,那个制度禁止他批判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及其给活人造成的后果。他仿佛根本不能想象其他人的感情。在对他的审判中,他始终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要么坚称自己无罪,要么就用一个理由作为最好的辩护:他当年那么做是在服从法律;倘若如此,他就欺骗了阿伦特。

阿伦特用“罪恶的平庸”来描述她在艾希曼身上见到的。说某个事物“平庸”,通常是指令人讨厌和毫无独创性。阿伦特说,艾希曼就是平庸者,因为平庸是官僚体制之罪,是当政者之罪,而不是恶魔之罪。艾希曼属于一类很常见的人,他们允许纳粹的观点影响自己的一切行为。

阿伦特的哲学来自她周围的事件。她不是那种一生都坐在扶手椅里进行纯抽象思考的哲学家,不是那种无休止地争论某个词的确切意义的哲学家。她的哲学联系着最近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体验。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的论述,基于她对一个人的观察,基于那个人的语言和自辩。根据她的所见,她对极权国家里的罪恶及其对不能抵御其思想模式的人们的影响,做了更概括的解释。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很多纳粹一样,艾希曼也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他不够勇敢,不能质疑加给他的规则:他只是寻找最好的方法去服从它们。他没有想象力。阿伦特说他思想肤浅、没有头脑――但没有头脑也是一种行动。艾希曼若是恶魔,他便会令人恐惧。可是,至少恶魔比较罕见,通常也很容易被识破。或许更令人恐惧的是艾希曼显得那么平常。他是个平常人,并不质疑自己所做的事情,却参与了人类所知的最重大的罪行。他若没有生活在纳粹德国,便不大可能成为罪恶的人。环境使他犯了罪,但并不能开脱他的罪恶。他服从了不道德的命令。阿伦特认为,服从纳粹的命令就等于支持“最后解决方案”。艾希曼没有质疑命令他做的事情,执行了那些命令,这就是参加了大屠杀,尽管他认为自己只是编制了火车时刻表。在对他的审判中,有一次他竟说自己当年是在按照伊曼纽尔・康德的道德责任理论行事――好像奉命行事是正确的行为。他完全不理解一点:康德认为道德的基础是尊重人和人的尊严。

摘自《现代阅读》纳粹阿道夫・艾希曼是个拼命工作的行政官。从1942年起,他负责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入波兰的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旨在杀尽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艾希曼没有参与制定这个系统屠杀的政策――这不是他的主意。但他深深参与了实施这项政策的铁路系统的组织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以后,纳粹开始实施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希特勒把德国的一切错事都归咎于犹太人,疯狂地报复犹太人。这些法律禁止犹太人进入国有的学校,强迫他们交出金钱和财产,命令他们佩戴黄颜色的六角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被迫住进犹太人区。那些城市里的人口稠密区,成了犹太人的监狱。食品稀少,生活艰难。但“最后解决方案”更是达到了罪恶的新阶段。希特勒决定杀掉数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们必须用一种办法把犹太人赶出城市,送到一些能把他们大量屠杀的地方去。现有的集中营被变成了用毒气杀人的工厂,每天都会焚化数百人。很多这样的集中营都在波兰,因此必须有人安排火车运输,把犹太人送往死亡之地。

艾希曼坐在办公室里,任意翻动着写有档案的小纸片,通过电话下达重要命令,他这些做法的结果就是数百万人的死亡。一些人因伤寒或饥饿殒命,另一些人则被强迫劳动至死,但大多数人都是被毒气杀死的。在纳粹德国,火车的运行很准时――艾希曼和像他那样的人保证了火车的准点运行。他们的工作效率一直使运输车厢满载,里面是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踏上痛苦的长途之旅,奔向死亡,通常都没有水和食物,有时还要忍受酷热和严寒。很多人在半路上就死去了,尤其是老年人和病人。

活下来的人到了集中营时都虚弱不堪,心惊胆战,纷纷被赶进了伪装成淋浴室的屋子,在那里被迫脱光衣服。屋门锁上了。就在那里,纳粹用齐克隆毒气杀死了他们。他们的尸体被埋掉,他们的随身物品被抢劫。倘若他们未被挑选出来立即用毒气杀死,其中身体较好的便可能被迫去做苦工,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纳粹看守常常殴打他们,甚至以射杀他们取乐。

