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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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优秀范文】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范文一: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评述

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思考与道德关切——致W.H.奥登》

恶的平庸性

P130我谈到了“恶的平庸性”,我并不企图以此建立一个理论和学说,而只是描述一些十分确切的情况,即那种广泛的恶行现象,人们不能把它们归因于罪犯的特别的邪恶,病态或意识形态信念。罪犯唯一的特点乃在于他有点异乎寻常地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毒,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闻讯中能发现的唯一的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就像曾经在纳粹体制下适应其角色那样,他也能非常顺利地适应重犯的角色,能毫不困难地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规矩。他知道他过去认为是职责的如今被称为犯罪,而他接受新的判断就像它不过是另一种语言规则一样。

陈词滥调和循规蹈矩的作用

131陈词滥调、日常话语和循规蹈矩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把我们隔离于现实的作用,即隔离于所有事件和事实由于其存在而使我们思考它们的要求。倘若我们时时对这些要求保持回应,那我们就会疲惫不堪,而艾希曼的不同只在于他对此要求分明是毫不知悉。

这种思的完全缺失引起了我的兴趣。恶行,不仅是疏忽之罪恶,而且是故意之罪恶,如果它不仅没有“卑鄙的动机”(如法律所称的),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没有任何利益和意愿促动,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可能?

终结的好处

132正当神学家们(与古老的不信仰者不同)开始谈论“上帝死了”这个命题时,宗教中的危机就达到了顶点,同样,当哲学家们自己开始宣布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时候,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危机也就公开了。当然,这种状况或许有好处,我相信一旦人们理解了所有这些“终结”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就是有好处的。这些“终结”并不表示上帝已经“死了”——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荒谬的——而是表明几千年来上帝由以被思考的方式不再令人信服,它们也不表示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就伴随着他们的那些古老问题已经变得“无意义”了,而是表示它们一直以来被提出和回答的方式已不再可信。

导致巨大的罪恶的缘由

134对于导致巨大的罪恶来说,邪恶心灵这种相对罕见的现象不是必需的。因此,用康德的话来说,一个人将需要哲学来阻止恶,因为哲学就是对作为思想能力的理性的训练。

思考被传授的唯一方式

141苏格拉底自称是牛虻、助产士,据柏拉图说也被其他人叫做“电鳐”,那是一种通过接触以麻痹其他东西的鱼。在下述这种理解的条件下他承认这第三个譬喻的相似性,即“只有通过自己发呆,电鳐才使别人发呆。并不是说在使别人困惑时,我自己却知道了谜底。真实的情况毋宁是,我就是用自己的困惑来使别人困惑。”(美诺篇)

与职业哲学家不同,看来他内心受到一种强烈的逼迫,使得他去审查他的同胞,看看他们是否也有和他一样的困惑——这种逼迫非常不同于发现谜底然后宣布给他人的那种倾向。

142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这三个比喻。首先,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他知道如何去唤醒那些公民,没有他,他们将“在他们的余生中不受打扰地昏睡下去”,除非其他人再次唤醒他们。而他唤醒他们去干吗?去思考,去审查事物。据他说,如果没有这种活动,一个人的生活不

仅没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他就根本没有活着。

第二,苏格拉底是个助产士。这里的含义是三方面的——我前面起到的“贫瘠、不育”(苏格拉底自己反复说,只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教而不传授;像希腊那些过了生育年龄的助产士一样,他是“贫瘠的、不育的”);一种专门知识,能帮助他人产生他们的思想、即包含在他们的意见中的隐意;以及希腊助产士的下述作用:决定怀的是适于培育的胎儿,还是,用苏格拉底式的语言来说,只是一个必须从孕妇那里清除的“未受精的卵”。在当前的语境中,只有后两种隐意是相关的。因为阅读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就会发现,他的对话者说出的全都是像“未受精的卵”那样的思想。他做的毋宁是柏拉图关于智者们所说的(柏拉图这么说时肯定想到了苏格拉底):他清洗人们的“意见”,即清洗掉人们的那些未经审查的偏见,这些偏见通过暗示我们知道我们本来不但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的东西来阻止我们进行思考,而且,他还像柏拉图论述的那样,帮助去除他们心中败坏的东西、他们的意见,然而又没有使他们变好,没有给予他们真理。

第三,明白我们没有知识而又不愿意就此罢休的苏格拉底坚持他的困惑,并且像电鳐一样,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咋一看,电鳐似乎是牛虻的反面;牛虻弄醒的,它使之麻痹。然而,从外在和日常人事看来肯定像是麻痹的,却被内在地体验为生命存在的最高状态(思想的风暴)。

143看来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我在你那里唤起的思想之风把你从睡眠中吹醒,使你完全清醒,充满活力,那么你将明白,你的头脑里除了困惑什么都没有,而我们能做到的最多就是互相分享这些困惑。

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传统主义的另一面

144无情地消解并重新审查已被接受的所有教条和规则的意义追寻活动,时刻都可以转而反对自己,就仿佛它产生了一个旧价值的翻转,并宣布它们为“新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尼采在颠倒柏拉图主义时所做的,他忘记了,一个颠倒的柏拉图仍是柏拉图,或者也是马克思在颠倒黑格尔时所做的,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式的历史体系。于是,思考的这种负面效果像旧价值一样,按照同样的无思的程式昏昏欲睡地被使用着;在它们被应用于人类事务领域时,就好像从未被思考过一样。我们通常称为虚无主义的——而且被引诱去在历史上确定它,在政治上谴责它,并把它赋予那些涉嫌思考“危险思想”的思想家们——实际上是一种内在于思想过程自身中的危险。不存在危险的思想;思考本身是危险的,但虚无主义不是它的产品。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传统主义的另一面;它的信条由对目前所谓的积极价值的否定构成。所有批判性的审查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阶段,通过找出已被接受的意见和价值中的隐意和未言明的假设,来至少对它们作出假想的否定,就此而言,虚无主义可以被看作永远伴随着思考的危险。但这个危险并不来自苏格拉底的那个断言,即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相反,它来自那种对发现结果的渴求,这种渴求使进一步思考变得不必要。思考对所有信条同样危险,而它本身不带来任何新的信条。

145人们习惯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规则的那些内容(对这些内容的仔细考察总是使人们陷入困惑之中),不如说是在其下包含个别事物的那些规则所规约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们习惯于从不作出决定。所以,如果某个人想出人头地,如果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想要取消旧“价值”或旧德性,他会发现,只要他提出一套新的规则,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他也不需要强迫和规劝——不需要拿出新价值比旧价值好的任何证据——就可以接受它。越顽固地遵从老规则的人,就越是踊跃地接受新规则;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转化如此轻易,这确实表明,当这次转变发生时,每一个人都是昏昏然的。本世纪就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样的经验:极权统治者多么轻易地把西方道德的基本命令颠倒了——在希特勒的德国是“不得杀

人”,在斯大林的俄国是“不得对你的邻人作伪证”。

145雅典人告诉他(苏格拉底),思考是颠覆性的,思想之风是一种飓风,它卷走所有指导人在世界上生活的已树立的标志;它给城邦带来混乱,令公民们糊涂,特别是年轻的公民。

146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考活动,这活动本身——不同于也不考虑一个人的自然、他的灵魂可能有什么样的品质——是否以某种方式制约着进行思考的人,以至于他无能于为恶。

判断与思考

153判断个别事物的能力,及说出“这是错的”、“这是美的”等等的能力,不同于思考能力。思考活动处理不可见者,处理不在场事物的表象;判断活动则关注个别和近在眼前的事物。但是它们两者按照意识和良心相联结的方式联结。如果说,思考活动这种二而一的无声对话实现了意识被赋予的同一性中的差异,并产生了良知这个副产品,那么,判断活动这种思考的解放作用的副产品就使思考现实化了,使它出现在显象世界中,在这个显象世界中,我从不孤身一人,总是太忙碌而不能思考。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急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对同伴的选择

