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那思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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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阿史那思摩

范文一: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  东突厥贵族。处罗、颉利可汗在位,为夹毕特勤。武德(618~627)初,多次来唐,高祖李渊封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唐朝利用东突厥汗国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加剧,以李靖等率兵 10余万,分道出击,俘获颉利,东突厥灭亡。

颉利败亡后,部众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多数人归顺唐朝,总数约十余万口。如何安置这批突厥余众,群臣意见不一。中书令温彦博建议将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效法当年汉武帝在五原塞下安置匈奴降众的办法,保全其部落,使其不离土俗,又可为唐捍蔽外敌。太宗一方面希望突厥能为唐所用,助唐抗薛,—方面又担心突厥力量单弱,置于漠南塞外恐为薛延陀所侵袭,遂采纳温彦博之策,置突厥降众于长城河南之地。唐在朔方自幽州至灵州之间设置顺、枯、化、长四州都督府,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阿史那思摩以其忠心事主得到太宗赏识,除官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受命统率颉利旧部。不久改封怀化郡王。

贞观十三年(639),唐为牵制和威胁薛延陀汗国,集中精力对付高昌,声称欲把散处河南10余万突厥入全部遣返河北,复其故庭,继其先绪。太宗封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泌可汗,赐姓李氏。封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建牙于定襄城(黄河以北,今内蒙和林格尔北)。随思摩渡河者有帐户3万,胜兵4万,马9万匹。太宗诏赐南至大河、北至白道川的整个漠南塞外地区。李思摩率部渡河加剧了大漠南北局势的紧张。薛延陀国积极备战,准备乘太宗赴泰山封禅之机,进攻漠南突厥。李思摩遵照太宗的部署,严阵以待。贞观十五年 (641)十一月,夷男借口李思摩部数次窃取薛延陀的羊马,率其子大度设领薛延陀本部及同罗、仆骨、回纥、白雷等部20万人南攻白道川。思摩按照事先的安排,诱敌深入,前后辄退,弃白道川入保长城。夷男命大度设率3万精兵追至长城。太宗命兵部尚书李 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6万,骑 1200屯朔州(今山西朔县);以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4万、骑4 000,屯灵武(今宁夏宁武县西北),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率兵1.7万人,出云中。又以营州都督张俭,凉州都督李袭誉率兵侧应。十二月,唐军反击,大度设率所部度青山(今呼和浩特市北)而北,李 率轻骑直趋白道,在诺真水追及大度设,薛延陀兵败溃逃,死伤惨重。

贞观十七年,思摩部众相叛离,南渡黄河,唐朝将其安置于胜、夏二州之间。思摩入朝,授右武卫将军,以征辽东。死后,赠兵部尚书、

夏州都督,令陪葬昭陵,其坟状如白道山,并于化州立碑。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

思摩,颉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设。始,启民奔隋,碛北诸部奉思摩为可汗,启民归国,乃去可汗号。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但为夹毕特勒,而不得为设。武德初,数以使者来,高祖嘉其诚,封和顺郡王。及诸部纳款,思摩独留,与颉利俱禽,太宗以为忠,授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统颉利故部居河南,徙怀化郡王。及是将徙,内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诏司农卿郭嗣本持节赐延陀书,言:「中国礼义,未始灭人国,以颉利暴残,伐而取之,非贪其地与人也。故处降部于河南,荐草美泉,利其畜牧,众日孳蕃,今复以思摩为可汗,还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长于突厥,举碛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无相钞犯,有负约,我自以兵诛之。」思摩乃行,帝为置酒,引思摩前曰:「莳一草一木,见其溺庑以为喜,况我养尔部人,息尔马羊,不减昔乎!尔父母坟墓在河北,今复旧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觞上万岁寿,且言:「破亡之余,陛下使存骨旧乡,愿子孙世世事唐,以报厚德。」于是赵郡王孝恭、鸿胪卿刘善就思摩部,筑坛场河上,拜受册,赐鼓纛,又诏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相之。

薛延陀闻突厥之北,恐其众奔亡度碛,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谢曰:「天子诏毋相侵,谨顿首奉诏。然突厥酣乱翻覆,其未亡时杀中国人如麻,陛下灭其国,谓宜收种落皆为奴婢,以偿唐人。乃养之如子,而结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后有乱,请终为陛下诛之。」十五年,思摩帅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始度河,牙于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故突厥争利之。思摩遣使谢曰:「蒙恩立为落长,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诏许之。

居三年,不能得其众,下多携背,思摩惭,因入朝愿留宿卫,更拜右武卫将军。从伐辽,中流矢,帝为吮血,其顾厚类此。还,卒京师,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筑坟象白道山,为刊其劳,碑于化州。

右贤王阿史那泥孰,苏尼失子也。始归国,妻以宗女,赐名忠。及从思摩出塞,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许之。

思摩既不能国,残众稍稍南度河,分处胜、夏二州。帝伐辽,或言突厥处河南,迩京师,请帝无东。帝曰:「夫为君者,岂有猜贰哉!汤、武化桀、纣之民,无不迁善

,有隋无道,举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闵突厥之亡,内河南以振赡之,彼不近走延陀而远归我,怀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国无突厥患。」思摩众既南,车鼻可汗乃盗有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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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东突厥贵族。处罗、颉利可汗在位,为夹毕特勤。

武德(618~627)初,多次来唐,高祖李渊封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唐朝利用东突厥汗国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加剧,以李靖等率兵 10余万,分道出击,俘获颉利,东突厥灭亡。

颉利败亡后,部众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多数人归顺唐朝,总数约十余万口。如何安置这批突厥余众,群臣意见不一。中书令温彦博建议将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效法当年汉武帝在五原塞下安置匈奴降众的办法,保全其部落,使其不离土俗,又可为唐捍蔽外敌。太宗一方面希望突厥能为唐所用,助唐抗薛,—方面又担心突厥力量单弱,置于漠南塞外恐为薛延陀所侵袭,遂采纳温彦博之策,置突厥降众于长城河南之地。唐在朔方自幽州至灵州之间设置顺、枯、化、长四州都督府,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阿史那思摩以其忠心事主得到太宗赏识,除官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受命统率颉利旧部。不久改封怀化郡王。贞观十三年(639),唐为牵制和威胁薛延陀汗国,集中精力对付高昌,声称欲把散处河南10余万突厥入全部遣返河北,复其故庭,继其先绪。太宗封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泌可汗,赐姓李氏。封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建牙于定襄城(黄河以北,今内蒙和林格尔北)。随思摩渡河者有帐户3万,胜兵4万,马9万匹。太宗诏赐南至大河、北至白道川的整个漠南塞外地区。李思摩率部渡河加剧了大漠南北局势的紧张。薛延陀国积极备战,准备乘太宗赴泰山封禅之机,进攻漠南突厥。李思摩遵照太宗的部署,严阵以待。贞观十五年 (641)十一月,夷男借口李思摩部数次窃取薛延陀的羊马,率其子大度设领薛延陀本部及同罗、仆骨、回纥、白雷等部20万人南攻白道川。思摩按照事先的安排,诱敌深入,前后辄退,弃白道川入保长城。夷男命大度设率3万精兵追至长城。太宗命兵部尚书李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6万,骑 1200屯朔州(今山西朔县);以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4万、骑4 000,屯灵武(今宁夏宁武县西北),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率兵1.7万人,出云中。又以营州都督张俭,凉州都督李袭誉率兵侧应。十二月,唐军反击,大度设率所部度青山(今呼和浩特市北)而北,李率轻骑直趋白道,在诺真水追及大度设,薛延陀兵败溃逃,死伤惨重。贞观十七年,思摩部众相叛离,南渡黄河,唐朝将其安置于胜、夏二州之间。思摩入朝,授右武卫将军,以征辽东。死后,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令陪葬昭陵,其坟状如白道山,并于化州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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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公元?~655年),突厥族,东突厥贵族。唐朝初期著名将领。   阿史那·处罗、颉利可汗在位时,他为夹毕特勤(军事统帅)。   唐朝武德(公元618~627)初期,阿史那·思摩多次来唐朝,唐高祖李渊封他为和顺郡王。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王朝利用东突厥汗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尖锐加剧的时机,以大将军李靖等率兵十余万,分道出击,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颉利败亡后,部众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多数人归顺唐朝,总数约十余万口。如何安置这批突厥余众,群臣意见不一。中书令温彦博建议将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效法当年汉武帝在五原塞下安置匈奴降众的办法,保全其部落,使其不离土俗,又可为唐捍蔽外敌。唐太宗一方面希望突厥能为唐所用,助唐抗薛,—方面又担心突厥力量单弱,置于漠南塞外恐为薛延陀所侵袭,遂采纳温彦博之策,置突厥降众于长城河南之地。唐朝在朔方自幽州至灵州之间设置顺、枯、化、长四州都督府,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阿史那·思摩以其忠心事主得到唐太宗赏识,除官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受命统率颉利旧部。不久改封怀化郡王。   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朝为牵制和威胁薛延陀汗国,集中精力对付高昌,声称欲把散处河南十余万突厥入全部遣返河北,复其故庭,继其先绪。唐太宗封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泌可汗,赐姓李氏。封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建牙于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随阿史那·思摩渡河者有帐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唐太宗诏赐南至大河、北至白道川的整个漠南塞外地区。   阿史那·思摩率部渡河加剧了大漠南北局势的紧张。薛延陀国积极备战,准备乘唐太宗赴泰山封禅之机,进攻漠南突厥。阿史那·思摩遵照唐太宗的部署,严阵以待。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农历11月,夷男借口阿史那·思摩部数次窃取薛延陀的羊马,率其子大度设领薛延陀本部及同罗、仆骨、回纥、白雷等部二十万人南攻白道川。   阿史那·思摩按照事先的安排,诱敌深入,前后辄退,弃白道川入保长城。夷男命大度设率三万精兵追至长城。唐太宗命兵部尚书李绩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六万,骑一千二百屯朔州(今山西朔县);以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丝万、骑四千屯灵武(今宁夏宁武),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率兵一万七千人,出云中。又以营州都督张俭,凉州都督李袭誉率兵侧应。农历12月,唐军反击,大度设率所部度青

