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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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阿克顿勋爵箴言选

阿克顿勋爵箴言选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不仅是个人对上帝的一种责任感使得我们需要自由,而且也是一种其他的责任感——一种对自以为是所可能产生的祸害的敬畏感,更使我们天然地拥护和热爱自由。没有任何人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相反,人们很害怕给自己增加责任。

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接受宗教的、精神的熏陶:即具有受过教育、拥有知识、身心健康等素养。

在自由问题上,有这么一种保守的情形:认为自由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一种必需品。贫困和无知的人们无法享受它。首先应当给予他们的不是自由而应当是其他东西。应当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去增进他们的福利,并且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安分守己和繁荣。上述观点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与幸福观中占有很大市场。从根本上说,普通人的幸福是依

赖于外在表象的东西,而不是内在真实的东西。因此,那就坚定地给予他们这些虚幻的东西吧,并给予他们来自上面的指导和监护。

对于上述情形,除了能从宗教上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外,在别的领域找不到理由来回击上述论点。如果幸福是群体生活的目标的话,那么,自由便是多余的了。因为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幸福。自由是存在于幸福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东西,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它要求为了实现一种超现世生活的目标而付出痛苦、牺牲。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值得付出牺牲的代价。

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也是基督教用以促进自由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欧洲,自由萌生于教会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之中。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因此,整体的权力同自由之间的相安无事片刻也难以达成——这就是说,屈从者的良知和按照其他原则行事是最可耻的事情。

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要求更多的权威去保护少数,抗衡多数,或保护弱者,抗衡强者,这与自由不相抵触,但是却与自由得以产生的条件相抵触。

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

法律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自由则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它不是处于静止的僵化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努力和不断生长的状态;它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运行过程的结果;如果是起点,那也仅仅只是个作为目标的起点——不是一个干枯的数字而是一个生动的目标。正如天体的有规则运动产生了运动的节奏感一样,自由也是在行动之中遵循各得其所的原则所产生的结果。

自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幸存的遗迹。自由是发达文明的一种产物,而不是自然状态的产物。自由是正当权利的思想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从未出现过,直到奴隶制度被认为是错误的时候也还未出现。这是因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奴役与征服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自由发展的历史。

……

只有当人们学会遵守和服从某些法则之后,自由才开始真正出现。在此之前,自由表现为无拘无束的放纵和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切不可把自由视为原始社会的表现形态。当然,原始社会也存在着某些自由的因素,例如他们不太看重权利,他们懂得某些少量的义务。

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

自由被认为是与民选政府相关联的产物。然而,宗教自由却是君主政体而不是民选政府的成果。

在许多情形中君主政体被证明是有助于自由的一种制度。这种政体保护国家反对特权阶级对国家的侵害。

国家与教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与主张宽容的理论密切相关,而且在这个问题上18世纪所取得的进展还没有达到一种明确而科学的状态。宗教自由是由宗教和自由两者的共同性质所促成的。18世纪的理论家们宁可选择怀疑论的观点也不愿选择那种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观点,他们通过揭露魔鬼的罪恶来打倒巫术迷信的残酷迫害,从而击败了那种不宽容的理论。当然,在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自由主义理念中也有一点缺陷,因为自由除了信念以外,它还包含着从这种信念中产生出来的其他极其丰富的各种内容,这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过的颇具开创性的话: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驭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作好充分准备。

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助益。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因此,政治科学知识比其他任何科学知识的发展都要更加缓慢。从古希腊雅典的梭伦到近代的洛克——从雅典共和国的宪法到卡罗林纳的法律——有关自由的进步方面的知识比人类实践中其他领域的知识要少得多。

受过教育并非是能够获得自由的能力的标志之一。看看瑞士各州的情形就可验证这一点。那么,获得自由需要哪些道德因素呢?它需要能像法律一样发挥作用的公共舆论、对誓言之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敬畏以及对财产权

的尊重。请注意:否认历史将使人们无法辨别出时代和客观条件之间的差异。

自由是在人类历史很晚的阶段才出现。它是在有关自由的理念而不是有关利益或传统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条件下才出现的。

有助于现代自由生成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产生于宗教上对神明事业的最高精神想像,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理性有限性的生命。原因倒不是由于人们不能忍受贫穷、痛苦和悲惨的煎熬,而是因为人们被教育成了宁可选择毁灭和死亡,也不要错误。

对自由的威胁首先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甚至与伪装成自由的朋友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胜利成功之时就会来到并掠夺其胜利果实。其表现有:(1)权力欲;(2)平均主义;(3)共产主义;(4)不信仰宗教。

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其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绝对民主、社会主义。

政治无神论——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在所有对自由有害的观点中,这一直是流传最广的言论。功利主义者倒不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特别是他们最伟大的鼻祖密尔,是真诚爱慕自由的。

有许多事情是政府所不能做的——即使是许多出于美好愿望的事情也不能做。政府必须把这些事情留给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去做。政府不能对人民实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包办政策,不能代替人民去发财致富,而让人民坐享其成。政府也不能充当人民的教师爷,对人民指手划脚。政府更

不能强行改变或迫使人民信仰或放弃某种宗教。

国家是不能履行良知的功能的——国家只解决社会的公共福利问题,而不是个人的福利问题。国家镇压犯罪行为,但却不能镇压人们心中的邪恶感。

人们的义务观念不是由国家教育出来的。

国家是不可能把人加工成好产品的,相反,人们可能更容易被国家弄坏。人们的德性依赖于自由的熏陶。

正是那些产生了法律的思想情感的生机和活力维系了法律的存在。如果法律得以从中生根发芽的思想信念和条件消失了,那么,法律接着也会消失。这正如托克维尔曾经说过的:舆论的状态比法律更为重要。

伴随着现代历史的开端而来的一个首要而又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当国家在追求它自身的目标、获取权力、扩大疆域、增进繁荣、提高民族的声望或满足民族的自豪感的时候,国家就开始超越是非约束而走向高高在上的地位。国家的这种地位既无法阻挡,也无须人们的同意,因为国家所从事的事业是最基本的犯罪行为——通过战争、司法审判或暗杀剥夺人类的生命。只要看一看其中的后果,看一看不断扩张的整体利益,就会对现代国家的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国家专制主义而不是君主专制主义是现代的最大危险。无论是代议制政府还是民主制度都无法保护我们免受国家专制主义之害,而这种祸害又被革命的浪潮不断地加剧。如果我们不把这点认识牢记在心,那么,我们将因为只注重表面的形式而忽略了本质的东西,进而常常误人歧途;我们将

因为注重行动的自由而断送言论的自由;我们将认为反对多数人的压迫比反对暴政更加安全;我们就会认为自由在比利时、美国比在法国、俄国更加长久和安全。

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它使得进行一种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为不可能。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 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

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

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

只要条件允许,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更多的权力,并且没有任何人愿意投票赞成通过一项旨在要求个人自我克制的条例。

古罗马人发现了这么一个道理——正是按这个原理建构了罗马共和国,那就是:权力,一旦它处于分立状态时,那么,就没有必要取消它的存在。

千万别轻易摧毁一种暴力。因为当它不具有压迫的性质时,它是可以用来制衡压迫的。

辉格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自由确立为自己的目标的政党。因此,辉格党反对民主制,认为在民主制下自由的大门被关闭着。辉格党希望一种混合政体因素的联合,这就是权力分立,各司其职,相互制衡。一种不加分立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样下去的话,就会产生通向寡头统治的无形的趋势。

辉格党人并没有发明辉格党主义,他们只是发现了它。辉格党的理论体系早就是他们的先辈多种思想倾向的基础,这些先辈有:塞尔顿、比姆、瓦纳、哈林顿。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这些观念并把它们作为对一个政党的支持。他们把零散的、具有相同观点的人组织起来。他们的一个发明也可叫做创新,这就是政党政府。

塞尔顿和弥尔顿、瓦纳和哈林顿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赞成宗教上的长老制、不支持共和制,也不支持有限君主制,他们只拥护自由。自由是一个缓慢成熟起来的观念,它曾被宗教狂热搞得模糊不清。

妥协是辉格党人的关键信条。他们在相互对抗的利益之间取得协调。人们是在进行改善而不是在进行破坏。他们避免任何与相互宽容不相符合的绝对教条。他们承认与自己相对立的托利党人拥有与自己人平等的条件和机会。绝不迫害被自己击败了的政党。通过遵从上述原则,美国使自己获得了自由。

每当原则起主宰作用时,辉格党理论就会出现,但它并不催促这个时候的到来。在每一代人当中,你可能发现在未来辉格党人旁边是过去的辉格党人——在原则旁边是妥协——走向进步的心灵旁边是静静的传统。

在还没有真正掌握、理解和实践过保守主义的哲学以前,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只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而已。

法律的连续性是保守主义的基础,这是它与专制主义不同之处。专制主义不存在法律的连续性,它是死人的统治。

保守主义主张保护宗教、道德、财产、公正,不让这些东西受到任何威胁。保皇党人、资本主义者、牧师、贵族政治论者等,这些人的保守主义观点丝毫没有科学的品味,缺乏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样,就有了穷人、不可知论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慷慨大方。那么,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呢?

