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莲河给鲁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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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阿莲河给鲁迅的父亲

范文一:鲁迅之死与鲁迅父亲之死

文化巨人鲁迅说过一句偏激的名言:“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这句话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其中包含严肃的历史内涵。追究起来,有两件事情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鲁迅父亲的死,二是鲁迅治牙病的切身感受。关于前者,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有沉痛的记述。看得出,父亲的死在少年鲁迅心里结下了永远的痛与恨,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与文化观。在鲁迅笔下,给父亲诊病的绍兴城两位中医名士贪婪、冷漠、冬烘、愚昧,简直一无可取,什么“舌乃心之灵苗”、“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都是打着“天人合一”的幌子自欺欺人,散发着酱缸文化的臭味,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那个抨击中国历史的词――吃人。

应当说明的是,鲁迅对中医的抨击,是以西医作为正面参照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感慨绍兴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言外之意很明确:假如当时有西医,父亲很可能得救。鲁迅对西医的崇拜,除了时代背景的因素,更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鲁迅从小受牙病困扰,自称“牙痛党”,据说来自父亲的遗传,其或蛀,或破,后来发展到牙龈出血,无法收拾的地步,试尽各种难验方均无效。一位善人曾向鲁迅传授如此“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有神效。可是结果依然无效。中医名士对之束手无策,便以“牙损”打发了事,更有心理阴暗的长者,竟以“阴亏”相诬(因为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令鲁迅有口难辩。此病从此成为他的耻辱。直到20岁那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在长崎找到一名牙医,花两元钱,用一个小时,就把牙龈出血的毛病治好了(《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后来选择西医作为人生事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救治像父亲那样的被中医耽误的患病国人。

然而,历史真会捉弄人,崇拜西医的鲁迅最后竟死于西医的误诊!

关于鲁迅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事隔45年之后,上海组织23位著名医学专家、教授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片,得出结论:鲁迅并非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肺气肿)。这就是说,主治医师将肺气肿误诊为肺结核病导致的哮喘,采取了不当的救治措施,导致鲁迅死亡。死于肺结核,还是死于肺气肿,在当时是有质的区别的,前者属于不治之症,后者却可以挽救。据此,有人断定当初给鲁迅治病的须藤是个庸医,甚至抨击为庸医杀人。一位崇拜鲁迅的医学工作者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指出主治医师须藤的失误:从鲁迅1936年10月18日3时30分气喘发作到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共有26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当时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就在上海,须藤没去请教,却请来肺科医学水平并不高明的松井医学博士一道会诊,一致诊断为支气管哮喘转为心脏性哮喘――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四个月前鲁迅拍摄过胸部X光片,假如须藤有心,请一位高明的肺结核病专家来会诊一下,或许能够避免误诊。

以上质疑言之凿凿,无可辩驳,然而仔细一想,终究属于事后诸葛亮。现实生活中,如此高明的神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心而论,须藤即便算不上出色的医师,也不会是草包,否则鲁迅不会多年一直请他给自己看病。(要知道,鲁迅本人就学医出身,有相当高的医学修养。)那么,这一切应当如何解释呢?

公平地说,须藤的误诊属于正常的医疗事故,而不是草菅人命的渎职。误诊在西医是家常便饭,且不说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当时,即使今天也是比比皆是。前不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表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引起很大震动,根据他的研究调查,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住院会诊检查,误诊率是30%。廖新波认为:只要当医生,没有不误诊的;比之于中国,西医本家的欧美的误诊率则更高,美国是15%―40%之间,英国是50%左右。由此可见,误诊是西医与生俱来的副产品。现代西医借助科学利器监测、控制、消灭病菌,防止病毒扩散,既是它的强项,也是双刃剑;而将人体视若机械,缺乏整体的、有机的把握,发生误诊是自然的事情。在全盘西化、崇洋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一先天的局限无形中被遮蔽,导致一出出悲剧。一批思想激进的文化巨人在摒弃中医之后,前赴后继,死于西医的误诊之下,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不亦悲乎!

鲁迅之父死于中医,鲁迅死于西医,高度概括了近代以降的中国历史:如果说前者象征着古老衰弱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破产的话,那么,后者象征“全盘西化”的破产。历史完成一个轮回。

(愈小小荐自《知识世界》)

原文地址:http://fanwen.wenku1.com/article/26912977.html
文化巨人鲁迅说过一句偏激的名言:“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这句话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其中包含严肃的历史内涵。追究起来,有两件事情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鲁迅父亲的死,二是鲁迅治牙病的切身感受。关于前者,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有沉痛的记述。看得出,父亲的死在少年鲁迅心里结下了永远的痛与恨,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与文化观。在鲁迅笔下,给父亲诊病的绍兴城两位中医名士贪婪、冷漠、冬烘、愚昧,简直一无可取,什么“舌乃心之灵苗”、“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都是打着“天人合一”的幌子自欺欺人,散发着酱缸文化的臭味,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那个抨击中国历史的词――吃人。

应当说明的是,鲁迅对中医的抨击,是以西医作为正面参照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感慨绍兴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言外之意很明确:假如当时有西医,父亲很可能得救。鲁迅对西医的崇拜,除了时代背景的因素,更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鲁迅从小受牙病困扰,自称“牙痛党”,据说来自父亲的遗传,其或蛀,或破,后来发展到牙龈出血,无法收拾的地步,试尽各种难验方均无效。一位善人曾向鲁迅传授如此“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有神效。可是结果依然无效。中医名士对之束手无策,便以“牙损”打发了事,更有心理阴暗的长者,竟以“阴亏”相诬(因为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令鲁迅有口难辩。此病从此成为他的耻辱。直到20岁那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在长崎找到一名牙医,花两元钱,用一个小时,就把牙龈出血的毛病治好了(《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后来选择西医作为人生事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救治像父亲那样的被中医耽误的患病国人。

然而,历史真会捉弄人,崇拜西医的鲁迅最后竟死于西医的误诊!

关于鲁迅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事隔45年之后,上海组织23位著名医学专家、教授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片,得出结论:鲁迅并非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肺气肿)。这就是说,主治医师将肺气肿误诊为肺结核病导致的哮喘,采取了不当的救治措施,导致鲁迅死亡。死于肺结核,还是死于肺气肿,在当时是有质的区别的,前者属于不治之症,后者却可以挽救。据此,有人断定当初给鲁迅治病的须藤是个庸医,甚至抨击为庸医杀人。一位崇拜鲁迅的医学工作者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指出主治医师须藤的失误:从鲁迅1936年10月18日3时30分气喘发作到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共有26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当时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就在上海,须藤没去请教,却请来肺科医学水平并不高明的松井医学博士一道会诊,一致诊断为支气管哮喘转为心脏性哮喘――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四个月前鲁迅拍摄过胸部X光片,假如须藤有心,请一位高明的肺结核病专家来会诊一下,或许能够避免误诊。

以上质疑言之凿凿,无可辩驳,然而仔细一想,终究属于事后诸葛亮。现实生活中,如此高明的神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心而论,须藤即便算不上出色的医师,也不会是草包,否则鲁迅不会多年一直请他给自己看病。(要知道,鲁迅本人就学医出身,有相当高的医学修养。)那么,这一切应当如何解释呢?

