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那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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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公元?~655年),突厥族,亦称阿史那·社尔汆。著名唐朝初期将领。   阿史那·社尔与契苾何力、执失思力一起,是唐初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   阿史那·社尔原为突厥处罗可汗次子,十一岁时,便以智勇闻名于本部,因此拜拓设(部落首领),在漠北建起牙旗(用象牙装饰的大旗,作为大将或首领的标帜),与颉利可汗的儿子欲谷设分别统治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阿史那·社尔宽松的政策休兵养民,为居官十年未征赋税。诸首领却以此鄙视他不会借机自富,阿史那·社尔说:“部落既丰,于我便足 。”诸首领闻此言,大为惭服,对其畏而爱之。后颉利可汗四次用兵,阿史那社尔前去劝阻,但颉利可汗未纳。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农历6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刚即帝位,内部矛盾尚未全部解决,统治秩序还未安定,遂与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万,大举攻唐。此时铁勒、回纥、薛延陀等部落乘漠北空虚,皆反叛突厥,并在马猎山击败了前去镇压的欲谷设。阿史那·社尔出兵相助,也被延陀打败。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阿史那·社尔率众西走,依附可汗浮图(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发展势力,以图自立。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发兵灭掉东突厥。此时西突厥内部也是混战不休,咄陆可汗兄弟相互争位。阿史那·社尔乘机前去诈降,然后引兵突然攻打西突厥,攻占近一半国土,有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   阿史那·社尔势力强大后,仍不忘薛延陀反叛之事,于是对各部落说:“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 。”各部落酋长都劝阻说:“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但阿史那·社尔一心要复仇,未从此言,亲率五万余骑攻薛延陀于碛北,交战百余日。时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立,阿史那·社尔的部下苦于长战不休,便纷纷逃回西突厥,薛延陀纵兵攻击,阿史那·社尔战败,败走高昌国(都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旧址),手下仅剩万余人。阿史那·社尔畏西突厥逼迫,不敢在高昌久居,于是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率众东行,归附大唐。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农历1月,阿史那·社尔到达长安,被授左骑卫大将军。其部落被安置于灵州之北,阿史那·社尔被留在长安。不久,阿史那·社尔娶皇妹南阳长公主,屯兵于皇家苑囿之

中。   当时高昌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入贡,并发兵袭扰内附的伊吾(都今新疆哈密)、焉耆(都员渠,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由于高昌位于唐王朝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故唐太宗决心除掉这个障碍。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阿史那·社尔授行军总管,随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兵击灭高昌国。战后,侯君集私自取走许多珍宝,唐军随即上行下效,唯阿史那·社尔以未奉诏为由,秋毫不敢取,回京后,唐太宗盛赞其廉慎赐予高昌宝刀及杂彩千段,并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为毕国公。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2月,太宗以高丽盖苏文杀主害民,亲率六军前往征伐。阿史那·社尔奉命出征。行至驻骅时,与高丽军交锋,阿史那·社尔虽屡中流矢,仍拨箭继进,所部士兵见后,奋勇作战,终大获全胜。回京后,兼授鸿胪卿。   此时薛延陀·多弥可汗却乘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之机,数次发兵入寇夏州(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见击灭薛延陀时机已到,于六月十五日命阿史那·社尔与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共为瀚海安抚大使,与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薛万彻、张俭等各率本部兵马,分兵几路,齐头并进,进攻薛延陀。薛延陀大败,唐太宗派李绩和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去安抚。李绩识破伊特勿失的诈降之计,率军大败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铁勒十一部酋长相继前来请求归附唐朝。唐灭掉薛延陀,使北部边境从此得到安定。   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为打通西域商路,决定发兵攻灭龟兹(今新疆库车)。于二十六日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唐军,并发铁勒13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十余万骑,向西进攻龟兹。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农历9月,阿史那·社尔率军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消除进军龟兹的侧后威胁。农历10月,阿史那·社尔自焉耆以西,分兵5道,出其不意地向龟兹北境进兵。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将其捕获斩首,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国王。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多弃城逃走。   唐军进至离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北)一百五十公里的碛口(今新疆轮台地区),阿史那·社尔命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一说千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率部继后,行至多褐城(似为今新疆轮台西),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丞