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而北,李绩率轻骑直趋白道,在诺真水追及大度设,薛延陀兵败溃逃,死伤惨重。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阿史那·思摩部众相叛离,南渡黄河,唐朝将其安置于胜、夏二州之间。阿史那·思摩入朝,授右武卫将军,以征辽东。   阿史那·思摩逝世后,唐王朝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令陪葬昭陵,其坟状如白道山,并于化州立碑。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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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唐太宗朝突厥族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_以_李思摩墓志铭_为中心_kzhelp

2007年6月    第24卷第2期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

JournalofFurtherEducationofShaanxiNormalUniversity Jun.,2007

Vol.24 No.2

唐太宗朝突厥族官员阿史那思摩生平初探

———以《李思摩墓志铭》为中心

艾 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西安710062)

摘 要:。,参照历史文献的零散记载,,其辈份与行踪遂趋于明朗化,、阿史那王族迁入“河曲”,,以及北疆关键词:唐太宗;;

.1:A 文章编号:1009-3826(2007)02-0059-05基金项目(06XZS007)收稿日期:-04-06

贞观四年(630),唐朝军队平定盛极一时的东突厥汗国。此时,大多数东突厥贵族归降唐朝,阿史那思摩就是其中之一。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

《新唐书》、《旧唐书》均未为之单独立传,仅在两《唐书・突厥传》有重点介绍,但许多方面语焉不详,使人难知阿史那思摩其人其事之全貌。幸运的是,其墓志于1992年在陕西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西北的阿史那思摩墓穴中被发现。

[1](P112-113)

部尚书李君铭志”16个大字,四杀刻饰四神像。志石边长64厘米,厚13厘米;志文正书三十四行,满行三十五字,四侧饰刻十二生肖之形像。兹将墓志铭文摘要转录如下(略)。

[1](P112-113)

墓志所述阿史那思摩的出身及先辈世系是耐人寻味的,可弥补史书记载的缺失,尤其是与现今史学界流行的突厥汗族(王族)世系之成说存在明显差异。依据墓志铭文,可能要更新我们的认识。

关于阿史那思摩的曾祖、祖父、父亲的活动轨迹,两唐书未作明确交待。惟《新唐书・突厥传》提及其父为突厥汗国的咄六设。

[2](P6039)

通过

对墓志的判读与分析,参照历史文献的零散记载,可对阿史那思摩的身世和生平活动做出真切的复

原,从而对这位深受唐太宗器重的突厥族官员有进一步的认知。因国内迄今尚无相关研究论著问世,本文欲作初步探讨,祈请学界专家指正。

其墓志称:

“曾祖伊力可汗,威摄龙乡,道高狼望,北降屈射,东争瓯脱。祖达拔可汗,屡扰萧关,频惊细柳,负空同而称骄子,阻昌海而擅全兵。父咄陆设,气凌大荔,威加小月,功宣左袵之域,续着毡裘之君。”这为破解阿史那思摩身世之谜提供了基本线索。

阿史那思摩的曾祖父是伊力可汗。笔者认为:他应该就是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突厥汗国建立

[3](P912)

者———伊利可汗(阿史那土门)。“伊力”、

95

一、李思摩墓志简况及铭文

反映的世系

1992年10月出土于陕西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西北侧的李思摩墓志,呈方形,志盖之厚约8厘米,底边长64厘米,盖面篆刻着“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兵

“伊利”,实乃突厥语可汗名译为汉文时用字不同而已。原为突厥部族首领的伊利(伊力)可汗,于西魏大统十一年至元钦元年(545—552)间先后击败铁勒诸部、柔然汗国,占据大漠南北,创建突厥汗国。伊力(伊利)可汗于元钦二年(553,梁元帝承

[4](P3286-3287)[5](P5097)

圣二年)二月卒。

据李思摩墓志,其祖父“达拔可汗”是伊力(伊利)可汗之子。这却不见于史书记载。据推算,达拔可汗应生活在公元6世纪中后期,而史书所载

(阿史那玷厥)活动的岁月也是在北周“达头可汗”

迄隋代间,恰与墓志所载“达拔可汗”相符。参照史载判断,“达拔可汗”应是“达头可汗”。理据如下:

首先,达拔、达头,也是译成汉文时用字不同所致,同时与译者的听力、方言差异相关。例如在唐代史籍中,铁勒九姓的“拔野古”又译作“勃曳古”,颉利可汗之子“叠罗施”也译为“叠罗

[2](P6036)[5](卷193)

支”,铁勒九姓的“仆骨”墓志中译作“暴骨”,思摩之父“[2](《新唐书》中作“咄六设汗”又译作“,。此外,诚如前述,达头”活动时段均在公元6,即西魏、北周迄隋朝时期,应是同一个历史人物,绝非偶然的巧合。

其次,史载伊利(伊力)可汗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先后接班为大可汗———阿逸可汗(或作乙息记、或作逸,阿史那科罗)、木杆可汗(阿史那俟

)[2](P912)[4](卷99《突厥列传》

斗)、佗钵可汗(佚名)。而据墓志铭,达拔(达头)可汗应是其第四子,是时被封为西面小可汗。若此,正可解释《隋书・突厥传》所记佗钵可汗逝世后,其子侄展开汗位争夺之时,突厥贵族代表所谓“四可汗之子,摄图最贤”之语

)[4](P3290-3291)[6](卷84《北狄列传・突厥》

了。阿逸、木杆、佗钵和达拔(达头,阿史那玷厥)都是突厥汗国建立者———伊力(伊利)的四个儿子,恰是四位可汗,符合突厥贵族议会抉择大可汗继承人时的比较范

[6](卷84)

围。《隋书》云“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罗之从父也,”正是沙钵罗可汗的父辈。这里的分歧是,在当今史学界,一般认为“达头可汗”是西突厥汗国室点密可汗之子。但是,室点密之行事在中文史籍无迹可寻,是否确有其人尚可质疑。

再次,李思摩墓志云:“祖达拔可汗,屡扰萧关,频惊细柳,负空同而称骄子,阻昌海而擅全兵。”可见,达拔是突厥汗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曾对隋06

[7](P110—115)

[1](P112)

