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灵顿国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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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阿灵顿国家公墓

范文一: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故事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故事

到美国华盛顿,有一个地方应该去看看的,就是阿灵顿国家公墓,到那里,不仅是悼念无数逝去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去解读一个国家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态度。 阿灵顿国家公墓原来名字是阿灵顿庄园,本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罗伯特.李将军的岳父(卡斯迪斯)的财产,其岳父立遗嘱此庄园由其唯一女儿(李将军的太太)作为继承人,之后,再由李将军的长子继承,而李将军则作为遗嘱的执行人。 南北战争爆发后,李将军之家乡弗吉尼亚州宣布脱离联邦政府加入南方联盟,李将军获知消息在庄园里经历了三天的心灵煎熬,最终决定离开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钟爱、最依恋不舍的地方”,辞去联邦政府的职位,毅然加入南方联盟。离开时嘱咐夫人保存好相关物品,带离庄园。李将军加入南方军后最终成为了南方军统帅。

战争期间,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通过了一个战时法,规定房地产所有人必须亲自按时来缴纳房地产税,否则,将没收其财产。北方政府想以此法律遏制逃奔叛军的财主,很显然,作为阿灵顿庄园的主人李将军夫人不可能亲自来缴纳此房地产税,最终,政府便以欠税为由没收并拍卖了此庄园。

1864年,政府拍卖了此地,联邦税务局长代表政府举牌成功,获取阿灵顿庄园,并将此庄园改为战时司令部,后来又将庄园的200英亩土地作为战争阵亡将士的坟地,这个做法也反映了当时联邦政府对李将军的憎恨,他们希望阿灵顿庄园永远成为墓地,李将军及其后人都别想着再回到此地!

战争终于结束了,李将军及夫人作为败军之将,无颜再提及此事,在他们去世后,李将军的长子,向法院提出起诉,认为政府没收阿灵顿庄园非法,他是这个庄园的合法继承人,政府应该返还他的财产。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882年,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无论何时何地,战时也不例外,公民的私有财产都受法律保护,非经法律程序和合理的补偿,政府也不得征用私有财产。政府未经合法程序没收了阿灵顿庄园,此行为为非法无效。美国政府必须将此庄园交还给李将军之子。这个案例是由陪审团审理裁决的,充分体现美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也体现了美国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不管是谁的私有财产,即便是叛军首领的,也同样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

法院判决下达时,阿灵顿已经有数万名阵亡的将士在此长眠,最终,政府与李将军长子达成协议,政府向李将军长子支付巨款作为购买阿灵顿庄园的赔付。1933年,为纪念阵亡将士,政府将阿灵顿庄园改名为阿灵顿国家公墓,1955年政府又决定将阿灵顿二层楼的房子按李将军居住时的原貌修复,作为李将军的纪念馆。 站在阿灵顿公墓的高处,遥望远处的华盛顿纪念塔,你会生出一种感叹:一个国家应该有立国的根基,就是一部最基本有效的法律!他给一个国家的国民最坚实 的信任基础。

后发优势,是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纬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

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格申克龙对l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他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八个对比类型:(1)本地型或者引进型;(2)被迫型或者自主型;(3)生产资料中心型或者消费资料中心型;(4)通货膨胀型或者通货稳定型;(5)数量变化型或者结构变化型;

(6)连续型或者非连续型;(7)农业发展型或者农业停止型;(8)经济动机型或者政治动机型。在这八个对比类型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 通过对各个组合形态的研究,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命题: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突进进程;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越明显;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人们消费水平受到的压力就越沉重;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就越相对缓慢。

3、 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不周。

在和解、整顿程序中虽然规定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作用,但在和解、整顿程序中未设置和解、整顿的监督人,债权人会议在闭会期间没有常设机构或人员代表其利益,对债务人的活动进行监督,再者未规定债权人的和解申请权,使其无法主动通过和解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另外也未规定债权人在整顿中的法律地位及作用。

【企业破产法试行】企业破产法(试行)和解和整顿部分

第四章 和解和整顿

第十七条 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三个月内,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整顿,整顿的期限不超过两年。

第十八条 整顿申请提出后,企业应当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和解协议草案。 和解协议应当规定企业清偿债务的期限。

第十九条 企业和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企业的整顿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

企业整顿方案应当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向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并听取意见。

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定期向债权人会议报告。

第二十一条 整顿期间,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该企业的整顿,宣告其破产:

(一)不执行和解协议的;

(二)财务状况继续恶化,债权人会议申请终结整顿的;

(三)有本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第二十二条 经过整顿,企业能够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对该企业的破产程序并且予以公告。

整顿期满,企业不能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宣告该企业破产,并且按照本法第九条的规定重新登记债权。

1.重整制度多元化利益平衡使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

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从而建立起个人和社会的伙伴关系。[1]法律实施的目的就是为这些利益找个平衡的支点,使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得到满足。但在公司重整过程中,每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假如重整能够成功,每个利益主体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但如果重整不成功,债务人最多会承担着和清算相同的结果,而债权人因此要承担巨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债权人在选择是否重整时会慎重考虑这种风险,而破产法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则赋予债权人重整申请权,即破产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债权人的重整申请权,但并没有对债权额比例作出规定。

2. 公司重整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在公司重整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上,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信息真实情况以及信息真实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例如,在重整计划表决以前,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使债权人误认为债务人有能力进行债务清偿及具有比较可能的复兴成功率而通过表决。然而在重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如果执行人没有能尽到忠实义务和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可能会使重整计划执行发生偏差,如使重整计划中设定好的债务清偿计划搁浅等。

3. 债务人往往利用重整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

各国重整法律规定,为了让债务人能够继续维持其生产经营,法律授权债务人可以继续占有、使用和处分财产。假如债务人并不是真诚的想挽救企业,或是对债务人监督不力,债务人可能会利用企业重整公示信息的有限、企业外部的利害关系人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来转移资金,[2]债务人不仅因此逃避债务,更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我们收获着改革的成果,也积累着改革的丰富经验。“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稳步前行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已经证明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成功之路。继往开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深化经济改革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一以贯之的,是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党的思想路线。

在新时期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而来的,是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切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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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故事

到美国华盛顿,有一个地方应该去看看的,就是阿灵顿国家公墓,到那里,不仅是悼念无数逝去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去解读一个国家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态度。 阿灵顿国家公墓原来名字是阿灵顿庄园,本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罗伯特.李将军的岳父(卡斯迪斯)的财产,其岳父立遗嘱此庄园由其唯一女儿(李将军的太太)作为继承人,之后,再由李将军的长子继承,而李将军则作为遗嘱的执行人。 南北战争爆发后,李将军之家乡弗吉尼亚州宣布脱离联邦政府加入南方联盟,李将军获知消息在庄园里经历了三天的心灵煎熬,最终决定离开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钟爱、最依恋不舍的地方”,辞去联邦政府的职位,毅然加入南方联盟。离开时嘱咐夫人保存好相关物品,带离庄园。李将军加入南方军后最终成为了南方军统帅。