相那利、大将羯猎颠聚众五万抗拒。刚接战,韩威即引兵佯退,龟兹以全部兵力追击,行十五公里后,韩威与曹继叔两军会合,乘龟兹军惧而将退之机,进行反击,大败龟兹军。继而乘胜追击四十公里,诃黎布失毕率余部退保都城。农历12月,阿史那·社尔率军进逼龟兹都城,诃黎布失毕轻骑西逃,遂克其城。随后,阿史那·社尔以郭孝恪、曹继叔、韩威各部留守该城,自率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等精骑追击诃黎布失毕,行军三百公里,诃黎布失毕慌忙退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阿史那·社尔挥军攻城四十天,至农历闰12月1日攻克该城。诃黎布失毕、羯猎颠被俘,那利只身逃走,后为龟兹人抓获,送至唐军。   此战,唐军先后攻破龟兹大城五座,又派左卫郎将权祗甫等到各城晓以祸福,使各城相继请降,计得小城七百余座,俘获男女数万人。阿史那·社尔向龟兹人宣示唐朝伐罪之意,另立龟兹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唐军攻灭龟兹,使西域大为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送驼马和军粮。阿史那·社尔刻石纪功而还。至此,唐朝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郭孝恪在军中,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赠阿史那·社尔,但阿史那·社尔不受。太宗闻后叹息道:“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农历5月,唐太宗去世,阿史那·社尔出于对恩主的感谢和深厚的情谊,请求以身殉葬,以侍卫陵寝。唐高宗李治派人向他说明太宗的遗嘱,不许殉葬。后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加位镇军大将军。   唐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去世,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并且把他的坟冢修成葱山的形状,并立碑,以表彰他平定龟兹之功,赐谥“元”。   史书点评:阿史那·社尔出身突厥贵族,原与唐朝敌对,在归降唐朝以后,忠心不二,临阵奋勇,屡建功勋。他入朝为驸马,出则为战将,不避艰险,征战四方,尤其为开通“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李世民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功勋卓著,从不自傲。历代史臣皆赞称阿史那·社尔:“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社尔廉慎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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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公元?~655年),突厥族,亦称阿史那·社尔汆。著名唐朝初期将领。   阿史那·社尔与契苾何力、执失思力一起,是唐初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   阿史那·社尔原为突厥处罗可汗次子,十一岁时,便以智勇闻名于本部,因此拜拓设(部落首领),在漠北建起牙旗(用象牙装饰的大旗,作为大将或首领的标帜),与颉利可汗的儿子欲谷设分别统治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阿史那·社尔宽松的政策休兵养民,为居官十年未征赋税。诸首领却以此鄙视他不会借机自富,阿史那·社尔说:“部落既丰,于我便足 。”诸首领闻此言,大为惭服,对其畏而爱之。后颉利可汗四次用兵,阿史那社尔前去劝阻,但颉利可汗未纳。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农历6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刚即帝位,内部矛盾尚未全部解决,统治秩序还未安定,遂与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万,大举攻唐。此时铁勒、回纥、薛延陀等部落乘漠北空虚,皆反叛突厥,并在马猎山击败了前去镇压的欲谷设。阿史那·社尔出兵相助,也被延陀打败。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阿史那·社尔率众西走,依附可汗浮图(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发展势力,以图自立。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发兵灭掉东突厥。此时西突厥内部也是混战不休,咄陆可汗兄弟相互争位。阿史那·社尔乘机前去诈降,然后引兵突然攻打西突厥,攻占近一半国土,有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   阿史那·社尔势力强大后,仍不忘薛延陀反叛之事,于是对各部落说:“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 。”各部落酋长都劝阻说:“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但阿史那·社尔一心要复仇,未从此言,亲率五万余骑攻薛延陀于碛北,交战百余日。时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立,阿史那·社尔的部下苦于长战不休,便纷纷逃回西突厥,薛延陀纵兵攻击,阿史那·社尔战败,败走高昌国(都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旧址),手下仅剩万余人。阿史那·社尔畏西突厥逼迫,不敢在高昌久居,于是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率众东行,归附大唐。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农历1月,阿史那·社尔到达长安,被授左骑卫大将军。其部落被安置于灵州之北,阿史那·社尔被留在长安。不久,阿史那·社尔娶皇妹南阳长公主,屯兵于皇家苑囿之

中。   当时高昌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入贡,并发兵袭扰内附的伊吾(都今新疆哈密)、焉耆(都员渠,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由于高昌位于唐王朝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故唐太宗决心除掉这个障碍。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阿史那·社尔授行军总管,随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兵击灭高昌国。战后,侯君集私自取走许多珍宝,唐军随即上行下效,唯阿史那·社尔以未奉诏为由,秋毫不敢取,回京后,唐太宗盛赞其廉慎赐予高昌宝刀及杂彩千段,并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为毕国公。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2月,太宗以高丽盖苏文杀主害民,亲率六军前往征伐。阿史那·社尔奉命出征。行至驻骅时,与高丽军交锋,阿史那·社尔虽屡中流矢,仍拨箭继进,所部士兵见后,奋勇作战,终大获全胜。回京后,兼授鸿胪卿。   此时薛延陀·多弥可汗却乘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之机,数次发兵入寇夏州(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见击灭薛延陀时机已到,于六月十五日命阿史那·社尔与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共为瀚海安抚大使,与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薛万彻、张俭等各率本部兵马,分兵几路,齐头并进,进攻薛延陀。薛延陀大败,唐太宗派李绩和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去安抚。李绩识破伊特勿失的诈降之计,率军大败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铁勒十一部酋长相继前来请求归附唐朝。唐灭掉薛延陀,使北部边境从此得到安定。   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为打通西域商路,决定发兵攻灭龟兹(今新疆库车)。于二十六日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唐军,并发铁勒13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十余万骑,向西进攻龟兹。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农历9月,阿史那·社尔率军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消除进军龟兹的侧后威胁。农历10月,阿史那·社尔自焉耆以西,分兵5道,出其不意地向龟兹北境进兵。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将其捕获斩首,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国王。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多弃城逃走。   唐军进至离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北)一百五十公里的碛口(今新疆轮台地区),阿史那·社尔命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一说千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率部继后,行至多褐城(似为今新疆轮台西),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丞

相那利、大将羯猎颠聚众五万抗拒。刚接战,韩威即引兵佯退,龟兹以全部兵力追击,行十五公里后,韩威与曹继叔两军会合,乘龟兹军惧而将退之机,进行反击,大败龟兹军。继而乘胜追击四十公里,诃黎布失毕率余部退保都城。农历12月,阿史那·社尔率军进逼龟兹都城,诃黎布失毕轻骑西逃,遂克其城。随后,阿史那·社尔以郭孝恪、曹继叔、韩威各部留守该城,自率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等精骑追击诃黎布失毕,行军三百公里,诃黎布失毕慌忙退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阿史那·社尔挥军攻城四十天,至农历闰12月1日攻克该城。诃黎布失毕、羯猎颠被俘,那利只身逃走,后为龟兹人抓获,送至唐军。   此战,唐军先后攻破龟兹大城五座,又派左卫郎将权祗甫等到各城晓以祸福,使各城相继请降,计得小城七百余座,俘获男女数万人。阿史那·社尔向龟兹人宣示唐朝伐罪之意,另立龟兹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唐军攻灭龟兹,使西域大为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送驼马和军粮。阿史那·社尔刻石纪功而还。至此,唐朝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郭孝恪在军中,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赠阿史那·社尔,但阿史那·社尔不受。太宗闻后叹息道:“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农历5月,唐太宗去世,阿史那·社尔出于对恩主的感谢和深厚的情谊,请求以身殉葬,以侍卫陵寝。唐高宗李治派人向他说明太宗的遗嘱,不许殉葬。后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加位镇军大将军。   唐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去世,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并且把他的坟冢修成葱山的形状,并立碑,以表彰他平定龟兹之功,赐谥“元”。   史书点评:阿史那·社尔出身突厥贵族,原与唐朝敌对,在归降唐朝以后,忠心不二,临阵奋勇,屡建功勋。他入朝为驸马,出则为战将,不避艰险,征战四方,尤其为开通“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李世民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功勋卓著,从不自傲。历代史臣皆赞称阿史那·社尔:“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社尔廉慎知足。”