在这些罪行中,艾希曼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却设法逃避了盟军的追捕,最终逃到了阿根廷,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一些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的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追踪到了他,把他逮捕。他们麻醉了艾希曼,用飞机把他送回以色列受审。

艾希曼是不是邪恶的畜牲、是不是从他人的苦难中取乐的虐待狂?对艾希曼的审判开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除了干这个,他还能干别的吗?有好几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人们送入死亡。当然,完成了那样的工作之后,唯有恶魔夜里才睡得着觉。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德国的犹太人,后来移民美国,为《纽约人》杂志报道了艾希曼审判案。艾希曼是纳粹极权国家的产物,是一个几乎不容许你想到自己的社会的产物。对和他面对面,阿伦特很有兴趣。她想理解这个人,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想弄清他何以做出那么可怖的事情。

艾希曼远远不是阿伦特见到的第一个纳粹分子。她曾逃脱纳粹,离开德国,到了法国,但最终成了美国公民。她年轻时就学于德国的马尔堡大学,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是她的老师。她和海德格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虽说当时她只有18岁,而海德格尔已婚。海德格尔忙于写作《存在与时间》,一部难得且令人难以置信的著作。一些人认为它是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作者故意把它写得晦涩难懂。海德格尔后来成了纳粹党员,支持纳粹的反犹太政策。他甚至从《存在与时间》的题词页上抹去了他的朋友、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的名字,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

但是现在,阿伦特将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与其他纳粹大不相同的纳粹分子。她面对的是个普通人,他宁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做仔细思考。他的不加思考造成了灾难般的后果。可是,他却并不像阿伦特预期的那种罪恶的虐待狂。他很有些不同寻常,但同样危险:他是个不思考的人。在一个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成为法律的德国,他很容易说服自己相信他干的事情是对的。环境给了他事业成功的机会,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使艾希曼事业成功、表现自己能干的良机。这很难想象,很多批评阿伦特的人都认为她错了,但她却觉得艾希曼说自己是在履行职责时是真诚的。

和一些纳粹不同,艾希曼的行为似乎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他不具备希特勒的恶毒。大量的纳粹党徒都会欣然地把一些犹太人当街殴打至死,因为那些犹太人见到他们时没高呼“希特勒万岁”;尽管艾希曼不属于这种纳粹党徒,但是他接受了纳粹官方的路线。远远比这更恶劣的是,他还协助纳粹把数百万人送入了死亡。即使听到不利于他的证词时,他似乎仍然不知道自己当年错在哪里。就艾希曼而言,他当年并未违反任何法律,从未亲手杀死过任何人,也从未让别人替他杀人;他那些行为合情合理。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服从法律,又被训练得一贯服从命令,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行事。从别人那里得到命令,使他不会感到他该对自己日常工作的后果负责。

艾希曼不必亲眼见到人们被塞进运输车厢,不必亲自去死亡营,所以他没有进行任何思考。这个人对法庭说,他之所以没能当医生,是因为一见到血就害怕。但他手上还是有血。艾希曼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不知为什么,那个制度禁止他批判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及其给活人造成的后果。他仿佛根本不能想象其他人的感情。在对他的审判中,他始终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要么坚称自己无罪,要么就用一个理由作为最好的辩护:他当年那么做是在服从法律;倘若如此,他就欺骗了阿伦特。

阿伦特用“罪恶的平庸”来描述她在艾希曼身上见到的。说某个事物“平庸”,通常是指令人讨厌和毫无独创性。阿伦特说,艾希曼就是平庸者,因为平庸是官僚体制之罪,是当政者之罪,而不是恶魔之罪。艾希曼属于一类很常见的人,他们允许纳粹的观点影响自己的一切行为。