朝构成军事威胁。考诸史册,达拔可汗“屡扰萧关,频惊细柳”之事,非《隋书》载“达头可汗”所为莫属。史载:公元581—582年(隋开皇元、二年),达头可汗率部参加突厥大可汗摄图发动的南侵战争,从西路进攻肃、甘、凉、兰诸州,连犯临洮、鸡头山、弘化、周盘之地,“于是,突厥纵兵自木峡、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弘化、延安(诸郡),

()()[6]卷84[5]卷175

六畜咸尽”。木峡、石门二关,在今宁夏固原县境,即秦汉萧关所在地。是时,隋文帝急派太子杨勇屯兵渭河北岸的咸阳,“以备突厥”,这一带乃西汉细柳营所在地。开皇二年(582)十二月,达头可汗与沙钵罗可汗联兵,推进至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延安郡(治今陕西延安),“沙钵罗更欲深入,达头不从,引兵而去子():‘铁勒等反,欲

5](卷175)

。’,其后,为争,、贪汗可汗、,连年内讧,持(596)。公元597年后,达头可汗和都蓝可汗联手对抗隋朝,攻击归顺隋朝的启民可汗诸部,出没于灵州、白道岭、恒安镇、蔚州等

[6]卷84

地。公元600年(开皇廿年),“都蓝为其麾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大可汗),其国大乱。”达头遂登上大可汗的宝座。墓志谓:达拔可汗“负空同而称骄子,阻昌海而擅全兵”即指其事。因此,“达拔”应是“达头”无疑。隋仁寿三年(603)九月,漠北铁勒诸部武力反抗突厥步迦(达拔/达头)可汗的统治。“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可汗)寻也大乱。奚、霫五部南徙,步迦奔吐谷浑。启民遂有其众,岁遣(使)朝贡。”“长孙晟送启民置碛口,启民

[6](卷84)[5](卷179)

于是尽有步伽之众。”步迦可汗(达拔/达头)此后不知所终。

阿史那思摩的父亲———咄陆设(咄六设)是达拔(达头)可汗之子。墓志称“父咄陆设,气凌大荔,威加小月,功宣左袵之域,续着毡裘之君。”这与史书记载相吻合。《隋书・突厥传》称:达头(达拔)可汗及其子咄陆设(咄六设)于仁寿三年(603)被启民可汗击败,逃往吐谷浑。显然,咄陆设(咄六设)生前在其父达拔(达头)可汗自立为突厥大可汗期间,作为军队的将领“设”活动在漠北地区,即“功宣左袵之域,续着毡裘之君”,的确未曾任过可汗。“左衽”“毡裘”,正是漠北铁勒诸部牧民的服饰特征。综上所述,作为突厥王族成员的阿

[6](卷84)

[6](卷84)[5](卷179)[4](卷99)

史那思摩,其身世与先辈谱系业已厘清。他作为突厥王族的第四代,其辈份遂趋于明朗。

勒。始毕没,颉利可汗立,改授罗失特勒。于是军谋密令,并出于公。去来塞下,屡为边患。”综合两则史料可知,思摩在始毕、处罗两可汗时期,被封为“伽苾特勒(夹毕特勒)”,颉利可汗时改称“罗失特勒”,依然占居重要政治地位,但因受猜忌而未任军事统帅。他作为始毕、处罗、颉利三可汗的重要助手,参与重大行动的决策和实施,“去来塞下,屡为边患”。

阿史那思摩与唐朝的交往,武德七年(624)那次最为重要,促使他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入认识。墓志所谓“武德七年,因使入朝,蒙授和顺王,赐物万段。”指其年秋七月,颉利、突利二可汗发兵南下,举国入寇,侵掠原州、陇州、阴盘、岐州豳州五陇阪等地。同年闰七月,(治今陕西彬县),,,形势甚是。,,瓦解颉利和突,请和亲,世民许之。思摩,颉利之从。”随后,思摩亲赴长安城觐见唐帝,唐高祖李渊“引升御榻,慰劳之。……既入朝,赐爵和顺

[5](卷191)[8](卷194)[9](P199)

王。”思摩完成使命后返回突厥。需要指出,此处“夹毕特勒”应作“罗失特勒”。其次,唐高祖所赐“和顺王”之爵位,其墓志所云亦同,即“武德七年,因使入朝,蒙授和顺王,赐物万段。”只是“和顺王”实乃“和顺郡王”的简称。据《旧唐书・突厥传》载:“思摩初奉见,高祖引升御榻,……寻封思摩为和顺王。”但在下文指出“思摩者,颉利族人也。……武德初,数来朝贡,高祖封为和顺郡王”。前后所指实是同一爵位。《新唐书

[5](卷191)[1](P112-113)

・突厥传》略同。

阿史那思摩经过这次出入唐都长安,对中原文化的认识和对唐朝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诚如其墓志所言:“皇上君临宇县,八宏有截。龙漠肃清,龟林底定。公明晓去就,理鉴安危,每劝单于,启颡魏阙。”这些在唐史中亳无记录,弥足珍贵。此后五年,史册未见思摩的活动记载,当系照旧从事“军谋密令,并出于公”的赞襄可汗之事。

[1](P112-113)

二、阿史那思摩归唐前的行踪

首先需要确定阿史那思摩的生卒年。其墓志

显示:他“以贞观廿一年岁次丁未三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遘疾卒于居德里第,春秋六十有五。即以其年四月丁巳朔廿八日甲申窆于昭陵。”阿史那思摩在65岁那年逝世。以贞观二十一年(647)为起点,上溯65年,其生年应是隋开皇三年(583)。因此,李思摩生于公元583年,卒于公元647年。

阿史那思摩出生之年(583),适逢突厥汗国内讧正酣之时。其祖父达拔(达头)可汗支持阿波可汗和贪汗可汗,武力攻击大可汗沙钵罗,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开皇十七年(597)后,达头(达拔)可汗屏弃前嫌,与沙钵罗可汗、叶护可汗的继承者———都蓝可汗结盟,攻击归降隋朝的启民可汗。开皇十九年底,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达拔)可汗之位———称步伽可汗。,三年(603)九月部众溃散,仁寿三年(21岁的贵族青年。,,授波斯特勒,”特勒,。自幼经历突厥内讧风云的思摩,也逃不出政治漩涡。其祖父达拔(达头)可汗就任大可汗期间(600—603),他被委任为小可汗———俱陆可汗,统治漠北铁勒诸部。此即墓志“俄迁俱陆可汗,统薛延陀、回纥、暴骨、同罗等部。”思摩控制着诸部游牧的郁督军山周边,及其与金山之间地带。此事也见诸《新唐书・突厥传》,但与墓志相比甚简略:“思摩,颉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设。始,启民奔隋,碛北诸部奉思摩为可汗。(后)启民归国,乃去可汗

[2](卷215《突厥列传上》)

号”。依墓志记载,思摩“乃去可汗号”并非自愿,是启民可汗武力剥夺的。在其祖、父逃往吐谷浑后,他在漠北的统治陷入孤立。仁寿四年(604)或大业元年(605),他被启民可汗打败而生擒,押至隋朝国都———大兴城。隋 帝对之宽大为怀,释缚、赠物、还蕃,使之为启民可汗效力。墓志所谓“后为启民所破,拘于隋室, 帝亲释其缚,赐物五百段,仍放还蕃。”即指其事。

转归启民可汗后,阿史那思摩长期为之出谋划策。因其“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然以貎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但为夹毕特勒,而不得

[2](卷215)

为设。”墓志则云:“始毕可汗用公为伽苾特

[1](P112-113)

三、阿史那思摩归降唐朝后的主要活动

贞观四年(630),阿史那思摩之人生道路发生

急骤转变。是年三月,阿史那思摩因在汗国灭亡时追随颉利可汗而被唐军生擒,押至长安

[5](P6074-6078)

城。唐“太宗嘉其忠,除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令统颉利旧部落于河南之地。寻改封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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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郡王。”阿史那思摩以其对颉利可汗的忠诚气节赢得唐太宗嘉赞,给予高度礼遇。此后,阿史那思摩归降唐朝,始终尽忠于大唐。

1、贞观四年至十三年(630—639)间的阿史那思摩(48岁-57岁)