114我试图表明,我们关于是非的决定将依赖于我们对同伴的选择,即对那些我们愿意与其共度一生的人的选择。而且,这个同伴是通过这样的思考而被选择的:对典范的思考,对已逝或尚存的、真实或虚构的典范人物的思考,对过去或现在的典范之事的思考。

114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他更乐意与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为伍,并以他为榜样,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永远不靠近我们。但也许也有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对同伴并不介意,无论什么样的同伴对他来说都挺好,我担心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从道德上、甚至从政治上说,这种冷漠,尽管相当平常,却是最危险的。而与此相关,危险稍小的是另一种非常普遍的现代现象,即那种完全拒绝判断的广泛倾向。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选择自己的典范和自己的同伴的情况下,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通过判断力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情况下,产生那种真正的绊脚石,人类的力量不能移动它,因为它们不是被人类和人类可以理解的动机所引致的。在那里存在着恐怖,同时,也存在恶的平庸性。

87这里的关键在于,那时到了这么一个时刻,在那里,所有客观的标准——真理、死后世界的回报和惩罚等等——都屈从于关于这些事情的“主观”标准,即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愿意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

原文地址:http://fanwen.wenku1.com/article/31481192.html
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思考与道德关切——致W.H.奥登》

恶的平庸性

P130我谈到了“恶的平庸性”,我并不企图以此建立一个理论和学说,而只是描述一些十分确切的情况,即那种广泛的恶行现象,人们不能把它们归因于罪犯的特别的邪恶,病态或意识形态信念。罪犯唯一的特点乃在于他有点异乎寻常地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毒,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闻讯中能发现的唯一的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就像曾经在纳粹体制下适应其角色那样,他也能非常顺利地适应重犯的角色,能毫不困难地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规矩。他知道他过去认为是职责的如今被称为犯罪,而他接受新的判断就像它不过是另一种语言规则一样。

陈词滥调和循规蹈矩的作用

131陈词滥调、日常话语和循规蹈矩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把我们隔离于现实的作用,即隔离于所有事件和事实由于其存在而使我们思考它们的要求。倘若我们时时对这些要求保持回应,那我们就会疲惫不堪,而艾希曼的不同只在于他对此要求分明是毫不知悉。

这种思的完全缺失引起了我的兴趣。恶行,不仅是疏忽之罪恶,而且是故意之罪恶,如果它不仅没有“卑鄙的动机”(如法律所称的),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没有任何利益和意愿促动,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可能?

终结的好处

132正当神学家们(与古老的不信仰者不同)开始谈论“上帝死了”这个命题时,宗教中的危机就达到了顶点,同样,当哲学家们自己开始宣布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时候,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危机也就公开了。当然,这种状况或许有好处,我相信一旦人们理解了所有这些“终结”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就是有好处的。这些“终结”并不表示上帝已经“死了”——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荒谬的——而是表明几千年来上帝由以被思考的方式不再令人信服,它们也不表示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就伴随着他们的那些古老问题已经变得“无意义”了,而是表示它们一直以来被提出和回答的方式已不再可信。

导致巨大的罪恶的缘由

134对于导致巨大的罪恶来说,邪恶心灵这种相对罕见的现象不是必需的。因此,用康德的话来说,一个人将需要哲学来阻止恶,因为哲学就是对作为思想能力的理性的训练。

思考被传授的唯一方式

141苏格拉底自称是牛虻、助产士,据柏拉图说也被其他人叫做“电鳐”,那是一种通过接触以麻痹其他东西的鱼。在下述这种理解的条件下他承认这第三个譬喻的相似性,即“只有通过自己发呆,电鳐才使别人发呆。并不是说在使别人困惑时,我自己却知道了谜底。真实的情况毋宁是,我就是用自己的困惑来使别人困惑。”(美诺篇)

与职业哲学家不同,看来他内心受到一种强烈的逼迫,使得他去审查他的同胞,看看他们是否也有和他一样的困惑——这种逼迫非常不同于发现谜底然后宣布给他人的那种倾向。

142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这三个比喻。首先,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他知道如何去唤醒那些公民,没有他,他们将“在他们的余生中不受打扰地昏睡下去”,除非其他人再次唤醒他们。而他唤醒他们去干吗?去思考,去审查事物。据他说,如果没有这种活动,一个人的生活不

仅没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他就根本没有活着。

第二,苏格拉底是个助产士。这里的含义是三方面的——我前面起到的“贫瘠、不育”(苏格拉底自己反复说,只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教而不传授;像希腊那些过了生育年龄的助产士一样,他是“贫瘠的、不育的”);一种专门知识,能帮助他人产生他们的思想、即包含在他们的意见中的隐意;以及希腊助产士的下述作用:决定怀的是适于培育的胎儿,还是,用苏格拉底式的语言来说,只是一个必须从孕妇那里清除的“未受精的卵”。在当前的语境中,只有后两种隐意是相关的。因为阅读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就会发现,他的对话者说出的全都是像“未受精的卵”那样的思想。他做的毋宁是柏拉图关于智者们所说的(柏拉图这么说时肯定想到了苏格拉底):他清洗人们的“意见”,即清洗掉人们的那些未经审查的偏见,这些偏见通过暗示我们知道我们本来不但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的东西来阻止我们进行思考,而且,他还像柏拉图论述的那样,帮助去除他们心中败坏的东西、他们的意见,然而又没有使他们变好,没有给予他们真理。

第三,明白我们没有知识而又不愿意就此罢休的苏格拉底坚持他的困惑,并且像电鳐一样,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咋一看,电鳐似乎是牛虻的反面;牛虻弄醒的,它使之麻痹。然而,从外在和日常人事看来肯定像是麻痹的,却被内在地体验为生命存在的最高状态(思想的风暴)。

143看来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我在你那里唤起的思想之风把你从睡眠中吹醒,使你完全清醒,充满活力,那么你将明白,你的头脑里除了困惑什么都没有,而我们能做到的最多就是互相分享这些困惑。

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传统主义的另一面

144无情地消解并重新审查已被接受的所有教条和规则的意义追寻活动,时刻都可以转而反对自己,就仿佛它产生了一个旧价值的翻转,并宣布它们为“新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尼采在颠倒柏拉图主义时所做的,他忘记了,一个颠倒的柏拉图仍是柏拉图,或者也是马克思在颠倒黑格尔时所做的,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式的历史体系。于是,思考的这种负面效果像旧价值一样,按照同样的无思的程式昏昏欲睡地被使用着;在它们被应用于人类事务领域时,就好像从未被思考过一样。我们通常称为虚无主义的——而且被引诱去在历史上确定它,在政治上谴责它,并把它赋予那些涉嫌思考“危险思想”的思想家们——实际上是一种内在于思想过程自身中的危险。不存在危险的思想;思考本身是危险的,但虚无主义不是它的产品。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传统主义的另一面;它的信条由对目前所谓的积极价值的否定构成。所有批判性的审查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阶段,通过找出已被接受的意见和价值中的隐意和未言明的假设,来至少对它们作出假想的否定,就此而言,虚无主义可以被看作永远伴随着思考的危险。但这个危险并不来自苏格拉底的那个断言,即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相反,它来自那种对发现结果的渴求,这种渴求使进一步思考变得不必要。思考对所有信条同样危险,而它本身不带来任何新的信条。

145人们习惯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规则的那些内容(对这些内容的仔细考察总是使人们陷入困惑之中),不如说是在其下包含个别事物的那些规则所规约的对象。换句话说,他们习惯于从不作出决定。所以,如果某个人想出人头地,如果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想要取消旧“价值”或旧德性,他会发现,只要他提出一套新的规则,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他也不需要强迫和规劝——不需要拿出新价值比旧价值好的任何证据——就可以接受它。越顽固地遵从老规则的人,就越是踊跃地接受新规则;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转化如此轻易,这确实表明,当这次转变发生时,每一个人都是昏昏然的。本世纪就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样的经验:极权统治者多么轻易地把西方道德的基本命令颠倒了——在希特勒的德国是“不得杀

