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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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爱国的科学家

范文一:爱国的科学家

爱国的科学家

__________>有感 六(四)班 顾庄毅 他,居于六平方米的小屋,借一昏暗的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将世界著名的难题——歌德巴赫猜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就是堪称的时代楷模,数字巨星的科学家——陈景润爷爷!最近,我读了一篇关于陈景润爷爷的文章,让我感触深刻。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了一封国外来信,信中是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并做学术报告。陈景润立刻向党作了汇报。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着。陈景润做了慎重的考虑,为了国家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放弃了这次难得的学术研究。而在平时他也是一位十分节俭的人,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也保持着国内的生活作风,而把省下来的钱一分不少地捐给了国家。他这种爱国和节约的精神深深得打动了我。 陈景润爷爷曾经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山峰还没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从这句话中,真正体会了他是那么谦虚,又那么正直,一点也不骄傲自满。也因为这样,他成为了国际著名的数学家。是中国人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陈景润爷爷他深受人们的敬重,而他却把功劳都归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

读着读着,让我想起了无数无名英雄们,为了国家抛头颅,撒热血。为了国家的建立而甘愿牺牲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为了社会的和平而用上了毕生精力的爱国人士们。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都应该向陈景润爷爷学习,争做一位爱国,勤俭,谦虚,不骄傲的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我们要加油学习。我只有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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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读《祖国,我回来了》有感

月光透过玻璃照射在桌子上,我慢慢将手中的书本平摊在桌面,在月光和灯光的照射下,书面上赫然印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中年人正手握钢笔,在一张张资料上奋笔勤书,这位中年人是谁?他就是《祖国,我回来了》的主人公,更是一位有着无限爱国情怀的伟大科学家——“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

把书本悄悄合上,脑海中想象出一幕幕景象:钱学森在舍弃一切荣华富贵,只为能回到自己的祖国,用知识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钱学森在海关时被拦下,并宣布无法回国时脸上痛苦的表情;回到自己祖国是,踏上祖国土地时脸上那幸福的表情,和那一句:“祖国,我终于回来了!”这句话,这篇文章,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

钱学森!多么伟大,爱国的一位科学家啊!舍弃了一切,金钱、名利、地位,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回到自己的祖国,为祖国效力!或许,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为了祖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们不知比那些汉奸,为了金钱、名利、地位而出卖自己祖国的人好多少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有着无限爱国情怀的人,东方雄狮才能噩梦中苏醒!而钱学森先生更是在美国政府严厉的打压下,仍坚持着自己想要回国,效力祖国的愿望,这种爱国情怀,不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吗?

在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渊博历史中,更是诞生了无数拥有无限爱国情怀的人,从宗泽鞠躬尽瘁守东京到岳飞精忠报国,从孙中山创建国名政府到狼牙山五壮士引开敌人,为国捐躯,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有多少爱国人士,抛头颅,洒热血组成的?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们的那种爱国精神!

想到这里,我不禁思潮起伏,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钱学森先生的面容,真是一位有着无限爱国情怀的伟大科学家啊!当我们学有所成时,我们也应该向钱学森先生一样,为自己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有着一颗赤诚的心,让中华人民真正在这个世界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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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科学家的爱国故事

科学家的爱国故事

一、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不卖专利

我国著名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8岁时就给人家当佣人,16岁时懂得一些救国道理,便立志学习救国本领。她以惊人的毅力,3年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济南女子初师和北京女 子高师。学习期间她积极参加“五四” 运动。大学二年级时,她又考取了官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得了这所大学第一个她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面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决心到德国学习爆炸学,希望学习用草类纤维造廉价炸药技术,以打击侵略者。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用草类纤维制造出人造丝的发明家。莱比锡大学闻讯后立即提出以高职称换取她的论文,日本资本家也提出用高价和总工程师的条件 换取她的发明专利。酆云鹤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

二、桥梁专家茅以升赤子之心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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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科学家的爱国故事

苏步青

贫贱难移赤子恋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祖国掌握科学,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吃饱,而当时日本的帝国大学还答应他保留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打电报,请他前去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钱三强

威武不屈壮士心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早年在法国研究原子理论。1948年,他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政府驻华大使,恶狠狠地威协说:“看他能上得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清楚: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暗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伟长

钱伟长的两次“NO”

1939年7月,钱伟长在昆明考取公费留英,当时由于英德宣战,改去加拿大。1940年1月钱伟长手续办齐后登上英轮,发现护照上竟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因当时日本正发动侵华战争,而船经神户港,没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会有麻烦。“NO,我们不去了!”钱伟长等留学生一起20几本护照扔给了那人英国人。半年后,他们重办护照再登程。