范文二:阿史那社尔简介

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655年),又作阿史那社尔汆,突厥人,阿史那氏,唐朝名将,与契苾何力、执失思力一起,是唐初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

阿史那社尔原为突厥处罗可汗次子,十一岁时,便以智勇闻名于本部,因此拜拓设(部落首领),在漠北建起牙旗(用象牙装饰的大旗,作为大将或首领的标帜),与颉利可汗的儿子欲谷设分别统治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阿史那社尔宽松的政策休兵养民,为居官十年未征赋税。诸首领却以此鄙视他不会借机自富,阿史那社尔说:“部落既丰,于我便足 。”(《旧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诸首领闻此言,大为惭服,对其畏而爱之。后颉利可汗四次用兵,阿史那社尔前去劝阻,但颉利可汗未纳。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刚即帝位,内部矛盾尚未全部解决,统治秩序还未安定,遂与突利可汗合兵20万,大举攻唐。此时铁勒、回纥、薛延陀等部落乘漠北空虚,皆反叛突厥,并在马猎山击败了前去镇压的欲谷设。阿史那社尔出兵相助,也被延陀打败。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阿史那社尔率众西走,依附可汗浮图(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北破城子),发展势力,以图自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发兵灭掉东突厥。此时西突厥内部也是混战不休,咄陆可汗兄弟相互争位。阿史那社尔乘机前去诈降,然后引兵突然攻打西突厥,攻占近一半国土,有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

阿史那社尔势力强大后,仍不忘薛延陀反叛之事,于是对各部落说:“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 。”各部落酋长都劝阻说:“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旧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但阿史那社尔一心要复仇,未从此言,亲率五万余骑攻薛延陀于碛北,交战百余日。时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立,阿史那社尔的部下苦于长战不休,便纷纷逃回西突厥,薛延陀纵兵攻击,阿史那社尔战败,败走高昌国(都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旧址),手下仅剩万余人。阿史那社尔畏西突厥逼迫,不敢在高昌久居,于是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率众东行,归附大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阿史那社尔到达长安,被授左骑卫大将军。其部落被安置于灵州之北,阿史那社尔被留在长安。不久,阿史那社尔娶皇妹南阳长公主,屯兵于皇家苑囿之中。

时高昌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入贡,并发兵袭扰内附的伊吾(都今新疆哈密)、焉耆(都员渠,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由于高昌位于唐王朝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故唐太宗决心除掉这个障碍。贞观十四年(640年),阿史那社尔授行军总管,随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兵击灭高昌国。战后,侯君集私自取走许多珍宝,唐军随即上行下效,唯阿史那社尔以未奉诏为由,秋毫不敢取,回京后,唐太宗盛赞其廉慎赐予高昌宝刀及杂彩千段,并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为毕国公。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太宗以高丽盖苏文杀主害民,亲率六军前往征伐。阿史那社尔奉命出征。行至驻骅时,与高丽军交锋,阿史那社尔虽屡中流矢,仍拨箭继进,所部士兵见后,奋勇作战,终大获全胜。回京后,兼授鸿胪卿。

此时薛延陀多弥可汗却乘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之机,数次发兵入寇夏州(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见击灭薛延陀时机已到,于六月十五日命阿史那社尔与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共为瀚海安抚大使,与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薛万彻、张俭等各率本部兵马,分兵几路,齐头并进,进攻薛延陀。薛延陀大败,唐太宗派李绩和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去安抚。李绩识破伊特勿失的诈降之计,率军大败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铁勒11部酋长相继前来请求归附唐朝。唐灭掉薛延陀,使北部边境从此得到安定。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为打通西域商路,决定发兵攻灭龟兹(今新疆库车)。于二十六日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唐军,并发铁勒13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10余万(一说10万)骑,向西进攻龟兹。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九月,阿史那社尔率军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消除进军龟兹的侧后威胁。十月,阿史那社尔自焉耆以西,分兵5道,出其不意地向龟兹北境进兵。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将其捕获斩首,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国王。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多弃城逃走。

唐军进至离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北)300里的碛口(似为今新疆轮台地区),阿史那社尔命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一说千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率部继后,行至多褐城(似为今新疆轮台西),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丞相那利、大将羯猎颠聚众5万抗拒。刚接战,韩威即引兵佯退,龟兹以全部兵力追击,行30里后,韩威与曹继叔两军会合,乘龟兹军惧而将退之机,进行反击,大败龟兹军。继而乘胜追击80里,诃黎布失毕率余部退保都城。

十二月,阿史那社尔率军进逼龟兹都城,诃黎布失毕轻骑西逃,遂克其城。随后,阿史那社尔以郭孝恪、曹继叔、韩威各部留守该城,自率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等精骑追击诃黎布失毕,行军600里,诃黎布失毕慌忙退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阿史那社尔挥军攻城40天,至闰十二月初一,攻克该城。诃黎布失毕、羯猎颠被俘,那利只身逃走,后为龟兹人抓获,送至唐军。

此战,唐军先后攻破龟兹大城5座,又派左卫郎将权祗甫等到各城晓以祸福,使各城相继请降,计得小城700余个,俘获男女数万人。阿史那社尔向龟兹人宣示唐朝伐罪之意,另立龟兹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唐军攻灭龟兹,使西域大为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送驼马和军粮。阿史那社尔刻石纪功而还。至此,唐朝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郭孝恪在军中,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赠阿史那社尔,但阿史那社尔不受。太宗闻后叹息道:“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新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唐太宗去世,阿史那社尔出于对恩主的感谢和深厚的情谊,请求以身殉葬,以侍卫陵寝。唐高宗李治派人向他说明太宗的遗嘱,不许殉葬。后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加位镇军大将军。

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去世,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并且把他的坟冢修成葱山的形状,并立碑,以表彰他平定龟兹之功。谥曰元。

点评:阿史那社尔出身突厥贵族,原与唐敌对,归降唐朝以后,忠心不二,临阵奋勇,屡建功勋。他入朝为驸马,出则为战将,不避艰险,征战四方,尤其为开通“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李世民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功勋卓著,从不自傲。史臣曰:“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社尔廉慎知足。”(《旧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

范文三:3守土固边疆第一课时阿史那社尔

3守土固边疆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

3.1西域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

教学目标: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两位历史人物为西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增强学生对家乡热爱之情。 教学重点:

介绍两位历史人物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是怎样为西域做出贡献的。

教学难点:

增强学生的热爱家乡之情。

教学过程:

一、音乐导入

自古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进 行了多次英勇反侵略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就学习“西域名将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他们是怎样为西域做出贡献的。

二、新课:

1、介绍“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是怎样为西域作出贡献的?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待遇?他们死后葬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墓地“昭陵”,当时的文臣武将都以死后能陪葬昭陵为荣。

2、请学生阅读课文,在文中找一找相关语句。

讲述:

(1)阿史那社尔的一生。

公元628年——630年——635年——640年——648年所做出的贡献。他的人品如何?