人”,在斯大林的俄国是“不得对你的邻人作伪证”。

145雅典人告诉他(苏格拉底),思考是颠覆性的,思想之风是一种飓风,它卷走所有指导人在世界上生活的已树立的标志;它给城邦带来混乱,令公民们糊涂,特别是年轻的公民。

146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考活动,这活动本身——不同于也不考虑一个人的自然、他的灵魂可能有什么样的品质——是否以某种方式制约着进行思考的人,以至于他无能于为恶。

判断与思考

153判断个别事物的能力,及说出“这是错的”、“这是美的”等等的能力,不同于思考能力。思考活动处理不可见者,处理不在场事物的表象;判断活动则关注个别和近在眼前的事物。但是它们两者按照意识和良心相联结的方式联结。如果说,思考活动这种二而一的无声对话实现了意识被赋予的同一性中的差异,并产生了良知这个副产品,那么,判断活动这种思考的解放作用的副产品就使思考现实化了,使它出现在显象世界中,在这个显象世界中,我从不孤身一人,总是太忙碌而不能思考。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急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对同伴的选择

114我试图表明,我们关于是非的决定将依赖于我们对同伴的选择,即对那些我们愿意与其共度一生的人的选择。而且,这个同伴是通过这样的思考而被选择的:对典范的思考,对已逝或尚存的、真实或虚构的典范人物的思考,对过去或现在的典范之事的思考。

114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他更乐意与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为伍,并以他为榜样,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永远不靠近我们。但也许也有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对同伴并不介意,无论什么样的同伴对他来说都挺好,我担心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从道德上、甚至从政治上说,这种冷漠,尽管相当平常,却是最危险的。而与此相关,危险稍小的是另一种非常普遍的现代现象,即那种完全拒绝判断的广泛倾向。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选择自己的典范和自己的同伴的情况下,从这种不愿或不能通过判断力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情况下,产生那种真正的绊脚石,人类的力量不能移动它,因为它们不是被人类和人类可以理解的动机所引致的。在那里存在着恐怖,同时,也存在恶的平庸性。

87这里的关键在于,那时到了这么一个时刻,在那里,所有客观的标准——真理、死后世界的回报和惩罚等等——都屈从于关于这些事情的“主观”标准,即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愿意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

范文二:平庸的恶也是恶

R MA K   E R S1 畅所欲言 《  .

撒 谎 的效果好过诚信

; 舟子爆 出 . I 唐骏博 士假 文凭事件 后 , 大  J, 家一直在 纠缠, / 实在是一件 可悲的事

情, 因为这 个 细节 实在 是无 关 大局 。 问题

的焦点在 于 : 为什 么 多年 来 各 种 吹 牛 皮 撒   犬谎 的 家伙 总 有 市 场 , 总会 被 炮制 为神 话 ?

追 问是 否撒谎 本 身 , 比追 问撒 谎 的  要 细节重要 得 多。同样 , 我们 不妨回想一 下,

过 去数 十年 间 , 似 的哪一 个公 众人物 因 类

为撒 谎 而 遭 受 了严 厉 的 惩 罚 ? 哪 一 次 轰 轰

为什 么唯有撒谎吹 牛皮才能帮助一个

人 获得 更 多的 机 会 ?

如果 一个社 会 里的确是 机会 均等 , 程

序 公 平 . 给 牛 人 那 么 多机 会 么? 会

烈烈的“ 粪运动” 扒 最终收获 了成 果?李泽

楷 的 假 学 历 影 响 到 了他 的 上 市 公 司 , 是  还

吴征 的假 文 凭 造 成 了 阳光 传 媒 的破 产 ? 唯

这 个社会 里 是否 存 在一 种 不诚 实 同

如果我们公平地说 , 唐骏 老师在一群撒  谎 的牛人里 , 算得上干货较 多的一位 。他 的  确 出任过微软 中国区总裁、 大的总裁 , 盛 现  在 也 真 是货 真 价 实的新 华 都 集 团 总裁 兼  CE 哪 怕 工 资并非他 所说 的年 薪 1 亿 。 O, 0

盟? 没有人 愿 意去揭 穿 , 因为要 么 自己是

诈 骗 犯 利 益 同 盟 。 么是 觉得 公 布 自 己被  要

有一 个例 外 , 那人 下 了监狱 , 叫周 正龙 , 他   他 的身份是 农 民。

写到这 里 , 由唐 骏 引 发 的 这 次 讨 论 才

骗 是种 更 大的耻 辱?或 者 , 家有 一个基  大

本 共 识 : 本 没 有 诚 信 的存 在 ? 根   我 们 一 定 是 丢 失 了点什 么。 功 利 主 义  让 我 们 远 离 良 ・ 责备 , 用 主 义 让 我 们  心的 实

按 照今时今 日的标准 , 算得上是商业社会里  的一位成功人士, 码一直步步高升 。 起   承认这一点 , 就应该醒悟一件 事情 : 文  凭并不是唐骏博 士的命 门。

到 了真 正 提 问 的 时 刻 :   为 什 么看 起 来 撒 谎 的效 果好 过 诚 信 ?

勇敢地翻越 所有 良知的栏杆 。现在请告诉

我: 唐骏 是 否 撒 谎 了 。 真 的 很 在 意 么 ?据  你 (

为什 么在 一个社会里如此 流行 功利主

义7

《 中国青年报》 田  )

平庸 的恶也是 恶

■ 文/ 平  长

“ ’ 主任被 人 肉了. 央视 记者李 小萌  T, ”

社会 还没有完全被官僚文化腐蚀 。   让很 多人感 到 困惑的 , 是央视 记者 李  小 萌在微博 中为他 的辩 解 : 我 只问 自己 , “

我是 平主任 的话 , 不那样 回答 的可 能性有

己不要 重 蹈 覆 辙 。

l 以同情 的 口吻发 了一 条微 博 , 有    “

人举牌 要其 走人 , 匿名 电话 , 接 精神恍 惚 ,

不 敢 回 家 , 子 哭 泣 , 子 不能 上 学 。 这 条  妻 孩 ” 微 博 引 发 了 网民 的 热 烈 讨 论 。   平主任 是 江西 防总 办副主任 平其俊 。

这让我想到汉娜 ・ 阿伦 特 讲 的 “ 庸 的  平

恶” 。他 认 为 , 管体制 应 该承担 部 分 责  尽 任, 但是平庸 的恶也是 恶 , 其错误 就在 于放  弃独 立思 考 , 心甘情 愿地 变成官僚体 制的  螺丝 钉。如 果我们 原谅 平主任 的表 演, 就

多大? 平主任 的 同事也说 ,他讲 的这些材  ” “

料是 当时; 总的 一个 通稿 , 不能代表 他  r - 这 个人 ” 任何一 个人在 当时都 只能那样介绍  ,

情况。

他 在接 受央视 采访介 绍 洪灾 时  有 直接  没 回答 主持 人 有 关“ 下游群 众 的安 危 ” 的提

问 , 是 连 篇 累牍 地 提 及 各 级 领 导 的 “ 而 重要   指 示 ” 网 民 们 认 为 他 是 “ 腔 浓厚 ” “ . 官 的 马

等于认 同这样 的官僚 文化— —把每一 次灾

难都 当作领导们 自我表扬的舞 台。

那 么 平 主 任 是 否 应 该 遭 受 人 肉 搜 索

换位 思 考有助 于理 解 当事人 的处境 ,   但是 并不能成为混淆是非 的理 由。一件 事

情本 身 的对错 , 能 因为换 个人 也会 那样  不 做 而改 变性质 。假 如真的每 个人 都会那样  回答 。 问题 就更加严 重了。如此一 来, 对平

主 任 的抨 击 , 仅 是 对他 的 工 作 的 批 评 , 不 而

呢 ?在正 常的 情况下 , 当然不应 该 。网民  们应 该按 照官 员们要 求的 , 通过 正常 渠道  反映 问题 。然 而他 们知道 , 在很 多时候 , 通  过正 当渠道反 映的 问题都如泥牛入 海。就  这 个事情 而言 , 平主任 的上司 已经表 态 , 他  的 工作不会受影响。 据《 ( 南方周未》弱  )