谈到民主,我想下述情形是正确的: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极容易被偏见和狂热的煽动所欺骗,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点常常不稳定,以致要向他们解释清楚经济问题很困难,向他们解释应如何把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也很困难。这些困难如果不对个人财产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也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一个民主主义者明显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永远在自己心目中牢记这些危险。

众所周知,民主也喜欢奴隶制、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宗教的不宽容、暴政、普遍的无知。

留给人民去处理的事情越多,就越发需要小心防范邪恶的影响力大行其道。

民主制的某些共同的恶习也会败坏道德。

自由在小国比在大国更容易建立和保存。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良知的守护问题从来就不曾出现过;而财产则总是暴露在干涉之下,它常常是政策调整的目标。

不要被过去所统治,而要被过去的知识所统治——在此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进步表现在:人们应当受权威统治而不受暴力统治,受舆论统治而不是受权威统治,受良知统治而不是受舆论统治。

责任只能被虔诚的天赋所守护,而虔诚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

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能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是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责任感越强,自由度就越大。

从来不敢反时代潮流和抵制大多数人意见的人不但是个懦夫而且也是个诡辩家,而这也正是伟大人物孤身战斗的部分原因。

有人认为人们的行动是由利益、激情、贪婪和野心所驱使,其他人认为他们随时愿意为了观念牺牲利益,为了更高的事业而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富。

观念取代国家的情形:一个人更专心于促进他的观念,而不是促进他的

国家的利益。他必定愿牺牲他的国家而不是他的观念。他必定愿意为了他的观念而牺牲他的国家。因此,英国的辉格党人为美国人的成功而欢呼雀跃,法国人则为征服阿尔及利亚感到悲伤。

我们在天堂的阳光下审视我们的观念,在地球的阴暗中去应用它们。

原文地址:http://fanwen.wenku1.com/article/28874707.html
阿克顿勋爵箴言选

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时利益——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精神利益。

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

不仅是个人对上帝的一种责任感使得我们需要自由,而且也是一种其他的责任感——一种对自以为是所可能产生的祸害的敬畏感,更使我们天然地拥护和热爱自由。没有任何人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相反,人们很害怕给自己增加责任。

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接受宗教的、精神的熏陶:即具有受过教育、拥有知识、身心健康等素养。

在自由问题上,有这么一种保守的情形:认为自由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一种必需品。贫困和无知的人们无法享受它。首先应当给予他们的不是自由而应当是其他东西。应当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去增进他们的福利,并且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安分守己和繁荣。上述观点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与幸福观中占有很大市场。从根本上说,普通人的幸福是依

赖于外在表象的东西,而不是内在真实的东西。因此,那就坚定地给予他们这些虚幻的东西吧,并给予他们来自上面的指导和监护。

对于上述情形,除了能从宗教上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外,在别的领域找不到理由来回击上述论点。如果幸福是群体生活的目标的话,那么,自由便是多余的了。因为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幸福。自由是存在于幸福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东西,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它要求为了实现一种超现世生活的目标而付出痛苦、牺牲。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值得付出牺牲的代价。

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也是基督教用以促进自由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欧洲,自由萌生于教会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之中。

没有任何与个体私人目标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利益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因此,整体的权力同自由之间的相安无事片刻也难以达成——这就是说,屈从者的良知和按照其他原则行事是最可耻的事情。

一种权利可以被放弃——但义务却不能。因此,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比作为一种义务更缺少安全性。

要求更多的权威去保护少数,抗衡多数,或保护弱者,抗衡强者,这与自由不相抵触,但是却与自由得以产生的条件相抵触。

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

法律是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自由则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它不是处于静止的僵化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努力和不断生长的状态;它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运行过程的结果;如果是起点,那也仅仅只是个作为目标的起点——不是一个干枯的数字而是一个生动的目标。正如天体的有规则运动产生了运动的节奏感一样,自由也是在行动之中遵循各得其所的原则所产生的结果。

自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幸存的遗迹。自由是发达文明的一种产物,而不是自然状态的产物。自由是正当权利的思想在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从未出现过,直到奴隶制度被认为是错误的时候也还未出现。这是因为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奴役与征服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自由发展的历史。

……

只有当人们学会遵守和服从某些法则之后,自由才开始真正出现。在此之前,自由表现为无拘无束的放纵和无政府状态。所以,我们切不可把自由视为原始社会的表现形态。当然,原始社会也存在着某些自由的因素,例如他们不太看重权利,他们懂得某些少量的义务。

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

自由被认为是与民选政府相关联的产物。然而,宗教自由却是君主政体而不是民选政府的成果。

在许多情形中君主政体被证明是有助于自由的一种制度。这种政体保护国家反对特权阶级对国家的侵害。

国家与教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与主张宽容的理论密切相关,而且在这个问题上18世纪所取得的进展还没有达到一种明确而科学的状态。宗教自由是由宗教和自由两者的共同性质所促成的。18世纪的理论家们宁可选择怀疑论的观点也不愿选择那种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观点,他们通过揭露魔鬼的罪恶来打倒巫术迷信的残酷迫害,从而击败了那种不宽容的理论。当然,在18世纪的理论家们的自由主义理念中也有一点缺陷,因为自由除了信念以外,它还包含着从这种信念中产生出来的其他极其丰富的各种内容,这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过的颇具开创性的话: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驭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作好充分准备。

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助益。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因此,政治科学知识比其他任何科学知识的发展都要更加缓慢。从古希腊雅典的梭伦到近代的洛克——从雅典共和国的宪法到卡罗林纳的法律——有关自由的进步方面的知识比人类实践中其他领域的知识要少得多。

受过教育并非是能够获得自由的能力的标志之一。看看瑞士各州的情形就可验证这一点。那么,获得自由需要哪些道德因素呢?它需要能像法律一样发挥作用的公共舆论、对誓言之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敬畏以及对财产权

的尊重。请注意:否认历史将使人们无法辨别出时代和客观条件之间的差异。

自由是在人类历史很晚的阶段才出现。它是在有关自由的理念而不是有关利益或传统的理念在社会生活中占优势的条件下才出现的。

有助于现代自由生成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产生于宗教上对神明事业的最高精神想像,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理性有限性的生命。原因倒不是由于人们不能忍受贫穷、痛苦和悲惨的煎熬,而是因为人们被教育成了宁可选择毁灭和死亡,也不要错误。

对自由的威胁首先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甚至与伪装成自由的朋友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胜利成功之时就会来到并掠夺其胜利果实。其表现有:(1)权力欲;(2)平均主义;(3)共产主义;(4)不信仰宗教。

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其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绝对民主、社会主义。

政治无神论——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在所有对自由有害的观点中,这一直是流传最广的言论。功利主义者倒不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特别是他们最伟大的鼻祖密尔,是真诚爱慕自由的。

有许多事情是政府所不能做的——即使是许多出于美好愿望的事情也不能做。政府必须把这些事情留给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去做。政府不能对人民实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包办政策,不能代替人民去发财致富,而让人民坐享其成。政府也不能充当人民的教师爷,对人民指手划脚。政府更

不能强行改变或迫使人民信仰或放弃某种宗教。

国家是不能履行良知的功能的——国家只解决社会的公共福利问题,而不是个人的福利问题。国家镇压犯罪行为,但却不能镇压人们心中的邪恶感。

人们的义务观念不是由国家教育出来的。

国家是不可能把人加工成好产品的,相反,人们可能更容易被国家弄坏。人们的德性依赖于自由的熏陶。

正是那些产生了法律的思想情感的生机和活力维系了法律的存在。如果法律得以从中生根发芽的思想信念和条件消失了,那么,法律接着也会消失。这正如托克维尔曾经说过的:舆论的状态比法律更为重要。

伴随着现代历史的开端而来的一个首要而又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当国家在追求它自身的目标、获取权力、扩大疆域、增进繁荣、提高民族的声望或满足民族的自豪感的时候,国家就开始超越是非约束而走向高高在上的地位。国家的这种地位既无法阻挡,也无须人们的同意,因为国家所从事的事业是最基本的犯罪行为——通过战争、司法审判或暗杀剥夺人类的生命。只要看一看其中的后果,看一看不断扩张的整体利益,就会对现代国家的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国家专制主义而不是君主专制主义是现代的最大危险。无论是代议制政府还是民主制度都无法保护我们免受国家专制主义之害,而这种祸害又被革命的浪潮不断地加剧。如果我们不把这点认识牢记在心,那么,我们将因为只注重表面的形式而忽略了本质的东西,进而常常误人歧途;我们将

因为注重行动的自由而断送言论的自由;我们将认为反对多数人的压迫比反对暴政更加安全;我们就会认为自由在比利时、美国比在法国、俄国更加长久和安全。

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它使得进行一种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为不可能。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 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

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

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

只要条件允许,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更多的权力,并且没有任何人愿意投票赞成通过一项旨在要求个人自我克制的条例。

古罗马人发现了这么一个道理——正是按这个原理建构了罗马共和国,那就是:权力,一旦它处于分立状态时,那么,就没有必要取消它的存在。

千万别轻易摧毁一种暴力。因为当它不具有压迫的性质时,它是可以用来制衡压迫的。

辉格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自由确立为自己的目标的政党。因此,辉格党反对民主制,认为在民主制下自由的大门被关闭着。辉格党希望一种混合政体因素的联合,这就是权力分立,各司其职,相互制衡。一种不加分立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样下去的话,就会产生通向寡头统治的无形的趋势。