阿史那思摩墓志曰:“贞观三年,匈奴尽灭,公因而入朝。主上嘉其逎诚,赐姓李氏,封怀化郡王、

[1](P112-113)

右武卫大将军。……寻授夏州都督。”将志文与史册记载对照分析,可看出几点不同。其一,据《资治通鉴》东突厥汗国瓦解于贞观四年三月,而非贞观三年,墓志铭文有误。其二,所谓“匈奴尽灭,公因而入朝”,是其后人为思摩隐饰之词,实际是思摩与颉利一起被擒。其三,唐太宗向思摩“赐姓李氏”并非贞观三年,也非贞观四年,而是在贞观十三年思摩被册封可汗之际。

贞观四年三月,阿史那思摩被押送至京,唐太宗释放了他,随后赋予他重要的政治地位。据《资治通鉴》,唐朝授思摩以“右武侯大将军”之职月,改封思摩为“怀化郡王”,“[5](P6073、P6077)

督”。“怀化和一致。

(武职与文职)名称,,应予澄清。首先,其所受任的“大将军”之职名,墓志谓为“右武卫大将军”;《资治通鉴》则作“右武侯大将军”,并在贞观四年三月、同年五月、十三年七月三处提及,应非笔误。而《旧唐书・突厥传》《新唐书・突厥传》所载,与《资治通鉴》相同。墓志所谓“右武卫大将军”显系笔误。其次,他所任行政主官“都督”之职名,也有分歧。《资治通鉴》在贞观四年写作“北开州都督”,在贞观十三年七月则作“化州都督”。《旧唐书・突厥传》《新唐书・突厥传》均作“化州

[5](P6148)[8](P5163)[2](P6039)

都督”。据考证,北开州都督府和化州都督府,是同一地方行政机构的前后两个名称,并非两个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思摩于贞观四年受任为北开州都督府都督,贞观八年改称化州都督府都督。化州都督府(北开州都督府)是一个羁縻行政机构,思摩担任其都督,负责管理原颉利可汗直属部落。都督府驻地在夏州德静县城(今陕

[10]

西榆林市榆阳区魏家峁村)。墓志所谓“寻授夏州都督”,“夏州”实是“化州”之误,因为此时夏州都督府是正规建制,任都督者乃窦静是

[5](P6075-6076)

也。26

[5](P6148)[8](P5163)[2](P6039)

[8](P5163)

此后,阿史那思摩“统颉利旧部落于河南之地”。其家族就居住在“夏州濡鹿辉之所”,即今陕

[1](P113-114)

西榆林市海流兔河流域。阿史那思摩担任化州都督府都督达10年之久。

2、贞观十三年至十八年(639—644)间的阿史那思摩(57岁-62岁)

贞观十三年四月,发生“结社率之乱”。这个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诸部的管理模式,撤销羁縻府州,实行以可汗治理藩国的模式。同年七月,唐廷册封57岁的右武侯大将军、化府都督、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姓李氏,率所部建牙于河北”。特赐思摩以李唐皇室之姓,充分体现唐太宗对他的信任与器重。阿史那思摩自此改姓李氏。《》就此事直书为“,。唐:,建置隶于。正如墓志铭云:“十三年,改授,率部落归于黄河之北。既袭广大之号,还膺拜日之尊。顾眄则右贤风从,抑扬则左将云会。”唐廷下令“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地),俾世作藩屏,长保边塞。”但此时,薛延陀汗国出现在漠北,“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唐太宗为此特以玺书警告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后,在长安城齐政殿为李思摩饯行。思摩感恩涕泣,奉觞上寿,倾诉衷肠。唐太宗又遣李孝恭赍诏书,赴胜州黄河之滨,“就其种落,筑坛于河上而册立之,”赐之鼓纛。并册封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辅佐李思摩管理藩国。此后,“河曲”突厥诸部迟延1年未徙。贞观十四年三月,唐廷在黄河以北的故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做好相应的准备。贞观十五年正月,李思摩“始率部落济河,建牙于故定襄城”,所属各部游牧于漠南草原。《新唐书》云“十五年,思摩帅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始渡河,牙于故定襄城”。李思摩遣使向唐廷报告及谢恩,并表示“有如延陀侵逼,愿入保长城”,得到允

)[5](P6165)[2](卷215《突厥列传上》

准。

随后几年,李思摩管下突厥诸部经常受到漠北薛延陀骑兵的袭掠,双方时起战端。史载“会朝廷立李思摩为可汗,处其众于漠南之地,(薛延陀可汗)夷男心恶思摩,甚不悦。”十五年冬,薛延陀发铁勒诸部兵20万,南越大漠,屯白道川,进攻李思

[5](P6148-6149)

[8](P5163)

摩的汗庭。“俟利苾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随后,李思摩奉敕组织部众“烧薙秋草”,使薛延陀骑兵“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其马啮林木枝皮略尽”。唐朝则五道发兵,迎击薛延陀骑兵。李世勣率步骑六万余人逾白道川,追及于诺真水(今内蒙古希拉穆仁河),大破之。薛延陀“其余众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

[5](P6170)[8](P5345)

九”。十七年夏秋,李思摩也数遣兵袭掠之。延陀复遣突利失袭击李思摩,至定襄,抄

[8](P5346)

掠而去。李思摩充任可汗历时约6年。

延至贞观十八年,因李思摩驾驭部众的方法不当,突厥诸部逐渐脱离其麾下,迁回河曲之地。正如墓志谓:“十八年,其种落携离,稍自归于河南胜州等界。公归罪于洛阳宫。”而《旧唐书》记载较详:“居三年,(思摩)不能得其众,下多携背,……众稍稍南渡河,分处胜、夏二州”。《新唐书》亦称:“思摩不能抚其众,皆不惬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诏许之”于迁回河曲之举,《资治通鉴》二月,与墓志所载一致,(可汗)既失,以右武卫将

[5](P6216)

军”。,归罪于洛阳宫”,。寻获授右武卫将军,同时去“可汗”之号。其家属也于同年迁回夏州。

3、贞观十八年迄二十一年逝世(644—647)的阿史那思摩(62岁-65岁)

十八年十二月,62岁的李思摩“归罪于洛阳宫”,唐太宗并未责怪之,仅由右武侯大将军转为“右武卫将军”。适逢收复辽东之役,李思摩加入作战部队,开赴辽东。贞观十九年,他在辽东战场的活动,以其墓志为详,“从驾东行,在道蒙授右卫将军,仍领蕃兵度辽。攻白崖城,为流矢所中,主上亲观传药,恩越等夷。”墓志称:他统率突厥牧民组成的蕃兵,东渡辽水,在进攻白崖城时中箭受伤。唐太宗亲为这位突厥族将军清创、吮血、敷药、裹

()[1]P112-113

伤。《旧唐书》仅说“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其见顾遇如此。”

李思摩退出辽东战场,返至并州,又获授“瀚海道行军总管”之职。此乃防御薛延陀骑兵的军事职务,具体活动,史书失载。至贞观廿年,获授右武卫大将军,检校屯营,“八校清严,五营禁切。委同心旅,深寄爪牙。”他被任为“右武卫大将军”,主掌中

[1](P112-113)

央禁卫军的事务。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李思摩病逝于京师长安城

居德里,享年65岁。墓志载“以贞观廿一年岁次丁未三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遘疾卒于居德里第,春秋六十有五。即以其年四月丁巳朔廿八日甲申窆于昭陵。”对李思摩的去世,唐太宗特别“有诏,赠兵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夏绥银三州诸军[事]、夏州刺史,余官如故。宜令使人持节册命,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冢象白道山。葬事所须,并宜官给。”“仍任依蕃法烧讫,然后葬。…仍为立碑。”墓志铭透露的重要信息,其一是阿史那思摩身后赠官为“夏州都督府都督”,并非贞观四年获“授夏州都督”。其二是其墓茔居唐太宗昭陵傍,“冢象白道山”。其三是其遗体依突厥族葬俗先行焚化,再行土葬。这充分体现。

[1](P112-113)