阿伦特的哲学来自她周围的事件。她不是那种一生都坐在扶手椅里进行纯抽象思考的哲学家,不是那种无休止地争论某个词的确切意义的哲学家。她的哲学联系着最近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体验。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的论述,基于她对一个人的观察,基于那个人的语言和自辩。根据她的所见,她对极权国家里的罪恶及其对不能抵御其思想模式的人们的影响,做了更概括的解释。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很多纳粹一样,艾希曼也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他不够勇敢,不能质疑加给他的规则:他只是寻找最好的方法去服从它们。他没有想象力。阿伦特说他思想肤浅、没有头脑――但没有头脑也是一种行动。艾希曼若是恶魔,他便会令人恐惧。可是,至少恶魔比较罕见,通常也很容易被识破。或许更令人恐惧的是艾希曼显得那么平常。他是个平常人,并不质疑自己所做的事情,却参与了人类所知的最重大的罪行。他若没有生活在纳粹德国,便不大可能成为罪恶的人。环境使他犯了罪,但并不能开脱他的罪恶。他服从了不道德的命令。阿伦特认为,服从纳粹的命令就等于支持“最后解决方案”。艾希曼没有质疑命令他做的事情,执行了那些命令,这就是参加了大屠杀,尽管他认为自己只是编制了火车时刻表。在对他的审判中,有一次他竟说自己当年是在按照伊曼纽尔・康德的道德责任理论行事――好像奉命行事是正确的行为。他完全不理解一点:康德认为道德的基础是尊重人和人的尊严。

摘自《现代阅读》

范文七:“艾希曼”的标本意义

1960年5月,以色列将逃逸15年的“屠犹元凶”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缉拿归案。汉娜・阿伦特请缨作为《纽约客》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采访114次庭审过程,并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根据阿伦特的观察,这个恶贯满盈的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看起来相当平庸,“个人素质极其肤浅”,自我辩护也显得词穷理屈,与其说艾希曼是个恶魔,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极为普通的公务员。阿伦特对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个人本质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他不具有伊曼努尔・康德曾提出过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拥有坚定理念与信仰的“恶”,“平庸的恶”(Banality evil)才是他背负至少300万无辜死难者罪责的潜质。

阿伦特通过“艾希曼”这一具象的标本,在《报告》中对“平庸的恶”作出了条分缕析,半个世纪已过,似仍值得咀嚼――

被腐败政治激怒,被天真理想激荡,以超常的热情投入政治性抗议活动,这是“平庸的恶”的原始动因。当年希特勒宣扬的是日耳曼是天生的优质民族,而犹太人是必须消灭的劣等民族,这是“净化人类”的需要。全民族的“艾希曼”几乎全然投入了这一政治性抗议活动。如阿伦特所说:“聪明的煽动者借优美的词句造成超常的刺激情境,尤其是抓住年轻人这个易被感染的年纪,他将发现很容易就可以带引他们走向为他的政治目标效劳的方向。”“艾希曼”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再加上潜伏于人类基因里、潜意识层面中的对权力的崇拜、对控制他人的欲望,肆意施暴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根本上说,“平庸的恶”的始作俑者乃是体制和社会结构本身。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纳粹这部“发动机”中,艾希曼犹如一个“齿轮”,在前后左右都拥有相同“齿轮”的转动下,自己也不得不随之转动,“永不生锈”。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一切都是服从命令。”人们在反思“恶”的平庸性时,应该注意到单一的极权主义环境是如何孕育着这种“平庸的恶”。自不待言,艾希曼的罪行理当清算,但这仅是“末”,追究“平庸的恶”之“本”在于社会体制。――阿伦特关于纳粹极权主义体制下全民“艾希曼”现象的分析,至今仍不失其警策意义。

艾希曼曾经亲手签发了处死上百万名犹太人的命令,但是,阿伦特认为:他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是一个根本拒绝思考的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根本未予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知。阿伦特将这种没有思考的人生视为行尸走肉,“邪恶是那拿不定主意为善为恶的人做出来的”。正是这些“道德冷漠的社会”所造就的类似艾希曼的“正常人”,在虐杀狂飙骤起时,陡然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断力;也正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失去自己头脑的“艾希曼”的参与,才可能使得奥斯维辛式的灾难成为事实。

纳粹非人化的荼毒是“艾希曼”辈出、“平庸的恶”丛生的关键要素。阿伦特是这样分析纳粹实施非人化过程,即三步“杀人”法: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成不了烈士”,“无法用良心来作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使之在非人化的待遇下,既没有自主的能力,更没有反抗的意愿。在纳粹政府多年专制的“政治宣传”以及高压政策的限制下,“艾希曼”们早已丧失了“自主”和“反抗”的环境与权利,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几乎没有人敢于质疑甚或挑战纳粹政府的权威,正是这种“从众”心理和漠视的行为造就了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平庸的恶”。战后,社会呼吁“普通法西斯”也值得忏悔和反思,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凡是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人都要承担刑事、政治、道德、集体这四种罪责。