辉格党人并没有发明辉格党主义,他们只是发现了它。辉格党的理论体系早就是他们的先辈多种思想倾向的基础,这些先辈有:塞尔顿、比姆、瓦纳、哈林顿。他们在实践中应用这些观念并把它们作为对一个政党的支持。他们把零散的、具有相同观点的人组织起来。他们的一个发明也可叫做创新,这就是政党政府。

塞尔顿和弥尔顿、瓦纳和哈林顿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赞成宗教上的长老制、不支持共和制,也不支持有限君主制,他们只拥护自由。自由是一个缓慢成熟起来的观念,它曾被宗教狂热搞得模糊不清。

妥协是辉格党人的关键信条。他们在相互对抗的利益之间取得协调。人们是在进行改善而不是在进行破坏。他们避免任何与相互宽容不相符合的绝对教条。他们承认与自己相对立的托利党人拥有与自己人平等的条件和机会。绝不迫害被自己击败了的政党。通过遵从上述原则,美国使自己获得了自由。

每当原则起主宰作用时,辉格党理论就会出现,但它并不催促这个时候的到来。在每一代人当中,你可能发现在未来辉格党人旁边是过去的辉格党人——在原则旁边是妥协——走向进步的心灵旁边是静静的传统。

在还没有真正掌握、理解和实践过保守主义的哲学以前,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只不过是偏见的集大成者而已。

法律的连续性是保守主义的基础,这是它与专制主义不同之处。专制主义不存在法律的连续性,它是死人的统治。

保守主义主张保护宗教、道德、财产、公正,不让这些东西受到任何威胁。保皇党人、资本主义者、牧师、贵族政治论者等,这些人的保守主义观点丝毫没有科学的品味,缺乏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样,就有了穷人、不可知论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慷慨大方。那么,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呢?

谈到民主,我想下述情形是正确的: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极容易被偏见和狂热的煽动所欺骗,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点常常不稳定,以致要向他们解释清楚经济问题很困难,向他们解释应如何把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也很困难。这些困难如果不对个人财产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也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一个民主主义者明显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永远在自己心目中牢记这些危险。

众所周知,民主也喜欢奴隶制、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宗教的不宽容、暴政、普遍的无知。

留给人民去处理的事情越多,就越发需要小心防范邪恶的影响力大行其道。

民主制的某些共同的恶习也会败坏道德。

自由在小国比在大国更容易建立和保存。

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良知的守护问题从来就不曾出现过;而财产则总是暴露在干涉之下,它常常是政策调整的目标。

不要被过去所统治,而要被过去的知识所统治——在此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进步表现在:人们应当受权威统治而不受暴力统治,受舆论统治而不是受权威统治,受良知统治而不是受舆论统治。

责任只能被虔诚的天赋所守护,而虔诚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

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能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是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责任感越强,自由度就越大。

从来不敢反时代潮流和抵制大多数人意见的人不但是个懦夫而且也是个诡辩家,而这也正是伟大人物孤身战斗的部分原因。

有人认为人们的行动是由利益、激情、贪婪和野心所驱使,其他人认为他们随时愿意为了观念牺牲利益,为了更高的事业而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富。

观念取代国家的情形:一个人更专心于促进他的观念,而不是促进他的

国家的利益。他必定愿牺牲他的国家而不是他的观念。他必定愿意为了他的观念而牺牲他的国家。因此,英国的辉格党人为美国人的成功而欢呼雀跃,法国人则为征服阿尔及利亚感到悲伤。

我们在天堂的阳光下审视我们的观念,在地球的阴暗中去应用它们。

范文二:读丹宁勋爵的

《法律的正当程序》读书笔记

读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我深深地理解到了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法律的正当程序是法院裁判合法有效的前提,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人民民主自由的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和平时期不可缺少的理性推进的船桨。

《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带给我了很多的共鸣和感动。丹宁勋爵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年轻人,跳跃着无数的锐新改革的思想;又像是一个诗人,信手拈来一章章优美的诗篇;又像是一个老朋友,娓娓道来一个个像故事一样的案例。下面是我读这本书的一些笔记。

(一)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

1、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

2、法官必须表明这种事情是不可宽恕的。如果学生愿意,可以让他们为自己所信奉的事业举行示威,只要他们喜欢,也可以让他们提出抗议,但必须按照合法的方式进行,而不能非法进行。他们冲击了这块土地的司法过程,就是冲击了社会本身的根基,就是破坏了保护他们的东西。

3、如果证人因此不能而不能自愿对合法诉讼进行帮助,那就无从执法了。最好是把法院的大门立即关闭。

4、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的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

理解:对蔑视法庭罪提出起诉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人得到公平审理,法庭可以以此来谴责任何可能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妨碍司法运用或扰乱司法施行的行为用“蔑视法庭”这一独特的罪名加以惩罚。维护法庭秩序,就是维护社会稳定。

(二)行为调查

1、在我们国家形成的审案制度下中,是法官开庭听讯和裁定各方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代表整个社会进行调查或者验证,我们相信在某些国家也是一样。

在审判过程中,法官

2、任何以法官在行使其审判权时的言行对法官进行的起诉都是不能成立的。

3、有关知名人士丑闻的情报已经成为了一种颇具市场的商品,不管是真是假,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它都得卖得出去。丑闻越大,要价越高。如果能佐以相片或者信件,不论真伪,那就更值钱了。

4、这里有个矛盾:一方面是国家利益,一方面是个人自由。国家安全有时用来作为各种侵犯个人自由的借口。

理解:本章有关于法官保障的问题。法官没有保障,那谈司法公正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法官的基本保障包括薪金保障、人身安全、任职终身、法官的言论豁免权等。由调查机关、监督机关、许可证发放机关等非司法机关受理解决的问题,不能向法院上诉,也就可能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因此,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又是极其重要的,为此,法院制定了一些程序用以控制处理这些问题的机关,特别是当这些机关作出的裁决或得出的结论非常不利于个人时。

(三)逮捕与搜查

1、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我说的社会安全是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治安和良好秩序。

2、但是,我国法律的基本点是,为此目的而运用的手段必须是合法的,正

当的目的,不能使不正当的手段合法化。这些手段绝不能侵犯个人自由、个人秘密和基本的财产权。

理解:本章主要论证了如何摆正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倘若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受到杀人犯或盗贼的侵害,那么他的人身自由就分文不值了。人身安全必定是与社会安定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来保证自由。如何防止权力滥用,是每一社会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四)婚姻家庭问题

1、她们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去争取自由和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女子结婚时,她不是成了丈夫的仆人,而是丈夫的平等配偶。如果丈夫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更加重要,那么她的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也就更加重要,谁也离开不了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另一方之上,他们是平等的。

2、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柏拉图完全不同。他要把妇女的平等权利扩大到消灭一夫一妻制,而把孩子留给国家抚养。如果平等将导致这样一种结果,那就会是我们建立在健全家庭生活上的文明的终结。美满的家族生活的唯一基础就是基督教婚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人身结合,只要两个人都活着,不管怎么样,双方都排斥其他任何人。

3、她们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和男人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工作的价值是同样的。她们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去争取自由和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女子结婚时,她不是成了丈夫的仆人,而是丈夫平等的配偶。如果丈夫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更加重要,那么她的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也就更加重要,谁也离开不了对方,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另一方之上,他们是平等的。

4、只要他们生活在一起,只要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买东西,谁存钱、谁用钱或谁出去工作、谁照料家务都不是重要的事。

5、与其说这个法律把产生一方对另一方的信托的意图加到丈夫和妻子身上。它靠从他们的行为和从周围的情况做出推断的方法这样做的,尽管双方对此并未订立任何契约。

理解:男女平等是我们时代的秩序。丹宁勋爵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坚持摈弃了那些与现代社会生活基本原则格格不入的陈旧惯例,纠正了很多不利于妇女的离婚判决,创立出一些新的判例,维护了妇女的正当权益。

范文三:丹宁勋爵的正当程序

丹宁勋爵(Lord Denni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之一,在近60年的法律生涯中,他出版了多本法学著作,《法律的正当程序》是他即《法律的训诫》之后的另一部著作。

没打开这本书时,看了书名以为也是一本探讨程序正义之于法律的重要性研究的一本书,但翻开后发现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全书无论从立意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是非常独到的。丹宁勋爵以其丰富的庭审阅历为基础,立足实践,深入浅出,每一编都会以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来引出或者来证实他要表达的理论思想,使本来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最重要的是为其理论的论证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丹宁勋爵在该书的前言中首先阐明了法律的正当程序的涵义,即“法律的正当程序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丹宁勋爵认为,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首先要对妨碍司法运用或扰乱司法施行的行为用“蔑视法庭”这一独特的罪名加以惩罚。对于蔑视法庭的行为,丹宁勋爵从破坏法庭纪律、侵害证人、拒绝回答问题、污辱法庭、违抗法庭命令、损害公平审判等六个侧面列举了生动的案例,说明了蔑视法庭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认定。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对蔑视法庭罪提出起诉的目的在于保证每个人得到公平审理。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程序,法庭可以以此来谴责任何可能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法庭可以用事前发布禁制令或事后进行惩罚的方法来限制这种行为。这种起诉应该由检察总长来进行,但法院也应该根据与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任何人的请求,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解决。