公平地说,须藤的误诊属于正常的医疗事故,而不是草菅人命的渎职。误诊在西医是家常便饭,且不说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当时,即使今天也是比比皆是。前不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表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引起很大震动,根据他的研究调查,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住院会诊检查,误诊率是30%。廖新波认为:只要当医生,没有不误诊的;比之于中国,西医本家的欧美的误诊率则更高,美国是15%―40%之间,英国是50%左右。由此可见,误诊是西医与生俱来的副产品。现代西医借助科学利器监测、控制、消灭病菌,防止病毒扩散,既是它的强项,也是双刃剑;而将人体视若机械,缺乏整体的、有机的把握,发生误诊是自然的事情。在全盘西化、崇洋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一先天的局限无形中被遮蔽,导致一出出悲剧。一批思想激进的文化巨人在摒弃中医之后,前赴后继,死于西医的误诊之下,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不亦悲乎!

鲁迅之父死于中医,鲁迅死于西医,高度概括了近代以降的中国历史:如果说前者象征着古老衰弱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破产的话,那么,后者象征“全盘西化”的破产。历史完成一个轮回。

(愈小小荐自《知识世界》)

范文二:鲁迅之死与鲁迅父亲之死

文化巨人鲁迅说过一句偏激的名言:“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这句话决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包含严肃的历史内涵。追究起来,有两件事情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鲁迅父亲的死,二是鲁迅治牙病的切身感受。关于前者,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有沉痛的记述。看得出,父亲的死在少年鲁迅心里结下了永远的痛与恨,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与文化观。在鲁迅笔下,给父亲诊病的绍兴城两位中医名士贪婪、冷漠、冬烘、愚昧,简直一无可取,什么“舌乃心之灵苗”、“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都是打着“天人合一”的幌子自欺欺人,散发着酱缸文化的臭味,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那个抨击中国历史的词――吃人。

应当说明的是,鲁迅对中医的抨击,是以西医作为正面参照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感慨绍兴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言外之意很明确:假如当时有西医,父亲很可能得救。鲁迅对西医的崇拜,除了时代背景的因素,更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鲁迅从小受牙病困扰,自称“牙痛党”,据说来自父亲的遗传,其或蛀,或破,后来发展到牙龈出血,无法收拾的地步,试尽各种难验方均无效。一位善人曾向鲁迅传授如此“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有神效。可是结果依然无效。中医名士对之束手无策,便以“牙损”打发了事,更有心理阴暗的长者,竟以“阴亏”相诬(因为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令鲁迅有口难辩。此病从此成为他的耻辱。直到20岁那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在长崎找到一名牙医,花两元钱,用一个小时,就把牙龈出血的毛病治好了(《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后来选择西医作为人生事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救治像父亲那样的被中医耽误的患病国人。

然而,历史真会捉弄人,崇拜西医的鲁迅最后竟死于西医的误诊!

关于鲁迅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事隔45年之后,上海组织23位著名医学专家、教授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片,得出结论:鲁迅并非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肺气肿)。这就是说,主治医师将肺气肿误诊为肺结核病导致的哮喘,采取了不当的救治措施,导致鲁迅死亡。死于肺结核,还是死于肺气肿,在当时是有质和区别的,前者属于不治之症,后者却可以挽救。据此,有人断定当初给鲁迅治病的须藤是个庸医,甚至抨击为庸医杀人。一位崇拜鲁迅的医学工作者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指出主治医师须藤的失误:从鲁迅1936年10月18日3时30分气喘发作到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共有26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当时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就在上海,须藤没去请教,却请来肺科医学水平并不高明的松井医学博士一道会诊,一致诊断为支气管哮喘转为心脏性哮喘――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四个月前鲁迅拍摄过胸部X光片,假如须藤有心,请一位高明的肺结核病专家来会诊一下,或许能够避免误诊。

以上质疑言之凿凿,无可辩驳,然而仔细一想,终究属于事后诸葛亮。现实生活中,如此高明的神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心而论,须藤即便算不上出色的医师,也不会是草包,否则鲁迅不会多年一直请他给自己看病。(要知道,鲁迅本人就学医出身,有相当高的医学修养。)那么,这一切应当如何解释呢?

公平地说,须藤的误诊属于正常的医疗事故,而不是草菅人命的渎职。误诊在西医是家常便饭,且不说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当时,即使今天也是比比皆是。前不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表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引起很大震动,根据他的研究调查,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住院会诊检查,误诊率是30%。廖新波认为:只要当医生,没有不误诊的;比之于中国,西医本家的欧美的误诊率则更高,美国是15%―40%之间,英国是50%左右。由此可见,误诊是西医与生俱来的副产品。现代西医借助科学利器监测、控制、消灭病菌,防止病毒扩散,既是它的强项,也是双刃剑;而将人体视若机械,缺乏整体的、有机的把握,发生误诊是自然的事情。在全盘西化、崇洋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一先天的局限无形中被遮蔽,导致一出出悲剧。一批思想激进的文化巨人在摒弃中医之后,前赴后继,死于西医的误诊之下,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不亦悲乎!

鲁迅之父死于中医,鲁迅死于西医,高度概括了近代以降的中国历史:如果说前者象征着古老衰弱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破产的话,那么,后者象征“全盘西化”的破产。历史完成一个轮回。

范文三:鲁迅当年怎样做父亲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世间有些人,在还没有做父亲之前,就敢于对“怎样做父亲”发言。比如鲁迅。1919年10月,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年,鲁迅38岁,但是还没有做父亲。他的儿子要十年后,方会在上海出生。

我手里的这套《鲁迅全集》是家父购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在第一卷的《坟》里。这套书陪着父亲,从读研究生到教书廿五载到退休,相信这篇文章已是读得烂熟入味。父亲一直很佩服鲁迅“怎样做父亲”的观念。

来看父亲在哪些地方,划了代表重点的波浪线: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

“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

“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

鲁迅这篇文章,代表了五四诸贤的观点:爱护儿童,尊重儿童的特殊性,保护他们不受自然与社会的伤害。这里面有些话当然是不易的真理,比如父母于子女,“愿他生存”,“愿他比自己更好”。我们自己在电梯里碰到陌生人,除非对方是老外,不然一般都是眼光看着脚尖,或掏出化妆镜或手机,总之很尴尬地盼着赶紧到站走散。但如果其中一人携了孩子,似乎自然就会教他/她打招呼,喊叔叔喊阿姨,旁人也就配合地逗一逗孩子。说明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态度更友善,什么样的相处更和谐,只是自己做不到,却希望孩子能做得更好。

有意思的是,五四诸贤发起新文化运动时,大都还没有子女。他们主张“儿童的发现”,主要来自西方传来的现代教育观念,自觉真理在手,虽无实践经验,说话的时候也能斩钉截铁,第一第二第三。也是在1919年,胡适长子胡祖望出生,胡适写了一首《我的儿子》,里面说: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都是很让人耳目一新的话,完全打破主流社会亲子关系“施-报”的模式。我自己在儿子出生后,也在博客上抄过这首诗,但抄写时心中滋味,并不像五四诸贤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多少有些迷茫,也有一点儿恐慌。