,具有重要的学 价值。,恰是唐朝对待东突厥政策的具体表现。透过思摩归唐后的行踪,間接再现东突厥诸部分布空间的变化。通过阿史那思摩的生平活动,折射出唐代边疆民族官员对内地文化的向往和对唐朝忠诚不渝的主流意识,显示出中华民族是各族长期交流联结而成的史实。通过研究唐代著名的民族人物,可进一步探究民族经济原貌,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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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介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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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公元?~655年),突厥族,亦称阿史那·社尔汆。著名唐朝初期将领。   阿史那·社尔与契苾何力、执失思力一起,是唐初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   阿史那·社尔原为突厥处罗可汗次子,十一岁时,便以智勇闻名于本部,因此拜拓设(部落首领),在漠北建起牙旗(用象牙装饰的大旗,作为大将或首领的标帜),与颉利可汗的儿子欲谷设分别统治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阿史那·社尔宽松的政策休兵养民,为居官十年未征赋税。诸首领却以此鄙视他不会借机自富,阿史那·社尔说:“部落既丰,于我便足 。”诸首领闻此言,大为惭服,对其畏而爱之。后颉利可汗四次用兵,阿史那社尔前去劝阻,但颉利可汗未纳。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农历6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刚即帝位,内部矛盾尚未全部解决,统治秩序还未安定,遂与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万,大举攻唐。此时铁勒、回纥、薛延陀等部落乘漠北空虚,皆反叛突厥,并在马猎山击败了前去镇压的欲谷设。阿史那·社尔出兵相助,也被延陀打败。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阿史那·社尔率众西走,依附可汗浮图(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发展势力,以图自立。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发兵灭掉东突厥。此时西突厥内部也是混战不休,咄陆可汗兄弟相互争位。阿史那·社尔乘机前去诈降,然后引兵突然攻打西突厥,攻占近一半国土,有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   阿史那·社尔势力强大后,仍不忘薛延陀反叛之事,于是对各部落说:“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 。”各部落酋长都劝阻说:“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但阿史那·社尔一心要复仇,未从此言,亲率五万余骑攻薛延陀于碛北,交战百余日。时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立,阿史那·社尔的部下苦于长战不休,便纷纷逃回西突厥,薛延陀纵兵攻击,阿史那·社尔战败,败走高昌国(都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旧址),手下仅剩万余人。阿史那·社尔畏西突厥逼迫,不敢在高昌久居,于是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率众东行,归附大唐。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农历1月,阿史那·社尔到达长安,被授左骑卫大将军。其部落被安置于灵州之北,阿史那·社尔被留在长安。不久,阿史那·社尔娶皇妹南阳长公主,屯兵于皇家苑囿之

中。   当时高昌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入贡,并发兵袭扰内附的伊吾(都今新疆哈密)、焉耆(都员渠,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由于高昌位于唐王朝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故唐太宗决心除掉这个障碍。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阿史那·社尔授行军总管,随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兵击灭高昌国。战后,侯君集私自取走许多珍宝,唐军随即上行下效,唯阿史那·社尔以未奉诏为由,秋毫不敢取,回京后,唐太宗盛赞其廉慎赐予高昌宝刀及杂彩千段,并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为毕国公。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农历2月,太宗以高丽盖苏文杀主害民,亲率六军前往征伐。阿史那·社尔奉命出征。行至驻骅时,与高丽军交锋,阿史那·社尔虽屡中流矢,仍拨箭继进,所部士兵见后,奋勇作战,终大获全胜。回京后,兼授鸿胪卿。   此时薛延陀·多弥可汗却乘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之机,数次发兵入寇夏州(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见击灭薛延陀时机已到,于六月十五日命阿史那·社尔与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共为瀚海安抚大使,与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薛万彻、张俭等各率本部兵马,分兵几路,齐头并进,进攻薛延陀。薛延陀大败,唐太宗派李绩和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去安抚。李绩识破伊特勿失的诈降之计,率军大败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铁勒十一部酋长相继前来请求归附唐朝。唐灭掉薛延陀,使北部边境从此得到安定。   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为打通西域商路,决定发兵攻灭龟兹(今新疆库车)。于二十六日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唐军,并发铁勒13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十余万骑,向西进攻龟兹。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农历9月,阿史那·社尔率军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消除进军龟兹的侧后威胁。农历10月,阿史那·社尔自焉耆以西,分兵5道,出其不意地向龟兹北境进兵。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将其捕获斩首,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国王。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多弃城逃走。   唐军进至离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北)一百五十公里的碛口(今新疆轮台地区),阿史那·社尔命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一说千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率部继后,行至多褐城(似为今新疆轮台西),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丞

相那利、大将羯猎颠聚众五万抗拒。刚接战,韩威即引兵佯退,龟兹以全部兵力追击,行十五公里后,韩威与曹继叔两军会合,乘龟兹军惧而将退之机,进行反击,大败龟兹军。继而乘胜追击四十公里,诃黎布失毕率余部退保都城。农历12月,阿史那·社尔率军进逼龟兹都城,诃黎布失毕轻骑西逃,遂克其城。随后,阿史那·社尔以郭孝恪、曹继叔、韩威各部留守该城,自率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等精骑追击诃黎布失毕,行军三百公里,诃黎布失毕慌忙退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阿史那·社尔挥军攻城四十天,至农历闰12月1日攻克该城。诃黎布失毕、羯猎颠被俘,那利只身逃走,后为龟兹人抓获,送至唐军。   此战,唐军先后攻破龟兹大城五座,又派左卫郎将权祗甫等到各城晓以祸福,使各城相继请降,计得小城七百余座,俘获男女数万人。阿史那·社尔向龟兹人宣示唐朝伐罪之意,另立龟兹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唐军攻灭龟兹,使西域大为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送驼马和军粮。阿史那·社尔刻石纪功而还。至此,唐朝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郭孝恪在军中,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赠阿史那·社尔,但阿史那·社尔不受。太宗闻后叹息道:“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农历5月,唐太宗去世,阿史那·社尔出于对恩主的感谢和深厚的情谊,请求以身殉葬,以侍卫陵寝。唐高宗李治派人向他说明太宗的遗嘱,不许殉葬。后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加位镇军大将军。   唐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去世,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并且把他的坟冢修成葱山的形状,并立碑,以表彰他平定龟兹之功,赐谥“元”。   史书点评:阿史那·社尔出身突厥贵族,原与唐朝敌对,在归降唐朝以后,忠心不二,临阵奋勇,屡建功勋。他入朝为驸马,出则为战将,不避艰险,征战四方,尤其为开通“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李世民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功勋卓著,从不自傲。历代史臣皆赞称阿史那·社尔:“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社尔廉慎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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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六:阿史那贺鲁简介

阿史那贺鲁

阿史那贺鲁(?~659)

西突厥将军、可汗。室点密五世孙,曳步利设射匮特勤之子。原为西突厥咄陆可汗麾下的叶护,居多罗斯川(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上游),统处月、处密、姑苏(哥舒)、歌逻禄(即葛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其后,咄陆部下谋废咄陆,咄陆可汗败逃吐火罗,唐册立乙毗射匮可汗,后者以兵追逐贺鲁,贺鲁率执舍地、处木昆、婆鼻三部归属唐朝。正值唐朝发兵讨龟兹王,即以贺鲁为丘道行军总管,进军龟兹。龟兹平,唐以贺鲁所属为瑶池都督府,任贺鲁为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唐太宗李世民死,贺鲁渐有反唐之心,谋取西、庭二州。651年,贺鲁及其子运率众西取咄陆可汗故地,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帐于千泉(今苏联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统西突厥十姓(五咄陆、五弩失毕)之众,与唐为敌。唐派梁建方、契何力等为弓月道行军总管,率唐兵与回纥兵西进,652年,败贺鲁所属的处月部。次年罢瑶池都督府。655年,又派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兵讨贺鲁,次年败贺鲁所属歌逻禄部、处月部、处木昆部、鼠尼施部。唐军与贺鲁本部直接接触并将其彻底打败的时间是在657~658年。这一次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唐兵及回纥军由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北前进,流沙道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由南道西进,结果大败之,并在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俘获了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见突厥)。唐设置陵、池二都护府以统贺鲁之众,下属若干都督府、州,隶属于安西都护府。贺鲁于659年卒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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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七:阿史那社尔简介

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655年),又作阿史那社尔汆,突厥人,阿史那氏,唐朝名将,与契苾何力、执失思力一起,是唐初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