由于丹宁勋爵作为英美法系的一名法官,书中谈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基于英美法系而独有的,这与我国司法实践有很大区别,甚至有很多情况在我国是不会出现的,但并不是说此书中作者提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对我们就毫无意义。比如书中作者指出“维护法律和秩序总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语言虽然简单,但是意义深刻,看上去似乎确实有些空洞,但实际则不然,我觉得这句话总结出了不同法律体系下法律的重要性即法律存在的意义。这句话就高屋建瓴的提出了正当法律程序之于社会的重要性,这种提法有别于空谈程序正当的重要性,而是简短巧妙地道出了程序正当的意义所在。这也给我以深刻的启发,我们有时总是把问题想的很复杂,把学术语言研究的很晦涩,但是往往又脱离了实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却忘记了研究的目的,为了研究而研究,循环的解释概念,殊不知有些问题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而且还可以表达的恰到好处的,这样的研究才是契合实际的,才是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另外,丹宁勋爵提到“我始终认为凡是紧急的案件就应该迅速加以处理”,这句话也是我感触颇深,它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国家处理案件的一条准则,有人会觉得可能丹宁勋爵也只是个人认为紧急的案件就应该迅速加以处理,这完全是他一厢情愿,司法实践工作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做到迅速加以处理,但我们不妨来看看作者在第二编第一章开头喋喋不休的法官这个案例中说到的“在此类案件中,通常总是在辩论结束之后立刻作出判决。但这一次,我们整整把案子搁了三个星期。”作者提到的这个案子是因为特殊情况耽搁了整整三个星期,作者用“整整”可见是觉得时间拖得太久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回头想想,我们的审判,三个星期能够判决那应该算是不错的了,确实,我们有我们的国情,但是我认为,这也使我们值得借鉴之处,也是我们值得改进的地方,就像那句经常被法律人提起的话“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我们确实应该本着这种搁三个星期而感到愧疚的精神去审判去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就是丹宁勋爵在一个案例中说到“我们处理得如此迅速,希望读者能原谅判决书有不完备之处。”,试问我们的法官耗时几个月处理一个案件有没有为自己写的不够完备的判决书而表示过歉意呢?判决书内容简单问题一直是我们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对此也存有批评之声,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又能看到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首先我们如果还不能用较短的时间解决审判拖得过久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较短的时间来解决判决书内容空洞甚至没什么内容的问题呢?难道是我们的法官水平有限?还是我们的法官觉得当事人水平有限没必要告诉他们,只需通知结果就可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前者,但如果是后者那我们的法官就更应该将判决书写的详细一点了,如果您写的足够详细那说不定水平有限的当事人可能就看得懂了,再进一步,如果您写的足够有说服力没准双方当事人还可能会因为您的漂亮的判决书而皆大欢喜,双双满意呢,这又何乐而不为呢?我想我们的当事人并不要法官们因为判决书写的不详实而表达的歉意,一个合法、有理、有力的判决附带上一个说理清楚详细的判决书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作者在第一编提到蔑视法庭的问题,讲到有些当事人或其他非当事冲击或者扰乱法庭而被处以监禁的处罚,我觉得作者在第一编提出这种现象,足见保持法庭法官威严对于保证正当法律程序的重要意义。我在本科读书阶段曾经在旁听庭审时曾经经历过一次一个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拿着被害人的遗像在法庭上公然辱骂辩护律师,我觉得这样的行为一方面侵犯了律师的权利,另外一方面就属于蔑视法庭,扰乱了法庭秩序,破坏了正当的法律程序,法官完全有理由启动法律程序,运用法律的手段予以制止甚至惩罚,这一点我们国家也有相关的规定,但在我经历的那个庭审现场的法官只是稍加制止,包括庭审结束后被害人家属还是不依不饶追着辩护律师骂,在我看来这也应该算作蔑视法庭的表现,足可以像丹宁勋爵在书中提到的给予他法律制裁,除此之外,丹宁勋爵还提出对证人的保护,他说“侵害证人也是蔑视法庭”,“ 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作者还指出,如果无法保护证人的安全那么也就达不到维护法律的目的,无法使证人自由地提供他应当提供的证据,法法官也无法对证人说:“别害怕,法律的威力是强大的,足以保护你。”在我国,目前法庭审判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率还是比较低的,很大程度原因在于证人有所顾忌,担心事后会遭到报复,这样就不利于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时候往往就因为关键证人不肯出庭作证使得违法犯罪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而逍遥法外,这样即丧失了法律应有的作用,纵容了坏人也深深地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甚至会失去对法律的信心。从这一层面行来讲,对证人的保护也是维护正当法律程序极为重要的一环,做到这些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护正当法律程序。

范文四:豪勋爵岛的竹节虫

在南太平洋的塔斯曼海中,有一个火山形成的小岛。岛上植被繁茂,地形狭长,物种也特别丰富。1788年2月17日,英国海军上尉亨利・波尔发现了这个岛,并命名它为豪勋爵岛。

波尔和随从踏上小岛时,被岛上的一种动物吓着了。这东西长15厘米左右,长着6条腿,岛上铺天盖地都是,好在它们对人类并无威胁。

波尔很快离开豪勋爵岛继续航行,在豪勋爵岛东南20公里,他发现了一块海岩,这块岩石高达562米,像一座金字塔孤绝挺拔于海上,不与任何陆地相连。波尔为它起名“波尔金字塔”。

四年后,波尔完成了航行任务,回国途中他想起了豪勋爵岛上那种稀奇的动物,就顺便带了几只回去。波尔带回的竹节虫不算很长,但个头奇大,大得简直不像竹节虫,这个物种,最终以发现地命名,叫作豪勋爵岛竹节虫,是人类发现的最大最重的竹节虫。

豪勋爵岛的发现,对在南太平洋捕鲸的船只来说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在茫茫大海中又有了一个补给点。很快这里盖起了房子,搭起了码头。就这样,豪勋爵岛竹节虫在岛上度过了最后一百多年好日子。

1918年,一艘叫作马康布号的船在豪勋爵岛附近搁浅,船上的水手纷纷游上岸去。同时出逃的,还有躲藏在船舱里的老鼠,老鼠们……来到了天堂!

接下来,老鼠在岛上疯狂地繁殖,对竹节虫发起了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屠杀。

1920年,人类最后一次目击了豪勋爵岛竹节虫的身影,曾经占据整个岛屿的竹节虫从人类视野中彻底消失。岛上的竹节虫被老鼠吃了个精光!

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45年后,一些登山爱好者在距豪勋爵岛20公里外的波尔金字塔发现了可疑的昆虫粪便。攀岩者回来后,报告了此事。不过这个发现并没引起重视,很快就湮没在档案里面。2001年,澳大利亚的两位科学家注意到了这个发现,他们决定去调查一次。他们发现,在波尔金字塔唯一的植物――一株千层树灌木下,聚集着24只豪勋爵岛竹节虫,有大有小,这大概是世界上仅存的24只豪勋爵岛竹节虫了。

仔细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撼的事情。

波尔金字塔与豪勋爵岛相隔足足有20公里,中间全是大海。

任何一次台风,任何一次暴雨,任何一次海岩的坍塌,都能把这个最后的群落彻底毁灭。整个族群都依靠着千层树那一点点可怜的给养勉强维持,如果那株灌木出了什么意外,这个种群也会马上崩溃。

但它们居然就这么熬下来了,只靠一块岩石、一棵树来维系的生命种群,居然坚持了80年!生命真是伟大而奇妙!

他们小心翼翼带走了两公两母四只竹节虫,拿到墨尔本动物园。其中一对很快死于水土不服,另外一对也生了重病,幸亏当地一个宠物店的昆虫爱好者施展妙手,把它们救了回来。

这对“亚当夏娃”成功繁殖出了下一代,现在墨尔本动物园里的豪勋爵岛竹节虫已经有七百多只,初步摆脱了濒临灭绝的状况。

至于那个波尔金字塔上的小小群落,至今仍在那里生存。生存状况依然恶劣,只不过延续种族的担子,能够稍微轻一点了。

范文五:科勋爵的奥运新年

过往几年,我一直在媒体和事件的空间里,追寻着塞巴斯蒂安?科的身影。儿时的记忆中,科活跃在《中国体育报》和《参考消息》的版面之间,体形纤细,一袭白色短裤背心,一绺头发随着奔跑飘逸在额前。2005年7月,已经贵为勋爵的科回到了我的视野之中,因为奥运,这一次他格外醒目。

办一届奥运会,殊为不易,北京如此,伦敦亦然。问北京,该面对谁呢?问伦敦,找科勋爵即可。前半月,科勋爵来了北京,匆匆48小时,没有机会靠近,把交流的机会留到2012年的伦敦吧。

2011,一年的丰富与奇特将我们的记忆撑得满满的。2012,一切难料,关键词之一自然是“奥运会”。年份转换之际,英国人拨开经济低迷的乌云,希冀五环可以是一束明亮的阳光。这其实不太像是英国人惯常的表达方式,奥运就是奥运而已,并非与人人有关。可是,时代太特殊了,甚至一夜间可以将思绪拉回1948年,那是伦敦这座城市第二次承办奥运会的年份。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暗自疗伤,人心亟待振奋。1948年版的伦敦奥运会契合时代,至今让人缅怀不已。不久前,在公布的2012奥运会预算执行情况中,开幕式每小时实际花费的7200万英镑,惹得部分公众怒火中烧,既然肯定比不过北京,何不来个朴素的1948年版。