屁精” 对他 进行挖苦嘲讽 并人 肉搜 索。 ,   身 为江西省 防 汛抗旱 总指挥 部 官 员,   在有 民众被 洪水淹 死的情 况 下 , 受 中央  接

电视 台主 播 连 线 时 。 西 防 总 办 副 主 任 平  江

其俊 没有 直接 介 绍受 灾情况 , 而是官腔 十

足地 为领 导表 功 , 引发 网民愤怒 , 明这个  证

且还 具有 了 自我批判的价值—— 有时我们

激 烈地谴 责 某种 行 为 , 也的确 是在提 醒 自

3  1

范文三:平庸的恶与顺从

征地拆迁和城管执法,是极易制造社会矛盾的两个领域。手边就有两例:3月22日,网民爆料云南昭通市昭阳区城管人员将一名盲人乞丐打伤后丢入水中;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合义在自家承包地被开发商的铲车辗死。

为什么人人看得出来、全社会深恶痛绝的暴力行径却总是公然得到施行?为什么施暴者可以轻而易举伤害别人而不受良心谴责?

1961年,以色列开庭审判前纳粹德国高官艾希曼。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艾希曼曾下令杀死五六百万犹太人,但阿伦特观察后断定他并非“恶魔”,而只是一个平庸乏味的官僚。阿伦特依此提出著名观点“平庸的恶”,而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实验发现“人人心中都有艾希曼”。

简言之,在文明时代,大奸大恶者极少,多数恶行由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所犯。普通人一般也都自认是“好人”。好人的道德底线是不向一个无害、无威胁的无助个人施加痛苦。然而,一旦你进入一个权威体系,你就会压制自己的道德意识,屈服于权威。当权威命令你去伤害另一个人时,你就会对受害者做出残忍的行为。

米尔格兰姆写道:当个体身处一个社会情境中,允许更高地位者对他进行管理,我们就称他进入了“代理状态”。这种情况下,个人不再认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而是将自己定义为执行他人意愿的工具。

暴力执法的城管队员,也许昨天他们还温和善良,今天脱下制服又会恢复良善本性,但当他穿上制服,就会变得与之前的自我完全不同。打人当然不对,但打坏人对。谁是坏人呢?领导说谁是谁就是!施暴之前,他们会对受害者进行强烈的价值贬低;做出伤害行为之后,也须将受害者视作“刁民”、“该打”,之所以对他进行惩罚,完全是其人格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上述两案发生后,河南弘亿公司说死者宋合义在出让土地承包权时出尔反尔,而且“铲地是司机份内的事,他这是正常业务”。云南昭通市昭阳区住建局领导对记者称,是盲人乞讨者将几名城管人员殴打后,自己跳进水中的。

近几年,城管队员受害亦不鲜见。他们亦值得同情。他们对街头摊贩并无特别恶意,亦无私利纠葛,他们只是在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而办公室里的领导远离冲突现场,对血腥暴力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他们需要的只是结果,不管方式如何粗暴,坚决执行命令的都是好部下,不服从者才算渎职。

米尔格兰姆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是邪恶行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远离行为的最终结果,在心理上更容易忽略自我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整个人类行为被分解成了片段,对行为负有全部责任的人也消失了,也许这就是现代社会中有组织恶行的最常见特征。看看近来一些新闻吧:笼罩中国的雾霾天、山东的地下排污、上海黄浦江里的死猪、长沙冲走人的下水道等,都是“谁都有罪”,最后变成了“谁都无罪”。

与“平庸的恶”相对应的,还有“平庸的顺从”,即对“平庸的恶”的不抵抗。中国官员阶层的优越感和底层民众的低贱感,均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老百姓惯于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当自身基本权利被蹂躏之时,只能苦盼“青天大老爷”作主。

当“平庸的恶”蔓延到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当人人都是潜在的加害者,都在有意无意寻找加害别人的机会,必致道德环境恶化,暴戾之气弥漫,人类固有的攻击、施虐、破坏和残忍本能频频释放,这才是最可怕的。

范文四:平庸造就的恶

1960年,隐姓埋名十余年的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后被带往耶路撒冷,接受应有的审判。1961年,著名犹太裔学者、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社报道员的身份参与了这次著名的耶路撒冷审判。她发现,这个昔日的杀人狂魔在种族屠杀中犯下滔天大罪的动机,竟是极其“平庸无奇的”。他只是按照既定的思维模式服从命令并恪守忠诚,麻木地执行上级指令,下达上级命令,除了一心想升职外,没有任何主观动机要参与迫害并屠杀犹太人。他的“平庸无奇”,体现在无思想、无动机地按照“法规”办事,并心安理得地认为不必担负起道德上的指责。他的“平庸无奇”激起了阿伦特极大兴趣。她后来以此写就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并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平庸造就的恶。

没有什么比没有任何思想、麻木地执行着“谎言”并主动为其“圆谎”更为邪恶。当大量“平庸无奇”的人一齐捍卫一个得益于虚假逻辑关系的假想世界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总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组织并自觉地淡忘过去的伤害,抹掉过去丑陋的一面,力图将个人独特的、作为人的属性同“千人一面”的群众属性保持一致,甚至视个人意见为异端,只允许用集体记忆来代替个人思考。正如阿伦特告诫的,“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可以设想,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允许依靠一种传统的惯性思维来治国,那必将造成无法挽回的人道主义灾难。

楚渔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认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这样的观点不可谓不新。文章剑走偏锋,对目前沉闷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有着积极的建议性意义。书中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看法,针砭时弊,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情怀。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列举了许多落后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例子,比如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国人思维方法混乱以及逻辑条理的缺乏。其观点犀利,逻辑清晰,令人反省。目前导致中国思想界彷徨不前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传统思维的根深蒂固,以及扎根于这种土壤的国民劣根性的作祟,还有科学思维模式、人文关怀的双重缺席。如果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没有思维和自我调控能力的齿轮,麻木地跟随、附和着固有规则运转,其本身就构成了“平席的恶”。在当今社会,《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引人深省,但批判思维最重要的功能,到最后一定还是批判个人。个人能自觉地脱离固有规则的运转,这些齿轮才有成为现代公民的可能性。

(郑小驴,本名郑朋,著名作家。)

范文五:何谓平庸之恶

何谓平庸之恶

一、平庸之恶的概念

“平庸之恶”英文为Evil of banality,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此概念最早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极端之恶”(radical evil)相对而言,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的高官艾希曼(也就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死刑执行者”)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

二、概念的背景与思考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但是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

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和她提出的“平庸的邪恶”(即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著作和概念之一,同时也启发个人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思考和反思自己。“平庸的邪恶”,这一概念帮助去除了人们对“恶”的神秘感。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20世纪后期以来的道德无底线,有人的无知或邪恶,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的偏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或可能做出的事情。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范文六:平庸的邪恶

有个寓言发人深省,说一枚鸡蛋和石头待在一起,把自己磕碰得伤痕累累,起初它坚持着,指望能日久生情。但最终鸡蛋实在忍受不了了,离开了石头。路上鸡蛋遇到了棉花,棉花抱以鸡蛋的每一个拥抱都是那么的温暖、真诚。鸡蛋此时才明白,有些事不是凭借努力、坚持和忍耐,就能换来温暖和真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遇虽都是缘,但必须相合相投。再优秀,也得遇知赏识你的人;再付出,也得遇上懂得感恩的人;再真诚,也得遇到有心的人;再谦让,也得遇有深知珍惜的人。