战争期间,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通过了一个战时法,规定房地产所有人必须亲自按时来缴纳房地产税,否则,将没收其财产。北方政府想以此法律遏制逃奔叛军的财主,很显然,作为阿灵顿庄园的主人李将军夫人不可能亲自来缴纳此房地产税,最终,政府便以欠税为由没收并拍卖了此庄园。

1864年,政府拍卖了此地,联邦税务局长代表政府举牌成功,获取阿灵顿庄园,并将此庄园改为战时司令部,后来又将庄园的200英亩土地作为战争阵亡将士的坟地,这个做法也反映了当时联邦政府对李将军的憎恨,他们希望阿灵顿庄园永远成为墓地,李将军及其后人都别想着再回到此地!

战争终于结束了,李将军及夫人作为败军之将,无颜再提及此事,在他们去世后,李将军的长子,向法院提出起诉,认为政府没收阿灵顿庄园非法,他是这个庄园的合法继承人,政府应该返还他的财产。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882年,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无论何时何地,战时也不例外,公民的私有财产都受法律保护,非经法律程序和合理的补偿,政府也不得征用私有财产。政府未经合法程序没收了阿灵顿庄园,此行为为非法无效。美国政府必须将此庄园交还给李将军之子。这个案例是由陪审团审理裁决的,充分体现美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也体现了美国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不管是谁的私有财产,即便是叛军首领的,也同样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

法院判决下达时,阿灵顿已经有数万名阵亡的将士在此长眠,最终,政府与李将军长子达成协议,政府向李将军长子支付巨款作为购买阿灵顿庄园的赔付。1933年,为纪念阵亡将士,政府将阿灵顿庄园改名为阿灵顿国家公墓,1955年政府又决定将阿灵顿二层楼的房子按李将军居住时的原貌修复,作为李将军的纪念馆。 站在阿灵顿公墓的高处,遥望远处的华盛顿纪念塔,你会生出一种感叹:一个国家应该有立国的根基,就是一部最基本有效的法律!他给一个国家的国民最坚实 的信任基础。

后发优势,是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纬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

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格申克龙对l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他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八个对比类型:(1)本地型或者引进型;(2)被迫型或者自主型;(3)生产资料中心型或者消费资料中心型;(4)通货膨胀型或者通货稳定型;(5)数量变化型或者结构变化型;

(6)连续型或者非连续型;(7)农业发展型或者农业停止型;(8)经济动机型或者政治动机型。在这八个对比类型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 通过对各个组合形态的研究,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命题: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突进进程;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越明显;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人们消费水平受到的压力就越沉重;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就越相对缓慢。

3、 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不周。

在和解、整顿程序中虽然规定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作用,但在和解、整顿程序中未设置和解、整顿的监督人,债权人会议在闭会期间没有常设机构或人员代表其利益,对债务人的活动进行监督,再者未规定债权人的和解申请权,使其无法主动通过和解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另外也未规定债权人在整顿中的法律地位及作用。

【企业破产法试行】企业破产法(试行)和解和整顿部分

第四章 和解和整顿

第十七条 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三个月内,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整顿,整顿的期限不超过两年。

第十八条 整顿申请提出后,企业应当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和解协议草案。 和解协议应当规定企业清偿债务的期限。

第十九条 企业和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企业的整顿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

企业整顿方案应当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向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并听取意见。

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定期向债权人会议报告。

第二十一条 整顿期间,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该企业的整顿,宣告其破产:

(一)不执行和解协议的;

(二)财务状况继续恶化,债权人会议申请终结整顿的;

(三)有本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第二十二条 经过整顿,企业能够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对该企业的破产程序并且予以公告。

整顿期满,企业不能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宣告该企业破产,并且按照本法第九条的规定重新登记债权。

1.重整制度多元化利益平衡使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

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从而建立起个人和社会的伙伴关系。[1]法律实施的目的就是为这些利益找个平衡的支点,使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得到满足。但在公司重整过程中,每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假如重整能够成功,每个利益主体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但如果重整不成功,债务人最多会承担着和清算相同的结果,而债权人因此要承担巨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债权人在选择是否重整时会慎重考虑这种风险,而破产法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则赋予债权人重整申请权,即破产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债权人的重整申请权,但并没有对债权额比例作出规定。

2. 公司重整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

在公司重整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上,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信息真实情况以及信息真实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例如,在重整计划表决以前,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使债权人误认为债务人有能力进行债务清偿及具有比较可能的复兴成功率而通过表决。然而在重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如果执行人没有能尽到忠实义务和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可能会使重整计划执行发生偏差,如使重整计划中设定好的债务清偿计划搁浅等。

3. 债务人往往利用重整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

各国重整法律规定,为了让债务人能够继续维持其生产经营,法律授权债务人可以继续占有、使用和处分财产。假如债务人并不是真诚的想挽救企业,或是对债务人监督不力,债务人可能会利用企业重整公示信息的有限、企业外部的利害关系人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来转移资金,[2]债务人不仅因此逃避债务,更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我们收获着改革的成果,也积累着改革的丰富经验。“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稳步前行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已经证明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成功之路。继往开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深化经济改革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而一以贯之的,是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党的思想路线。

在新时期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而来的,是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切呼唤。