阿史那社尔原为突厥处罗可汗次子,十一岁时,便以智勇闻名于本部,因此拜拓设(部落首领),在漠北建起牙旗(用象牙装饰的大旗,作为大将或首领的标帜),与颉利可汗的儿子欲谷设分别统治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阿史那社尔宽松的政策休兵养民,为居官十年未征赋税。诸首领却以此鄙视他不会借机自富,阿史那社尔说:“部落既丰,于我便足 。”(《旧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诸首领闻此言,大为惭服,对其畏而爱之。后颉利可汗四次用兵,阿史那社尔前去劝阻,但颉利可汗未纳。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夺取了皇位继承权。八月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刚即帝位,内部矛盾尚未全部解决,统治秩序还未安定,遂与突利可汗合兵20万,大举攻唐。此时铁勒、回纥、薛延陀等部落乘漠北空虚,皆反叛突厥,并在马猎山击败了前去镇压的欲谷设。阿史那社尔出兵相助,也被延陀打败。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阿史那社尔率众西走,依附可汗浮图(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北破城子),发展势力,以图自立。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发兵灭掉东突厥。此时西突厥内部也是混战不休,咄陆可汗兄弟相互争位。阿史那社尔乘机前去诈降,然后引兵突然攻打西突厥,攻占近一半国土,有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

阿史那社尔势力强大后,仍不忘薛延陀反叛之事,于是对各部落说:“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 。”各部落酋长都劝阻说:“今新得西方,须留镇压。若即弃去,远击延陀,只恐叶护子孙必来复国。”(《旧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但阿史那社尔一心要复仇,未从此言,亲率五万余骑攻薛延陀于碛北,交战百余日。时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立,阿史那社尔的部下苦于长战不休,便纷纷逃回西突厥,薛延陀纵兵攻击,阿史那社尔战败,败走高昌国(都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旧址),手下仅剩万余人。阿史那社尔畏西突厥逼迫,不敢在高昌久居,于是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率众东行,归附大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阿史那社尔到达长安,被授左骑卫大将军。其部落被安置于灵州之北,阿史那社尔被留在长安。不久,阿史那社尔娶皇妹南阳长公主,屯兵于皇家苑囿之中。

时高昌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阻遏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入贡,并发兵袭扰内附的伊吾(都今新疆哈密)、焉耆(都员渠,今新疆焉耆西南)等国。由于高昌位于唐王朝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故唐太宗决心除掉这个障碍。贞观十四年(640年),阿史那社尔授行军总管,随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兵击灭高昌国。战后,侯君集私自取走许多珍宝,唐军随即上行下效,唯阿史那社尔以未奉诏为由,秋毫不敢取,回京后,唐太宗盛赞其廉慎赐予高昌宝刀及杂彩千段,并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为毕国公。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太宗以高丽盖苏文杀主害民,亲率六军前往征伐。阿史那社尔奉命出征。行至驻骅时,与高丽军交锋,阿史那社尔虽屡中流矢,仍拨箭继进,所部士兵见后,奋勇作战,终大获全胜。回京后,兼授鸿胪卿。

此时薛延陀多弥可汗却乘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之机,数次发兵入寇夏州(治岩绿,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见击灭薛延陀时机已到,于六月十五日命阿史那社尔与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共为瀚海安抚大使,与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薛万彻、张俭等各率本部兵马,分兵几路,齐头并进,进攻薛延陀。薛延陀大败,唐太宗派李绩和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去安抚。李绩识破伊特勿失的诈降之计,率军大败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铁勒11部酋长相继前来请求归附唐朝。唐灭掉薛延陀,使北部边境从此得到安定。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为打通西域商路,决定发兵攻灭龟兹(今新疆库车)。于二十六日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唐军,并发铁勒13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10余万(一说10万)骑,向西进攻龟兹。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九月,阿史那社尔率军首先击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消除进军龟兹的侧后威胁。十月,阿史那社尔自焉耆以西,分兵5道,出其不意地向龟兹北境进兵。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将其捕获斩首,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国王。龟兹大为震动,守将多弃城逃走。

唐军进至离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北)300里的碛口(似为今新疆轮台地区),阿史那社尔命伊州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一说千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率部继后,行至多褐城(似为今新疆轮台西),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丞相那利、大将羯猎颠聚众5万抗拒。刚接战,韩威即引兵佯退,龟兹以全部兵力追击,行30里后,韩威与曹继叔两军会合,乘龟兹军惧而将退之机,进行反击,大败龟兹军。继而乘胜追击80里,诃黎布失毕率余部退保都城。

十二月,阿史那社尔率军进逼龟兹都城,诃黎布失毕轻骑西逃,遂克其城。随后,阿史那社尔以郭孝恪、曹继叔、韩威各部留守该城,自率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等精骑追击诃黎布失毕,行军600里,诃黎布失毕慌忙退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阿史那社尔挥军攻城40天,至闰十二月初一,攻克该城。诃黎布失毕、羯猎颠被俘,那利只身逃走,后为龟兹人抓获,送至唐军。

此战,唐军先后攻破龟兹大城5座,又派左卫郎将权祗甫等到各城晓以祸福,使各城相继请降,计得小城700余个,俘获男女数万人。阿史那社尔向龟兹人宣示唐朝伐罪之意,另立龟兹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唐军攻灭龟兹,使西域大为震动,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送驼马和军粮。阿史那社尔刻石纪功而还。至此,唐朝势力深入到西域的纵深地区,控制了西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南路交通要道。

郭孝恪在军中,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赠阿史那社尔,但阿史那社尔不受。太宗闻后叹息道:“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新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唐太宗去世,阿史那社尔出于对恩主的感谢和深厚的情谊,请求以身殉葬,以侍卫陵寝。唐高宗李治派人向他说明太宗的遗嘱,不许殉葬。后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加位镇军大将军。

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去世,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并且把他的坟冢修成葱山的形状,并立碑,以表彰他平定龟兹之功。谥曰元。

点评:阿史那社尔出身突厥贵族,原与唐敌对,归降唐朝以后,忠心不二,临阵奋勇,屡建功勋。他入朝为驸马,出则为战将,不避艰险,征战四方,尤其为开通“丝绸之路”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李世民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又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功勋卓著,从不自傲。史臣曰:“历代武臣,壮勇出众者有诸,节行励俗者鲜矣。社尔廉慎知足。”(《旧唐书·阿史那社尔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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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八:阿史那默啜简介

默啜攻唐之战

唐延载元年(694年)至开元四年(716年),东突厥阿史那默啜可汗统军不断攻掠唐北方与西北边地的战争。

唐皇后武则天自唐高宗后期擅政以来,悉力剪除唐宗室诸王与异己臣僚,先后平定原眉州刺史李敬业及唐室亲王李冲、李贞等的起兵,至天授元年(690年)九月初九,改唐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与此同时,周边吐蕃、西突厥、东突厥等族亦乘隙而入,不断攻掠唐边。武后为巩固已篡夺的最高权利,对内继续排除异己,诛杀政敌;对外频频出兵抵御西北之吐蕃及西突厥、北方之东突厥的进攻。唐廷政局动荡,内部不稳;唐军多面应付,疲于奔命;军费日增,百姓困弊。时东突厥复盛,拥有骑兵数十万,由阿史那骨笃禄可汗统领,不断攻掠唐北方边地,连连获胜,而唐军则处处抵御,败多胜少,不能扭转战略上的被动。