日前看了一篇报道,有如鱼刺鲠喉,咽不下,吐不出。

世界500强前三十位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安利(Amway)”,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驻中国,它完备的直销体系被比尔・盖茨称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也是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的经典教案。

然而,无论安利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构造得如何完美,一步入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的艰难困局。

安利的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的,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也就是说,无论消费者使用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无需原因和理由,全额退款,哪怕产品已经被用的一点不剩,只要产品容器还在就行。

这项制度是安利公司赢得欧美市场的重要原因,其退货率之低微乎其微(有人嘲讽此“微”估计是华人)。但产品一经进入中国,遂即引发了退货狂潮,“退货门”让美国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是产品的质量出现了问题?还是产品本身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后来人们发现,退货潮与质量和适宜性无关,与中国人的“精明”相关。既然你敢承诺“无因全款退货”,我就没啥不好意思。据说许多人将浴液、洗衣液等产品买回去,倒出一半,甚至用空瓶去全额退款,以致在上海安利公司的门前,每天清晨人潮涌动地排起退款的长蛇。

中国有句俗语,一不偷,二不抢,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

制度就是制度,它可以日后修改,但当下必须遵循。安利忍着每天高达百万的退款和每日倒贴数十万的产品压力,兑现了一诺千金的退款承诺。至此,美国人着实领教了“中国特色”的威力。一个在欧美沿袭了半个世纪的“旧制度”就此遭遇滑铁卢,被无情地击得粉碎。不久,安利被迫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制度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一半款;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

中国人喜欢扎堆,具有从众心理,一旦大家都去干同一件坏事,这件坏事似乎就不再是坏事,甚至变成为理直气壮的大好事。譬如日前山东的招远血案、广东的活活打死两小偷,这种“平庸的邪恶”一经发酵,便成为一种特性,无孔不入。

曾有人断言,再好的制度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他们实在太精于钻空子了。话虽难听,事实如此,我们能将免费开出的药物低价变卖、能用医保卡购买高压锅和洗衣粉、能把行贿的烟酒拿去变现……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有个寓言发人深省,说一枚鸡蛋和石头待在一起,把自己磕碰得伤痕累累,起初它坚持着,指望能日久生情。但最终鸡蛋实在忍受不了了,离开了石头。路上鸡蛋遇到了棉花,棉花抱以鸡蛋的每一个拥抱都是那么的温暖、真诚。鸡蛋此时才明白,有些事不是凭借努力、坚持和忍耐,就能换来温暖和真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遇虽都是缘,但必须相合相投。再优秀,也得遇知赏识你的人;再付出,也得遇上懂得感恩的人;再真诚,也得遇到有心的人;再谦让,也得遇有深知珍惜的人。

日前看了一篇报道,有如鱼刺鲠喉,咽不下,吐不出。

世界500强前三十位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安利(Amway)”,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驻中国,它完备的直销体系被比尔・盖茨称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也是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的经典教案。

然而,无论安利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构造得如何完美,一步入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的艰难困局。

安利的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的,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也就是说,无论消费者使用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无需原因和理由,全额退款,哪怕产品已经被用的一点不剩,只要产品容器还在就行。

这项制度是安利公司赢得欧美市场的重要原因,其退货率之低微乎其微(有人嘲讽此“微”估计是华人)。但产品一经进入中国,遂即引发了退货狂潮,“退货门”让美国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是产品的质量出现了问题?还是产品本身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后来人们发现,退货潮与质量和适宜性无关,与中国人的“精明”相关。既然你敢承诺“无因全款退货”,我就没啥不好意思。据说许多人将浴液、洗衣液等产品买回去,倒出一半,甚至用空瓶去全额退款,以致在上海安利公司的门前,每天清晨人潮涌动地排起退款的长蛇。

中国有句俗语,一不偷,二不抢,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

制度就是制度,它可以日后修改,但当下必须遵循。安利忍着每天高达百万的退款和每日倒贴数十万的产品压力,兑现了一诺千金的退款承诺。至此,美国人着实领教了“中国特色”的威力。一个在欧美沿袭了半个世纪的“旧制度”就此遭遇滑铁卢,被无情地击得粉碎。不久,安利被迫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制度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一半款;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

中国人喜欢扎堆,具有从众心理,一旦大家都去干同一件坏事,这件坏事似乎就不再是坏事,甚至变成为理直气壮的大好事。譬如日前山东的招远血案、广东的活活打死两小偷,这种“平庸的邪恶”一经发酵,便成为一种特性,无孔不入。

曾有人断言,再好的制度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他们实在太精于钻空子了。话虽难听,事实如此,我们能将免费开出的药物低价变卖、能用医保卡购买高压锅和洗衣粉、能把行贿的烟酒拿去变现……

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范文七:平庸的邪恶

平庸的邪恶

曲柏杰律师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独裁者的“极端之恶”不同,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平庸的邪恶,是因平民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比如中国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号称不关心民主权利,不关心外部世界,不关心人类命运的奴民。 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或是接受当局洗脑,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非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它们拒绝思考,它们行尸走肉,它们假装无辜,它们麻木不仁,它们屈膝下跪,它们与鬼立约,它们用沉默纵容暴行,它们是独裁恶政的最忠实拥趸,最坚定盟友,也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培育的僵尸魂灵。

范文八:平庸吗?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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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碟A22娱乐

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责编谭焰晴美编吴默责校张树华

讨论汉娜·阿伦特,离不开两件事,一是她与海德格尔不得不说的故事,有人说他们两个间的爱情故事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哲学事件,有人把两人的爱情编成恶俗的有妇之夫出轨与女大学生偷情,不管怎样提到阿伦特,离不开海德格尔。提到海德格尔和他的《存在与时间》,不能不提,他是在她的爱相伴下写出的。

另一件是汉娜·阿伦特作为政治理论家的贡献,阿伦特是写出《极权主义国家起源》的人,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提出平庸无奇的恶。其中《极权主义国家起源》在当时便受到知识界的赞扬,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当时则惹了轩然大波,她为此遭受的压力,在今人看来不可想象。

于是《汉娜·阿伦特》便聪明地截取了阿伦特是如何写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如何提出“平庸无奇的恶”这个著名观点的,以及在观点提出、文章发表后,她又遭受到什么样的压力与反对,至于海德格尔当然也会像影子一样穿插在电影中。

电影中的时间点是1961年,阿伦特出现时并未像普通的大学教授,正与好友讨论“极品老公”的话题,夸赞花朵漂亮,与老公海德里希自然的亲热,家常气息浓厚,只有那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和不断推门而入的女助手才让人记起这位烟不离手的女教授是忙碌的汉娜·阿伦特。接着电影进入正题,她在报纸上看到阿道夫·艾希曼将要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消息,艾希曼二战时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逃亡阿根廷,后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并被审判。阿伦特看到这个消息后决定申请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

有意思的是电影在处理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报道艾希曼被审的段落,影片并没有找什么演员来专门饰演艾希曼,而是用的资料影像。阿伦特与世界各地的记者在新闻室,观看电视上播放的审判段落,电视上出来的希伯来语,新闻室即时响起的英文翻译。这种观众与阿伦特一起观看审判的设置,

让故事变得有意

平庸吗?

恶吗?