五四诸贤对传统父子关系的批判,就是鲁迅所说“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传统中国对亲子关系的定位,经常显得强横且偏执。有句话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又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当然父对子的义务也是一管到底,只要没有分家,学业、工作、嫁娶、日用,都是父亲包办。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其实有点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好处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坏处也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

比如朱自清的名文《背影》,写于1925年,记叙的是1917冬在浦口与父亲分手的情景。这一年朱自清虚岁20,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考入哲学系。朱自清父亲朱鸿钧48岁。

从《背影》的叙述中,也可以从中窥见父子两代的理念冲突。按说19、20岁的儿子,“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但父亲无法陪伴则已,一旦在侧,事事都不放心:本来说好让熟识茶房送站,也已“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还是不放心,自己要去。到了车站,儿子买票,父亲照看行李,又忙着跟脚夫讲价钱,上车了,帮儿子拣定座位,嘱咐完儿子又嘱托茶房。然后,就是著名的“买橘子”场景――虽然是父亲坚持这样做,但20岁的小伙子坐在车上,中年肥胖的父亲穿着厚厚棉袍与大褂,“跳下去又爬上去”地穿过铁道又穿回来。这幅图景,实在也让人有些不舒服。舐犊之情固然动人,无理由的事事包办,受者未必真能坦然欣然。

朱自清写《背影》时,已经8年过去了。中间父子失和,睽违经年。回忆前事,字里行间满满都是歉疚与感恩。但若是往日重来,年少气盛的儿子是否就能意识到自己“聪明过分”,不笑父亲“迂腐”呢?未必。有了时间的间隔,叙事的过滤,“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的,又何尝只是父亲这一方?

上次写完《重建被养娃毁掉的三观》后,读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书中提到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李泽厚解道,这是因为父子之间倘以理念上的“善”互相要求,则容易破坏家庭间的和谐关系。儒家文化强调纲常,讲“父父子子”,也不能完全视为只要求子一方尽义务,“亲亲相隐”便是双方之间的情感优先考虑。所以“虎毒不食儿”是普遍现象,“大义灭亲”倒往往来自子一代,比如《归来》中的女儿举报逃犯父亲,又或是前些年新闻里的女儿举报父亲包二奶。“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那么,为了一些“好名词”,如理想、事业、爱情、自由,是否就该牺牲掉父子之间来之不易的感情?

以此返观五四诸贤的亲子观念,也就看出过犹不及的偏颇之处。胡适与鲁迅,主张的都是绝无回报要求的无私的爱,理由是后代延续了生命,就已经完成了养育的目的,所以要求子女“孝”只是一种利己思想,要不得。这种思潮从东汉孔融的父母无恩说,一直到五四时期施存统的《非孝》,也是余韵不绝的“传统”,只不过并非主流。在批评者如汪长禄等看来,他们是在主张儿子们“白吃不回账”,也不是道理。

问题是,无论传统中国或现代社会,父子之间的天伦之情,并不是能够一二三四算得清清爽爽的,因此也就很难要求一方只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至少是情感上的回报)。无私奉献,劳而无怨,是圣贤的境界,以之要求普通人,则未免太过苛求。

鲁迅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海婴,他还能不能坚持自己十年前的理念?有些是做到了的,如“无恩”,他在1931年儿子一岁半时致信友人,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举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既已生之,必须育之,这就是胡适所说“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虽然说来无奈,“养你教你”却不是苟且敷衍的事。鲁迅对海婴,跟时下无数父母一样,对于孩子的愿望总是尽力满足,比如玩具,比如不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比如不介意他弄乱自己的书桌,海婴批评“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也不以为忤。在鲁迅看来,或许是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老来得子的溺爱罢了。这样说的人有之,这样想的人怕更多,以致鲁迅要专门写一首《答客诮》,为自己爱子之情辩解: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在其时社会主流观念里,为儿子包办一切是父亲的职责,但太亲近儿子,顺从儿子,又容易丧失父亲的权威与尊严。为儿子放弃自己的时间与事业,更谈不上明智。鲁迅在这一点上,虽无直接的文章论述,所思当异于常人。

我们应该记得《朝花夕拾》里有一篇《五猖会》(1925)。明媚的早晨,定好的大船泊在埠头,60多里水路外,盛大无匹的东关五猖会在向人招手,少年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就在这个时候,严厉的父亲出现了。他让鲁迅去拿平时读的《鉴略》,教鲁迅读了二三十行:“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然后是:“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少年鲁迅“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当他终于背出了这二三十行书,母亲、工人、长妈妈都欢喜无限,抱着他一起开始了这场梦想已久的旅程。只是少年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30多年后写《五猖会》,鲁迅还在“诧异我的父亲何以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以鲁迅自定三原则,背书这事,“理解”“解放”是谈不上,说是“指导”,却是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以这样一种不恰当的方式。

我们可以给鲁迅父亲的这一举动找出很多理由,比如适时地显示父亲的权威。中国有个故典叫“庭训”,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从庭院走过时,孔子叫住他训了一番话。所以“庭训”特指父亲对儿女的教诲。我少时看到这一段,也曾恶毒地想,万一孔鲤是急着上厕所呢?长大后才懂得,如果儿子真是急着上厕所,父亲规训的效果会更好。现代血汗工厂往往由工头控制员工的大小便时间(从《包身工》到富士康都一样),是建立威权化管理的有效方式。

如果应用高大上的教育心理学,也能找到依据:这不就是育儿专家们常说的“延迟满足”吗?不要让孩子觉得可以轻易得到什么,而是要想方设法推迟他的满足。编剧六六就很喜欢这种搞法,伊给儿子的“庭训”是“比尔盖茨也有钱,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买”之类。

但我们衡之以“父子之间不责善”,就会觉得这是以效果飘渺难言的压制行为,来无端造成父子之间感情的破坏。父亲的权威,未免近于滥用。

所以成年后的鲁迅将《鉴略》内容与五猖盛会一齐忘怀,就只记得这件事对少儿内心愉悦的打击与减损,记得这种无来由的管束造成的伤害。他后来曾说,人应该从小备一个本子,上面记下自己的种种欲望。等到成人父母,遇孩子哭闹,比如想去公园玩耍,呵斥之前,翻开本子,看到一条“我想去公园玩”,或许就可以理解孩子的心情。

所以即使在五四一辈人里,鲁迅对孩子的关顾与放任,也不多见。民国时父子关系或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张,但孩子去干扰父亲的工作(那既是养家糊口之源,也是经国致世之事),也是不太被允许的。海婴要和鲁迅玩,鲁迅总是放下手头工作陪他玩,以致母亲许广平很为难,如去将海婴拉开,恐怕伤及父子天伦之乐,如果放手让爷儿俩玩,过后鲁迅也会笑着抱怨:又有一两个钟点被浪费了。

这已是不太符合传统父子角色定位的镜头。至于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回忆,鲁迅为了打破孩子对身体、性别的禁忌观念,特意与许广平在家里裸体走动,更是至今也难以企及的先锋行为。

可惜鲁迅故世之时,海婴才不过七岁。我们看不到当海婴长大,脱离封闭的家庭教育环境之后,鲁迅先生会教儿子怎样应对青面獠牙的现实、无视道德的社会,以及惨淡经营的人生?当孩子进入叛逆期,试图摆脱父亲的影响,鲁迅又能否放下传统父亲的威权身份,给予儿子真正的理解与解放?