1943年钱伟长获多伦多大学博士,旋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研究所任工程师,不仅又当上了领导600多人的“洋官”。抗战胜利后,他甘愿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国,他拖家带口在北平的几所大学兼课勉强糊口。1947年美国的那个研究所又邀请他去,表格上有一句话:“一旦美中宣战,本人绝对效忠美国。”他当即写下了大的“NO”。

李四光

“我要回国,不要美金”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发表了《新华夏海的诞生,轰动了欧州。一天清晨,李四光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12月2日沈阳解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新中国就诞生了!在

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年会上,他激动地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但是此举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掏出了一张五千美金的支票,说:“你向世界发表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威胁说:“你如果不肯,我将采取必要措施,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听罢气愤至极,当即严厉斥责,:“我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收买吗?我要回国,不要美金!”经历了千辛万苦,李四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实现了他为中国效力的愿望。

酆(fēng)云鹤

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不卖专利

我国著名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8岁时就给人家当佣人,16岁时懂得一些救国道理,便立志学习救国本领。她以惊人的毅力,3年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济南女子初师和北京女子高师。学习期间她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大学二年级时,她又考取了官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得了这所大学第一个她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决心到德国学习爆炸学,希望学习用草类纤维造廉价炸药技术,以打击侵略者。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草类纤维

制造出人造丝的发明家。莱比锡大学闻讯后立即提出以高职称换取她的论文,日本资本家也提出用高价和总工程师的条件换取她的发明专利。酆云鹤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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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爱国科学家的故事

爱国科学家的故事

贫贱难移赤子恋——苏步青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祖国掌握科学,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吃饱,而当时日本的帝国大学还答应他保留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打电报,请他前去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威武不屈壮士心——钱三强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早年在法国研究原子理论。1948年,他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政府驻华大使,恶狠狠地威协说:“看他能上得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清楚: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暗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伟长的两次“NO” ——钱伟长

1939年7月,钱伟长在昆明考取公费留英,当时由于英德宣战,改去加拿大。1940年1月钱伟长手续办齐后登上英轮,发现护照上竟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因当时日本正发动侵华战争,而船经神户港,没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会有麻烦。“NO,我们不去了!”钱伟长等留学生一起20几本护照扔给了那人英国人。半年后,他们重办护照再登程。

1943年钱伟长获多伦多大学博士,旋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研究所任工程师,不仅又当上了领导600多人的“洋官”。抗战胜利后,他甘愿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国,他拖家

带口在北平的几所大学兼课勉强糊口。1947年美国的那个研究所又邀请他去,表格上有一句话:“一旦美中宣战,本人绝对效忠美国。”他当即写下了大的“NO”。

“我要回国,不要美金”—— 李四光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发表了《新华夏海的诞生,轰动了欧州。一天清晨,李四光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12月2日沈阳解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新中国就诞生了!在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年会上,他激动地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但是此举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掏出了一张五千美金的支票,说:“你向世界发表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威胁说:“你如果不肯,我将采取必要措施,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听罢气愤至极,当即严厉斥责,:“我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收买吗?我要回国,不要美金!”经历了千辛万苦,李四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实现了他为中国效力的愿望。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 钱学森

远在1950年,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已是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和实验中心主任。他配备有世界第一流搞科研的技术设备,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如果从追求个人的科研成果来说,那真是“得天独厚”。但他毅然冲破美国的种阻挠,回到祖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人的火箭、导弹事业。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

誓言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

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不卖专利 ——酆云鹤

我国著名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8岁时就给人家当佣人,16岁时懂得一些救国道理,便立志学习救国本领。她以惊人的毅力,3年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济南女子初师和北京女子高师。学习期间她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大学二年级时,她又考取了官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得了这所大学第一个她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决心到德国学习爆炸学,希望学习用草类纤维造廉价炸药技术,以打击侵略者。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草类纤维制造出人造丝的发明家。莱比锡大学闻讯后立即提出以高职称换取她的论文,日本资本家也提出用高价和总工程师的条件换取她的发明专利。酆云鹤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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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六:爱国科学家故事

爱国科学家故事

苏步青 贫贱难移赤子恋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祖国掌握科学,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吃饱,而当时日本的帝国大学还答应他保留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打电报,请他前去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钱三强

威武不屈壮士心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早年在法国研究原子理论。1948年,他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政府驻华大使,恶狠狠地威协说:“看他能上得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清楚: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暗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伟长

钱伟长的两次“NO”

1939年7月,钱伟长在昆明考取公费留英,当时由于英德宣战,改去加拿大。1940年1月钱伟长手续办齐后登上英轮,发现护照上竟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因当时日本正发动侵华战争,而船经神户港,没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会有麻烦。“NO,我们不去了!”钱伟长等留学生一起20几本护照扔给了那人英国人。半年后,他们重办护照再登程。