思。观众和阿伦特一起看到艾希曼的表情,听到他的辩解,比如他只是行政人员,只是执行命令,他没有亲手屠杀犹太人。这种论调有点像凯特·温丝莱特前些年主演的《朗读者》里的看守。

阿伦特在为《纽约客》写的这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她提出平庸的恶,即艾希曼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恶魔,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依然是正常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是纳粹党的好党员,他认为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履行职责。阿伦特认为这种正常比把所有残酷行为放在一起还要让人毛骨悚然,她认为艾希曼是官僚制的杀人者,“他不阴险狡诈也不凶横,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集体不抵抗问题。阿伦特发现,犹太人委员会提供“遣送名单”,从中协助了纳粹的灭绝行为的主题,在审判中被故意回避了。

这些观点让阿伦特受到无数人诋毁,电影里有人写信骂她纳粹婊子,多年的好友与她断绝关系。在电影的最后,她上课的大学威胁要开除她教职,她用一场课堂大演讲的方式把这些论点简洁地说出来。重点指出思考对于人的重要性。而这最初来自于海德格尔,或许这也是为何电影会像做梦一样,不断让阿伦特陷入旧时的回忆与曾经为纳粹服务的海德格尔对话。

不过电影的台词与语言相对于普通爆米花电影还是复杂了些,过于概念化,加上德式英语、德语、希伯来语交叉使用,只能来得及看字幕里抽象的对话然后去思考他们的争论与观点。即便如此《汉娜·阿伦特》依然值得观看,因为那句平庸的恶实在充斥在身边,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那些折腾人的枯燥的行政官员一直存在,在不想深入研究阿伦特的砖头大著时,看看电影里简洁概括的观点和这个人,也可以自我安慰地说一句思考过了。

《莫比乌斯》管好你的“枪”

专门选择夜深人静,太太入眠之际观看《莫比乌斯》,因为知道金基德的电影肯定非常残忍,非常变态,非常重口味。

金大师有句名言:人生就是自虐、施虐和受虐。他的影片均悲催。《莫比乌斯》里的一家三口关系扭曲,故事凄惨。丈夫与杂货店大波妹有染,太太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欲阉割其夫未果,转而拿儿子开刀,并将生殖器吞食。儿子失去男性尊严,被同学发现而耻笑。父亲因愧疚告诉儿子自残达到高潮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的性器移植给儿子。儿子重振雄风后竟与母亲乱伦,还与父亲的情人媾和。父亲嫉妒难耐枪击妻子后自杀。儿子用父亲的枪射向自己的祸根……一部令观众浑身起鸡皮疙瘩,不寒而栗的虐心电影,情节与影像隐藏着许多符号与暗喻,表达导演对人类失控的欲望的哲学思考。

金导演说:社会由家庭而来,家庭根源于欲望,而欲望的具象化便是生殖器。影片中的男根被阉割、吞噬、移植、碾压、枪击,最后毁灭。象征对欲望的控制。男根是家庭维系的基础,也是家庭不稳定的导火索。不要随意出轨,克制欲望,果必有因。管好你的“枪”,收敛无休无止的欲望!

片名“莫比乌斯”源于数序名词“莫比乌斯带”,寓意循环往复。从佛学角度来看即轮回。

全片无一句台词,极端风格化,完全靠演员的肢体语言表现,但看懂不难。

导演:金基德

主演:赵宰贤、徐英洙、李恩宇上映:2013-9-5

范文九:从“平庸之恶”到“道之恶”

从“平庸之恶”到“道之恶”

我们往往警惕“平庸之恶”与“体制之恶”,却很少警惕“道之恶”。“道之恶”才是“根本恶”。

------------------题 记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一项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专门征募来的受试者------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

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开始演变得过度逼真起来,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提前宣告终止。

斯坦福实验8月20号提前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实验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后来菲利普·津巴多把这次试验编辑成《路西法效应》一书出版了,书的副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据说也被拍成一部电影,我没看到过)。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女主角汉娜。汉娜,一个文盲却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三百条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现实版本叫艾克曼,真实版本的汉娜。1961年,当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踏入耶路撒冷的军事法庭时,审讯的对象是纳粹特务头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隐匿潜逃于阿根廷的专家艾克曼曾在纳粹系统中是一名技术官僚,在1938年-1941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驱赶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

-1945年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到死亡集中营。

艾克曼的专长是铁路运输,他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工作性质实际上与现代的白领并无差异:计划、协调、保证执行的效果与目标一致,与文件、电话、电报、铁路时刻表、车皮和人数的统计数字打交道。他曾经递交过辞职信,因为无法承受集中营现场的惨况,但被上司以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理由驳回。他就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的纳粹理性化屠杀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当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防弹玻璃亭中接受审讯的艾克曼时,大失所望。坐在面前的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杀人魔王的特质,法庭上艾克曼礼貌周全、表现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没有一点杀人恶魔的影子。在经历此次审讯后,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从上级命令,忠于职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

而因此,米尔格拉姆试验也被人称为艾克曼试验: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加上后来角色的自我认知强化,这种角色强化使我们由开始的不舒服,渐渐变为习惯和顺从。这时,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角色屈从。是“角色屈从”驱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平庸的恶”。这就是实验心理学为人类揭示的,一个正常人或理性人为什么不能过分服从自己的角色定位的深刻原因所在。

围绕人性之“恶”,东方文化思考的少了一点,除了春秋时期的思想轴心时代提出过性善恶、而且也只在伦理层面打转,并没有上升到本体层面上思考,加上中国近现代心理学起步较晚,所以关于“恶”的追问,一直没有深刻的心理学--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因何在?这是源于东方文明缺少宗教意识的缘故。宗教意识尤其是延续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对人性恶的救赎意识之上的,没有对恶的救赎意识就没有宗教的产生,所以西方文化对来源于人性深处的恶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本能。包括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构建,对来自人性深处自私的恶的警惕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但是,这种深入西方救赎心灵的“恶”意识,更多的只

是对源于人类本性自私的本能意义上的恶的忏悔与警惕,这种“恶”只是恶的一种,即人性的本能恶。另外还有两种“恶”:道之恶,和平庸的恶,却没被人类及时发现。

何谓道之恶?简而言之就是“杀无道以就有道”,就是自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然后就肩扛真理、或曰道或曰上帝的大旗,而对不同或异己者进行讨伐乃至追杀。从西方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到纳粹对犹太人的无情杀戮,从东方宋明理学从人性上对中华民族的裹脚自残,到近代一次次的思想阉割,无一不是“道之恶”的罪果。杀无道而就有道,杀戮者并没意识到自己做下的就是恶,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道或上帝的代表和化身,认为自己肩负清除“无道”或异己的责任。西方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对之并不是没有觉察,但一次次的宗教流血与分裂,更让他们固执其见。直到房龙《宽容》一书的出现,西方文明才开始对自己文明的“道之恶”的深刻反思。至于说到“平庸的恶”,开篇已经引援“斯坦福监狱实验”做案例,对“平庸的恶”做了详尽的阐述。

在我看来,人类的人格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本能型人格、理想型人格,和现实型人格。这三种人格分别对应人性的三种恶:源自本能的自私之恶、道之恶、和平庸的恶。其中上面累述的“平庸的恶”,可视为社会严重异化的恶果。东方文化尤其是该文化所代表的士大夫精英文化,对社会异化下导致的“平庸的恶”提防很严,从老庄的无为去智守拙,到首阳山的不食周粟,从陶令公的悠然南山到苏子的白发黄鹂,限于篇幅此不多赘述,无不平衡着、缓解着、中和着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但对另两种:自私之恶和道之恶,因为救赎意识和宗教文化天生缺失的历史原因,却一直大开着方便之门。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又不可能是尧舜;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之内就可以是无耻与伪善,于是索性抛却了灵魂的忏悔对象,我们每个人早在心中自己原谅了自己。这大概也是中国短短的近几十年间,人性的堕落却比西方两百年的工业文明堕落得更加彻底的原因所在吧!