同路人胡适在1940年代之后,多次自承教子失败。大体说来,他面对的育子困境,也是鲁迅五四时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翻版:摧毁了旧的教育传统与教育理念,又用什么来代替之呢?事事包办的父亲,与放任不管的父亲,是两种极端,执两用中,怎样取得某种平衡?自由发展与溺爱放纵,严格要求与压抑天性,它们的界限又在哪里?教育理念与育儿实践,如何在生活中达成一致?

这些问题,读那些斩钉截铁的育儿书没用,父亲节这一天,买礼物收礼物之余,每位父亲,也不妨好好问问自己的内心。

范文四:鲁迅、朱自清怎样做父亲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后来成为中国家庭教育领域的名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鲁迅的设想是对的,但做起来容易走样。鲁迅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就遇到困难。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孩子很调皮,周作人无所谓,但鲁迅却受不了。鲁迅看不惯周作人那样纵容孩子,可是,鲁迅自己有孩子以后,他的孩子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鲁迅却一再纵容,以极端的方式兑现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承诺。

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许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唔!你真可恶。”而他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抱海婴住医院,或者延医来寓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父源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答客诮》一诗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许广平说:“鲁迅先生活的时候,给予他的教育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他要海婴‘敢说、敢笑、敢哭、敢打’。”

鲁迅小时候在父亲的严格监管下读书,因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放任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鲁迅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

朱自清的做法与鲁迅相反。朱自清在心中为孩子建立了无形的规则,只要孩子稍有冒犯,就会责罚。

朱自清的父亲在信中问起孙子阿九——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阿九)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这时朱自清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阿九才2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到底还是2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菜呢?更惨:“阿菜在台州,那时更小了;才过了周岁,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

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的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父母学校——刘良华家庭教育讲演录》 作者:刘良华)

范文五:鲁迅《父亲的病》的文本解读

内容摘要:《父亲的病》这篇散文主要讲述的是鲁迅对父亲的病的回忆和他与两位“名医”周旋的故事。本文希望以《父亲的病》这篇散文和与之相关的鲁迅青少年时期的资料为背景,结合弗洛伊德等人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学术观点,重新解读鲁迅和他的作品,从而能更深层的“接触”鲁迅的潜意识内容,理清鲁迅早年生活经历与他后来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父亲的病》 鲁迅 解读 生活经历 文学创作

精神分析理论属于心理动力学理论,是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石,它的影响远不仅局限于临床心理学领域,对于整个心理科学乃至西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

本文希望以《父亲的病》这篇散文和与之相关的鲁迅青少年时期的资料为背景,结合弗洛伊德等人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学术观点,重新解读鲁迅和他的作品,从而能更深层的“接触”鲁迅的潜意识内容,理清鲁迅早年生活经历与他后来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父亲的病》与鲁迅文学创作中“病“的原型

《父亲的病》这篇散文主要讲述的是鲁迅对父亲的病的回忆和他与两位“名医”周旋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父亲的病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不仅是浅层伦理意识上的影响,更是一种深层的创作心理机制心理特征上的影响。用荣格的理论来说,是一种原型的构成。所谓原型,就是就是通过对原始意象的追寻从而为现代人找到一条返回人类生命、人类感性的最深泉源、最原初根基的途径。对鲁迅而言,在他那里,“原型”作为一个中介,不仅仅是手段,更是目的。

这个所谓的“原型“,表现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指构成他许多小说创作的核心情节---病。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鲁迅文学作品中诸多对于病的描写看作是对父亲的病的转借。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死前“哑了喉咙”,《药》中华小栓因患“痨病”而死,《明夭》中的宝儿“排红带青,热,喘”,分明是肺病的征兆,《狂人日记》中也有用“人血馒头”治“痨病”的细节。鲁迅反复写病,而且都写肺病,这一选择的系列化,从他对肺病特殊兴趣和关注的角度,显示了父亲的病在他创作中所具有的原型意义。在鲁迅创作中某些肺病患者也都带有父亲在病中的精神和病理特征,例如魏连殳“纵酒”、“绝望”,死前的“说不出话”,死后抑郁阴冷的塑造,这都是周伯宜精神和病理特征、乃至行为方式的复现。

而�o父亲治病的“老中医”, 则也成为鲁迅创作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型。比如《狂人日记》中给“狂人”治病的那个“老头子”,姓何,他究竟是谁?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说给父亲治病的“名中医”是陈莲河,《鲁迅全集》的注释说陈莲河“当指何廉臣”。可见,《狂人日记》中的“老头子”也就是何廉臣。据此推断,《明天》中的何小仙也当应该是指何廉臣无疑了。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病“这个原始意象,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得到了泛化。而《父亲的病》这篇散文中的很多情节、意向,都作为了一个原型贯穿于鲁迅的文学创作之中。对其创作有着原始的创作张力与主导的心理倾向作用。

二.《父亲的病》与鲁迅的气质特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非常强调童年的经历的作用。《父亲的病》所记述的内容,是鲁迅童年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一段异于普通孩童的经历,对鲁迅的心理发展以及气质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气质特征,是指父亲的病对鲁迅个性气质的重大影响, 以及这种气质在鲁迅创作中的突出表现。众所周知,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仕途失意的情况下,“不仅象自己的父亲那样粗暴,而且在粗暴中还渗入了阴郁和消沉”。这一点在周伯宜患病之后,达到了顶点。父亲“常饮酒”,“如遇生气时会把筷丢掉,或把碗摔碎”这使鲁迅和母亲感到压抑、痛苦,后来父亲也曾因此“力戒自己过饮”。可见,在父亲对鲁迅气质特征的影响中, 尤以其患病时期的影响为最大。

首先是构成鲁迅个性气质的疑惧倾向。鲁迅的童年跟父亲的病密切联系在一起,他是在父亲的病中逐渐生发了对周围世界的怀疑和恐惧。在父亲患病期间,鲁迅奔走于药铺与家之间不断的与所谓的“国手”“神医”周旋。用高额诊金换来的方子却是现在看来极其荒诞的东西。这在《父亲的病》一文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如“先知秋气”的梧桐叶立秋可治难症,破鼓皮做成的“败鼓皮丸”可以打破鼓胀,“蟋蟀一对”作药引需用“原配”,“舌乃心之灵苗”、“前世冤想”之说等。而在童年期的鲁迅看来,每日搜罗筹备这些神奇的药引已经是花去了不少时间气力,然而起死回生的“国手”却也没有医治好父亲的病,终究父亲还是去了。一次次愿望的落空,以及伴随着父亲离去家族中种种的人情凉薄,促成了鲁迅日后多疑、阴郁的性格。