延载元年正月,东突厥骨笃禄卒,其弟默啜篡夺汗位,乘武后政权内忧外患交加之机,继续率军大举攻唐,连犯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等地,杀掠人吏资财。凉州都督许钦明率部抵抗,战败被俘。武后遂遣左威卫大将军薛怀义、夏官尚书王孝杰等于代北(今山西代县北)、朔方(治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等地,加强防御,以备突厥。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默啜见契丹、奚族举兵反唐,大败唐军,便请为太后之子,以为其女求婚、悉归突厥降户等为条件,表示愿为唐廷征讨契丹。武后急于消除东北边患,遂派使者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十月默啜袭击契丹松漠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获胜后,又加授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但默啜强取目的未曾达到,继于神功元年(697年)正月,又对灵州、胜州(治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地区发动进攻,平狄军副使安道买率军将其击破。三月,默啜遣使再次索求丰(治九原,今内蒙古五原西南)、胜、灵、夏(治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朔(治今山西朔县)、代(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六州降户与单于都护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之地,以及谷种、铁等物资。麟台少监李峤认为突厥贪而无信,应加强军备防其进攻。武后终因契丹边患未除,内部不安等,悉将六州降户数干帐以及大量谷种、杂彩、农器、铁等交于默啜,并允许其婚。圣历元年(698年)六月,武后命淮阳王武延秀等前往突厥,纳默啜之女为妃。八月武延秀等至其南庭黑沙(今呼和浩特市北)后,默啜遂以东突厥世受唐恩,其女要嫁李氏为辞,当即拘留武延秀,并借口“奉唐伐周”,出动10万(一说10余万)骑兵,攻袭静难、平狄、清夷(今天津蓟县、山西代县、河北怀来东)等军,继犯妫(治怀戎,今河北怀来东)、檀(治密云,今属北京)等州。接著又攻飞狐(今河北涞源),陷定州(治定县,今河北定州市),围赵州(治今河北赵县),肆意劫掠河北。武后被迫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以迎合突厥。又命李显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纳言狄仁杰为其副元帅,统军讨伐突厥。默啜闻唐军前来,坑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一说八九万),退军北还。狄仁杰率军10万追之不及。默啜还大漠(蒙古大沙漠)北,拥兵40万,据地万里,西、北各少数族皆依附于东突厥。武后经突厥此次大规模攻掠,便在洛阳(唐东都,今河南洛阳城东)增屯兵马,以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统领;又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抚定河北;二年于黄河南北置武骑团,以凤阁侍郎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防备突厥。默啜势盛,更加轻视唐廷。于久视元年(700年)十二月,再次发兵南犯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掠夺唐诸牧监所养军马万余匹而去。长安元年(701年)五月,武后命肖关道大总管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八月,默啜率军犯边,武后命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统军进击,师未行,突厥退兵。二年正月,东突厥进犯盐(治五原,今陕西定边)、夏二州。三月,突厥军攻破石岭(今山西阳曲北),继攻并州(治晋阳,今太原西南)。武后即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太行山以东)防御军大使,节度沧、瀛、幽、易、恒、定(均在今河北境)等州;四月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负责幽、平、妫、檀等州(均在今河北境)防御,共拒突厥。七月,突厥军进犯代州,九月又攻忻州(治今山西忻州市)。三年六月,默啜派大臣莫贺达干至唐,请以其女嫁于皇太子之子,武后不得不应允。十一月,默啜遣使谢许婚。四年八月,武延秀方得还朝。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二日,同乎章事张柬之等举兵推翻武后。太子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默啜并不因中宗复位而停止其进攻。六月,以裴思谅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二年十二月,默啜统军进犯鸣沙(今宁夏吴忠西南),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率军迎战,军败,死6000余人(一说3万)。突厥军继犯原(治今甘肃固原)、会(治会宁,今甘肃靖远)等州,再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景龙元年(707年)正月,唐中宗因默啜不断犯边,制令召募猛士,各令自举,又今朝廷内外官员献策。右补阙卢(亻甫)上疏:“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草鬼)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当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资治通鉴》卷208)。中宗赞同,于五月初一即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十月,张仁愿奉命率军进击突厥。及至,突厥已退,遂乘势追击,大破突厥军。二年春,默啜统帅全军西击突骑施(西突厥部落,时勃兴于西北),北方兵力空虚。张仁愿利用此机遇,欲取大漠以南地区,即在朔方军(治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与东突厥交界的黄河(在今内蒙古黄河弯曲段)以北,构筑西、中、东三受降城,60天而毕。三城皆据要津,拓地300余里。又于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东)北置烽侯1800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戎守诺真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搜索警戒。三城东西相应,堵绝了东突厥南犯的道路,从此,突厥不敢度山(阴山)畋牧,朔方不再受其攻掠,并减省镇戍兵数万人。

景云二年(711年)正月,默啜可汗遣使请和,唐睿宗李旦允许。三月,又以宋王李成器之女金山公主许嫁默啜,并出使突厥;十月,默啜袭唐朝衣冠,向唐称臣,派其子杨我支及其国相入朝。次年八月,睿宗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面对西方吐蕃、北方东突厥、东北契丹等游牧族的军事威胁,玄宗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权衡边疆局势,决定将战略打击重点置于对唐构成主要威胁的吐蕃,而对东突厥则采取加强防御,待机击破的方略。开元元年(713年)八月,默啜又遣其子为其求婚(金山公主),玄宗一改睿宗许诺另许以蜀王之女南和县主嫁之。默啜遂于二年二月,派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军围攻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奇台西北),都护郭虔罐率部将其击败。同俄单骑进逼城下,被虔罐部伏兵斩杀。突厥军恸哭而去。闰二月,石阿失毕因失同俄不敢归,携其妻奔唐,唐以其为右卫大将军,其妻为金山公主。四月,默啜再次遣使求婚,玄宗拒之不允。时依附于东突厥的西突厥各部落,先后脱离默啜附唐。三年四月,玄宗因各部族来降者越来越多,遂予以妥善安置,并命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节度赤水等军,居处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左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方镇大总管,节度和戎等军,居处并州,以备默啜。默啜则因西突厥各部附唐,遂发兵西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三姓(均在今新疆北境),屡次将其击破。唐为救援三姓,即命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增援。五月,又命嘉惠等与三姓以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策应,共拒默啜。九月,玄宗命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为其副,率兵进讨。四年六月,正当唐军准备大举进攻之时,默啜却率兵攻打北部的拔曳固(铁勒部落),因恃胜轻归,不加防备,而被拔曳固溃卒颉质略袭杀。

点评:武则天篡唐,给周边各部族入掠以可乘之机。东突厥默啜,依靠其骑兵集团的优势,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特长,不断出掠获胜,对唐廷造成较大的威胁。武则天曾联默啜击败契丹,后在默啜大规模进攻下,又忍辱答应其苛求;中宗复位后,在内蒙古黄河弯曲段以北构筑三受降城,控制了东突厥集结地域,有效地限制了默啜的进攻。玄宗权衡周边形势,为确保对西方吐蕃发动攻势,而对默啜实行加强防御,侍机击破的战略,同时以外交手段相配合,逐渐削弱、孤立默啜势力,加速了东突厥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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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阿奎那的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

——较之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4—1274年)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生活的世纪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前夜,他尚在人世时就已经达到了神学和哲学的颠峰,其学说在1879年被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被称为“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他本人被尊为“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阿奎那一生著有十八卷著作,如《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等。他集各家思想之大成,思想理论涵盖政治、法律、哲学、神学、德行、习俗等各方面。这里,我将简要谈谈阿奎那与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异同。

一、阿奎那与奥古斯丁之比较

在中世纪早期,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的根基是不洁净的,源于人的罪,国家不过是用以压制邪恶和惩罚违法者的必要的恶。” 奥古斯丁就曾把政治社会(国家)描绘为堕落的人以拯救他们罪恶的一种神授的秩序。国家存在首先是因为人有原罪。在这里,奥古斯丁揭示了国家的不自然,国家不过是用以抑制人的原罪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的人类建制,是上帝用以惩罚人类原罪的手段,或者说是上帝实现其惩罚和拯救人类计划的安排,其自身并无独立价值。

因此,可以说奥古斯丁几乎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典,否定人类有自我拯救能力的学说,所以在一些重要方面陆续受到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的修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学说至今仍可以被誉为是对罗马天主教神学、哲学、伦理观的权威解释。

首先,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做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前者体现了上帝的理性,而后者则是暴力的统治。在他看来,尘世之城是野心与贪欲的结果。奥古斯丁的政治观念在阿奎那那里得到了部分修正。虽然他们都认为只有在上帝之城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正义,但与奥古斯丁相比,阿奎那对尘世的国家又赋予了更多的合法性。因此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只把国家视为以防范和处罚人世间的罪恶目的的镇压机构,而且还将其视为一种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的机构。