阿史那·社尔(604-655年),亦称阿史那·社尔汆,突厥人,

唐初名将,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十一岁即设牙旗于漠北,统帅铁勒、薛延陀等部族。628年,自立为都布可汗。635年,率部投唐,封左骑卫大将军,尚衡阳公主。640年,以攻灭高昌之功封毕国公。其后,参与对高句丽、薛延陀的战争,屡立军功,并有清廉之名。647年,同契苾何力率铁勒、突厥部众十万人击败龟兹,并迫使于阗国王臣服。永徽六年去世,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元。

突厥王子,自称可汗。归附大唐,屡从征战 。平定龟兹,威震西域。

阿史那·社尔出身突厥贵族,原与唐朝敌对,在归降唐朝以后,忠心不二,临阵奋勇,屡建功勋。他入朝为驸马,出则为战将,不避艰险,征战四方,尤其为开通“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李世民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功勋卓著,从不自傲。

历代史臣皆赞称阿史那·社尔:“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社尔廉慎知足。”

(2)契苾何力的一生。

契必何力是唐朝初期的一位著名大将军。636年朝与在今天青海地区游牧的吐谷浑部发生了战争,在这期间他立下了战功,受到了唐太宗的重赏。642年他回凉州看望母亲又遇到了什么艰险?

A请学生读课文。

B学生汇报交流

C教师补充资料

契苾何力(?-677年)甘肃张掖人,铁勒族契苾部人,契苾氏,唐朝名将。出身铁勒可汗世家,后率部归唐。在对吐谷浑的战争中,力俘吐谷浑王,以功尚宗室女。贞观六年(632年),何力与母率领一千多帐人畜迁徙沙州归顺唐朝,被安置于甘州境内驻牧,建铁勒城(今民乐南丰乡铁城村)。后进京朝见太宗,被任为左领军将军。贞观十

六年被反叛的部众绑架至薛延陀,唐太宗不惜以公主下嫁为条件换回契苾何力。后作为唐军前军指挥官参加了对高句丽的战争。太宗逝世后,契苾何力欲以身殉葬,为高宗所止。显庆、龙朔年中,与苏定方等人屡征高句丽。后为辽东道大总管,作为李勣副手攻克平壤。死后,陪葬昭陵,谥号毅。

生平经历

▪ 铁勒首领 率部归唐

▪ 征吐谷浑 战功赫赫

▪ 割耳自誓 终不叛唐

▪ 征高句丽 破西突厥

▪ 经略辽东 宣抚九姓

▪ 平高句丽 陪葬昭陵

三、总结。

西域名将“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去世后唐太宗追赐他们。后人。为他们立传?使他们的英名永留青史。

四、作业

翻阅《旧唐书》,读一读有关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的故事。 板书设计:

3.1西域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

阿史那社尔——毕国公 辅国大将军

契苾何力—— 并州大都督

课后反思:

范文四:信史与疑史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千余年,而有关封建历史的“结论”,虽然经过一代又一代治史者的考核,也难以得出一劳永逸的科学的一致认知。因此中国的文化中有很多的偏差需要我们去探索、研究、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一直让那些正直的史学者孜孜以求。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论文化水平较高的学者鸿儒还是从未想过“文化”的芸芸众生,一般地讲,人可分为三种:有的人向往着自己成为伟大者,如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袁世凯等;但也不能不看到,人群中有被别人贬为渺小者;还有一种人,他们从来不去想自己是伟大者还是渺小者。

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有首诗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封建社会中的那些所谓“伟大”者,其实都有着渺小的一面。杂文《对封建社会的那些评价》即以秦王李世民为例,揭示封建社会中那些“伟大者”貌似“伟大”而实为“伟小”的本性。

李世民于622年政变夺取政权,从617年至627年先后扫平了国内群雄,统一了南北,从627年至649年,形成了“贞观之治”。“夺权”、“扫平”、“贞观”三大杰作,被历代治史的人抬得很高,更多的人则随帮唱影地人云亦云,可是他们都忘记了为了夺取权力,秦王李世民竟杀死了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两人,更不知他为夺取权力曾经杀死了多少民众。

说到血溅玄武门,不妨读一读宋代洪迈所写的《容斋随笔》中的说法:“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这就是人们说的“贞观之治”的本色。

治史不是轻松简单的工程,不仅需要学养,需要正确的理念,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更需要前瞻之本事。我们过去一向继承先人现成的研究成果,岂不知治史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会对后人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以对秦王李世民的评价为例,史学界多年来未形成一个客观的结论,一直到了当今,依据“以人为本”的理念,才有了得出科学结论的可能。

信史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而这科学基础,也需要建立在“发现”上。陈寅恪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在陈先生的“发现”之前,还无人开此先河,可见中国的封建社会史,不仅复杂,而且隐讳也多,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先贤之治史精神,既要信史又要疑史。

治史的出发点与归宿,核心是“以人为本”,就像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研究多年的李国文先生那样,“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据以当真。”杂文《对封建社会的那些评价》的作者,实际是在告诫读者,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有科学地研究、考证、比较,才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

我觉得中学、大学,不论是文科、理科都应该学习一些必要的历史知识,这是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必修课。

(2011年6月)

范文五: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曾经认为所谓历史必是关于当时最为真实的描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历史了解的深入,也越发明白,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段历史都是有关于现在的,否则便失去了学习的意义。罗马人和希腊人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随着文艺复兴再次从坟墓里走出来,是因为需要,也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人们越发理解他们的思想。

这让我突然想起那篇很重要的新闻稿《别了“不列颠尼亚号”》,本来从新闻稿的写作原则看,不应该掺杂个人情感,然而纵观此文却让人时时感受到那种不明说却又处处渗透的欣喜和自豪。毕竟是亲历香港回归这样重大的时刻,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做到真正的“冰点”写作。