还有一点很明显的气质特征,便是鲁迅内心深处的受虐与自虐倾向。首先,对一个青少年期的孩子而言,在用尽一切办法寻医问诊,眼睁睁的看着父亲一天不及一天,最后离开人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迅抗争过,却扔无力回天,在青少年心理的发展阶段很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即所谓习得性无助。而这种无助的体验会强烈影响青少年的性格与气质,进而形成自卑的性格。而自卑则又是受虐与自虐倾向发展的土壤。其次,父亲生病的这段时期中,鲁迅有时被讥为“乞食者”,遭受过的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但与外来的压迫相比,鲁迅从家庭内部特别是家长即祖父与父亲身上所感受到的压迫,可能是他更为恐惧和不堪承担的心灵重负。祖父和父亲的暴躁、怪戾和孤僻, 给鲁迅留下了被损害的记忆。他的回忆录中就有描绘祖父的暴躁怪戾的段落。可以推见,祖父在家庭中所制造的恐惧事件和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鲁迅。在这种氛围中度过最重要的一段童年时光, 构成了鲁迅童年经验中的压抑感。对于鲁迅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一种精神的折磨。可以说这是构成鲁迅受虐心理倾向的一个重要根源。

鲁迅的这种气质特征,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自然的会表露出来。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就表现了明显的受虐的恐惧。当知道有死后的魂灵和地狱等等以后, 她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捐门槛”这一行为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出变相的自虐。《狂人日记》、《长明灯》、《白光》也是鲁迅作品中刻划受虐和自虐心理的典型范例。小说中主人公分别是三个精神病患者:狂人、疯子和陈士成,作者在描写他们抑或是其他诸多的配角时,几乎通篇都弥漫渗透着被迫害或受虐妄想和自虐心理的紧张氛围。   三.《父亲的病》与鲁迅的父亲情结

情结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一般来说,情结来源于两方面:一个是被压抑的欲望,一个是“创伤性”记忆。

我认为,父亲的病作为鲁迅独特的情绪记忆,令鲁迅感受复杂多样,对于父亲产生了一种极其矛盾的爱且憎的感情。同时这种情感的影响是广泛、深远,以父亲的病所形成的其独特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愤激情绪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创作,成为他创作结构中不少方面的潜在形式和情感原型。《〈呐喊〉自序》曾经把父亲的病作为他对社会认识的重要线索来叙述,并指出“所谓回忆者”“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对于父亲的情绪和记忆,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已经固着成了一种情结。

首先,鲁迅是爱父亲的。父亲命运的悲苦,鲁迅听于耳、见于眼、感于心,他对父亲有着天生的同情,而这种同情源于对父亲的爱。鲁迅对于父亲的“爱”的情感,来自他对父亲悲苦命运的回忆,产生于父亲的病与死亡。父亲的病痛,鲁迅有着亲身的感受,作为儿子的他希望能够帮助父亲,甚至代替父亲承受病痛的折磨。然而一句“谁也不能帮助”,显示了鲁迅的痛苦与无奈。年少的鲁迅觉得结束父亲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喘完”,这是没有经过任何理性分析的最直接的内心感受。即使年长之后,父亲的痛苦还深深地刻在鲁迅的记忆里,“便是现在”,他也觉得让父亲结束病痛折磨的想法是“正当”的。而且,在父亲临终前的“喊魂”行为,鲁迅因觉得这是“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而产生深深的自责。我想,这种深深的自责正是源自对父亲深深的爱。鲁迅的一句“我很爱我的父亲”,不仅是他年少时的直接感受,也是年长时的理性确认。这也是鲁迅所有作品中对于父亲的爱的唯一表达,因而格外有参考意义。

其次,在现实生活中鲁迅并没有接受太多来自父亲的爱,尤其是“五猖会”前背书的无奈、药店柜台前的冷遇、科场案后的重担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助,这一切以及所伴随的痛苦都与父亲有关,而且都历历在目,渗入骨髓,给鲁迅幼小的心灵留下无端的伤害,自然引起他莫名的反抗。所以说,在得不到父爱的前提下却要表明自己对于父亲的爱,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痛苦甚至恨。鲁迅对于父亲的恨表现得相当隐蔽,然而正是这种隐蔽起来的无意识状态,却是最真实的。于是,我们在鲁迅小说中看到,家庭结构网中总是缺失父亲,母亲成为寡妇,这些寡妇在无望中痛苦地挣扎。鲁迅的这种感受首先来自自己母亲的真实生活,但更是对父亲的报复:那就是在小说创作中让母亲(父亲的妻子)守寡。鲁迅在此表达了对于父亲的不满,即父亲对于妻儿的不负责任。如果男人没有生病死亡,那么女子就不用承担那么多、那么重的痛苦。又如鲁迅笔下的孩子。命运大致是:要么毫无意义地活着;要么就是毫无价值地死亡;要么是希望的破灭,等等。鲁迅小说中儿童的精神或者肉体的死亡,可以理解为是对父亲的“报复”,让他无子无后,老无所依,备受生活孤独的折磨。

《父亲的病》的文本上,这种爱恨交织是怎样体现的呢?最典型的是文中最后这一段,在父亲临终前的“喊魂”行为。虽然日后反省起来,鲁迅觉得这是“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但在当下,鲁迅表现出的是一种矛盾纠结的心态。一方面对于弥留之际父亲的不舍,另一方面希望父亲快点”喘完“在这里。青少年时期鲁迅当时的心态,诚然是对父亲的爱与不舍为主,但更有一种想加速这个死亡的过程的心态藏在潜意识中被超我所监控。这里的盼望解脱,不仅仅是盼望痛苦倒气的父亲的解脱,同时也是一种盼望自我的解脱。父亲当下半死不活的德行给鲁迅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煎熬和压抑,这几年来奔波于家与药铺,周旋于名医之间,受尽了世间冷眼,看惯了氏族淡薄,也让鲁迅心理上极度疲惫。这种煎熬和疲惫构成了本我中的一种原始冲动,即希望父亲的死亡加速,来消解这些痛苦的欲望。故而,文本中表达的自责和愧疚,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在成年以后通过理性的确认,觉得不该通过叫魂的方式让父亲徒增痛苦而感到的悔恨;另一方面,则是对彼时本我中强烈的盼望父亲死亡的一种忏悔。

鲁迅后来要“逃异地,走异路, 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鲁迅自己曾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 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晚年长期寓居上海,即使相距不远却也一直没有回过绍兴。然而,人可以走了不再回来,理性的意识上也可以与旧时代彻底决裂,人生前十几年的在人格心理上刻下的痕迹,恐怕一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难以磨灭!这就是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理由和可能吧。

(作者介绍:姜伟,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高级语文教师)

范文六: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txt生活,是用来经营的,而不是用来计较的。感情,是用来维系的,而不是用来考验的。爱人,是用来疼爱的,而不是用来伤害的。金钱,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用来衡量的。谎言,是用来击破的,而不是用来装饰的。信任,是用来沉淀的,而不是用来挑战的。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网站首页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这一到了周末就是感觉精力十足呢,怎么都不想睡而到了周一上班时却只想睡觉,真是搞不懂呢,偶然在网上阅读了鲁迅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现在去读这篇80多年前的文章,虽然内容有点过时,但思想仍觉得很超前,十分敬佩鲁迅先生,他对这个男人必经的阶段分析独到,也告诉了我生命的意义、爱情的价值、人生的责任。突然想写点什么在博客上。