范文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启示

中国抗战八年,数以百万计的抗日英烈为国捐躯,但是,由于见不到这类纪念标记,也无法查找他们的名字,无数国人,实际上真的遗忘了他们。   前不久游历美国,让我颇有感触。众所周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央地带,由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三点一线,构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景观。然而,很多中国游客不知道,就在林肯纪念堂背面,一座宽阔的大桥直通一片俯瞰全城的山坡,那就是美国全国无人不知的阿林顿国家公墓。   在这片起伏连绵逐步升高的缓坡上,在由整洁的大道小径和葱茏的绿树花丛环境穿插的70个墓园所连成的将近4000亩的巨大草地上,埋葬着历次战争的阵亡者,老战士、随军护士和牧师等文职人员,还有两位总统、一些将军、最高法官、宇宙探险者、医务工作者、科学和工程人员等等,共达32万多人!这样的国家公墓,在美国有100多个!   阿灵顿国家公墓除了那位于首都制高点的巨大存在外,永远提醒人们慎终追远缅怀先烈之外,至少还有三点值得中国人反省:   一、在这个俯瞰华盛顿、俯瞰国防部的墓园高处,耸立着一座希腊神庙式的标志性建筑,“罗伯特・李纪念馆”。罗伯特・李是华盛顿总统唯一养子卡斯蒂斯的女婿,卡斯蒂斯从华盛顿手里继承了这片地产,设计了这座在城里就能仰望的建筑,用来纪念他的养父,也是他敬爱的国父。可是罗伯特・李作为国家最高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长和一名军官,居然在国家面临分裂、要同南方叛军开战之际,投向敌方,担任了南军总司令!在他继承的这片地产成了国家公墓(在南北内战中,已被北军用来埋葬南北双方阵亡者)之后,先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政府赔偿了李家的损失;后来美国政府又决定用此建筑作为李的纪念馆,因为他风格高尚,战后致力于南北和解,堪称“美国最伟大的军人之一”(我们可能认为他是背叛国家,他们却承认他是对国事的观点不同)。   二、这个所谓“光荣之地、勇气之地、记忆之地”,不是用一座纪念碑“纪念所有的先烈”了事,而是尽力给每一个死者的遗骸以足够尊严的土地,一块标有死者姓名和所属单位的墓碑,有些还标明了其妻子或丈夫的名字,使其亲友或后人祭奠时,十分容易找到。站在这些井然有序、标记清晰的墓碑前,放眼那些一望无际的墓碑,人们会发现:在这里,每一个曾为国家服务的人,不论职务和级别高低,不论属于什么党派、观点有何不同,都得到了国家的尊重,都受到了后人的纪念!   三、在这个被称为美国“历史的见证,神圣的地方”,其中最神圣最出名的地方,即让各国正式访问时献花的地方,是“无名者之墓”。这座位于园中的最大纪念碑,是1921年为安葬一战中阵亡的一位无名士兵而建的。1958年,有一些二战和韩战中的无名士兵遗体加入。1984年又加入了一位越战无名士兵的遗体,但在1998年用基因技术查明了这个士兵的姓名后,其遗体就从“无名者之墓”迁走了。同众多游客一起观看这墓前连肯尼迪总统都不曾享有的殊荣――由礼仪哨兵彻夜站岗致敬,每半小时举行换岗仪式,特别是读着墓碑上的铭文――“在这里,在受景仰的光荣中,安息着一位美国士兵,他的名字,上帝知道。”我不禁心想:他们是不放过对任何一位为过服务献身者的纪念的,哪怕查不到名字,也要给予最高的尊荣,相形之下,我们又如何呢?   (摘自《读书》)

范文三:从国家公墓看一个国家的人本关怀与精神:阿灵顿国家公墓、八宝山革命公墓

没什么好说的了...........

一、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初规定,进入八宝山的领导干部须是县团级以上。1992年4月,经中组部批准,干部标准提升为地方厅局级,部队师级。 墓穴用地,根据干部级别,划分为三级区,安葬者须按照各区各级顺序及面积大小使用,不得挑选和扩大。

第一区,安葬县级以上干部及革命军人团级以上干部。墓穴地长12尺,宽6尺或长12尺,宽12尺。

第二区,安葬省级以上干部及革命军人军级以上干部。墓穴地长18尺,宽18尺或长24尺,宽24尺。

第三区,安葬对革命有特殊功绩的,其墓穴地大小另行规定。

根据此规定,公墓墓区的划分是:庙前是县团级干部墓区;庙后东侧是地委级干部墓区;西侧是省委级干部墓区;再向上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墓区。后来建立了骨灰堂,骨灰安放也有严格的规定。骨灰分为

一、二、三、四„„室,中央领导,部队兵团级以上领导,地方部级以上领导的骨灰可以安放在一室。但一室又分为正面和侧面。正面安放的是中央领导同志的骨灰,侧面则安放其他领导同志的骨灰。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因级别关系不能合葬,例如陈毅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就不能和陈毅共同进入中一室。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也同样分属两地。

目前,逝者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需要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符合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需本单位开具介绍信,并提供任命书复印件,由上级部门审批以后就可以将骨灰存放在这里。同时骨灰可安葬于墓地,但墓地需要花比骨灰堂更多的价格购买。工作人员透露,按位置大小和石材不同,墓地价格分别在18万至80万之间。八宝山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作为一个只有50多人的自筹自支的事业单位,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年财政收入在1000万左右。据05年的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将作为我国首座国家级公墓的方向进行改造和扩建。

二、阿灵顿国家公墓

在美国有100多个国家公墓,而首都华盛顿波托马克河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NationalCemetery)最著名的,长眠在那里被视为安息者的光荣。阿灵顿国家公墓坐落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与林肯纪念堂隔河相望。

虽然这里是公墓,但它像公园那样美丽和宁静,以阿灵顿山岗为中心,墓园分布于斜坡和平地,总占地面积612英亩(约2.48平方公里),到处是绿草,四周是树木。长眠在这里,首先是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政治家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有杰出贡献者。后来,毕其一生在军队中服役者,或在国家重要行政岗位上去世者,也可以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后业,在经过严格程序批准的情况下,有的安葬者的第一代子女可能随葬。随着时代的推移,阿灵顿公墓安葬者的范围已有所拓宽,有些在某一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如宇

航员)亦安葬在阿灵顿。有一些将自己的大半生都伴随军旅生活的妇女,也可以在生命终结之后在这里安眠。但是,不管有多少变化,士兵,始终是阿灵顿安眠者的主体,是美国军人的荣誉归葬地。肯尼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被刺杀,因此也以一个战死士兵的身份入住阿灵顿的。他的墓碑都极为简朴,只是一个不到两英尺高的白色十字架,与普通士兵的绝无二致。

尊重为国捐躯者的亡灵,给予每一个献身国家的烈士平等的荣誉,是阿灵顿的宗旨。墓地的简介对公墓的使命这样描述:在阿灵顿被祭奠的亡灵以服役他们的国家为共通,他(她)们中的每一位,无论军阶高低,身份职位;无论是功绩显赫的英雄,还是身份无法辨明的普通将士,亦或是曾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做出贡献的女性,在此都享有一方属于自己的象征着荣誉的栖息地。

为了显示人人平等的理念,将军与士兵的墓碑都采用统一的规格。公墓规模宏大,一排排样式简单的白色墓碑看似一望无际,草坪翠绿,日夜有士兵按照严格的礼仪巡守。阵亡将士的家属还有权利选择墓地的位置,哪怕只是个普通士兵,也会被准许安葬在某位将军墓地的一侧。而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灵柩也距此地不远。

阿灵顿公墓的建立是伴随着南北战争的腥风血雨的。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原任美军上校的李于4月17日辞去军职,接受南方分裂各州的任命,担任南军的高级指挥官,后任南军总司令。李反叛后他的庄园被国家没收。南北战争期间联邦军队的伤亡相当大,国会遂批准将收归国有的阿灵顿庄园辟作国家公墓,实际上这之前已经有不少牺