然而不论是历史还是新闻,一切东西的存在都与现在有关联。或许也可以说这些事物都是用来解释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历史在一刻不停地往复,作为这滔滔洪流中的细沙一粒,我们未必是可以引起飓风的那只扇翅的蝴蝶,甚至我们连整条江河奔往何处都无法看清――是渐明的晨光还是不见五指的夜……然而我们总有回望走过的路而估测未来的能力,总有一根线将这些事物依次穿起,并且如同北斗一般指明方向。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之后,世人看见了核能在清洁和高效的优点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无法做到万无一失的后果便是核泄漏之后引起的生物病变和无数年的不宜居住,这是泄露之后难以解决的污染难题。于是日本地震后人们很早便认识到事态不容乐观,并且积极地、不停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小时候坐板凳总爱往后靠,当某次重重地后仰摔倒之后,便无论如何都不敢往后靠了;当历史重重地扇了我们一个耳光之后,我们摸着红肿的脸颊,便会记住不能让历史重演。自然也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怀抱侥幸的清政府签下一系列条约,导致最后连新政都无力挽回的覆水难收的局面,这也是让后世不再犯错的例子。

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才会主动地去研究过去的事情。如此我们才可以了解对应的历史,而根据对应的历史,我们可以指导自己的生活。明白过去的剧痛,撕裂的肌肉再次成长之后才会变得更加强劲。

范文六:从史官到史民

1973年8月,顾准曾说,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然而,“史官”二字的重心还是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也服务于“官”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被看作“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常常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最初的用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换句话说,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这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代代努力,因而才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大致上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八十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史官”时代一去不返了,记者记录历史的功能也因种种原因而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一个“史民”记录历史的时代。去年8月,我在“一席”演讲《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临时想到了“史民”这个词。与史官不同,毫无疑问,史民具有更强的个体性、独立性、民间性,他们可以不依附权势,也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完全凭个人之良知、专业之训练,以求真相为唯一目标,秉持客观、独立之原则,探寻历史之真相,记录正在发生之历史。与史官不同,史民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资源,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条件,单枪匹马,诚然无法建构卷帙浩繁、面面俱到的大历史叙事,却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坚持以独立的立场挖掘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史事,重述被颠倒的史实,或者记录自身所历、所闻、所见、所思,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也许,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证历史的新时代就此起步,随风入夜,悄无声息。

【张建中荐自《今晚报》2014年9月27日】1973年8月,顾准曾说,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然而,“史官”二字的重心还是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也服务于“官”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被看作“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常常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最初的用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换句话说,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这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代代努力,因而才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大致上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八十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史官”时代一去不返了,记者记录历史的功能也因种种原因而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一个“史民”记录历史的时代。去年8月,我在“一席”演讲《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临时想到了“史民”这个词。与史官不同,毫无疑问,史民具有更强的个体性、独立性、民间性,他们可以不依附权势,也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完全凭个人之良知、专业之训练,以求真相为唯一目标,秉持客观、独立之原则,探寻历史之真相,记录正在发生之历史。与史官不同,史民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资源,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条件,单枪匹马,诚然无法建构卷帙浩繁、面面俱到的大历史叙事,却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坚持以独立的立场挖掘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史事,重述被颠倒的史实,或者记录自身所历、所闻、所见、所思,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也许,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证历史的新时代就此起步,随风入夜,悄无声息。

【张建中荐自《今晚报》2014年9月27日】

范文七:从历史到史诗

作者:路海波

《人民日报》 2001年04期

历史是一门科学,史诗则是艺术。由此,银幕上的历史也就不简单是历史,特别是有关革命领袖题材的电影,它理应具有史诗的品格。而史诗自身的品格是,它是有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具有鲜活的典型性格,其经历的事件须有一定的规模,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应具有某种百科全书般的气度。情节和事件绝对以事实为依据,但也可以糅进一定的虚构成分,总之要有客观的权威性。以此观之,潇湘电影制片厂最近推出的影片《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堪称一部史诗性的电影。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揭示了一段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历史。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养病的二百多天,是他的思想产生重大飞跃的一段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他深入家乡农村,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疾苦,物色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与土豪劣绅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建立了中国农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为他后来逐渐形成并最终明确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的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在一九二五》不仅用丰富的电影艺术形式重现了革命历史,而且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段历史与毛泽东思想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

电影作为虚构性叙事艺术形式,绝不能绕过革命历史题材本身所要求的历史真实。可是历史又不能百分之百地提供电影叙事所要求的戏剧性,包括戏剧冲突和典型细节。而缺乏这些因素,人物形象就不可能立起来,影片也就不可能达到寓教于乐的观赏效果。《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在这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历史真实与适度虚构的矛盾,观众对银幕上展示的这段历史比较能够认同。而这样的认同又得益于影片中塑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时,艺术家在利用电影影像元素造成影片特有的影调氛围、视觉、心理节奏和感官效果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该片的开头可谓新颖别致又入情入理:病中的毛泽东跳入冰冷的湘江水游泳的场面,是编导利用观众熟悉毛泽东酷爱游泳的习惯,以及熟悉毛泽东喜欢用近乎严酷的方式锻炼体肤和意志迎接有朝一日天降大任的雄心壮志而设计的典型动作。这也给影片奠定了一个自然朴实但又小中见大的叙事基调,并使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自然、扎实和亲切。同样,杨开慧的书生气和比较外露的个性,钟志申的急躁和好饮;毛泽东的较真和执拗,毛福轩的沉稳,这些人物个性各具特色,使人物显得极其真实。即使是毛泽东,影片也没有表现他先知先觉,而是细微地展示了他善于集中别人智慧的过人之处,表现了他潜在的领袖气质。比如影片中对付成胥生的“鸿门宴”和截船平粜粮食等几场戏,基本上都采用毛泽东聆听“五杰”的各抒己见和争论在前,支持正确意见在后的描写方法,表现毛泽东善于吸收别人的正确意见而绝不越俎代庖的领袖风范和民主作风。有场戏是钟志申提出假借祭龙王求雨的方式聚集民众截成胥生的粮船,平粜灾粮,一些党员因此批评钟志申是闹封建迷信,但毛泽东却支持钟志申的意见,并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说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当杨开慧和毛福轩看不惯钟志申酗酒和庞叔侃的高傲时,毛泽东则耐心开导说,不要看他们的表面而要看本质。事实证明毛泽东非常善于识人,他亲手培养的这几个农民党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韶山革命五杰”。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整部影片始终保持了一种以火焰的红色为基调的热烈的快节奏。这不仅表现在采用红色为画面的具体色调,更以毛泽东与“韶山五杰”的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敌我双方戏剧冲突的激烈程度,影片的时代氛围等,来体现那是一个火红的革命年代。而电影艺术家在银幕上谱就的这部史诗,足以使我们对那个火红的年代铭记于心。