纳粹时代过去了,但把纳粹的历史性罪恶拿出来清理,并作深入的探讨,这永远不会结束。“平庸的恶”的观点至今依然是学术界研究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所犯罪行的一个坐标。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本栏目责任编辑 殷之俊

范文八:艾希曼观后感

《艾希曼》观后感

电影《艾希曼》是一部人物传记,主要讲述了阿道夫·艾希曼(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残忍迫害犹太人的劣迹并对他的不法行径进行了公正的宣判。这是一部审判纳粹德国高官,抨击令人发指的不人道行为的经典电影,也是一部弘扬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时代电影,更是一部引人深省、唤起人类真善美的心灵剧作。

对于阿道夫·艾希曼是否该受到惩罚,不同的人持与不同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在课堂上我们也进行了讨论,赞成与反对各有自己说辞。然而,我坚定的认为艾希曼该处以极刑,他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故事的结局是在铁证面前,他伏法了。艾希曼已为人父,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却在四年间杀害50万儿童。勒思问道:“(小儿子)你是说六岁吗?”你说他是你的最爱吗?”“你想要再多几个吗?”“但是!你在屠杀孩子们,有些孩子和你的小儿子一样大”„„面对自己掩埋在冷酷外表下心底最真挚的感情,他开始忏悔,他落泪了。 艾希曼违法了人道主义,在战争面前丢掉了自己的良心。他对希特勒的忠诚是愚忠。我特别崇拜在西安事变中坚守自己的良知,敢于兵谏,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两位将军张学良、杨虎城,最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在1936年12月7日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下了“硬干”的决心。不久,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国共合作,战胜了日本,才有了崛起的新中国。

我想也有很多人认为艾希曼不该被杀,他们觉得他作为军人,天职就是服从,无条件的服从,绝对的服从,对于上级的命令,要做的只是毫无保留的执行,他只是法西斯统治时期众多的替罪者之一,如果没有他,也会有更多个“艾希曼” 出现,来接替他的屠杀命令。这更体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可贵之处,这便有了遗臭万年与名垂千古这般判若云泥的差距。古来忠心耿耿、勇于进谏的谋士数不胜数。李斯进谏秦始皇《谏逐客书》,成功保住了官职,并从此得到始皇

的重视重用,也保住了其他门客的地位,为秦国留下了大量人才,为后来秦朝统一打下了基础。邹忌谏齐威王,通过兼听则明、受蒙蔽的程度来讲治国的道理,获得了齐威王的重用。魏征向唐太宗进谏差点被杀,但以自己的智慧与胆识取得了胜利,后来唐太宗把魏征比作看清自己的镜子。

这部电影也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松井石根,当时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攻陷南京后,松井下令“分区对(南京)城内进行扫荡”。1948年12月23日零时,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刑务所被送上绞刑架。同样是对其他名族无辜民众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都获得了应有的惩罚。1961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

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南京大屠杀可谓惨绝千古人寰!

同日本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一样,法西斯也给犹太人带来了数不尽的痛楚,历史值得铭记,但我们更亟待做的是富强,自强才能不让人欺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在的中国,今非昔比,蒸蒸日上,衷心希望饱受欺凌的犹太人也能发展的更好更强!

范文九:艾希曼的极不平庸之恶

艾希曼 极不平庸之恶

1960年5月份,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阿根廷被摩萨德(Mossad)特工劫持并秘密带到了以色列。这位前纳粹党卫军高级突击队队长随后在耶路撒冷受审,这场庭审引发了全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一位名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德裔美国政治学者的关注。阿伦特自己就是一位犹太难民。

对于阿伦特而言,艾希曼案引发了关于“恶的本质”是否存在的问题。正如她为《纽约客》(New Yorker)所撰写的五篇文章(后来成了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所言,她本来以为自己会遇见一个恶魔。但她看到的却是一个在防弹玻璃后进行公开展示的一位不起眼老人。更让阿伦特感到不安的是,艾希曼声称他只是在执行命令,大屠杀的责任在于他的上级。他把自己描述成为系统屠杀这个大轮子上的一个小齿轮,或者像他在法庭上所言,“更强力者手中的工具”。法庭并不认同,裁定他反人类的罪名成立。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执行绞刑。