组委会在劝说公众接受开幕式预算时,以“百年奥运”为前提,理论上无往而不胜,预算不该是问题。科勋爵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将2012年伦敦奥运会比喻为“哈雷彗星时刻”。这颗著名彗星每76年与我们相聚一次,没有百年那般“最高级”,但也足够说明奥运会在科勋爵心间的分量,并希望奥运可以振奋人心。

奥运会是多样性的,北京版和伦敦版肯定面目不同。在新加坡申办时伦敦人的誓言,经过6年5个月时间,依旧新鲜。科勋爵该是将誓言融化在血液中间最坚决的一位,从最新一次的表达中,全世界以及英国公众该是欣慰的,没有我们惯常的语汇,而是直接指向“遗产”核心,伦敦奥运会关键所在依然是,要给身后留下惠及民众的长远“遗产”,6000人组成的组委会为此不遗余力。“遗产”是什么?科勋爵最强调的是,要让国民为国家因奥运而自豪,让因经济困顿染上灰色的生活有一丝亮色。

当元旦来临,每个人都会睁开双眼,迎接2012年的到来,我们可以模糊随意地眺望7月27日――这个奥运开幕式的日子。科勋爵则不然,他会精确算来,还有209天,已经没有太多的“明天”了。年份转换,跨越零点,迎接奥运新年,北京曾经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有过无数的活动上演。伦敦与北京不同,这个百年不遇的新年转换点上,居然没有任何官方的奥运活动。对此,科勋爵的解释很平实,“我们是英国人嘛,我们大多慢热。我不会不负责任地说,英国公众迎接奥运新年无不激动万分,我们没有权利强求大家全部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不能强求大家都热爱奥运会。但是通过跨越8000英里的奥运火炬传递,一定会影响到更多人慢慢以愉快的心情在新年里迎接奥运会的到来。”

科勋爵曾经将伦敦奥运会描述为“英国和平年代最大的国家行为”,其复杂程度绝不可以简单归结为,26个单项世锦赛在同一城市17天内完成。走在街头,科勋爵经常会与路人有这样的对话――“奥运会能给我带来一份工作吗?”

《GQ》杂志提前三个月时间,就将科勋爵评为“明年(2012)人物”,颁奖词聊聊数语,有些苍白,甚至没有一张精致的照片。“明年”已经是“今年”,我们将继续追寻着科勋爵的身影,看着伦敦给我们怎样的一届奥运会。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范文六:英国勋爵王威廉

来中国之前,威廉姆家境富有,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家族曾经承袭了几代人的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产业,在威廉姆手中更是发展壮大,达到顶峰。威廉姆在经营家族企业的同时,还热心公益事业,并经常亲自做志愿者,所以于1996年被英国王室授予勋爵。可当上了勋爵的威廉姆却来到北京落了户,这就得从“爵爷”几年前的环游世界开始说起了……

变环游世界为落户北京

2006年,威廉姆勋爵家族庞大的交通运输产业被并入英国公共交通管理部门,于是家族人个个钱包鼓鼓地纷纷投资其他产业。可勋爵这时却要去环游世界。对此,家族人没说什么,因为在英国,环游世界不是稀罕事。可勋爵接着说他环游世界的第一站是北京时,好多人就不明白了。你说这满世界大大小小城市一大堆,怎么勋爵您第一站就单挑上地球东边那么老远的北京城呢?

可是威廉姆勋爵不管这些,任谁爱明白不明白,反正我环游世界第一站北京是铁定的了。于是办好了各种手续,买好了机票,威廉姆带着女儿就直奔北京来了。事后勋爵说:“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把北京作为第一站,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神往中国了,而北京又是中国的首都,几十年来总觉得北京有一种无形的魔力在吸引着我。英国有记载的历史只有一千年,可是中国的历史却很悠久。我想,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原因吧!所以现在有时间了,我就带着女儿先来北京了,因为女儿受我的影响,也对北京充满了好奇。”

接下来,别说是勋爵的亲戚朋友,连勋爵自己都没想到事儿又出来了:到北京没多久,威廉姆勋爵又宣布了一个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北京呆着不走了。原来,威廉姆一下飞机就喜欢上了北京,他觉得北京什么地儿都跟他的老家威尔士不一样,简直是太神奇了。特别是他去了长城,逛了故宫、紫禁城后,觉得自己就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好奇地看着自己从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用勋爵自己的话说,“来到中国,觉得自己是得到重生了。”

就这么着,勋爵威廉姆陪着女儿在北京旅游个够以后,就对女儿说:“你一个人去环游世界吧,我要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北京和北京人。”女儿吃惊之余,也了解父亲的执着,就像当初勋爵坚持要先来北京一样。女儿也喜欢北京,但却没有父亲那样扎在北京的决心。于是女儿登上飞机走了,一个人接着环游世界。而威廉姆真的留了下来,完成了一个英国勋爵变环游世界为落户北京的创举。

用心感受北京

既然想在北京扎下来,勋爵威廉姆觉得首先得学中国话,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北京的汉语培训班。汉语培训班的日子让勋爵过得既高兴又刺激,在这里他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和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学了一些汉语单词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寻找一切机会和北京人交流了。两个月后,勋爵威廉姆的汉语水平可以让他独自逛街和购物了。勋爵挺知足的,因为觉得自己又向北京和北京人走近了不少。更让他兴奋的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好了,学习起来脑子非常好使。威廉姆勋爵说:“学习汉语真的很难,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无论是北京,还是北京人都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让我对学习汉语有一种强烈的兴趣。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来北京后,我变得聪明了,尤其是记忆力变好了,比如朋友的电话号码,我很快就能记住,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这就是具有东方魔力的北京赋予我的神奇力量吧。”

这以后,勋爵边学汉语,边在中国旅游。两年的时间,威廉姆玩遍了北京,尤其喜欢北京的公园和胡同,称得上一个连四九城犄角旮旯都门儿清的北京通了。接着他又以北京为基地,东南西北地到处跑。去古城西安,游文化圣地敦煌,登泰山,坐黑龙江游轮,体味周庄小桥流水,品中国名菜……可说是中国的山山水水玩个到,中国的吃吃喝喝尝个够。这悠哉美哉的日子,用咱们最爱说的乐不思蜀已经不能形容了,因为这时候他是铁了心要扎根在北京了。

让威廉姆勋爵感受最深的要说是北京的快速变化了。他刚到北京时,北京的自行车还很多,可现在汽车多了,楼房也多了,会说英语的北京人越来越多了。这让他十分感慨:“有一次乘出租车,我刚想用我蹩脚的汉语和司机交流时,想不到这位出租车司机竟主动用非常标准的英语和我聊了起来。一问才知道,这位司机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听英国BBC广播了。我当时真的既惊讶又佩服。后来我去做足疗,发现那里的服务员英语说得也很好。还有一次碰到一个只有9岁的小女孩,居然也可以用英语和我聊天。连后海卖花的小花童都可以毫不畏惧地用英语讨价还价。我觉得北京人真的挺了不起。”

永远不改的绅士派儿

生活中的威廉姆最喜欢北京的美食,最有“绅士”派的,得说是勋爵为了用好筷子而勤学苦练的事了。初到北京时,威廉姆每次用餐后都会赞不绝口,美中不足的是常常为自己用不好筷子而有些尴尬。毕竟一个英国勋爵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是无可挑剔的,而吃相狼狈则是再跌份儿不过的事儿了。所以勋爵决心学会用筷子的本事。他每天都练习用筷子夹起一颗颗的花生豆和一粒粒的大米,要说那份认真努力劲,可也够辛苦的了。这样练了两年,威廉姆的筷子功夫让中国同事都追不上,对北京各大美食名地更是了如指掌,连司机都要向他问路。

休假时,威廉姆会驾上他的三轮摩托去郊游,这辆被勋爵称为挎子的三轮摩托车产于二战以后的苏联,虽然又破又旧,经常要付很贵的维修费,却是勋爵的最爱。大概这也是喜欢收藏“老爷车”的绅士做派吧。

平时不分男女老幼,勋爵最爱对人说“你好”“谢谢”,有的人说他太多礼了,有的小孩会吓哭了,有的小孩会对他说一声“hello”……不管别人怎样回应,勋爵永远乐在其中。

当然,在北京也有让威廉姆勋爵不那么理解的事。比如在地铁里,总是有年轻人很礼貌地站起身给他让座。在北京人看来,给年长的外国人让座位,这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东方文明礼仪。可是这位具有西方文明的英国勋爵却想不明白,“凭什么要给我这么一个有礼貌,又‘生动活泼’的英国‘绅士’让座?”比如北京的许多老旧胡同拆迁了,这在咱们北京被叫作“危房改造”,而且很多北京居民的住房环境得到了改善。可威廉姆勋爵说:“看到北京的胡同越来越少,我真的很惋惜,也很心疼。因为这些都标志着北京的历史,也是吸引我们这些老外的地方。”

勋爵和他的“盟联州”公司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朋友把中国红葡萄酒第一次成功销往英国,威廉姆勋爵可能还不会在来中国两年后就成立自己的“盟联洲”公司。