回看现在,“丁克”一词似乎在流行中,但它注定难成主流,因为这一源自享乐或者说是逃避责任的想法如果真的成主流,人类也就灭亡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是否就为“家”?其实这倒未必,同居也好,结婚也好,甚至是婚外情也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家,虽然电视里经常吹嘘二人世界是如何的浪漫,单纯的爱情是如何令人羡慕,但如果两个人只是简单地生活在一起,过着“丁克”的生活,我想这爱情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有时候,男人在慨叹现代女性的爱慕虚荣,必须有房、有车、有存款才能结婚。其实,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女人们都是爱慕虚荣的,恰好是这一点,说明了女人天生的责任心比男人大,女人有时候是出于母性去考虑这些实在的问题,她们当然也想要漂亮的衣服、舒适的房子、浪漫的烛光晚餐,但更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选择的本能,她们需要一个优秀的男人去组织家庭,保证生活再去繁衍后代。女人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注定会比男人痛苦,因为她们考虑的问题远比男人想的繁琐而复杂,同时又要承担身边的很多人强加给的压力,虽然女人通常都是外表柔弱,但我一直认为女人比男人的心理素质好,女人这种天生的母性决定了母亲通常都会比父亲更称职。

或许在恋爱中,大多数男人都没有考虑过,以后自己必然会成为一个父亲,甚至有很多人心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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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鲁迅的文章(不要读后感)

搜集碑帖、拓片有几千种。怀着无比兴奋与激动的心情,我们来到了鲁迅博物馆。有许多人都来参观鲁迅博物馆,可见,虽然鲁迅先生早已过世,但现今的人们还是那样爱戴他、敬仰他。我们坐在博物馆干净的地上认真听讲解员的讲解。讲解员生动的讲解,仿佛要把我带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封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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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现在,“丁克”一词似乎在流行中,但它注定难成主流,因为这一源自享乐或者说是逃避责任的想法如果真的成主流,人类也就灭亡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是否就为“家”?其实这倒未必,同居也好,结婚也好,甚至是婚外情也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家,虽然电视里经常吹嘘二人世界是如何的浪漫,单纯的爱情是如何令人羡慕,但如果两个人只是简单地生活在一起,过着“丁克”的生活,我想这爱情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有时候,男人在慨叹现代女性的爱慕虚荣,必须有房、有车、有存款才能结婚。其实,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女人们都是爱慕虚荣的,恰好是这一点,说明了女人天生的责任心比男人大,女人有时候是出于母性去考虑这些实在的问题,她们当然也想要漂亮的衣服、舒适的房子、浪漫的烛光晚餐,但更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选择的本能,她们需要一个优秀的男人去组织家庭,保证生活再去繁衍后代。女人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注定会比男人痛苦,因为她们考虑的问题远比男人想的繁琐而复杂,同时又要承担身边的很多人强加给的压力,虽然女人通常都是外表柔弱,但我一直认为女人比男人的心理素质好,女人这种天生的母性决定了母亲通常都会比父亲更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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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七:从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开去

我也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说开去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写就的一篇谈论“家庭改革”的文章。虽然距今此文发表已近百年,文章谈论的问题或许则是更为久远,但奇怪的是就文章中所谈及的那些问题,在今天读来仍然是那样的让人深思,甚至有着切肤之痛。似乎昔日那些阴森可怖的魂灵依然在上空盘旋。历史是在不断进步,可有时又难免会循环往复。难怪周作人在经历了五四的高潮与低落之后会发出历史循环的感慨。正因为如此,看似逝去的历史已成终结,其实那些也只是开始。无尽的路就在你我脚下寂寞延伸,它期望着你我脚步的踏上。可是,自己向往的路,自己就一定能够勇敢地选择吗,而且是大踏步地、意气昂扬地向前迈去吗?这时,你就得面对四周的一切,同时更是面对自己的内面魂灵。一场精神的突围就此开始。在我看来,物质的突围因为还有财产的可行触摸的现实质感,所以不难,而精神的突围则是那样的飘忽,有时连自己都无法清楚认识,所以很难甚至极难。或许,关涉人之精神信仰追求,关涉人生价值与意义,等等此类的自我反思与诘问,在一定程度上都让人那样难以真实把捉,可人生困惑的焦点却往往正是这些。精神的蜕变与物质的涨落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是鲁迅先生在当年那种旧未灭而新又未生的过渡时代的思考。从表层来看,鲁迅先生是在说“父亲”,其实,我又在想他同样也在说那些与“父亲”相对应的“子女”,甚至“妻妾”们。试想,在西方,当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中露出新的曙光时,人们才真正清醒地认识到了“人”。这个人,不是神的创造,而是人他自己。中国也一样,当人们借助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武器来再次烛照中国传统时,便有了“吃人”历史的发现。这不仅是国人对历史的全新发现,更是对自我的全新发现与全新认识。“人的发现”,儿童问题、女性问题、恋爱婚姻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爆炸主题。在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似乎早已不成问题,但是若没了那时的当做“问题”今天或许还仍是个更大的“问题”。说道“问题”,其中的有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必须面对,而且还需竭力去解决。这也正是历史的智慧与沉重之处。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先生写作此文的目的甚是明确:“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一句话“要革老子的命”!此等口号是何等气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解放子女的问题本无需讨论,但是中国的因袭竟是如此之重,所以常识性的问题,竟然非要提高到革命的高度才可实现的地步。

在此文中,鲁迅有句名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事他的理想,为此他更是践行一生。此中那种深沉的殉道者的人道精神,岂非悲壮所能言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幸福与合理,简单的极不简单。生命,一要“保存”,二要“延续”,三要“发展”。这也便是生命的路。然而中国的长者本位的痼疾,让那些多少受了些现代新潮思想的子女们比那些尚未觉醒的子女们饱受了更多的炼狱煎熬。鲁迅是深切的明白此中的道理的,否则又怎么会生出那段关于“铁屋子”的寂寞辩驳。然而那种自留学日本期间便树立起的“立人”思想,又怎么能这样轻易放弃。所以,他说“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生产,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从此让他们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然而,如此一来,有些父母就会认为,自己从此一无所有,或是父子便要疏隔,或是长者吃苦,或是子女吃苦。其实这些都是受了旧的荒谬思想的毒害。子女的人生理想追求常常为这样的父母扼杀。而父母的养教之恩又常使那些本性善良的子女们,以掩埋牺牲自我追求来报答生养之恩。然而还有更为惨烈的,例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她的那一句话便毁灭了女儿的一生幸福。

中国有句俗语是“从小看老”,意思是从一个人儿时的状态便可见出他老时的样子。这句话其实很是武断。不过,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家长总喜欢夸奖那些表面听话的孩子,有时还会说出“看这小孩真像个大人”之类的话。虽然都是夸赞之辞,可我每次听到于会心微笑同时又生出几许悲凉。试想,儿童在儿时就应该享受到同时期的快乐,但是快乐有时竟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而又难以拥有。当代中国的素质教育,呼喊了多少年了,但其实质性的革命成分又有多少?而一个人的成长,固然需要学校的知识教育,但同时更是需要社会、家庭的道德伦理的熏陶。在我的身边,存在着太多的不同家庭背景对于同一年龄阶段的孩子