范文八:史中有史(下)

作者:宇文所安

读书 2008年10期

历史主义

如果我强调《古诗十九首》很可能是建安时期的产物,但是却被后人挑选出来以代表早于建安时期的东汉文学,这样的论点往往令人感到不适。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庄子寓言中“朝三暮四”的故事:猴子不满于“朝三而暮四”,却为“朝四而暮三”感到高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变化,但是态度却不同了。即使《野田黄雀行》不是曹植写的,或者是曹植写的但却不是针对丁仪入狱而写的,诗本身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即使《古诗十九首》作于建安时代或者魏代,它们仍然是我们喜欢的那些诗。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把一个文本定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时期看起来如此重要?

我们对文学史的叙述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知识。一个文学史的框架是我们理解和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基本组成部分。文学史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在很多文化里,文学史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一部分。这是说作者和读者是在对写作和阅读来说都不可或缺的假想文学史叙事之中写作和阅读的。如果你读一首唐诗,或者一首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知道或至少相信这首诗作于唐代或者作于伊丽莎白时代对阅读体验来说都是必需的。如果你发现这首“唐诗”实际作于明代,或者那首“伊丽莎白十四行诗”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你会觉得受骗上当,但更重要的是,这会深刻地改变你对文本的理解。诗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你理解诗的方式却改变了。

那么文学史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本质上受制于文化语境的现象做出叙述,这一叙述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必须能够容纳差异和变化。一种危险就是文学史家仅仅重写一遍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老生常谈。在另一个极端,如果一部文学史太过新颖和激进,它也不能发生效力,因为它不符合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获得的体验。有些文学史遵循一条中间路线,更新某些内容,但大体上仍然复制标准叙事。

我认为,唯一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理论性的,而且必须以理解“史中之史”作为开端。文学史不能只是,也不可能只是,现在对过去一个特定时期的“客观”叙述;一个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文学史版本正是我们理解文本的形式。我们必须审视那些对我们熟悉的叙事构成挑战的证据,审视那些使我们熟悉的叙事变得复杂化的证据。

总的说来,我们阅读早期文本常常是为了确认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忽略那些挑战标准叙述的文本。学者们喜欢七世纪中期的诗歌选集《河岳英灵集》,是因为它与现代的盛唐诗经典有某些相似之处。相比之下,我们对编撰早于《河岳英灵集》但完成较晚的《国秀集》关注较少,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不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个“盛唐”——《国秀集》收入诗歌最多的诗人是现在没有人读的卢僎。这种现象不限于一个时期、一部选集。我们发现,半个世纪之后刘禹锡在谈到本朝诗歌时提到的不是“李杜”而是“卢杜”(卢可能指卢象),但是刘禹锡的“卢杜”说法基本上被忽视,因为这不符合我们想要听到的文学史叙事。

我喜欢探察文学史上的一些蛛丝马迹,它们提醒我们过去的人做出的价值判断和现在如何不同。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卢僎曾经是一位重要的盛唐诗人——记住这一点对文学史家十分有益。我们还知道在公元九世纪,杜甫已经是公认的伟大诗人,但杜甫一共写了一千四百多首诗,在这一千四百多首诗里,很少有人问一问当时的人读的都是哪些诗。九世纪中叶前后,顾陶编撰过一部庞大的《唐诗类选》,这部选集已经佚失了,但是在一部南宋笔记里,我们看到入选杜诗的列表,在当年顾陶所选的那二十七首杜诗中,只有三首是我们现在还经常阅读的。

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富于历史主义意识的文化,这一点和欧洲是一样的。但是,南亚和印度文化则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历史叙事毫无兴趣。这提醒我们: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就连非常发达的文明也是不同的。这里,让我解释一下“历史主义”这个词的含义:所有的文化都有历史,但“历史主义”指的是对任何特定现象的理解总是要求把这一现象放置在一个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叙事里,而且通过这一特定现象的具体历史性对之进行理解。历史主义者总是尽可能地确定所有现象和事件在一个大叙事中的发生时间与地点。

文本的流动性

历史主义需要一首诗保持它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被创作时的原始面貌。如果你知道这一点——或者至少相信你知道这一点——那么历史主义的机器就开始运作了,它为你提供从大到小各种历史语境和历史背景。但如果我们所拥有的文本和作者写下的文本十分不同又该如何呢?如果词语改变了,部分内容被删除了或遗漏了,又该如何呢?如果流传的作品只代表了作者全部作品的一个侧面,又该如何呢?

像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文学文化一样,在中国,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以为经过学者校勘的印本与手抄本文化时期的文本模式基本相同。过去三十年内的欧洲手抄本文化研究彻底推翻了这样的观点。文本抄写者常常出错,有时则对文本做出有意的改动,或者只抄写他们喜欢的文本。那些抄本又被别人抄写,如此类推。如果被抄写的文本是儒家经典,人们会格外在意抄本中出现的错误,这是公元九世纪人们再次雕刻“石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就是树立一个稳定不变的权威性经典文本。过去的人们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因此见到一处异文就会立即把它视为错误辨认出来。但是如果不是儒家经典而是诗歌,那么除了《文选》和《楚辞》之外,北宋中期之前无所谓详细的校勘考证,人们都把自己手头的版本视为正本。

对于手抄本文化、异文的产生以及编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做出的正文选择,田晓菲教授已经做过大量研究,我在这里就不深谈了;我准备谈一谈手抄本文化中文本流动性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小集”的生产——我们也可称之为“选集”——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对唐诗的理解的。