牲的北方将士安葬在这里。不过,第一个下葬于此的倒是一名南军俘虏,他是被俘后在医院里死去的。到战争结束,共有1.6万人安葬在庄园中心地区,包括南北军将士。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留下名字,于是阿灵顿山山冈上建造了一座无名将士墓,墓中安眠着2111名北军战士。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李的长子在得到国家支付的15万美元后将阿灵顿庄园所余部分也交给国会,阿灵顿由此成为正式的国家公墓。南北战争以后,凡在国外作战中而遗骸能够运回美国的士兵都安葬于此。从1868年起,这里每年举行阵亡将士纪念仪式。

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国家公墓,比如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奥地利的维也纳国家公墓、德国的柏林多罗顿国家公墓等。“国家公墓是专门埋葬那些为国家作出特别贡献者的墓地,象征着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但这句话听起来却成为绝大的讽刺,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甚至在靖国神社前也羞愧地无话可说。

范文四:奥巴马与伊总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

奥巴与伊马理在总灵阿国顿家公墓献敬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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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美国专家驳安倍谬论:阿灵顿公墓与靖国神社不同

美国专家驳安倍谬论:阿灵顿公墓与靖国神社不同 2014年01月20日 00:41

来源:环球网

阿灵顿公墓。资料图

靖国神社。资料图

原标题:美专家驳安倍谬论:阿灵顿公墓与靖国神社不同

【环球网报道记者王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就日本右翼政客“拜鬼”再发谬论,把靖国神社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做比较,称他不会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华盛顿非营利组织“亚洲政策焦点”主任敏迪•考特勒1月16日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题为“抱歉,日本:靖国神社不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文章,驳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与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类似”的谬论。以下为全文内容:

美国圣诞节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靖国神社做了计划周密的参拜活动,而且对之进行了充分的公开。靖国神社对日本1945年宣布投降后受审的战犯给予了特别的表彰。长久以来,它不断激起二战中受到日本摧残的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和西方国家人民的痛苦回忆。然而安倍竟不顾批评之声,狡辩道,其参拜行为同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异。

安倍的这个类比有误,而两处(靖国神社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差异,恰恰解释了为何安倍的参拜活动极具挑衅性。这两个纪念场所无论是历史还是精神都不相同。虽然两者都是内战的产物,但是靖国神社现在聚焦于将二战太平洋战区理想化,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却记录了美国持续的伤痛。

阿灵顿国家公墓建于罗伯特•李上将的地产之上,李上将曾任南盟军高级指挥官。北盟军准将蒙哥马利•梅格斯将军1864年将李上将的阿灵顿庄园周围土地征用为北军公墓。梅格斯准将当时计划让墓碑和戴孝的遗孀包围有一天或将返回庄园的李家。其用意是让李将军的地产成为南军发起内战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的象征。

与靖国神社不同,阿灵顿是国家公墓。这里安葬的是为国效力者及其家属的遗体或骨灰。只要美国存在,阵亡的烈士就还会继续安息于此。

对于靖国神社来说却全不是这样,靖国神社是个建于1869年的推崇武士道精神、天皇神圣性和天皇中心政治地位的宗教性圣地。那些在19世纪中期内战和太平洋战争为天皇效忠的牺牲者的灵魂会与天皇的灵魂结合并化做神。在此处,普通的步兵死后会得到同天皇平等地位的嘉奖。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所有种族,信仰不同宗教的男女都可安葬于此。而靖国神社只推崇武士道,只有得到认可并丧生于战场的的日本皇军军人才可与天皇一同成神。但是也有许多例外,如太平洋战争中的14个甲级战犯,他们有些死于绞刑,有些死于巢鸭监狱。除此之外,日本某些社会阶层不能进入靖国神社,而且无名逝者也不能进入神社。

靖国神社现在是一个私有公园,常举办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活动。其左半部(南),那些常锁着的门后面是镇灵社。这里镇压着日本帝国的敌人,如此他们便不能对生者造成麻烦。

其周围是一系列纪念神社,他们由不同的日本二战军事单位建立,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宪兵队(军事警察)。

靖国神社中也有一座现代的博物馆,叫做游就馆,用来美化日本战时的行为。游就馆展示了关于过去战争的大事记和技术,尤其是“大亚洲战争”以及相关的“事件”。其逻辑是吹嘘日本在被美国“骗”入战争后是如何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的。而关于原子弹和战败的事则几乎未被提及。神社的网站上写道“日本历史的真相现在得到了修复”。

相反,阿灵顿公墓没有强调任何一场战争的荣耀或者为战争给出一个解释。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块可以在之上面进行哀悼和沉思的中立之地。阿灵顿的网站柔和而真实。它讲述了这里的下葬规则,说明了所有权,注明了埋葬在此的名人。网站写道,阿灵顿国家公墓是要“提供一种美丽和宁静”。

阿灵顿公墓的精神中心是无名战士墓。它包括四个地下墓穴,其中分别容纳了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牺牲战士的遗体。这两方面都体现了这个国家的集体牺牲和悲伤。

由于在靖国神社中不能祭祀无名逝者。因此,日本政府在1959年于靖国神社千鸟之渊附近建立了一个公共公园。公园中有一个墓穴用于放置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丧生的数以千计的无名士兵和平民的骨灰。和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类似,每年在这里都会有一个官方仪式,由日本首相、一位皇室成员和外国大使出席,将新的骨灰放入尸骨罐中。

最重要的是,光荣退役是能否安葬在阿灵顿公墓之中的标准之一。那些被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战争罪或定了重罪的人不能安葬于此。这在靖国神社就有所不同,除了那14个要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负责的战犯外,神社里还供有数千个同时触犯了日本法律和国际法律的人。臭名昭著的有青地鹫雄,他是位于巴达维亚(雅加达)一个慰安所中的一名平民管理者。他因强迫荷兰女子当慰安妇(性奴隶),在1946年被荷兰军事法庭判处有罪。他最后死在了巴达维亚的一所监狱中。

靖国神社就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的反对。很多日本人仍然相信日本帝国不应该屈服于西方制定的规则和价值观之下。这场审判被看作是“胜利者的正义”。为了强调这一点,日本在神社的广场上建了一座当时法庭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巨大雕像,而这位法官对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相反,阿灵顿国家公墓不对于美国的军事政策亦或是安葬于此的单个士兵进行道德或政治上的评价。美国人不会通过拜访墓地来崇拜他们。不像那些日本官员,美国政治家也不会到阿灵顿去陈述当前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任何对美国作出的牺牲做出过分赞誉的尝试都可