产生常常是迥然相异的影响,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或许,一个人的出生、成长背景是无法选择的,但成长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可以自我选择乃至创造的。

我们之中有着太多的人,每天都被琐碎的现实所牵绊着,每日都在抗争着如西西弗斯般的生存悖谬。有的人胜利了,有的人失败了。生命,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无奈,让我们难以释怀。同时,理想的诱惑、文学的关怀、宗教的召唤、人人之间的爱,等等,又总会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重新鼓起信念踏上生命的征途。爱,太多,总让我们迷失;爱,太少,又让我们的人生无比枯涩。生命,健康的生命形式,所需要的其实很简单,但是这简单却常常会遭遇不简单。因此,鲁迅才会说:“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

问题是搞清楚了,可总得寻得解决之道吧。正如,医生查出了病人的病灶所在,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他应该给开出个药方才好,哪怕是绝症开些精神药丸于减轻病人的痛苦也是应该的。因此,鲁迅就说:“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消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先生的此种启蒙话语,正如爱利希•弗罗姆(Fromm Erich)在他的《爱的艺术》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爱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知识和努力”,真正的爱不仅包括“给予”,更包括“关心、责任感、尊敬和了解”。行文至此,又让人想起了近些年来有关“富

二代”现象。驾车撞死路人、聚众吸毒淫乐,等等等等。近日网络的“我爸是李刚”更是搞得网络空间热闹非常。“我爸是李刚”,反映出的不仅只是个通俗的“家教”问题,在这背后大概隐藏着更为巨大的社会顽疾甚至毒瘤。

“救救XX”的昔日呼号,在今天,似乎还很有必要。阅读鲁迅的文章,在今天,其实也很必要。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

范文八: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这一到了周末就是感觉精力十足呢,怎么都不想睡而到了周一上班时却只想睡觉,真是搞不懂呢,偶然在网上阅读了鲁迅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现在去读这篇80多年前的文章,虽然内容有点过时,但思想仍觉得很超前,十分敬佩鲁迅先生,他对这个男人必经的阶段分析独到,也告诉了我生命的意义、爱情的价值、人生的责任。突然想写点什么在博客上。

回看现在,“丁克”一词似乎在流行中,但它注定难成主流,因为这一源自享乐或者说是逃避责任的想法如果真的成主流,人类也就灭亡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是否就为“家”?其实这倒未必,同居也好,结婚也好,甚至是婚外情也好,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家,虽然电视里经常吹嘘二人世界是如何的浪漫,单纯的爱情是如何令人羡慕,但如果两个人只是简单地生活在一起,过着“丁克”的生活,我想这爱情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有时候,男人在慨叹现代女性的爱慕虚荣,必须有房、有车、有存款才能结婚。其实,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女人们都是爱慕虚荣的,恰好是这一点,说明了女人天生的责任心比男人大,女人有时候是出于母性去考虑这些实在的问题,她们当然也想要漂亮的衣服、舒适的房子、浪漫的烛光晚餐,但更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选择的本能,她们需要一个优秀的男人去组织家庭,保证生活再去繁衍后代。女人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注定会比男人痛苦,因为她们考虑的问题远比男人想的繁琐而复杂,同时又要承担身边的很多人强加给的压力,虽然女人通常都是外表柔弱,但我一直认为女人比男人的心理素质好,女人这种天生的母性决定了母亲通常都会比父亲更称职。

或许在恋爱中,大多数男人都没有考虑过,以后自己必然会成为一个父亲,甚至有很多人心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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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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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碑帖、拓片有几千种。怀着无比兴奋与激动的心情,我们来到了鲁迅博物馆。有许多人都来参观鲁迅博物馆,可见,虽然鲁迅先生早已过世,但现今的人们还是那样爱戴他、敬仰他。我们坐在博物馆干净的地上认真听讲解员的讲解。讲解

员生动的讲解,仿佛要把我带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封建社。

·鲁迅文章教学的几点感想

他对世人说的一些话,难懂的或难以一下子领会的,还真是不少,陈丹青先生在“鲁迅与死亡”一文中提到的先生的遗言“谁他们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谈了好些自己的理解,及诸人对先生的不理解,先生之意深由此可见一斑),那就看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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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鲁迅关怀我父亲二三事

我的父亲孔另境(1904-1972)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出版、教学等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为出版界最早的会员之一。

父亲一生坎坷,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受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己的姐夫沈雁冰(茅盾)的感召,追求进步,同年加入共产党。次年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武汉前敌总指挥部任宣传科长。在杭州任县委宣传部秘书时,因组织暴动失败,遂中断组织关系。1929年春赴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不久转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1932年我父亲28岁,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好报》编辑。这时虽然与共产党没有组织关系,但他的公开地址作为党与国外联络通讯处,苏联寄来的许多宣传品都由父亲的名字收取,邮件屡屡被没收,1932年夏天,父亲便因“共党”嫌疑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捕去。

因鲁迅出手营救,父亲被关押100天后获释

父亲被捕后,他的同事李霁野先生四处奔走托人营救,但所托之人不仅没帮忙,却作了反证,于是父亲的案件升级,被押送到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军法处羁押。父亲见事情搞大,赶紧写信向在上海的姐姐孔德址求救。

我父亲是浙江桐乡乌镇人,姐弟三人。母亲早逝,长姐为母,大他7岁。嫁给文学家茅盾先生的姐姐得知我父亲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向曾经在北京教育部做事的鲁迅先生求助。鲁迅先生是见过我父亲的。当时鲁迅和茅盾都住在上海虹口景云里,我父亲因在上海大学读书,寄住在姐姐家的亭子间,鲁迅的家就在对门。我父亲曾为姐夫茅盾和鲁迅先生做信差,见过几次,所以鲁迅先生了解情况后,当即出手相助。

北平行营主任是张学良,营救父亲的事情怎样请托到张少帅手里呢?首先,鲁迅先生写信给在南京就职的许寿裳,他称我父亲孔另境为自己的“旧学生”以示亲近,信中说:“此人无党无系,又不激烈,而遂久缧绁(注:囚禁的意思),殊莫名其妙,但因青年,或语言文字有失检处,因而得祸,亦未可知。”鲁迅先生请许寿裳转托汤尔和办,因为他知道,在北京,只有他和张学良说得上话。而鲁迅、许寿裳和汤尔和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同过事,鲁迅请许寿裳写信给汤尔和的时候,落款将他的名字并列其中,这点面子,想必汤会考虑给鲁迅先生的。

可是信写出之后,汤尔和那里杳无音讯,父亲在天津的牢里已呆了两个多月,迟迟不见释放,上海的姑妈急得不知所措,怕弟弟出意外,鲁迅先生也着急了,又修书许寿裳催办此事。这次,鲁迅先生让许寿裳给为营救父亲东跑西颠的小青年李霁野写介绍信,因为李霁野已经以自己的名义跑去见汤尔和五次,次次被拒门外。鲁迅写道:“孔家甚希望兄给霁野一绍介信,或能见面,未知可否?”