学者们常常以为唐代的诗歌爱好者可以接触到著名诗人的全集。关于唐集的信息大多来自编撰全集时的编者序。我相信皇家图书馆和一些私人藏书家存有全集,但是现有证据显示:著名诗人的作品主要通过他们的作品选集也即“小集”在世间流传,读者对次等有名诗人的接触一般来说都是通过总集。那么诗人小集是怎样编选出来的呢?编选过程也不是像现在那样,因为确认各种选集都必须包括的“名篇”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唐代当然也有一些“名篇”,但是大多数由私人抄写编撰的诗人小集都代表了抄写者的个人取舍标准。在保存于敦煌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没有什么是类似诗文全集的;而且除了王梵志以外,只有一个集子不是多人选集而属于一个单另的作者,那就是高适。在唐代,人们读唐诗是因为乐趣与爱好;当你出于乐趣与爱好(而不是出于研究目的)读诗并且抄写副本时,你只抄写那些你喜欢的诗。

当宋代开始整理唐代文学遗产时,他们手头只有那些从黄巢起义到十世纪中叶政治局势开始稳定下来的灾劫中幸存下来的抄本。现有证据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有作者全集的一部分,他们是通过合并这些小集才编撰出我们现有的作者全集。

李商隐诗集编撰史给我们看到一个好例。李涪在约成于公元十世纪初年的“刊误”中激烈地批评李商隐:“商隐辞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李涪怎么能如此评价李商隐的整体诗歌。回答很简单:李涪可能根本没有看到李商隐的全部诗歌。他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李商隐小集,而小集中的诗作正好是按照李涪所谴责的特质——“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所编选出来的。我们有关于杨亿如何重建李商隐全集以及在此过程中他对李商隐的理解又是如何变化的记录。如果没有杨亿对发现李商隐诗歌新抄本所做出的努力,我们现在对李商隐的印象可能会大不一样。流行的李商隐集不断增长丰富;杨亿的定本只是现在李集的三分之二。

由于唐代一些主要诗人的声望,他们的作品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但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对唐诗的了解有赖于五代动乱中偶然幸存下来的手稿,以及按照九、十世纪的口味编撰出来的诗人选集。

多亏杨亿,李商隐才成为一个主要的唐代诗人。让我再举一个诗人和他的一首诗为例,如果这首诗幸存下来的话,一定会出现在每一部唐诗选集中。

与其说李绅(七七二——八四六)写了与《莺莺传》相配的《莺莺歌》,或者不如说元稹写了与李绅的《莺莺歌》相配的《莺莺传》。实际上还是李绅选择以莺莺的名字“命篇”的,元稹只是称其为“崔氏”而已。但时至今日,《莺莺歌》已经佚失了,只有一小部分因为被纳入《西厢记诸宫调》才得以流传下来。李绅是“新乐府”运动和元和时期诗歌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应该是一个活跃而且有趣的诗人,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他,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大都枯燥无味。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历史的意外。李绅现存诗作绝大部分来自他题为《追昔游》的一个集子,这个集子里的诗作于八三八年,当时李绅已经进入晚年。这些诗相当平庸,然而李绅现存的诗就是由这些诗再加上总集里保存下来的少数诗篇组成的。

在李绅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偶然性的诗人,他那些回忆早年经历的诗碰巧幸存到北宋,又流传到后世。我们知道他在年轻时代写过一些与此很不相同的诗,但我们现有的只是一些断简残篇。

我们当然只能研究幸存下来的文本。但是如果我们还拥有烧毁之前的梁代宫廷图书馆藏书或者唐代宫廷图书馆藏书,文学历史一定会大为改观。即使我们对文本存亡无能为力,我们还是应该记住我们丧失了什么,也应该记住文本遗产又是如何被后代塑造成型。

上面提到的每个例子都只是中国文学史全景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当局部发生变化时,文学史整体也渐渐开始改观。这样一来,我们所失去的是旧有的文化叙事带来的稳定感,在旧有的文化叙事中,每个作者都有其固定的位置,有一系列“主要作者”和“名篇”代表一个时代。现在,历史变得复杂和混乱,价值观念的变化把新作品引入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以不同眼光重新审视老作品。

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传统需要强化而非减弱历史主义精神,这种强化需要我们提出新的历史主义问题。

我们只是失去了那个旧的文学史叙事作为确定历史的性质。其实那个叙事本身应当变成文学史的一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曹操不是在赤壁之战中创作《短歌行》的,但这个形象和这个故事仍然很鲜明;我们不确知曹植是不是为了丁仪之死而写作《野田黄雀行》,虽然这仍不失为一个好听的故事——甚至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换言之,晚清和二十世纪对古典的阐释应该是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但不应当是我们天真地相信的历史。

当我们用崭新的眼光看待过去时,很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又变得有趣起来。当我们得知传统叙事是如何被后人创造出来,我们就可以回过头去问一问:一个文本在刚刚完成并开始流传时是如何被当时人所接受的。以王维为例,对大多数读者来说,王维的《辋川集》可由《唐诗三百首》所选录的两首绝句《竹里馆》和《鹿柴》作为代表,从此可以衍生出很多关于禅学的讨论:在传统文学史叙事中,人们认为王维的诗代表一种佛教的观点。但让我们问一个不同的问题:这两首诗最早是什么时候从整个《辋川集》中挑选出来并收入各种诗歌选本的呢?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一种很不一样的叙事,这种叙事从明代中期开始,在那时,把诗歌和禅学联系在一起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而王维也早已和禅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发现了一种类似“朝三暮四”的态度转变。《竹里馆》和《鹿柴》可以代表王维对禅的兴趣,因为诗歌选本的编者早就相信这种兴趣对王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是说《竹里馆》和《鹿柴》不那么重要,这只是说它们的重要性和后代的文化史密不可分。这促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检视作为整体的《辋川集》,而且检视它最初的流传形式,也即与裴迪的同题唱和诗一起流传的形式。然后我们可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些诗在公元八世纪中叶的长安读者眼里看来是什么样的?“鹿柴”到底是什么?(所有对鹿的习性有所了解的农夫或园丁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研究唐诗的学者却往往不见得知道——虽然这种知识对于我们理解和欣赏这首诗至关重要。)王维为什么用那么多只能在字典里才能找到的不常见词汇命名别业的各个景点?为什么一个只见于谢灵运山水诗里的地名会突然出现在王维的辋川别业中?同时代的其他人是怎么描写别业的?他们又是怎么给别业中的各个景点命名的?裴迪和王维的诗如何互相映照生发?这一下,我们突然看到很多崭新的问题、很多有意思的问题。这些也都是简单的问题,但简单的问题往往是最难提出的。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辋川集》就突然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