让阿伦特无法释怀的是,她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个艾希曼表面上看来是个无名小卒,而在针对成百上千万人的大屠杀中,这个无名小卒却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让她感到不安。她用“恶的平庸性”来表达这种反差,后来这个说法变得广为人知。她通过这种说法来暗示,艾希曼不是一个疯狂的反犹者,而是一个不去思考的官僚。在她的笔下,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从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过思考。她写道:“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实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惊人的是他们极度正常。”

在《耶路撒冷审判前的艾希曼:大屠杀刽子手不为人知的生活》一书中,德国哲学家Bettina Stangneth加入了挑战阿伦特观点的阵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阵营。她的观点是,艾希曼的确是个恶人,而远非普通人。她不仅关注出现在法庭上的那个老人,同时也关注从二战结束到在阿根廷被捕期间艾希曼到底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

1950-1960年期间,艾希曼曾使用虚假身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Stangneth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这段时期艾希曼的谈话以及笔记进行的细致分析。1957年艾希曼参加了荷兰纳粹党徒、记者扎森(Willem Sassen)召集的前党卫军成员的会面。他们的谈话被录音和记录下来,扎森打算利用这些素材写一本为纳粹战争罪行辩护的书。但艾希曼的言论却起到了反作用,他的陈述表明他有意识并积极地参与了大屠杀。

在扎森的记录中,艾希曼从来没有表达过忏悔之情。正相反,他说:“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如果我们现在确定的这1,030万犹太人,我们全部杀光了,我会感到满意,我会说很好,我们已经摧毁了一个敌人。”有些记录被刊登在了美国和德国的报纸上,也被交到了耶路撒冷起诉艾希曼的检察官手中,但法庭只允许其中很小一部分作为呈堂证供。(实际的记录没有提供给法庭,因此它们的真伪也无从辨别。)Stangneth更像一个调查记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学者,她在追寻散落在各大洲的档案记录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在审判中,艾希曼否认了这段谈话的真实性。然而,由于他在录音稿打印文本上留下的亲笔字迹使他很难否认其真实性,他又将自己的这段话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闲聊”。阿伦特认为,当时的情景是一个怀旧的纳粹分子在喝醉后吹嘘过去的经历。但Stangneth在查阅了

阿伦特从未接触到的文献和研究报告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艾希曼是一位操纵他人的大师。Stangneth写道,无论是在第三帝国、阿根廷,还是在以色列,艾希曼都详细而充分地讲述了屠杀成百上千万人的经过,只是根据不同的环境调整了有关他自己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如何看待这些屠杀的表述。

Stangneth在参考了阿根廷作家戈尼(Uki Goñi)等人的研究成果后,还提醒人们注意前纳粹分子的网络有多么公开,而且覆盖了多么大的范围。与数以千计的其他纳粹分子及其勾结者一样,艾希曼在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和阿根廷官员的帮助下,手持红十字会的旅行证件逃到了阿根廷。Stangneth特别指出,同盟国政府在战后对于将前纳粹分子绳之以法缺乏兴趣,这与笔者自己的研究结果相符。笔者的研究显示,早在1947年,许多政府和机构就对纳粹分子的潜逃网络心知肚明,包括美国国务院。但随着西方与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消灭纳粹的努力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了新的敌人——共产主义。目前看来,德国情报部门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下落,但却并没有采取追捕行动。只有以色列希望亲手将其绳之以法。

在其文笔出众且研究透彻的书中,Stangneth不仅为艾希曼在受审前的情况增添了许多令人吃惊的新细节,而且还为后续研究准备了条件。德国情报部门编辑的有关艾希曼的诸多文件仍未解密,为解密这些文件而展开的法律诉讼仍在德国法院进行。当我们最终看到这些以及其他文件后,我们会更加接近有关艾希曼和其他希特勒党羽的真相。

范文十:艾希曼真是“平庸的恶”吗?

艾希曼真是“平庸的恶”吗?