其次,与奥古斯丁一样,阿奎那也要求人们对国家采取尊重的态度,甚至对政治生活中的不义,也要尽可能的加以忍受。如果说奥古斯丁认为忍受政治中的不义是人因为堕落而为自己赎罪的一种方式的话,阿奎那则以类似实用主义的态度向人们发出同样的劝导。

最后,虽然阿奎那原罪神学与奥古斯汀的一样,都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但阿奎那大量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资源,用存在论范畴将恩典描述成一种超验性的提升,一种灵魂的本质习性,这比简单地将恩典视为上帝的赐予显然高出一筹。更重要的是,阿奎那不仅认为亚当蒙享原义是上帝本来的旨意,而且由于人是亚当的后代,全人类都在亚当里蒙享了原义,这也是上帝本来的旨意。事实上,原义的缺失或亏欠是阿奎那原罪观的核心,尽管原义的缺失作为一个神学主题,最初是由圣安瑟伦提出的。

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古代时期向中世纪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思想家,那么阿奎那就是一个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继往开来的思想家。阿奎那以卓越的睿思,担当综合基督教义与哲学的历史重任,其法律思想的建树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整体的表现。它既是对以前的各种思想进行汇总、修正和发展,又是当时欧洲中世纪发展时期具有深刻远见的反应。其合理成份在于以亚里士多德为媒介,受文艺复兴的启发,增加浓厚的世俗主义的色彩,成为神学法转向世俗法的一座架桥。

二、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阿奎那不仅追随奥古斯丁,而且紧跟当时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刚刚为人所知的亚里士多德。他详加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的主要文献,并在其神学著作中广泛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料,为树立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权威,做出巨大贡献。

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中,却带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认为国家是从家庭中自然地生长、发展起来的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原则上可以满足作为公民的人之需要。国家是以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为目的的,在于保障良好的生活。国家是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契约或习惯的产物,更不是上帝惩罚人类的“刑具”。亚里士多德的立论有两个特点:社会和国家不是被当作观念的,而是自然的,社会和国家是被一体看待的,因为一切都包括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了。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有关城邦方面所形成的概念,不可能刻板地应用于中世纪社会,而需要加以相当程度的修正。

阿奎那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一方面不想离开从教父一直传到十三世纪的那一套政治与社会传统,把国家视为神的计划或人之自然本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应当具有必要的手段满足公民的共同利益,诸如和平秩序、生活资料的生产贸易、抵御外侮、控制犯罪等管理行为,这必须成为一种权威。因此,阿奎那既强调人类灵魂的得救,并以超自然(来世)的永福为人之目的,又指出只有教会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特别是在“决定一个统治者何时和何种程度上违反了法律并因此将受到抵制的问题上,教会成为最高仲裁者。” 同时,阿奎那还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当作稳固信仰的一种有力的哲学上的支持,认为政治社会起源于人的群体的自然本性,具有价值和合法性,国家和法的目的是要保障人的世俗幸福,调节人的外在行为,使人尽可能在世俗范围内过好的生活。在这里,阿奎那尤其突出国家目的的伦理性,就是为了谋求人的“公共幸福”,就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以达到享受上帝快乐的目的。就这样,阿奎那自觉地肩负起了调和理性与信仰以及自然国家观与神学国家观的沉重使命。

另外, 阿奎那宣扬“人们之间天生不平等”,主张“在人类事务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他把亚里士多德理解为自然的奴隶制解释为神意,为奴隶制度辩护。在这方面,阿奎那表现出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对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把希腊智力生活的新眼光带给了中世纪,并使中世纪人相信,理性是一把钥匙,一定可以打开认识自然界的大门。从十三世纪迄今,这种激励人心的因素从不曾完全消失, 而且对欧洲精神生活影响很大。W•乌尔曼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理论对中世纪社会及政治统治的观念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然而,阿奎那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致力于根据基督教信仰来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改造基督教神学,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福音教义相适应,使之同基督教信仰体系协调一致,并将自然的和神学的知识创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思想体系。所以博登海默说,他的思想体系乃是基督教圣经教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种巧妙的结合。

阿奎那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人与自然的概念同基督教思想进行了综合,其最著名的表述是,天意不是要废除自然法,而是要使之完美。在这里,经院哲学将哲学的理性与神学的启示融成一体。在理解亚里士多德时,阿奎那在使理性屈服于信仰和使信仰屈服于理性两者间选择一条居中路线。自然秩序是好的,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尽管后来堕落,但是仍然保留着一些美德和理性方面的能力。自然中的所有事情都以某种有道德的行为作为目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自然给予他的。 这样,阿奎那就用一种折衷主义把本来无法调和的理性与信仰调和起来。

除此之外,托马斯•阿奎那还在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之间进行综合,提出道德美德(德行)与可变的自然法的思想,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公正思想的基础上,对自然法的绝对不变性观念进行了修正。因此,可以认为阿奎那是西方世界中相对自然法理论的经典倡导者。在西方历史上,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后,阐发善和美德的佼佼者非阿奎那莫属。他对美德问题既有总体分析,也有分类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美德与邪恶的观点提供了“历史上乃至当今关于道德研究著作中最详尽、最全面的解释。” 最近二十年来,西方学

者的许多著作,都表明对阿奎那关于美德解释的兴趣在明显复兴。

当然,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在法律与习俗的关系问题上,持一种十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伯克那样的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如果说阿奎那认为自然法和人法必须是理性的反映,从而与柏拉图的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话,那么他在强调自然法和据此制定的人法必须与人们的传统和习俗相一致这点上又离开了柏拉图,而倾向于亚里士多德。

从思想贡献上说,托马斯•阿奎那打破了中世纪典型的神学政治的“话语霸权”,频繁使用古代法学的词语,为人们用“人”的眼光观察、了解和分析政治问题,从此不再仰赖宗教权威的自治世俗国家的观念,开始穿透中世纪的薄雾。阿奎那大胆地将国家从教会的束缚下剥离出来,认为国家无论是在其起源上还是在其运行上都与教会的权威无关,它有着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特别是他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权力起源于民众的思想,进一步激发了中世纪关于“民权”问题的讨论,促进了中世纪的宪政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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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阿奎那法学思想

阿奎那法律思想评析

阿奎那认为,人天生是社会与政治的动物。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结成社会。而这种社会必然是政治的,因为其中始终贯穿着大家共同遵守的以“自然法”为核心的“法律”。自然法是上帝制定的永恒律法,并铭刻在人的心灵中,表现为人的自然禀赋和倾向。自然法既是不成文法,又是成文法。自然法首先直指人心、见诸人心的不成文法,它以自然方式无声无息地支配着人的行为。不成文的自然法可对人的自然生活提供充足的指导,但却不足以保障人的社会生活,由此需要成文法的补充。用语言颁布人所理解的自然法是成文法。他强调自然法是成文法的根据。自然法学说是阿奎那讨论政治时所围绕的中心,是其政治思想坚实的基础,也是赖以理解并确保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阿奎那所强调的是国家的责任而非个人的权利。他所尝试的,是在人性中而不是在罪孽中探求国家基础的根源。在阿奎那那里,包含政治经验并充分为之辩明的自然秩序,只不过是认识一个较高秩序的条件和方法,因为自然法不过是神的永恒法的一部分。神恩不会取消本性,本性也当然不会取消神恩。本性需要由神恩来加以改善。作为自然秩序一部分的国家的行动,必须被认为是在神支配世界的总的体制之中,并完全服从那种支配。本性最终是用以达到恩典这一更高目的的工具。

托马斯〃阿奎那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四种。永恒法是上帝的法律,指导宇宙间的一切运动和活动的神的理性和智慧,永恒法的整体只有上帝才知道。尽管普通的人类不能知道永恒法的全部真理,但他借助于上帝赋予她的理智能力却能部分地了解到它。托马斯管这种理性动物参与的永恒法叫自然法,自然法只不过是不完全、不充分地反映神性的命令,但它能使人以至今知道永恒法的某些原则。在托马斯哲学中,自然法是较普遍和较抽象的原则体系,并得到了较特殊的命令的补充。这些命令来自上帝,是关于人们应该如何行为处世的。这一功能由Lex divine(神法)完成。它是上帝通过基督教《圣经》来启示的法律,都记录在《新旧约全书》中。而人法(Lex human),阿奎那把它定义为对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乎理性的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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