能在内部和外部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对日本保守派的领导者而言,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日本想要反抗和自治的一种无声的政治表述。

参拜靖国神社通常被看做政治行为。在日本帝国,战争被视作为了日本天皇的高尚而荣耀的牺牲。本来天皇以此来统一国家,而今天日本首相却可以用靖国神社宣示日本独立性和重塑过去。

参拜仪式、地点和博物馆现在都围绕着日本的太平洋战争。靖国神社是为了日本帝国,战后的士兵都不被允许成神。靖国神社的逻辑是“工业发达的日本解放了落后的亚洲,而亚洲人民应该感激。”

今天,靖国神社更像是对不接受其逻辑的人们的抗议。靖国神社默默的否认了战后国际和日本国内的法律基础(和平公约和宪法)。安倍以首相身份的官方参拜活动,来表彰那些经过挑选的供奉于靖国神社中的灵魂,模糊了日本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区别,并表示着天皇又赢回了神圣性。这两点对于日本的正统性都是核心的问题。

靖国神社旨在宣示胜利。宣示天皇神圣性的正确和获胜外国人的错误。靖国神社无关忏悔和反省,但是关乎肯定。在这里,日本未曾战败,日本人高尚、无私和勇敢的说,日本帝国渴望更好的时期。靖国神社是蔑视和挑衅的地方,而这是它同阿灵顿国家公墓等纪念场所的不同之处。

编者注:阿灵顿公墓

在美国有100多个国家公墓,首都华盛顿波托马克河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是最著名的,长眠在那里被视为安息者的光荣。

长眠在这里,首先是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政治家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有杰出贡献者。后来,毕其一生在军队中服役者,或在国家重要行政岗位上去世者,也可以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后来,在经过严格程序批准的情况下,有的安葬者的第一代子女可能随葬。随着时代的推移,阿灵顿公墓安葬者的范围已有所拓宽,有些在某一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如宇航员)亦安葬在阿灵顿。有一些将自己的大半生都伴随军旅生活的妇女,也可以在生命终结之后在这里安眠。但是,不管有多少变化,士兵,始终是阿灵顿安眠者的主体。这里原先遍布树林,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曾孙女安娜和她丈夫罗伯特〃李的住宅和庄园。