作者:孙传钊

来源:《读书》2014年第02期

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问世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当时作为特约稿刊登在《纽约客》上。刊出后马上在欧美引起极大震动,招来铺天盖地的批判和质疑。批判的焦点集中在两点上:一、把大屠杀的责任竟然归咎于受害者犹太人自身,特别归咎于犹太人社群普遍受人景仰的领袖人物,更使人愤怒和不解的是,阿伦特自己是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不得不流离失所,最终流亡到了美国。欧洲流亡来美国的“部落”里的老朋友纷纷与她绝交,青年时代开始长年交往的友人约纳斯也差一点为此与她断绝往来。二、阿伦特把一个沾满犹太人鲜血、负责向屠杀集中营运输犹太人、身负杀害无数人命罪行的忠实的纳粹军官艾希曼,说成只是一台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因而其行为不是负有康德所谓的“绝对的恶”,而是一种“平庸的恶”——阿伦特独创的一个概念,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言行来看,并非是一个有极端反犹主义信仰的纳粹分子,只是一个“怪物”(ungeheuer)、一个不足道的丑角(hanswurst)而已。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见到的艾希曼“既不阴险狡诈,也不凶横”,缺乏思维和判断能力,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犯罪者。——这一定性,受到许多受害者的犹太同胞质疑。尽管如此,“平庸的恶”(banalitat des bsen)这个政治哲学概念,五十年来逐渐为各国学界接受,近年来我国也经常有人撰文时援引这个概念(比如《社会学家茶座》二零一三年第一辑就有一篇题为《平庸的恶》的文章)。阿伦特这个概念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发展而来,她把韦伯所谓官僚体制的组织扩大到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机器,由于有这样一个学术衔接,这个抽象的概念最后还是被人们所接受。这个概念作为研究业绩,也是阿伦特能获得二十世纪具有独创性的政治学家评价的缘由之一。二零一二年玛格雷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1942- )摄制的电影《汉娜·阿伦特》(阿伦特诞生一百周年,二零零六年开始拍摄)上演后,一些影评对特洛塔的批评,在德国又引发新的一轮对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描述的艾希曼的形象及对其评价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质疑。众多的议论中,人们援引作为证据的材料中,最有冲击力的是来自二零一一年出版的贝梯纳·斯坦格奈茨的历史大著(长达六百五十多页)《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Bettina Stangneth, Eichmann vor Jerusalem, Das unbehelligete Lebe neines Massenmrders)。斯坦格奈茨搜集了大量关于艾希曼在阿根廷言行的资料,构成的此人形象,与阿伦特描绘的他在以色列国家法庭上的形象大相径庭——并非是一个“官僚式”的杀手,而是一个地地道道自发的、死不悔改的反犹纳粹分子。这本无出其右的研究艾希曼的专著问世,使得“平庸的恶”这个概念适用性又成了争议的对象。

斯坦格奈茨原先是研究康德哲学的。她在研究康德过程中发现康德思想中隐含反犹要素。也许因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上屡屡用康德的道德命题“绝对命令”为自己的“服从”希特勒辩护,斯坦格奈茨开始对艾希曼这个人的本质及其历史产生了兴趣。她援引的证据中引人注目的是和艾希曼同一时期逃到阿根廷的荷兰的希特勒信徒、记者韦雷姆·萨塞的采访记录,他曾在阿根廷采访过艾希曼。这次采访的部分记录,一九六零年曾在英国的《生活》周刊和德国的《明镜》中刊出。阿伦特也曾读过这文章。艾希曼后来一直否认萨塞的这些记录,而且当年审判时,以色列司法当局也无法证实萨塞文章所记录的内容是否真实。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斯坦格奈茨通过细致的资料搜集,战后逃亡到阿根廷的艾希曼的言行终究逐渐清晰起来。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个时期,艾希曼每逢周末要和阿根廷右翼出版社创始人菲列希

(Eberhard Fritsch)见面,商量在阿根廷出版宣传纳粹理论的普及读物。这说明艾希曼并非是一个没有信仰,不思考的“齿轮”。再如,斯坦格奈茨找到了当年萨塞采访艾希曼的录音带。回答采访时,艾希曼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知道,算起来总共有一千零三十万犹太人,可惜只杀了其中六百万,要是杀完一千零三十万我才满足呢,那样就好了,才可以说消灭了敌人。”(Stangneth,a.a.O.,S.392)这段录音的真实性,还得到韦雷姆·萨塞的女儿萨斯基亚·萨塞(现在是哥伦比亚社会学大学教授)的证实。父亲开始采访录音的时候,她十岁,已经从荷兰移民到了阿根廷。