2008年,威廉姆勋爵还在北京边学汉语边“感受中国文化”时,一次无意间对中国葡萄酒的评论引起了他一位英国朋友的兴趣。因为酿制葡萄酒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和特长,西欧市场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中国可以出产高品质的葡萄酒,更别说对葡萄酒极其挑剔的英国,所以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想不到从未做过红酒生意的威廉姆勋爵凭借他在北京的“人气儿”和在英国的“身份”,竟然把这批中国红酒成功运到了英国。据“盟联洲”经理王子介绍,这是中国红酒第一次运往英国。接着威廉姆勋爵又帮助英国第一大奶酪公司取得了中国第一大乳业公司的订单。

两笔大单的成功让威廉姆勋爵看到了自身的潜力,来中国后他已经亲眼看到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如果能把中国的好东西和外国的好东西交流起来,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架起一座桥梁,做一个沟通中国与外国在文化、经济往来的使者。于是威廉姆勋爵结束了在北京“感受中国文化”的“爵爷”生活,成立了“盟联洲(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勋爵亲自出任公司董事长。

如今,“盟联洲(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已经正式运营,威廉姆董事长更是忙忙碌碌。谈起当前在北京的生活,威廉姆勋爵高兴地说:“成立公司后,我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北京人了,因为我们‘盟联洲’公司经常帮助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组织中国商务访问团出访英国,欧洲各国的商务考察活动更是频繁。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很忙、很累,可是我相信我的公司一定会发展,因为现在已经是中国的时代了。”

对了,还忘了告诉您,勋爵早就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王威廉”,后来他知道在中国有好多人姓王时,还特高兴地说:“我喜欢我的中国名字,因为我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人。”要是跟人聊起天来,甭管谁问他是哪里人,他准说:“我是北京人!”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来中国之前,威廉姆家境富有,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家族曾经承袭了几代人的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产业,在威廉姆手中更是发展壮大,达到顶峰。威廉姆在经营家族企业的同时,还热心公益事业,并经常亲自做志愿者,所以于1996年被英国王室授予勋爵。可当上了勋爵的威廉姆却来到北京落了户,这就得从“爵爷”几年前的环游世界开始说起了……

变环游世界为落户北京

2006年,威廉姆勋爵家族庞大的交通运输产业被并入英国公共交通管理部门,于是家族人个个钱包鼓鼓地纷纷投资其他产业。可勋爵这时却要去环游世界。对此,家族人没说什么,因为在英国,环游世界不是稀罕事。可勋爵接着说他环游世界的第一站是北京时,好多人就不明白了。你说这满世界大大小小城市一大堆,怎么勋爵您第一站就单挑上地球东边那么老远的北京城呢?

可是威廉姆勋爵不管这些,任谁爱明白不明白,反正我环游世界第一站北京是铁定的了。于是办好了各种手续,买好了机票,威廉姆带着女儿就直奔北京来了。事后勋爵说:“他们都不理解我为什么把北京作为第一站,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神往中国了,而北京又是中国的首都,几十年来总觉得北京有一种无形的魔力在吸引着我。英国有记载的历史只有一千年,可是中国的历史却很悠久。我想,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原因吧!所以现在有时间了,我就带着女儿先来北京了,因为女儿受我的影响,也对北京充满了好奇。”

接下来,别说是勋爵的亲戚朋友,连勋爵自己都没想到事儿又出来了:到北京没多久,威廉姆勋爵又宣布了一个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北京呆着不走了。原来,威廉姆一下飞机就喜欢上了北京,他觉得北京什么地儿都跟他的老家威尔士不一样,简直是太神奇了。特别是他去了长城,逛了故宫、紫禁城后,觉得自己就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好奇地看着自己从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用勋爵自己的话说,“来到中国,觉得自己是得到重生了。”

就这么着,勋爵威廉姆陪着女儿在北京旅游个够以后,就对女儿说:“你一个人去环游世界吧,我要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北京和北京人。”女儿吃惊之余,也了解父亲的执着,就像当初勋爵坚持要先来北京一样。女儿也喜欢北京,但却没有父亲那样扎在北京的决心。于是女儿登上飞机走了,一个人接着环游世界。而威廉姆真的留了下来,完成了一个英国勋爵变环游世界为落户北京的创举。

用心感受北京

既然想在北京扎下来,勋爵威廉姆觉得首先得学中国话,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北京的汉语培训班。汉语培训班的日子让勋爵过得既高兴又刺激,在这里他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和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学了一些汉语单词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寻找一切机会和北京人交流了。两个月后,勋爵威廉姆的汉语水平可以让他独自逛街和购物了。勋爵挺知足的,因为觉得自己又向北京和北京人走近了不少。更让他兴奋的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好了,学习起来脑子非常好使。威廉姆勋爵说:“学习汉语真的很难,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无论是北京,还是北京人都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让我对学习汉语有一种强烈的兴趣。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来北京后,我变得聪明了,尤其是记忆力变好了,比如朋友的电话号码,我很快就能记住,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这就是具有东方魔力的北京赋予我的神奇力量吧。”

这以后,勋爵边学汉语,边在中国旅游。两年的时间,威廉姆玩遍了北京,尤其喜欢北京的公园和胡同,称得上一个连四九城犄角旮旯都门儿清的北京通了。接着他又以北京为基地,东南西北地到处跑。去古城西安,游文化圣地敦煌,登泰山,坐黑龙江游轮,体味周庄小桥流水,品中国名菜……可说是中国的山山水水玩个到,中国的吃吃喝喝尝个够。这悠哉美哉的日子,用咱们最爱说的乐不思蜀已经不能形容了,因为这时候他是铁了心要扎根在北京了。

让威廉姆勋爵感受最深的要说是北京的快速变化了。他刚到北京时,北京的自行车还很多,可现在汽车多了,楼房也多了,会说英语的北京人越来越多了。这让他十分感慨:“有一次乘出租车,我刚想用我蹩脚的汉语和司机交流时,想不到这位出租车司机竟主动用非常标准的英语和我聊了起来。一问才知道,这位司机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听英国BBC广播了。我当时真的既惊讶又佩服。后来我去做足疗,发现那里的服务员英语说得也很好。还有一次碰到一个只有9岁的小女孩,居然也可以用英语和我聊天。连后海卖花的小花童都可以毫不畏惧地用英语讨价还价。我觉得北京人真的挺了不起。”

永远不改的绅士派儿

生活中的威廉姆最喜欢北京的美食,最有“绅士”派的,得说是勋爵为了用好筷子而勤学苦练的事了。初到北京时,威廉姆每次用餐后都会赞不绝口,美中不足的是常常为自己用不好筷子而有些尴尬。毕竟一个英国勋爵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是无可挑剔的,而吃相狼狈则是再跌份儿不过的事儿了。所以勋爵决心学会用筷子的本事。他每天都练习用筷子夹起一颗颗的花生豆和一粒粒的大米,要说那份认真努力劲,可也够辛苦的了。这样练了两年,威廉姆的筷子功夫让中国同事都追不上,对北京各大美食名地更是了如指掌,连司机都要向他问路。

休假时,威廉姆会驾上他的三轮摩托去郊游,这辆被勋爵称为挎子的三轮摩托车产于二战以后的苏联,虽然又破又旧,经常要付很贵的维修费,却是勋爵的最爱。大概这也是喜欢收藏“老爷车”的绅士做派吧。

平时不分男女老幼,勋爵最爱对人说“你好”“谢谢”,有的人说他太多礼了,有的小孩会吓哭了,有的小孩会对他说一声“hello”……不管别人怎样回应,勋爵永远乐在其中。

当然,在北京也有让威廉姆勋爵不那么理解的事。比如在地铁里,总是有年轻人很礼貌地站起身给他让座。在北京人看来,给年长的外国人让座位,这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东方文明礼仪。可是这位具有西方文明的英国勋爵却想不明白,“凭什么要给我这么一个有礼貌,又‘生动活泼’的英国‘绅士’让座?”比如北京的许多老旧胡同拆迁了,这在咱们北京被叫作“危房改造”,而且很多北京居民的住房环境得到了改善。可威廉姆勋爵说:“看到北京的胡同越来越少,我真的很惋惜,也很心疼。因为这些都标志着北京的历史,也是吸引我们这些老外的地方。”

勋爵和他的“盟联州”公司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朋友把中国红葡萄酒第一次成功销往英国,威廉姆勋爵可能还不会在来中国两年后就成立自己的“盟联洲”公司。

2008年,威廉姆勋爵还在北京边学汉语边“感受中国文化”时,一次无意间对中国葡萄酒的评论引起了他一位英国朋友的兴趣。因为酿制葡萄酒并不是中国的传统和特长,西欧市场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中国可以出产高品质的葡萄酒,更别说对葡萄酒极其挑剔的英国,所以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想不到从未做过红酒生意的威廉姆勋爵凭借他在北京的“人气儿”和在英国的“身份”,竟然把这批中国红酒成功运到了英国。据“盟联洲”经理王子介绍,这是中国红酒第一次运往英国。接着威廉姆勋爵又帮助英国第一大奶酪公司取得了中国第一大乳业公司的订单。

两笔大单的成功让威廉姆勋爵看到了自身的潜力,来中国后他已经亲眼看到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如果能把中国的好东西和外国的好东西交流起来,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架起一座桥梁,做一个沟通中国与外国在文化、经济往来的使者。于是威廉姆勋爵结束了在北京“感受中国文化”的“爵爷”生活,成立了“盟联洲(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勋爵亲自出任公司董事长。