范文十:艾希曼耶路撒冷审判与“恶的平庸”艾希曼耶路撒冷审判阿伦特平庸之恶_凤凰读书

艾希曼耶路撒冷审判与“恶的平庸”

2014-05-12 16:47:14

来源:《书屋》 作者:孙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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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1日黄昏,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贫民区,三个男子瞬间挟持了一位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五十多岁的男子——阿道夫·艾希曼。绑架者们未用过分的暴力,也未使用武器威胁,但被绑架的这位德国党卫军中校马上意识到自己已落入老练的以色列特工的手中。十天后,艾希曼被偷运出境抵达以色列。阿根廷政府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侵犯阿根廷主权、法律”的外交抗议,以色列政府则以艾希曼犯有“史无前例的屠杀了欧洲六百万犹太人”重大罪行为理由,强调劫持行为和以色列法庭审判艾希曼的正当性。

二战中,德国党卫军公安部与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等各种警察机关合并,成立了国家公安部(RSHA),国家公安部的第六局第四科为犹太人问题科,因所负使命“重大”,直接听命于希姆莱和海特利希的指挥。当时处理犹太人的各种行动大都是艾希曼直接负责。因为由以色列法庭而不是国际法庭审判逃亡在海外的纳粹罪犯属于史无前例之举,所以,耶路撒冷的这次审判举世瞩目。1961年4月开庭审判,同年年底一审法院下达了死刑判决,1962年3月二审开始,5月底驳回被告上诉维持原判,5月31日对艾希曼执行绞刑。

艾希曼被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世界,受冲击最大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伦特严肃指出,因为“至少这种对直接杀人犯的认真、努力的审判,还是第一次”,“至今德国人对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结果不甚关心,杀人者即使自由地昂首阔步地走在公共场所,也没有人给予特别的注意”。战后西德一万一千五百名司法官员中约有五千人在纳粹执政时期担任同类职务。不仅司法界,联邦及各州政府部门、警察机关、大学、公共团体中身居高位的旧纳粹政权要员也不少。如党卫军高级干部马丁·菲伦茨还是自由党中坚干部,艾希曼被捕后,他在德国锒铛入狱,被检察院起诉,结果法院只判四年徒刑。1958年西德虽然设立了追查纳粹罪犯总部,但因为缺乏检举的“人证”、“物证”,实际上不过是敷衍社会、世界舆论的一种举措。尽管许多纳粹罪犯及其犯罪证据都曾在媒体上公布过,他们也未曾隐姓埋名潜入地下,而且也未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二十年内追溯的时效,但1958年至1963年间,在一百二十名战时犯有杀人、协助杀人罪行的被告(内不少是党卫军高级军官)中,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仅二十九人。地方法院对许多犯有滔天大罪的纳粹党徒都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轻微判刑,如参与夺取四万犹太人生命的奥托·勃拉特菲歇博士

仅判十年徒刑;曾任艾希曼法律顾问的奥托·法拉齐在战争结束前强制移送了一千二百名犹太人,并“解决”了其中的六百余人,仅判五年徒刑,而且不剥夺公民权。战后不少在欧洲其他国家被判处死刑的纳粹罪犯,如在西德法庭受审的话,不仅生命无虞,还处以极轻的刑罚。在西德,很多杀人多达三位数不足四位数的罪犯都被判处“无罪”。

艾希曼被押到以色列受审时,西德媒体也承认德国社会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如果艾希曼引渡到西德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危机,他会因无杀人意图而被释放。”本来艾希曼被用绑架的方式押到以色列审判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他仍拥有西德国国籍,作为保护本国海外公民权利的西德政府有理由提出引渡要求。但是,司法界只有一位高级法官在新闻媒体提出了引渡的观点,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引渡提案在司法界、新闻界无一人响应,湮没无闻。现实与当时西德总理阿登纳所说的纳粹党员占德国人口比例很低的论点相反,政界许多人“自己身子不干净”,感觉麻木,对清算纳粹分子罪行不感兴趣。

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德国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她说,从种种证据看来,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能说成良心的那种良心正在德国消失,德国国民连良心的存在都忘记了。但是,阿伦特在书中也记叙了德国国民闪光的历史记录。犹太人考乌纳尔在审判艾希曼法庭上作证:1941年春德军安东·歇米特上士担任波兰战场的收容伤兵任务时,通过犹太人组织负责人考乌纳尔为犹太人逃亡提供伪证件和军用卡车,特别重要的他不是为了钱。半年后歇米特被捕、处死。当考乌纳尔讲完歇米特上士的事迹时,全场鸦雀无声,法庭的听众自发地为歇米特这个名字默哀两分钟,“这像是漆黑一片中闪出的两分钟的光芒”。

以色列政府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如果追究残酷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罪行的话,那么,当年德国各级政府、国防军、参谋本部乃至司法界的官员都对“最终解决”犹太人应负相当的责任,但这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超出一定范围将涉及德国全体国民共同犯罪的问题。所以,以色列检察当局取“慎重态度”。这次审判表面上是纯粹的不受政治影响的司法审判,实际上在中东陷于孤立的以色列受到西德经济援助,为了保持这种以德关系,审判也不是无条件的。

艾希曼和阿伦特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生于1906年。艾希曼是查林根地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长子。可是,他出生后家道很快衰落,职业中学也未能毕业,被迫辍学。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分析道,衰败的中产阶级

家庭出身者最容易受到极权主义的诱惑,堕入寻找新的出人头地的捷径。在犹太人看来是屠夫的艾希曼不承认自己是憎恨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者。他的后母的表哥因和犹太富商女儿结婚成为奥地利财界头面人物,因这家亲戚的提携,1929年经济大萧条年代,不学无术的艾希曼谋到一份难得的工作。以后他又曾对这户亲戚的犹太女孩充满恋情。1932年他参加了纳粹党,不久又加入了党卫军。但他从来没有读过《我的奋斗》,连对党的纲领也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阿伦特说:“是时代的狂飙,把这个平庸的、无存在意义的人刮到他所理解的历史中去了”,“降临到纳粹运动中去了”。在他自己看来,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是失败者,必须从头开始,出人头地。艾希曼自称是读了海尔茨的《犹太人的国家》一书后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的。法庭上他毫无悔罪之意,相反还自我辩解:“不论犹太人、非犹太人,我一个也没有杀过。”以色列检察当局追究“最终解决犹太人”计划时,他反复表示自己也是无奈,只是对希特勒的计划协助而已,只不过“服从命令”同时也是“服从法律”。多名医生在审判前对艾希曼作过精神鉴定,结论是正常。他既不是精神病患者又不是被强制洗脑者,是一个正常的、有判断善恶和是非能力的人。阿伦特这么评价艾希曼:“他并不愚蠢,而是完全没有思想,这也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集团一员的要因。”“无思想就是平庸(banality),其特征是站在别人立场上的思考能力不充分。”他只能重复一些固定的词语,所以,与他思想上沟通、交流很困难。不仅因为他常说谎,而且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及他对他人的存在的想象力完全丧失了,用这种像盔甲一样的防卫机能来保护自己。她认为艾希曼这种病态不是个别现象,是整个德国社会特征的综合。八千万人口的德国社会中,纳粹犯罪者都是用自我欺骗、谎言来对现实和事实进行自我防卫的。战争时期,对德国国民最有用的谎言是“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又如,“消灭”一词要用“最终解决”来代替,喜欢用这种专门术语的德国人不在少数,只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这种极权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病理。

在耶路撒冷法庭上律师和检察官争论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家犯罪和个人责任问题;二是服从命令与犯罪的问题。关于前者,阿伦特说,虽然英帝国主义发明了“行政杀戮”一词(adminstrative masscres),却未敢在殖民地印度下过这样的毒手。艾希曼的律师强调,他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但如果把这只齿轮还原成人类的一员,是否能只把他的犯罪看成是行