这么一来,阿伦特在旁听席上观察到的法庭上艾希曼的言行,对他形象和本质所得出的结论和评价就大成问题了。为什么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形象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呢?除了阿伦特自身的判断力或者说判断的先验角度出了问题之外,人们认为面临死刑艾希曼为了开脱罪责的巧妙的表演也是一个要素。针对这一点,去年,斯坦格奈茨还把审讯艾希曼的以色列的阿皮奈尔·莱斯大尉当年的手记编辑成的单行本——《谎言!全部是谎言!》(Lge! Alles Lge! Aufzeichnungen des Eichmann-VerhrersAuner Werner Less)也出版了。莱斯看穿艾希曼为自己辩解表现了演技,企图装成一个可笑可怜的丑角蒙混过关。可惜,以色列司法当局不吃这一套,艾希曼没有成为影帝,没能逃脱一死的命运。

斯坦格奈茨的工作成果,使得人们对玛格雷特·冯·特洛塔编导的电影《汉娜·阿伦特》的评价大打折扣。其实,这有点冤枉了特洛塔。特洛塔着手制作电影时,斯坦格奈茨的著作尚未问世。而且电影中关于耶路撒冷审判部分,特洛塔完全采用当年纪录片的带子,没有启用演员扮演艾希曼,没有企图塑造一个艺术人物形象。特洛塔想让观众自己根据真实场景对艾希曼这个人物做出评判。再说,如要求制作的艺术性传记电影完全还原、保持历史记录版那样的真实,作为影评也是太过分了。那么,斯坦格奈茨如何看待阿伦特的失误呢?表示自己并非要破坏阿伦特在公众中的形象,对哲学史上的阿伦特的“平庸的恶”这一命题依然必须保持很高的评价。她还准备出版一本《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文本点评》,通过点评表达自己对阿伦特的敬意。她认为,问题是作为哲学家、政治学家的阿伦特,也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阿伦特(尽管阿伦特一贯只承认自己是个政治学学者),把艾希曼这个具体的恶贯满盈的凶手作为“平庸的恶”的典型,有失历史的真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其实,实证性欠缺,这也是阿伦特学术的一个软肋,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当年遭受的批评中,也有缺乏历史实证这一条。阿伦特青年时代受到的学术训练偏重于抽象理论的推理归纳,历史实证并非是她的强项,而且,历史实证研究需要相当的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和时间,而阿伦特始终作为半个学术票友活跃在美国的学术界。正像她自己所说的,人类的真理分成两种,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理性真实)。前者是第一重要的。但是我想,在不掌握或者无法掌握事实真实的条件下,发挥后者的特长,做出抽象的理论概括、归纳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历史的实证需要艰苦、长期的工作,抽象高度概括需要系统、哲学训练,而这两条在今天我国学术界都成了稀罕之物。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邪恶人物在公众场合的表演,特别是有点演技的表演——这也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和《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给我们的教训。

特洛塔在拍摄电影时,阿伦特《关于犹太人的文集》(The Jewish Writings)业已问世。这本收集了阿伦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关于犹太人问题论文的文集,使读者们对阿伦特有一个新的认识:尽管阿伦特生前曾尽力淡化自己的犹太性,很多研究者把她和肖勒姆、约纳斯、列维纳斯有所区分,把她作为犹太性之外政治哲学家看待,但是作为一个被同化了的中欧有教养的犹太人,作为一个被德国文化熏陶了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最终也难以摆脱犹太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可能特洛塔读过这本文集,在电影中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阿伦特。比如,不仅逼真地再现她六十年代住过的公寓、生活场景,还刻画她与非犹太人丈夫布吕赫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再如,电影结尾的台词,强调犹太人面临迫害是应该选择反抗,还是甘愿顺从?原来不少研究者认为,三十年代阿伦特流亡法国七年间,很少著述。其实那时候她还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那篇《反犹太主义》的大论文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本论文集反映了她到美国后的思想发展,都源自她思考自己和同胞为何会遭受迫害的那个出发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自己承认当年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后来她主张两个民族共存的巴勒斯坦,才与复国主义分道扬镳。以往不少人把《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和《论革命》作为她政治哲学的主流,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作为一种时论带来的副产品。关于犹太人问题论文的文集让人们重新考虑:犹太人自我认同是否阿伦特思想发展的原点和主线?早年的《拉艾尔·法伦哈根》是一个起点,而那本《作为贱民的犹太人》文集说明了当年编者费尔德曼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