如今,“盟联洲(北京)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已经正式运营,威廉姆董事长更是忙忙碌碌。谈起当前在北京的生活,威廉姆勋爵高兴地说:“成立公司后,我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北京人了,因为我们‘盟联洲’公司经常帮助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组织中国商务访问团出访英国,欧洲各国的商务考察活动更是频繁。虽然我现在的工作很忙、很累,可是我相信我的公司一定会发展,因为现在已经是中国的时代了。”

对了,还忘了告诉您,勋爵早就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王威廉”,后来他知道在中国有好多人姓王时,还特高兴地说:“我喜欢我的中国名字,因为我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人。”要是跟人聊起天来,甭管谁问他是哪里人,他准说:“我是北京人!”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

范文七:《小勋爵》读后感

《小勋爵》读后感

大庆市直机关一小学 三年五班 张贺清

当你善良的对待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得到的一定是善良的回应。 小勋爵的爷爷老伯爵是一个固执且傲慢的暴君。当年,小勋爵的爸爸爱上了美国姑娘,即小勋爵的妈妈。不喜欢美国人的老伯爵将小勋爵的爸爸赶出了家门。自此,这位热爱家乡的英国绅士为了爱情只身来到美国。就在小勋爵出生没多久,这位绅士客死他乡。

小勋爵生长在美国贫民区。他单纯、善良。在他童真的心里,没有善恶。当他的爷爷派律师来接他回英国,并一一替他实现了他的梦想:用钱帮他打发走了他的好朋友小擦鞋匠的生意对手,并为小擦鞋匠制办了新的工具;帮一位可怜的妇人付了治疗其老公红热病的医药费;帮一位曾在小勋爵摔伤的时候,给过小勋爵一只苹果的卖苹果的老妇人买了一把遮阳伞;帮他买了一块金表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杂货店的老板。这些开销,在老伯爵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的一毛,而在小勋爵童真的心里,这便是一位善良爷爷的全部体现。他爱上了这位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并全身心地信任了爷爷。

终于,他用他的信任和那颗童真而善良的心感动了老伯爵。老伯爵得到了他这一生所没有得到过的幸福。小勋爵也得到了当地佃农的爱待。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快乐的生活!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如果我们都能如小勋爵一样,用童真的心来观照周围的人,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比现在快乐得多!爱同学、爱师长、爱家人,同时,也要坚信,同学、师长、家人也一样地深爱着我们!

范文八:罗宾.诺克斯.约翰斯顿爵士:克利伯之父的航海传奇

在世界航海赛事中。罗宾・诺克斯・约翰斯顿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从17岁首次接触帆船以来。他以自己的独特经历书写了国际航海届的传奇。在2009~2010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停靠青岛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克利伯风险投资公司主席罗宾・诺克斯・约翰斯顿爵士。

航海界的传奇人物

让我们沿着罗宾爵士的航海足迹,领略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一

1969年,罗宾用了10多个月的时间,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成为世界上成就这一伟业的第一人。

1994年,罗宾与搭档皮特・布菜克合作,不仅创造了环球航海的最快纪录,还双双荣获这一年国际帆联年度帆船先生称号。这之前,罗宾爵士曾三度获评英国年度最佳帆船运动员。

2006年,在其67岁高龄时,罗宾参加了久负盛名的威卢克斯五大洲单人环球帆船赛,成为这一赛事创办以来最年长的参赛选手,并且最终取得第四名的佳绩。这一年,罗宾爵士创办了面向业余帆船爱好者开放的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帮助无数人实现了看似难以企及的环球航海梦想。

2007年,在国际帆联成立“名人堂”之际,罗宾成为首批跻身其中的6名传奇水手之一。

诠释航海精神

罗宾爵士认为,航海好比登山,而环球航海则无异于攀登珠穆朗玛峰。据资料显示,完成这项运动的人比起登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人还要少,而且这个数字差距还在逐渐增大。也正因为如此,罗宾认为这项帆船运动给了年轻人一种挑战自我的体验。

罗宾表示,举办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初衷就是给任何国家的任何人一次参与航海的机会,将不同国家的人聚在一起,缔造友谊,交流文化。“我的梦想就是克利伯比赛永远地持续下去,这样我就不用退休了!”

罗宾爵士认为,航海精神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团队精神,所有的船员都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运动,对航海运动而言,尤其如此。因为每一个船员,当他来到船上,行驶在海面上时,他就没有办法当“逃兵”,必须依靠船员之间的相互协助、密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他认为,现代航海运动在中国还属于一个年轻的项目,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训练才人,培养人们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更需要运动的引领者,而青岛目前正在扮演着这样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因为青岛在开展航海运动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列。

期待由中国船长带领的“青岛号”

算上本届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罗宾爵士已是第五次造访青岛,可以说是青岛市民的老朋友了:“2006年和2008年,青岛站活动都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这次也不例外。2008年夏天,我也曾来到青岛,亲眼目睹了一届难以超越的奥帆赛。”

根据青岛与克利伯风险投资公司签署的协议,2011~2012赛季,克利伯大帆船将第四次停靠青岛。罗宾希望与青岛保持长期合作关系:“青岛拥有世界一流的帆船中心,还有对帆船充满热忱的市民,许多船员在谈到青岛时都是赞不绝口,所以我希望青岛能成为克利伯的长久一站。”罗宾爵士对青岛所做的努力,不仅有赞誉,更有期待,“4年前只有1名中国人参赛,两年前则增加至3人,本届比赛,中国参赛船员的人数超过了10个,而且他们在船上的表现丝毫不逊于那些来自帆船传统强国的船员。随着这项运动的推广,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到克利伯环球帆船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克利伯风险投资公司与青岛市政府的合作,中国船员们的经验和技能将有利于青岛打造中国的‘帆船之都’,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名来自中国的船长,带领‘青岛号’征战克利伯――那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翻译了。”

2010年3月17日,这位航海界的传奇人物将迎来71岁生日,让我们真诚地祝愿他在自己钟爱一生的航海事业中永葆青春!

范文九:城堡勋爵卡尔卡松

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曾经在书里写到写道:“竖垒、塔楼、棱堡、城垛、碉楼,还有成片的葡萄园、舒缓的河流和荫翳的道路,真是奇异无比,浪漫剑家!”他所不吝赞美的,正是拥有欧洲最古老完整城墙与大片葡萄庄的历史古城――卡尔卡松要塞。

昔日的护城天堑奥德河(Aude),从仲缩自如的旧桥(Pont Veux)上鱼贯而入,占老而厚重的城堡默默地直视着慕名而来的游客。古堡拥有内城与外城双重城墙,26座箭楼点缀其间,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网。躲藏在将近2米厚的哥特式城墙之后的,是宫殿、教堂、广场、市集和房屋街道等错落有致的庞大公共设施,长达3公里的主千道延伸出一座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巨型城市。登上最高的碉楼远眺,远方比利牛斯山顶的积雪若隐若现。内城四处可见日常生活的场景,铁匠铺、面包坊、裁缝店,依旧足下百年前的摆设与布置。尽管贵为“世界文化遗产”,卡尔卡松仍然是平易近人的,虽然散发着沧桑气息的建筑物与游客现代而时尚的身影有些格格不入,可城堡内外的生活似乎从未改变过平静安康的本色。

令人惊叹的并不只是卡尔卡松的坚不可摧,当地居民在经年累月的战争阴霾后,居然在硝烟中,悠闲地精心酿造起了属于自己的葡萄酒。尽管在卡尔卡松,古迹随处可见,人们却经营着各具特色的小洒馆,摆放颜色鲜艳的奇花异草,甚至为了装饰门丽刻意端出稀奇古怪的骑士盔甲和刀斧道具,博尽路人的眼球。而金色的户外招牌和店内菜单上,则是葡萄洒们的天下,一瓶自家酿制的红酒搭配熏制透味的上好猪排,那便是正宗的“卡尔卡松骑士大餐”。

当夜幕来临,众多聚会便拉开帷幕。城堡里四处点着火炬,身着古老修道士和武士服装的人列队迎接。在巨大穹顶的主教堂和灯火辉煌的酒窖里,主人们引蓿游客漫步其间,在这些摆满了各个时期洒桶的博物馆里展开一场关于酒的奇妙旅程――品尝各色口味的葡萄酒、看挂杯的程度、看酒的颜色、体验第一口酒的香味飘在舌尖的曼妙感觉……

来卡尔卡松最好的季节是7月和8月,删时在模仿中世纪的表演“卡尔卡松,历史名乡”中,不仅有仿咿世纪的骑士比武,精彩刺激的古城战火也足以让对历史和战争着迷的游客们大饱眼福。

每年法国国庆日,这里都会上演异常精彩的烟火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万史光芒顷刻间划破夜色,映照在透亮的法国南部天空下,老城新景,恍惚间把人们带进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

范文十:“勋爵作家”,乐为政要写传记

艾特肯曾是内阁成员,政坛失意后与尼克松、纳扎尔巴耶夫等交上朋友

作为贵族和政客,却喜欢为人作传,乔纳森・艾特肯说,这是因为他非常享受在写作中品味人生。出生名门,曾身居高位,使他能与政要、名流轻松交往。在政坛的沉浮,又让他笔下的人物更加厚重和复杂。