范文六:美国国家公墓里究竟躺着谁

算不清的糊涂账      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墓地是否还接受预定?之前预定的墓地是否可以继续保留?追问之下,这块“美国军方第一墓地”的官员们自己也算不清楚这笔糊涂账。   去年6月,美国陆军就承认,阿灵顿国家公墓内墓碑标注与实际安葬者不符、墓碑缺失以及实际安葬位置与官方地图不符等错误高达6600处。   现在,接二连三的丑闻让这片号称美国“圣地”的国家公墓上方蒙上了一层阴霾。      这是“政治”问题   阿灵顿国家公墓5号墓区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墓地毗邻,区内葬有8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数百名美军高级将领和众多参议员。   然而,就在这片墓区内,官方地图中有60多处标注与实际情形不符。从安葬着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脱的第30号墓区一直向东,便可到达第27号墓区,那里安葬着数千名美国内战期间阵亡的黑人战士和被解放的奴隶――但在地图上原本应该有三排墓地的地方,现在则成了一条走道和水渠。   一位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工作了28年的员工被问及此事时,摇着头说:“我不想发表评论,这是‘政治’问题。”   有美国媒体报道,国会在2007年就收到一份报告称,阿灵顿公墓存在“系统性错葬问题”。很多墓碑在地图上未予标注,至少有4个骨灰瓮被挖出后,与公墓中的其他垃圾放在一起。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10年前就开始出现。2001年,约翰・布里顿一家去阿灵顿国家公墓时猛然发现,原先预定给他们家的5处墓穴里竟然已经埋进了别人。   几番交涉后,公墓方面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并为布里顿家安排了附近其他几处墓穴。但这个区域的地图显示,公墓方面新预定给他们家的墓穴里有3处是别人已经预定的,还有1处标注着“受阻塞”――按官方解释,“受阻塞”的墓穴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面临检查,但使用起来没有问题。   布里顿家不想占有别人已经预定的墓穴,而已经将亲人安葬在他们家墓地的人也不会将亡者迁走。至于公墓方面,没有家人的同意,是不能随意挖掘墓穴的。      要给“重要人物”预留墓穴   一位军方官员透露,虽然自1962年起,公墓方面正式停止对外预定墓穴,但想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人们总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从雷蒙德・科斯坦佐任公墓管理官(1972至1990年),到他的继任者梅茨勒去年因为错葬、预定管理混乱丑闻被革职为止,人们只要“耍些小手段”,就能葬在公墓里,并且还能挑选自己中意的位置。   在《华盛顿邮报》获取的一份备忘录中显示,其实军方在20年前就调查过这件事,他们手中还有一份名单,其中包括自1990年起大部分“违反军方规定情况下预定墓穴的高级官员”。科斯坦佐曾对调查员坦言:“我认为,只要不是严重违法,又是力所能及的事,我都会尽力安排。”   阿灵顿公墓的知情人士说,公墓管理官都有给“重要人物”预留墓穴的压力。   拉普和梅茨勒相交30年,“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拉普说,“我和杰克(指梅茨勒)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和我说过,他接到很多参议员及高级官员的电话,他们都关心自己是否能在公墓里有个安息之地。”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公墓负责人需要将最吃香的墓地“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拉普举例,“如果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去世,而公墓负责人却无法将他安葬在和其他法官一样的地方,这无疑是他的失职。大多数公墓负责人都知道什么人该安葬在公墓的哪个位置,事情就是这样的。”      墓地内也不“平等”   现任国家公墓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康登表示,公墓不会兑现1962年以后的所有预定。“我们不接受预定,任何宣称自己在1962年以后有预定的人,我们都不会予以考虑。老兵去世的时候,才是我们决定将他们埋葬在哪里的时候。”   但事实上,公墓管理人员不清楚的事实还包括,究竟哪些预定还是有效的?预定墓穴的人是否还都健在?他们是否还想安葬在阿灵顿?甚至连公墓地图上有多少个墓穴标注着“已预定”,他们都还没有数清楚。不过这个数字一定颇为可观,《华盛顿邮报》记者在阿灵顿纪念剧场附近,一个拥有1361个墓穴的区域随意数了数,就有超过300个标示着“已预定”的墓穴。   另外,此前随着公墓受欢迎程度的提高,公墓领导层曾决定,开始不分地位高低安排下葬地点。但是,公墓的70个区域并不是“生而平等”的:有的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华盛顿的整片风光,有的却是在游客罕至的偏僻角落里。   如著名的“无名战士之墓”附近的7A区,安葬的都是将军和荣誉勋章获得者。公墓前管理官科斯坦佐和梅茨勒的父亲(阿灵顿国家公墓1951年至1972年的管理官)也葬在这里。   公墓的一名官员表示,如果梅茨勒想要安葬在阿灵顿,那他也应该和普通人一样:不能预定,但可以请求与父亲安葬在同一区域内,如果该区域还有空墓穴的话。   7A区没有多少空墓穴了,但他父亲墓地前的位置还空着。算不清的糊涂账      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墓地是否还接受预定?之前预定的墓地是否可以继续保留?追问之下,这块“美国军方第一墓地”的官员们自己也算不清楚这笔糊涂账。   去年6月,美国陆军就承认,阿灵顿国家公墓内墓碑标注与实际安葬者不符、墓碑缺失以及实际安葬位置与官方地图不符等错误高达6600处。   现在,接二连三的丑闻让这片号称美国“圣地”的国家公墓上方蒙上了一层阴霾。      这是“政治”问题   阿灵顿国家公墓5号墓区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墓地毗邻,区内葬有8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数百名美军高级将领和众多参议员。   然而,就在这片墓区内,官方地图中有60多处标注与实际情形不符。从安葬着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脱的第30号墓区一直向东,便可到达第27号墓区,那里安葬着数千名美国内战期间阵亡的黑人战士和被解放的奴隶――但在地图上原本应该有三排墓地的地方,现在则成了一条走道和水渠。   一位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工作了28年的员工被问及此事时,摇着头说:“我不想发表评论,这是‘政治’问题。”   有美国媒体报道,国会在2007年就收到一份报告称,阿灵顿公墓存在“系统性错葬问题”。很多墓碑在地图上未予标注,至少有4个骨灰瓮被挖出后,与公墓中的其他垃圾放在一起。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10年前就开始出现。2001年,约翰・布里顿一家去阿灵顿国家公墓时猛然发现,原先预定给他们家的5处墓穴里竟然已经埋进了别人。   几番交涉后,公墓方面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并为布里顿家安排了附近其他几处墓穴。但这个区域的地图显示,公墓方面新预定给他们家的墓穴里有3处是别人已经预定的,还有1处标注着“受阻塞”――按官方解释,“受阻塞”的墓穴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面临检查,但使用起来没有问题。   布里顿家不想占有别人已经预定的墓穴,而已经将亲人安葬在他们家墓地的人也不会将亡者迁走。至于公墓方面,没有家人的同意,是不能随意挖掘墓穴的。      要给“重要人物”预留墓穴   一位军方官员透露,虽然自1962年起,公墓方面正式停止对外预定墓穴,但想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人们总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从雷蒙德・科斯坦佐任公墓管理官(1972至1990年),到他的继任者梅茨勒去年因为错葬、预定管理混乱丑闻被革职为止,人们只要“耍些小手段”,就能葬在公墓里,并且还能挑选自己中意的位置。   在《华盛顿邮报》获取的一份备忘录中显示,其实军方在20年前就调查过这件事,他们手中还有一份名单,其中包括自1990年起大部分“违反军方规定情况下预定墓穴的高级官员”。科斯坦佐曾对调查员坦言:“我认为,只要不是严重违法,又是力所能及的事,我都会尽力安排。”   阿灵顿公墓的知情人士说,公墓管理官都有给“重要人物”预留墓穴的压力。   拉普和梅茨勒相交30年,“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拉普说,“我和杰克(指梅茨勒)在一起的时候,他曾和我说过,他接到很多参议员及高级官员的电话,他们都关心自己是否能在公墓里有个安息之地。”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公墓负责人需要将最吃香的墓地“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拉普举例,“如果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去世,而公墓负责人却无法将他安葬在和其他法官一样的地方,这无疑是他的失职。大多数公墓负责人都知道什么人该安葬在公墓的哪个位置,事情就是这样的。”      墓地内也不“平等”   现任国家公墓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康登表示,公墓不会兑现1962年以后的所有预定。“我们不接受预定,任何宣称自己在1962年以后有预定的人,我们都不会予以考虑。老兵去世的时候,才是我们决定将他们埋葬在哪里的时候。”   但事实上,公墓管理人员不清楚的事实还包括,究竟哪些预定还是有效的?预定墓穴的人是否还都健在?他们是否还想安葬在阿灵顿?甚至连公墓地图上有多少个墓穴标注着“已预定”,他们都还没有数清楚。不过这个数字一定颇为可观,《华盛顿邮报》记者在阿灵顿纪念剧场附近,一个拥有1361个墓穴的区域随意数了数,就有超过300个标示着“已预定”的墓穴。   另外,此前随着公墓受欢迎程度的提高,公墓领导层曾决定,开始不分地位高低安排下葬地点。但是,公墓的70个区域并不是“生而平等”的:有的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华盛顿的整片风光,有的却是在游客罕至的偏僻角落里。   如著名的“无名战士之墓”附近的7A区,安葬的都是将军和荣誉勋章获得者。公墓前管理官科斯坦佐和梅茨勒的父亲(阿灵顿国家公墓1951年至1972年的管理官)也葬在这里。   公墓的一名官员表示,如果梅茨勒想要安葬在阿灵顿,那他也应该和普通人一样:不能预定,但可以请求与父亲安葬在同一区域内,如果该区域还有空墓穴的话。   7A区没有多少空墓穴了,但他父亲墓地前的位置还空着。

范文七:从独山到阿林顿国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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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山到阿林顿国家公墓

作者:何光沪

来源:《读书》2013年第04期

我的母亲是贵州省独山县人,一九三六年到贵阳上“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三八年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参加妇女战地服务组织,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我早就知道,独山是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深入西南内地的“最后一站”,也是中国腹地的“大后方最前沿”。但是,我这个家世同抗战有关的贵州人,同今天绝大多数的贵州人和中国人一样,活了几十年,却不知道当年贵州平均不到三户人家中就有一户为抗战而献出了自家的子弟上战场,也不知道光是一个黔军第二师(即国民革命军第一零二师)就阵亡了上万人。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全都知道“遵义会议会址”,但是也几乎都不知道,那个会址即那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转战东西南北,在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抗战所有重大战役中出生入死的一零二师师长,更不知道这位抗战英雄中的贵州英雄的名字——柏辉章,甚至他带领的数以万计抗战英烈的纪念碑(贵阳人都知道的地名“纪念塔”的来历)也在动乱年代被拆毁,至今没有恢复。

中国抗战八年,数以百万计的抗日英烈为国捐躯,但是,由于见不到这类纪念标记,也无法查找他们的名字,无数的国人,实际上真的遗忘了他们。感谢康振贤先生这本饱含血泪的纪实作品《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一零二师抗战纪实》,使我们得以恢复历史的真实。这也由此使我想到,我们应当如何告慰千千万万抗战先烈的英灵!