1943年钱伟长获多伦多大学博士,旋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研究所任工程师,不仅又当上了领导600多人的“洋官”。抗战胜利后,他甘愿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国,他拖家带口在北平的几所大学兼课勉强糊口。1947年美国的那个研究所又邀请他去,表格上有一句话:“一旦美中宣战,本人绝对效忠美国。”他当即写下了大的“NO”。

李四光

“我要回国,不要美金”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发表了《新华夏海的诞生,轰动了欧州。一天清晨,李四光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12月2日沈阳解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年的梦想就要成真了,新中国就诞生了!在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举行的年会上,他激动地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但是此举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掏出了一张五千美金的支票,说:“你向世界发表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威胁说:“你如果不肯,我将采取必要措施,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听罢气愤至极,当即严厉斥责,:“我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收买吗?我要回国,不要美金!”经历了千辛万苦,李四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实现了他为中国效力的愿望。

钱学森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远在1950年,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已是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和实验中心主任。他配备有世界第一流搞科研的技术设备,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如果从追求个人的科研成果来说,那真是“得天独厚”。但他毅然冲破美国的种阻挠,回到祖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人的火箭、导弹事业。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誓言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

酆云鹤

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不卖专利

我国著名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8岁时就给人家当佣人,16岁时懂得一些救国道理,便立志学习救国本领。她以惊人的毅力,3年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济南女子初师和北京女子高师。学习期间她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大学二年级时,她又考取了官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得了这所大学第一个她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决心到德国学习爆炸学,希望学习用草类纤维造廉价炸药技术,以打击侵略者。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草类纤维制造出人造丝的发明家。莱比锡大学闻讯后立即提出以高职称换取她的论文,日本资本家也提出用高价和总工程师的条件换取她的发明专利。酆云鹤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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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七:(爱国科学家资料)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主席。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气象学、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赵九章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所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的指导。

赵九章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几个有名的科学家在这两个联合机构中担任业务领导并从事实际工作。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赵九章支持、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震潮应用手算图解法解微分方程,从而使我国的数值预报发育成长起来,并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同时赵九章十分重视把新遥测和遥感技术应用到大气科学中。50年代中期,他支持应用空气动力学的风洞和先进的测试仪器研究大气湍流。在赵九章极力推动下,中国仅有的两个臭氧观测台建立了,这为研究大气中的臭氧成分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

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做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

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38年,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我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

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是赵九章首先提出的。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20世纪60年代初,赵九章指导他的学生,研究了地磁扰动期间史笃默(Stormer)捕获区变化和带电粒子穿入地磁场的机制等,并著有《高空大气物理学》专著。

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岚等都受过他的指导。赵九章重视基础教育,他任地球物理所所长职务期间,于1958年一手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的方式办系,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并指导研究生。赵九章重视人才,培养提拔人才,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赵九章不断给予关心、爱护和鼓励而成长的杰出科学人才。

赵九章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注意培养民主的学术气氛,他组织的海浪组、磁暴组等研究集体,每周举办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之后,接着是热烈的争辩。在这个研究集体中,进行各种日地相关现象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为我国空间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先生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王大珩(Wang Daheng, 1915.2—) 男。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

江苏苏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留学,专攻应用光子学,1940年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 1948年回国后,任2年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后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担任了30多年所长。还曾任哈尔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电机所所长,吉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光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

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后曾任中科院科技部副主任、主任。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三届副主席。1993年5 月当选为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名誉会长,第二届中国退(离)休科技工作者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1994年6 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席团成员。1994 年12月任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基金会会长。此外,还曾任中国光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市科协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六十年代以来,制成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七十年代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领导了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1986年3 月和陈芳允、杨嘉墀、王淦昌等4 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批准,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这一“纲要” 被称为“863 计划”。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5年1 月获得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8年逝世。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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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八:爱迪生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爱迪生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 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 一天, 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 ,他递给助手 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 , 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 他又低头工作了.过了好半 天,他问:“容量多少?”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 斜 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 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 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 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 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 做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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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九:不爱钱的科学家

高尔基曾说过:“假使一个人不在金钱里埋葬自己,而能用理性支配金钱,这对于他是荣耀,对于别人也是益处。”这话不无道理。当今世界虽然拜金主义之风吹得许多人昏头涨脑,但仍不乏能用理性支配金钱的人,科学家中此类人最多,诺贝尔就是个典型。