“我十分理解尼克松对人的不信任感,因为他年轻时曾和一个姑娘订婚,但那个姑娘后来悔婚了。这造成了尼克松的‘信任障碍症’。”艾特肯随手拈来一段名人往事,分析得十分到位。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人的性格形成一定与他所经历的事情有关。而他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大起大落,让他能平淡地面对许多事情。 2015年12月12日,艾特肯在北京齐家园外交公寓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含着金钥匙出生

12月12日下午,《环球人物》记者在北京齐家园外交公寓见到了艾特肯勋爵。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藏蓝色西装,搭配一条亮蓝色领带,和蔼地与记者攀谈,聊至兴起,要记者推荐一本中国书给他看。当记者说出“《红楼梦》”时,他立刻叫翻译记下来,并表示会找译本来看。

其实,艾特肯与《红楼梦》中含着通灵宝玉出生的贾宝玉很像,也是含着金汤匙来到这个世界的。1942年6月,他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的父亲威廉是一位著名报人,保守党的资深议员,外祖父约翰・马菲则是英国委派到爱尔兰的第一任外交代表。当时,爱尔兰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与英国间关系微妙。马菲与爱尔兰时任总理华理拉关系不错,艾特肯接受洗礼时,华理拉亲自前往观礼。这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缓和的一个象征”。出席洗礼仪式的还有后来成为荷兰女王的朱莉安娜公主,她是艾特肯的教母。

19岁时,艾特肯就经父亲好友的介绍,结识了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当时,艾特肯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但谈吐得体,很快博得麦克米伦青睐。没过多久,他便被邀请到首相的乡间别墅共进晚宴。当年夏天,艾特肯为麦克米伦写了篇演讲稿,麦克米伦很看好他。

政坛路上摔跤

1974年,艾特肯当选为国会议员,一干就是23年。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喜欢作为议员的生活。我从政期间经历了威尔逊、希斯、撒切尔夫人、梅杰等首相,现在回头看,能够参与制造历史的感觉真是非常棒。”

在梅杰时代,艾特肯当上了国防大臣,后来又担任财政部秘书长。“在国防大臣时期,我整肃了后冷战时代英国军队的装备,在财政部时期,我不得不努力处理削减公共支出的问题,但这为英国后来成为强大的经济体做出了贡献。”他说。

艾特肯善与人交往,早年与沙特王子法赫德在巴黎一场晚宴上相识,相谈甚欢。后来,他与王子的秘书阿亚斯成为好友,第一任妻子就是阿亚斯介绍认识的,阿亚斯还成了他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教父。他把这份交情用到了国家利益上。有一次,科威特和沙特要取消与英国的几亿英镑订单,在艾特肯的劝说下,订单被保住了。还有一次,他为梅杰和法赫德安排了一次会面,阻止了沙特将价值40亿英镑的订单转给美国。

但恰恰因为这层关系,艾特肯被揪住了“小辫子”。1995年,英国《卫报》载文称,艾特肯当国防大臣后到访巴黎,入住利兹大饭店,阿亚斯为他支付了1000英镑的房费。艾特肯否认此事,称结账的是他的妻子,并起诉了《卫报》。官司打了一年,对方抛出一个证据,称艾特肯入住利兹大饭店时,他的妻子在瑞典,不可能为他在巴黎结账。虽然艾特肯坚称自己无罪,他仍被判伪证、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

那是他的人生低谷。他离了婚,陷入财务危机。他曾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每年3.3万英镑的议员退休金,我什么都没了。”对《环球人物》记者,他也直言不讳:“像许多人一样,我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但我仍有一段精彩生活,充满了政治、外交的巅峰体验。”

“流星”没有坠落

艾特肯曾想重返政坛,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全身心地投身宗教与慈善事务,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祈祷两个小时。后来,他接受一些演讲邀请,重新开始写作。

其实,艾特肯有很好的写作基础。“我22岁就出版了第一本书《校园漫步》,写了我所在的辩论队到美国与70个当地大学辩论队辩论。这给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从政前,他当过记者,去过越战和尼日利亚内战现场,曾以一篇呼吁禁止迷幻药的文章而声名大噪。25岁,他出版了《年轻的流星》,写的是各个领域年轻人的故事。他将他们都称为流星――虽然光鲜亮丽,但毕竟短暂,终究会坠落。

这个隐喻似乎也印证在艾特肯自己的身上。不过,他最终没有坠落,而是改变了轨迹,从政坛转向文坛。他说:“我非常热爱英语,这是一种纯粹对语言的热爱,就好像画家对刷子和颜料的热爱一样。譬如说,描绘一个女孩很迷人,仅‘迷人’这个词就有很多说法。把这些词列出一个清单,你觉得第二十七个挺好。这种字句斟酌的感觉很好。”他最喜欢狄更斯的作品,“他的角色塑造方式对我启发很大”。

艾特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两本传记《傲慢与伪证》《粥和激情》,还出版了宗教书籍《为压力之下的人祈祷》《压力之下的诗篇》。他先后出版了19本传记,最为人称道的是《尼克松的一生》《撒切尔夫人:力量和个性》等政治家传记作品。 1978年,时任议员的艾特肯(前左)与撒切尔夫人在伦敦街头

用信任与政要对话

在艾特肯采写过的政要中,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哈萨克斯坦开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他说,两人有个共同特点――都有争议,但不愿意被误读。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这是最基本的。”而他之所以能取得他们的信任,是因为他能站在天平中央,如实地描绘这两个复杂的人物。

“水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辞去了总统职务。正是在那段时期,艾特肯与他建立了密切关系。从1974年至1979年,他是尼克松在加利福利亚湾一个庄园的常客。1979年,艾特肯还与新婚妻子在那里度过了蜜月。尼克松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每天询问他们是否睡得好,还为他们筹办派对,其实当时尼克松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借此机会,艾特肯与尼克松多次交流。

艾特肯说:“尼克松是一个非常有思想、非常复杂、有深度的人。他可以信任国家,但他绝不会相信个人。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会像下棋一样,看到三步以外。这样一位大国总统,要取得他的信任并不容易。我与他共处了很长时间,一起吃晚餐,一块儿出游。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不是美国人,可以对越战、‘水门事件’持中立态度。尼克松与我对话时,他其实是在与命运和死亡对话,希望历史对他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至于纳扎尔巴耶夫,艾特肯称他为“一个传奇”。

纳扎尔巴耶夫出身贫寒,自幼酷爱阅读,独自攀登过阿拉套山脉顶峰,当过钢铁工人,1984年成为苏联最年轻的加盟共和国总理,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担任总统至今。西方舆论称他为占有大量财富的“独裁者”,但哈萨克斯坦却是中亚最为稳定、富强的国家之一。“纳扎尔巴耶夫经历了苏联时期,见证了苏联解体,缔造了一个中亚强国。他的故事是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具有戏剧性,所有传记作家都喜欢。”艾特肯说。

与采访尼克松一样,对艾特肯而言最难的问题是如何取得纳扎尔巴耶夫的信任。面对一名西方作家,纳扎尔巴耶夫曾颇有顾虑。“他习惯了歌功颂德的那一套。但是我告诉他,我希望写出一本真实、公平的传记,我的书不会像化妆品一样粉饰某些东西。”艾特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纳扎尔巴耶夫当时离他很近,盯着他的眼睛问:“你的意思是我必须要信任你吗?”他肯定地回答“是”。然后把自己已写好的三章内容交给纳扎尔巴耶夫看。看后,纳扎尔巴耶夫对文中细节描写非常吃惊,笑着问:“这些东西是谁告诉你的?”

艾特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纳扎尔巴耶夫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那是一位有力量、有决断力、有眼界的领导者,“很会讲故事,也很幽默”。“我和纳扎尔巴耶夫进行了23个小时一对一的访谈,讨论他留给国家和世界的是什么。我引用了一位希腊哲学家的名言:‘一个人有时要等到夜晚,才能知道这一天有多美好。’纳扎尔巴耶夫听了很惊讶:‘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已经到达了夜晚?’我笑了――这句话意味着他打算继续领导国家。” 2003年,艾特肯与夫人在婚礼现场

书中描写了纳扎尔巴耶夫与中国领导人交往的细节。艾特肯谈起这些,津津有味。“纳扎尔巴耶夫与时任主席江泽民都有俄语学习背景,能自如地用俄语交流,根本不用翻译。江泽民喜欢弹钢琴,纳扎尔巴耶夫擅长冬不拉。他们都有着男高音的嗓音,喜欢唱民歌,还曾合作过二重唱。在他领导下的哈萨克斯坦,也和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建立了空前友好的关系。”

身为作家,艾特肯喜欢关注领导人交往中的细节。习近平不久前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个人层面上,他和卡梅伦首相一起到乡村俱乐部喝啤酒、吃炸鱼,这一举动在英国赢得了很多朋友。”

比较自己政客与作家这两个身份,艾特肯说:“在政治生活中,你的角色是做决定。政治生活起伏之大就像电视剧一样,这是最好的生活,也是最坏的生活。我见识过它好的一面,也见识过它坏的一面。我不想错过这种生活。相比而言,作家的生活要沉静得多,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思考上。传记作家就像伟人的肖像画家兼誓言的见证者,了解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抓住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这是我作为一名传记作家一直尝试着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