几天前游历美国,让我颇有感触。众所周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央地带,由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三点一线,构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景观。然而,很多中国游客不知道,就在林肯纪念堂背面,一座宽阔的大桥直通一片俯瞰全城的山坡,那就是美国全国无人不知的阿林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在这片起伏连绵逐步升高的缓坡上,在由整洁的大道小径和葱茏的绿树花丛环绕穿插的七十个墓园所连成的将近四千亩的巨大草地上,埋葬着历次战争的阵亡者、老战士、随军护士和牧师等文职人员,还有两位总统,一些将军、最高法官、宇宙探险者、医务工作者、科学和工程人员等等,共达三十二万多人!(中国人应该比较熟悉的,有“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牺牲者,去伊朗抢救人质失败的突击队员,以及“九一一”袭击受害者等。)这样的国家公墓,在美国有一百多个!

我想,阿林顿国家公墓最值得中国人反省的,除了它那位于首都制高点的巨大存在,永远提醒人们慎终追远缅怀先烈之外,至少还有三点:

一、在这个俯瞰华盛顿、俯瞰国防部的墓园的高处,耸立着一座希腊神庙式的标志性建筑,被命名为“罗伯特·李纪念馆”。罗伯特·李是乔治·华盛顿唯一养子卡斯蒂斯的女婿,卡斯蒂斯继承了这片地产,设计了这座在城里就能仰望的建筑,用来纪念他的养父,也是他敬爱的国父,可是,罗伯特·李作为国家最高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长和一名军官,居然在国家面

范文八:2014年军转时政:美国专家驳安倍谬论:阿灵顿公墓与靖国神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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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军转时政:美国专家驳安倍谬论:阿灵顿

公墓与靖国神社不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期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就日本右翼政客“拜鬼”再发谬论,把靖国神社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做比较,称他不会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美国华盛顿非营利组织“亚洲政策焦点”主任敏迪•考特勒1月16日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题为“抱歉,日本:靖国神社不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文章,驳斥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与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类似”的谬论。以下为全文内容:

美国圣诞节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靖国神社做了计划周密的参拜活动,而且对之进行了充分的公开。靖国神社对日本1945年宣布投降后受审的战犯给予了特别的表彰。长久以来,它不断激起二战中受到日本摧残的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和西方国家人民的痛苦回忆。然而安倍竟不顾批评之声,狡辩道,其参拜行为同美国总统参拜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异。

安倍的这个类比有误,而两处(靖国神社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差异,恰恰解释了为何安倍的参拜活动极具挑衅性。这两个纪念场所无论是历史还是精神都不相同。虽然两者都是内战的产物,但是靖国神社现在聚焦于将二战太平洋战区理想化,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却记录了美国持续的伤痛。

阿灵顿国家公墓建于罗伯特•李上将的地产之上,李上将曾任南盟军高级指挥官。北盟军准将蒙哥马利•梅格斯将军1864年将李上将的阿灵顿庄园周围土地征用为北军公墓。梅格斯准将当时计划让墓碑和戴孝的遗孀包围有一天或将返回庄园的李家。其用意是让李将军的地产成为南军发起内战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的象征。

与靖国神社不同,阿灵顿是国家公墓。这里安葬的是为国效力者及其家属的遗体或骨灰。只要美国存在,阵亡的烈士就还会继续安息于此。

对于靖国神社来说却全不是这样,靖国神社是个建于1869年的推崇武士道精神、天皇神圣性和天皇中心政治地位的宗教性圣地。那些在19世纪中期内战和太平洋战争为天皇效忠的牺牲者的灵魂会与天皇的灵魂结合并化做神。在此处,普通的步兵死后会得到同天皇平等地位的嘉奖。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所有种族,信仰不同宗教的男女都可安葬于此。而靖国神社只推崇武士道,只有得到认可并丧生于战场的的日本皇军军人才可与天皇一同成神。但是也有许多例外,如太平洋战争中的14个甲级战犯,他们有些死于绞刑,有些死于巢鸭监狱。除此之外,日本某些社会阶层不能进入靖国神社,而且无名逝者也不能进入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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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现在是一个私有公园,常举办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活动。其左半部(南),那些常锁着的门后面是镇灵社。这里镇压着日本帝国的敌人,如此他们便不能对生者造成麻烦。其周围是一系列纪念神社,他们由不同的日本二战军事单位建立,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宪兵队(军事警察)。

靖国神社中也有一座现代的博物馆,叫做游就馆,用来美化日本战时的行为。游就馆展示了关于过去战争的大事记和技术,尤其是“大亚洲战争”以及相关的“事件”。其逻辑是吹嘘日本在被美国“骗”入战争后是如何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的。而关于原子弹和战败的事则几乎未被提及。神社的网站上写道“日本历史的真相现在得到了修复”。

相反,阿灵顿公墓没有强调任何一场战争的荣耀或者为战争给出一个解释。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块可以在之上面进行哀悼和沉思的中立之地。阿灵顿的网站柔和而真实。它讲述了这里的下葬规则,说明了所有权,注明了埋葬在此的名人。网站写道,阿灵顿国家公墓是要“提供一种美丽和宁静”。

阿灵顿公墓的精神中心是无名战士墓。它包括四个地下墓穴,其中分别容纳了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牺牲战士的遗体。这两方面都体现了这个国家的集体牺牲和悲伤。

由于在靖国神社中不能祭祀无名逝者。因此,日本政府在1959年于靖国神社千鸟之渊附近建立了一个公共公园。公园中有一个墓穴用于放置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丧生的数以千计的无名士兵和平民的骨灰。和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类似,每年在这里都会有一个官方仪式,由日本首相、一位皇室成员和外国大使出席,将新的骨灰放入尸骨罐中。

最重要的是,光荣退役是能否安葬在阿灵顿公墓之中的标准之一。那些被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战争罪或定了重罪的人不能安葬于此。这在靖国神社就有所不同,除了那14个要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负责的战犯外,神社里还供有数千个同时触犯了日本法律和国际法律的人。臭名昭著的有青地鹫雄,他是位于巴达维亚(雅加达)一个慰安所中的一名平民管理者。他因强迫荷兰女子当慰安妇(性奴隶),在1946年被荷兰军事法庭判处有罪。他最后死在了巴达维亚的一所监狱中。