提这建议是因为李霁野和台静农都是早年鲁迅为首的未名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小朋友,他欣赏小青年救朋友的义气。于是,许寿裳再次鼎力相助,写了两封介绍信给李霁野,一封给汤尔和,一封给蔡元培先生。形势险恶,情况紧急,营救父亲的行动像接力棒一样,李霁野接到介绍信,再次写信给汤尔和,附上许寿裳的介绍信。另外又持信去见蔡元培想办法。不久,这样重重叠叠的请托终于奏效了,我父亲从牢里给李霁野写信,说可用两人保释。于是李霁野和台静农马上联名作保,父亲被关押了100天后终于获释了。

我父亲在牢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以为营救他的就是李、台两君,当他知道鲁迅先生在其中帮了这么大的忙之后,愕然不已,内心涌起浓浓的感激之情。

父亲登门感谢鲁迅先生营救之恩

1932年冬天,父亲从牢里释放出来,随即回到上海姐姐家。父亲在回忆鲁迅的长文《我的记忆》中,详细写了上鲁迅先生家里去道谢的情景:

冬天回到了上海,第一桩心事我一定要去结识这个富有侠义心肠的老头儿。

一个西北风刺人的早晨,心里牢记着打听来的先生寓所的路径,走到一个建筑物门前。这建筑已很陈旧,也无门警,也无电梯;我也顾不得人家警告的什么什么,一直就冲上三楼,怀着仿佛要爆裂出来的满腔热情,拼命揿那电铃,一忽儿,里面一阵响声,出来开门的正是鲁迅先生自己,他显然有点惊异,他不认识我这陌生人,我迅速地觉悟过来,于是我说:

“我是孔另境,是刚从北方回来的。”

“噢,是的是的,……来来――”他就把我让进去……“倒想不到,出来这么快!”语气却十分平淡,面上也没有喜悦的表情,这时才把我的激动平复了转来……

父亲用小说的手法,绘声绘色描写了和鲁迅先生的第一次详谈。他们抽着不知名的劣等纸烟,对话不多,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鲁迅先生回避父亲探问营救经过,总是把话头扯开,而手足无措的父亲到告别时也没有说出感谢两字。

鲁迅先生在我父亲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冷静或者说淡然的人,仿佛是一个医生或是科学家,不像写小说的文学家,也没有李霁野他们口中很重友情的样子。直到后来父亲多见了鲁迅先生几次后,他才慢慢领略了更多大先生的风采,更加仰慕这位心目中“中国文学的巨星和光明中国的象征者”。

距第一次面谈两个多月后,父亲又去先生的家,谈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事件,鲁迅先生开玩笑似的说:“你总算幸运,要在南方,怕早就完了。”父亲年轻气盛说:“那也不至于吧,我的情形不同。”鲁迅答:“不相干,他们还管你情形同不同!比如说,你倘藏着我的一封信,这就够了,因为据说我是拿卢布过活的,你既和我通信,你自然也是了。”

鲁迅先生苦笑,他喜欢年轻人,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说话。后来父亲有事没事常常去看望鲁迅,他回忆道:“他总是那么真挚。常说些含有讽刺意味的笑话,等到他开始笑了以后,他是那么天真,那么放纵,有时笑到合不拢嘴来,仿佛无法停止似的。”

和鲁迅先生熟悉以后,许广平女士常常留饭,于是父亲在鲁迅家喝到酒味极醇厚的绍兴酒,是在上海其他朋友家从来没有饮到过的。

鲁迅先生为父亲编《现代作家书简》写序

父亲到上海之后,开始从事职业写作,为生活书店、中华书局等写作和出版了《斧声集》、《秋窗集》等,为茅盾助编《中国的一日》;在《申报・自由谈》、《现代》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散文,后来还编辑了几部书稿。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是“后来我为要维持生活,凑集许多熟人的信来编一册《作家书简》,要他(指鲁迅)给写一篇序,作用是在容易卖钱,我把这意思告诉了他,他仿佛不相信似的,但马上就答应了,第三天序言寄给我,第四天就拿到稿费,于是我去找他,告诉他的序果然发生了效力,他笑笑,说:

他们倒还收我的序,当初我怕反而会妨碍你的书呢。

我知道决不会的,而且――老实说,这本书原会挨骂的,现在就决不

会了。

他又笑笑。果然,从出书一直到现在,不见有人出来骂过一句,而书的销路据说也不错,其实这种情形他比我更了解然的。

相隔70多年,如今看父亲写回忆鲁迅先生对他帮助的这些对话,我仍然被他们之间的话语所感动,为当时文人间互相帮助的情谊所感染。鲁迅先生的人格和他的文格同样的高尚,值得我们后人效仿。

1935年父亲在编辑《现代作家书简》时曾向鲁迅求信,却不料鲁迅当时碍于白色恐怖,怕连累人家,烧掉了所有别人写给他的信,无疑是鉴于左联五烈士之死的前车。但在其他人手中,父亲得到鲁迅先生亲手写的16封信,也编在了书中。

《现代作家书简》中收了包括丁玲、老舍、朱自清、沈从文、茅盾、周作人、郁达夫、柳亚子、郭沫若、叶圣陶、丰子恺等几乎所有文坛大佬的书信,内容十分生动好看,鲁迅先生写的序言亦相当有趣,忍不住要照抄几段如下: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平生。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便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到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不愿意别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部的,好在用心之古奥如叔本华者,中国还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写信,总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经:这是要请编者读者,大家心照的。”

《现代作家书简》1935年11月编成,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当时印数并不多,然而口碑甚好,在文人圈中讲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本尺牍书。可见我父亲的策划是成功的,眼光是独到的,请鲁迅先生赐序也是非常英明之举。

1980年此书由花城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增加了16幅作家手迹,书名仍为柳亚子先生所题,其他基本不变,健在父执钱君�先生特地为此书重版另行设计了封面。

感想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和他相差50岁,父亲去世时我只有18岁,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向父亲请教,包括作文与做人,那是我一生中最为遗憾的。如今我也在从事写作和出版工作,每每想起父亲,伴着心痛,立志要做到最好。

关于鲁迅先生和我父亲之间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父亲不厌其烦给我们说过一遍又一遍,父亲的一生作文、为人是以鲁迅先生为楷模的。我记得每到清明时节,父亲会领我去虹口公园祭奠鲁迅先生,他让我在公园内那高高的鲁迅塑像前三鞠躬,然后去后面的墓地处,久久地默哀。小时候我不太懂父亲到了鲁迅墓前为何脸色那么肃穆,为何一路无语?

十年动乱的时候,父亲清贫到极点。阴暗的天色中,父亲教我读的最多的是抄家后遗留下来的鲁迅先生的书,朗诵最多的是墙上悬挂着浩劫后硕果仅存的鲁迅书写的墓碑,那是写在英年早逝的韦丛芜的哥哥墓碑上的,我以童稚之声反复朗读:弟丛芜,友静农、霁野立,鲁迅书。现在我才知道,当时的每天每天,父亲是那样委屈那样寂寞,他想念精神导师鲁迅,怀念年轻时义无反顾追求革命、追求光明、热血义气的一群朋友,那是我父亲最美好的时代。

范文十: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txt心是自己的,干嘛总被别人伤......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敷衍旳青春 总昰想太多 怨,只怨现实太现实╰⌒﹏为什么在一起要两个人的同意丶而分手只需要一个人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感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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