我在前面提到,顾陶《唐诗类选》中选录的杜诗大多不是后来杜甫最为人所知的“名篇”。我们可以问一问:为什么顾陶——唐代最严谨的唐诗编选者——选了那些诗?宋人自有一套价值观念,塑造了后代对杜甫的理解,但是《唐诗类选》促使我们在阅读杜甫时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念。至少有一首诗,宋人及宋以后人不可能喜欢,但那却真是一首好诗。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但另一方面,文学史也常常会呈现出新的富饶。

范文九:诗史、历史和心史

作为书名的“放逐与回归”五个大字,是这部书的精髓所在,也是它大大超越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主要之点。放逐,指政治上的失败,以及真的被一再流放,甚至垂老投荒;回归,既指回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更指艺术灵感的归来,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家园。

――潘旭澜

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大书,学术气弥漫却不学究气,审视历史的同时审视我们当今的现实,包括我们自己的良知,颇有醒世的味道。……这实在是一部诗史、历史和心史。

――肖复兴

实际上,本书不仅是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的故事,也不仅是北宋时代的一段历史,而是以苏东坡为核心,以北宋时代的人文历史为横轴,以上自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下至千年之后的作者、读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为纵轴,形成了一种广袤而幽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心”世界。

――陈墨

《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这本书最巧妙的地方是其叙述视角,这一点从标题上就能获得一个初步的印象。它既有一般传记的大体情节,也有评传式的深入剖析。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用苏东坡作为中心磁场,周围吸附着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利用他们来衬托表现传主的形象。品位高雅读起来也颇为轻松。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样的传记叙述方式还是第一次,我觉得总体质量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好得多,不仅值得一读还很有收藏的必要。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一个很要好的书友调回杭州时,行前就曾委婉地向我表达了想带它同下江南的愿望。当时我没舍得松口。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因为后来我又在书店发现了它重印的版本。

――张锐强

前不久找到好多年前看过的一本书:洪亮的《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恍若旧友重现,赶紧买了两本,一本自留,一本送给尘世摇摆客,抚卷沉思――我也曾坐拥一堆好书,一山乐碟。一落光阴。

――孟拾年

开化了自我。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洪亮的《放逐与回归》自己读了两三遍,每一次都为苏轼那面对困境达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所折服,并徜徉在苏轼美文中,也是人生的最高级的享受。

――蔼岚

目前关于苏东坡最好的书是洪亮写的《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好很多。它不光写了苏东坡的一生的传记,还是他的心灵史和文学史,还写了苏东坡一生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同时代的人物的形形色色,内容非常丰富,从中可深切地感怀苏东坡的一生。不过很少人看过,喜欢苏东坡的人应该看一看。

――桃花岛居邪

范文十:正史·野史·影视史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官家组织编写的《二十四史》外,还存在着许多虽不见经传却丰富多彩的民间历史;如果《二十四史》叫“正史”的话,民间历史就叫“野史”。�

相比较而言,正史的史料更权威也更可信,要是想查查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次科考选拔了多少举人、进士,还是看正史更可靠。但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为尊者讳及其他种种原因,也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这就给野史提供了生存与发挥的空间,并由此决定了野史的可读性强、贴近生活、生动有趣、反映民意时俗等特点,当然其可靠性与真实性也要大打折扣了。�

历朝历代都有野史,记录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许多学者都喜欢读点野史。鲁迅先生不仅喜欢读野史,而且对野史评论也不低,他的文章中也多处引用出自野史的材料。1925年,他在《京报副刊》上连载了《忽然想到》的系列文章,其中言及他从《立斋闲录》等野史中知道了皇帝的凶残,于是,将憎恨从张献忠转向永乐皇帝。他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甚至比明季“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毛泽东也极喜欢看野史,《容斋随笔》就是他去世前看的最后一本书。�

一般来说,正史记大事,野史记小事;正史记“好事”,野史记丑事;正史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野史无规无矩,嬉笑怒骂,各有千秋,各存利弊。那么,一个研修历史的人,只要学好正史,再适当辅以野史,互补互证着去看历史,也就对中国历史掌握个差不多了。�

可是没想到,当历史进入信息时代后,又突然蹦出来一个“影视史”,即用影视等可视的媒介表现的历史。也就这一二十年的工夫,“影视史”已与正史、野史成鼎足之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视史”的影响正越来越大于正史与野史,很多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是拜“影视史”所赐。而各种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却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胡编乱造的,也有戏说恶搞的。在《戏说乾隆》里,乾隆成了飞檐走壁的武功高手,爱民如子的模范公仆;《戏说慈禧》里,慈禧与太监李莲英勾搭成奸,怀孕流产;《汉武大帝》里,大炼仙丹,重用方士的汉武帝被美化成“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的焦裕禄式好干部;《雍正王朝》里,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文字狱的主谋雍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贤达、最中庸、最孝悌、最有人情味、最关心知识分子的皇帝;此外,努尔哈赤大写毛笔字,康熙和苏麻喇姑爱得死去活来,吴三桂成了敢爱敢恨正气凛然的热血男儿,诸如此类的荒唐戏说数不胜数。一些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的观众只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影视史”说什么就信什么,久而久之,历史说不定就真成了“影视史”。�

怎么办?不让人拍摄历史影视剧,不现实;不让人通过看影视去了解历史,更不现实。况且,现在不是有一种颇流行的观点,“让学者去读书,我们看电视就行了”,在普遍不读书的社会风气中,不读历史书更是首当其冲,正史也好,野史也罢,没时间读,也没兴趣读,因为读了没用,考试升级用不着,评聘职称用不着,读它干吗?�

于是,倘若时下有一个年轻人有兴趣和你探讨历史,很可能是他讲得眉飞色舞,有根有据,你听得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因为他的史料、观点,寻根问底,全是影视剧中来的,而且多是那些极不靠谱的影视剧。你不得不惊叹“影视史”的力量之强大,影响之广泛,而且忧上心来,很自然会想到一个词:数典忘祖!�

(作者单位:郑州测绘学院)�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