靖国神社就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的反对。很多日本人仍然相信日本帝国不应该屈服于西方制定的规则和价值观之下。这场审判被看作是“胜利者的正义”。为了强调这一点,日本在神社的广场上建了一座当时法庭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巨大雕像,而这位法官对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相反,阿灵顿国家公墓不对于美国的军事政策亦或是安葬于此的单个士兵进行道德或政更多相关信息请关注“军转干辅导专家----张为臻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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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评价。美国人不会通过拜访墓地来崇拜他们。不像那些日本官员,美国政治家也不会到阿灵顿去陈述当前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任何对美国作出的牺牲做出过分赞誉的尝试都可能在内部和外部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对日本保守派的领导者而言,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日本想要反抗和自治的一种无声的政治表述。

参拜靖国神社通常被看做政治行为。在日本帝国,战争被视作为了日本天皇的高尚而荣耀的牺牲。本来天皇以此来统一国家,而今天日本首相却可以用靖国神社宣示日本独立性和重塑过去。

参拜仪式、地点和博物馆现在都围绕着日本的太平洋战争。靖国神社是为了日本帝国,战后的士兵都不被允许成神。靖国神社的逻辑是“工业发达的日本解放了落后的亚洲,而亚洲人民应该感激。”

今天,靖国神社更像是对不接受其逻辑的人们的抗议。靖国神社默默的否认了战后国际和日本国内的法律基础(和平公约和宪法)。安倍以首相身份的官方参拜活动,来表彰那些经过挑选的供奉于靖国神社中的灵魂,模糊了日本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区别,并表示着天皇又赢回了神圣性。这两点对于日本的正统性都是核心的问题。

靖国神社旨在宣示胜利。宣示天皇神圣性的正确和获胜外国人的错误。靖国神社无关忏悔和反省,但是关乎肯定。在这里,日本未曾战败,日本人高尚、无私和勇敢的说,日本帝国渴望更好的时期。靖国神社是蔑视和挑衅的地方,而这是它同阿灵顿国家公墓等纪念场所的不同之处。(记者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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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建国家公墓,完善祭奠英烈制度

建国家公墓,完善祭奠英烈制度

公方彬

今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访华时提出,将425具中国志愿军遗骸归还中国。近日中韩两国已就此达成具体协议,迎接英烈归国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在很多中国人迷失于功利主义的情况下,借助志愿军遗骸回归祖国这样一个极富质感的国家行为,完善中国的祭奠英烈制度,进而矫正国人的价值坐标,是很有意义的。

实际上,以牺牲者教育活着的人,是世界很多国家的成功做法。美国一直很重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目前仍设有“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专门负责到原来的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场上搜寻美军阵亡官兵遗骸。每发现一具遗骸,都要进行大量而又细致的清理辨别工作,最后置于棺椁,覆盖国旗迎接回国,并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 美国已经将厚葬其英烈操作得相当规范,甚至借此获得世界的尊重。我们在这方面才刚刚开始,但正因为此,更应有细致的操作和必要准备,做好迎接志愿军遗骸回归的工作。 笔者认为,从现在开始我方就应积极介入韩国的挖掘遗骸工作和后续整理遗物的工作,不能袖手旁观,坐等别人把一切都做完。比如,选派驻外机构人员全程参与发掘工作,或直接从国内派员参与,必要时还要派出电视工作者全程记录挖掘过程。

在迎接英烈回归阶段,也应全程准备,如派专门船只赴韩国迎接英烈遗骸,每具遗骸独立置于一副棺椁中,覆盖国旗,让人们为牺牲者感动,产生一种进入美军阿灵顿公墓时的感觉:这些军人活着时生活于队列中,死了也要回归队列。同时,组织迎接英烈者时,也可以考虑包括志愿军烈士后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现在参加过作战的人及其他英雄模范人物,让他们的真感情在这里奔放,进而感染国人。

最重要的是,借安葬425名英烈遗骸之机,可以考虑在北京近郊的环境优美之处,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牺牲军人国家公墓或烈士陵园,作为今后每年举行纪念活动的场所。那时,在这里纪念将比天安门纪念碑更具感染力。该陵园应规划、设立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国民党抗日烈士)、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边境作战、目前和未来海外维和等不同阶段的牺牲者的安息区域。同时,在陵园内建造大量标志性战役群雕或单个英雄塑像。实际上,今日中国需要有一个向为国捐躯者下跪的地方。我们不能只是向权力和金钱下跪,因为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出息,也无人尊重的。

除了上述内容,还可以讨论通过一个为国牺牲军人纪念日,在该纪念日举行国家级志愿军遗骸下葬仪式,借此从各个方面完善中国祭奠英烈的制度,形成惯例,进而化作常态,匡正时俗。

▲(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2013-12-25 环球时报

范文十:诺灵顿你喜欢吗?

5月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罗杰・诺灵顿和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精神层次的表演,沃尔夫冈・里姆的《变形3》站在最高处,整个乐队倍加投入地沉浸于演奏,解析着作品本身奇巧的音乐语言和哲学构想;徐徐下降至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那是诺灵顿对独特音响文化的美妙阐释,这种阐释被融入到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中,直到最后加演的三首乐队小品,一场充满艺术追求和洞察力的音乐会最终以一场热情洋溢的狂欢结束。   作为施托克豪森的学生,里姆成名较早,除了早期歌剧具有强烈探索性外,其余则是在通过现代语言寻求与贝尔格、韦伯恩时代的沟通。《变形3》在调性之外没有比他自己过去走得更远,其音响风格依然有着贝尔格的影子,运用了较为规整的对位方式与和声手法,曲式上也不够新颖,斯图加特的纯净音色为其注入了清晰的织体效果,令其可听性大大增强。   纤细、清淡、充满冒险性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一度让很多人缺乏耐心,英国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虽然在其中没有表现出耀眼的技巧和夺目的音色,却是个耐心、沉着、趣味高雅的现代演奏者,中性而理智,他的律动和声音气质与诺灵顿似有互不相投的感觉,但却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纯美音响的营造,第二乐章的某些片段两者碰撞出了一些火花,其余时候双方不分你我,一派室内乐般的和谐景象。加演的作品来路不清,却成了霍普良好技术能力的体现。   和上一次访问北京相比,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诺灵顿风格,清冽的弦乐,以自然泛音为主的圆号,而更重要是其对力度、节奏、速度的新颖组织。你完全有权利说自己不喜欢这样的演奏,但对其演奏思路、风格的完整性全然没什么可以指摘的方面。揉弦与否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不揉弦的话,例如勃拉姆斯协奏曲首乐章的第二主题则丧失了一部分歌唱性,但弦乐却被赋予了一种清新淡雅的光泽,作为听觉体验依然妙不可言。德沃夏克第七的最后两个乐章,诺灵顿透过重新分配的节奏、力度起伏让整个音乐充满鲜活的律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