政官员的行为而加以赦免呢?如果这可能的话,那么每天会有多少犯罪发生呢?人们可以把自己“非人类化”,成为一只齿轮而逃脱惩罚。官僚国家机器统治中能否没有人存在呢?以国家行为为理由否定主权国家可追究其他国家犯罪行为的法理已在纽伦堡审判中得到清算而被摒弃。如果“国家行为”能成立的话,那么,希特勒本人也能不负有罪责了。关于后者,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缺乏“思考能力”(不是一心想在党卫军内晋升的那种思考),是一种良心危机。他曲解了康德的人的意志是普遍的法律行为的意思。康德的原意是每个人都是立法者,在自己的内心立法、守法。但艾希曼履行的义务是杀人,忠实地服从希特勒“最终解决”的命令。这是因为他把这种“义务”、“命令”代替了内在的良心。她说:“道德的根源是人的良心,内在的心声。”她追问:“但是,道德的源泉又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命令?还是人类的理性?所有的人对善恶判断是根据自己内在的心声。”当道德体系瓦解时,宗教的戒律、信念也不起作用了,谁也不怕复仇之神了,谁也不畏惧来世的惩罚。总之,人类依存自身的心声。当良心与道德矛盾时,道德判断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她举《无声的抗议》一书中的事例。两个农家少年在战争后期拒绝被强制加入党卫军而判处死刑,给家人的遗言中坦陈:“我们如果背上这种负担还是去死的好,党卫军必须干什么我们是很清楚的。”又如慕尼黑大学学生歇尔兄妹俩散发反纳粹传单被捕,被判处死刑。他们把希特勒称为“大规模杀人犯”。阿伦特认为,这种牺牲即使实际上无济于事,但在道德上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艾希曼真是按照康德的定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的话,他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行为是“对人类的犯罪”。艾希曼在最后的陈述中,强调自己是服从,应惩罚的是“领袖”。阿伦特认为,即使他只是“温柔的工具”,“积极实行大屠杀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政治不是儿戏,政治中的服从与支持是同样的东西”。

艾希曼的审判引起阿伦特对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关心。1965年起,她在新社会研究学院、芝加哥大学开设“道德哲学”、“康德政治哲学”、“基本道德的诸命题”、“判断力批判”等专题讲座。这些关于伦理思想研究的见解后来汇集在她的《精神生活》一书中。她不是从法的角度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二战的战犯在法庭上都把罪责归于社会(国家)的犯罪,完全没有个人的罪恶感。对于这种现象,阿伦特指出:这里根本的问题,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历史事件的话,连政治学者也会感到法

的手段“单纯”之可怕。被告实施恶行瞬间面临的问题不是这个国家体制起什么功能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体制的官员的问题。希特勒之流梦寐以求的就是那种不能追求个人责任的社会体制。从阿伦特对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关心,也可看到其受到雅思贝斯很大的影响。雅思贝斯在分析德国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时,曾把责任分成刑事、政治、道德、形而上四种。

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二战时欧洲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原因归结为犹太民族缺乏一个代表自己的政府(国家),欧洲各国政府未能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但阿伦特指出,当时欧洲各国纳粹强制建立的居住区里被规定组织犹太人委员会,而这些犹太人领袖们(委员会成员)却对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种族政策起了协助作用。欧洲各国犹太人居住区里的警察在捕捉潜伏的同胞时起了特别重要作用,各国的集中营的埋尸队的功能等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单凭党卫军及德国驻各国警力,不仅不能捕捉当地犹太人,也无这种人力进行大规模的集中、迁移、关押、处决“工作”。而正是各国犹太人社会领袖有秩序地、有效地配合希姆莱、艾希曼等实施处理犹太人的计划。比如,1942年布达佩斯犹太人复国主义组织的副委员长卡斯特纳博士与艾希曼做交易的结果是牺牲四十万六千名犹太人的生命(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换取一千六百八十四名犹太人精英“非合法”地前往巴勒斯坦。又如,荷兰是个被德军占领的小国,王室和政府都流亡在国外,但是,荷兰国民具有正义感和宽大的胸怀接纳了大量从德国流入的犹太难民。结果被遣送出境的都是土生土长的荷兰籍犹太人,这是当地犹太人委员会和纳粹当局协作的“成果”,而流散在荷兰各地、潜伏在地下的外来犹太人因为荷兰犹太人委员会不掌握他们的名单而逃过了大劫。阿伦特悲愤地说:“用自己的手消灭自己的民族,犹太人领袖的这种作用,对犹太民族来说无疑是这个黑暗的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这种悲剧无论是对被高度同化了的西、中欧的犹太人,还是对讲依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来说,同样是悲惨的事件。”她指出,战后以色列对阿拉伯民族英勇善战和二战时期任人宰割是两个极端的历史现象。

阿伦特对犹太人社会及其领袖的痛切的批判,遭到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同胞十分强烈的批评。对这些批评,她在后来的一些著述中作了间接的回答。如《过去与未来之间》(1967年)中,她说:“我思考的事,尽管早已众所周知,是知道事实的公众巧妙地讲了出来,他们也经常自发地正视历史,但是,有些人与实际不一样

,把这些事实作为秘密来处理。”“今天的事实——真理,正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快乐发生冲突,以前也曾遇到来自对方的激烈的敌对意识。”笔者后来读了大量研究大屠杀的著作,感到绝大多数犹太人从感情上确很难接受阿伦特的这种批判,但阿伦特是从另一角度进行更深层的反思。

阿伦特在艾希曼被押送到以色列至执行绞刑的两年间,除阅读公开的审判报告中检察官和律师双方辩论的记录、警察初审的记录、十六名证人的证词及艾希曼的手稿《犹太人问题及1933年至1945年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帝国有关解决措施》等一手材料外,还读了无数的论文、新闻报道等第二手材料,其中包括很有史料价值的杰拉尔特·拉依林格的《最终解决》、拉威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所以,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也详述了犹太民族在欧洲各国不同的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纪民族问题的一个侧面。比如,战时德国的邻国丹麦被德军占领,形式上成了轴心国的一员,却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的行政权力。当德方向丹麦政府提出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袖章时,丹麦国王表示其配合行动仅是佩戴黄袖章这一条,同时告诫丹麦政府各级官员,不论用什么方式镇压犹太人的话,不要忘记辞去自己的官职。由于王国政府的抵抗,丹麦犹太人的遇害数字极小。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手,非暴力的抵抗也能显示出巨大的潜在的力量。丹麦政府和国民的“这段历史是必须向学生推荐的政治文献学中的一页”。

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也是一个奇特的例子。保加利亚政府得到德国的纵容,以损害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利益,扩张了领土,但保加利亚的拉特尼杰政府并不感激德国。拉特尼杰国王在议会的支持下,还拒绝对苏宣战,甚至连象征性的志愿部队也不派遣。1941年初保加利亚政府虽在德国的压力下公布了镇压犹太人的法规,但在纳粹看来这只是儿戏,不过是让六千名犹太青壮男子参加劳动,而且犹太人只要改信东正教即能免除种族上的麻烦。至1942年6月保加利亚政府颁布了佩戴黄袖章法规,而实际上大部分犹太人都未执行这一条。在纳粹的压力下,政府才不得不把首都的犹太人赶到农村去,即使这种做法还有市民在王宫前广场上示威。为此,1943年拉特尼杰国王遭到德国特工的暗杀。然而,傀儡达那尔上台后依然难以改变这种状态。直到德国战败,保加利亚犹太人一个也没有被送出国境。

意大利算是德国可靠的盟友,但是,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始终拒绝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因为,许多犹太人最早投身于法西斯运动,成了这个运动的核心力

量。墨索里尼如掀起反犹运动等于自己毁了法西斯政权的基石。所以,不仅在意大利,即使在意大利占领的希腊南部,犹太人也可以安然无恙,德军占领希腊北部时犹太人纷纷南下避难。

在阿伦特看来,为希特勒种族主义献身的人,不是从经验出发,而是凡事都根据所谓的“原则”、“计划”去实行,所以走向暴力是必然的归结,虽然法西斯战败,但全体主义并没有寿终正寝,因此,她感到恐怖犹存,精神依旧处于紧张状态,尚未从噩梦中醒来。她最担心的是人们对历史会陷入“忘记的洞窟”。她的恩师雅思贝斯也曾指出,艾希曼的恶陈腐了,但邪恶的本身没有陈腐。所以,即使今天,把“忘记的洞窟”中的东西挖掘出来的人与维持、加固“忘记的洞窟”的人都还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