众所周知,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科学事业,冒着生命危险,发明了雷管和炸药。他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欧洲的百万富翁。但他平生竭力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到了晚年,他不顾亲戚的反对,立下遗嘱,将绝大部分遗产变为资金(约合一千万美元),将每年的利息分为五份,分别奖给在化学、物理、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事业方面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诺贝尔奖从一九零一年发起,至今已有九十多年。我们无法全面评价它在推动科学进步及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巨大意义,但有人说,人类社会由“原子时代”跨入“太空时代”,诺贝尔奖有它不可抹杀的一份功劳。我想,这个评价绝不过分,毫不夸张!诺贝尔认为,把大量的财富留给亲戚,只会滋长他们的懒惰情绪,而把财富献给科学事业才是神圣的!他理性的、明智的选择,当然和他终生“不崇拜财富”分不开。

无独有偶。爱因斯坦终生生活简朴,厌恶虚荣。他精通相对论和其他科学知识,但不懂金钱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受德国法西斯迫害,迁往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请他去任教,校方请他说出希望的待遇,而爱因斯坦却满腔热情地只想尽快开展研究工作,他说给他年薪三千美元,够吃饭就行了。这个数字低得令校方感到吃惊,校方二话没说,就付给他年薪一万六千美元。类似这样不爱钱、不会花钱的“傻事”还有。

爱因斯坦的精神生活太丰富了,头脑中要考虑的科学问题太多了,他不屑也无暇把精力倾注在衣食住行上!他认为追求享受是猪的理想,“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地献身于一种美好的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言行一致的楷模。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的葬礼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这篇悼词,既是对居里夫人的衷心赞颂,也是他崇高思想境界的自白。他认为居里夫人“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里的道德品质,主要是指居里夫人献身科学,不慕荣利的精神。因为居里夫人若申请发明专利(她发现和提炼出镭、钋等化学元素),就可以发大财。但她认为,她的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成果,不属于她个人。她说:“镭不应该使任何人发财。镭是化学元素,应该属于大家。”她的理性选择,赢得了世人的交口称赞,使她跻身于伟大的科学家的行列!

像诺贝尔、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这样不爱钱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他们能用理性支配金钱,这对于他们当然是荣耀,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也有益处,所以,这是科学的骄傲,也是科学的胜利,更是文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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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十:钱学森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钱学森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荣正通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能取得卓越的科学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与他对祖国的热爱分不开的。爱国主义这条主线贯穿了钱学森的传奇人生。

热血青年 立志报国

在北师大附中就读期间,钱学森在无意中得知来自农村的同学都是在来北京的路上第一次看到火车。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觉得祖国的交通太落后了,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钱学森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决意日后攻读火车制造专业,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火车,力行实业救国。1929年从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钱学森如饥似渴地求学时,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了。日军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认识到飞机与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中国当时没有像样的航空工业,急需航空工程方面的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钱学森决心争取出国留学,以后做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为国防建设贡献绵薄之力。这是钱学森的第一次改变专业方向。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赴美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在赴美留学前,清华大学安排他去各地实习,以补习相关知识。在飞机修理厂,钱学森亲眼目睹中国空军的落后,发誓要在美国学会制造飞机的全部知识,回来造出最先进的飞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夕,同学们纷纷赠言留念,期待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临行前,钱学森向交通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表露过自己的心声:“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戴中孚赞许道:“你的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刻苦学习,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航空硕士学位。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实习,而当时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因为种族歧视都不欢迎外国人,所以钱学森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航空工程面临困难。此时的钱学森已经不满足于做一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还希望成为一名有雄厚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家,直接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于是,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这是钱学森的第二次改变专业方向。1936年10月,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此后,钱学森在航空工程理论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还迅速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37年春,同学弗兰克·马林纳邀请钱学森加入“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从此踏上了航天之路,并很快成为小组中的理论专家。1938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要求加州理工学院研制火箭助推器,使军用飞机、特别是重型轰炸机能从航空母舰及太平洋小岛的短跑道上起飞。钱学森意识到这项研

究有助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便与马林纳等人毅然改变研究方向,全力以赴研制火箭助推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钱学森先后参与研制了美国的“二等兵”固体燃料导弹、“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下士”液体燃料导弹。1945年5月,钱学森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赴欧洲重点考察了德国的火箭技术,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考察结束后,科学咨询团编写了题为《迈向新高度》共9卷带有展望性的报告,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蓝图,其中有5卷为钱学森执笔。此时,他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航空领域逐渐转移到航天领域,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更适合优先发展导弹,而不是飞机。这是钱学森的第三次改变专业方向。

人无志不立,非立志无以为君子。钱学森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他将赤诚的爱国情怀融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三次改变专业方向都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

冲破罗网 毅然回国

钱学森曾经说过:“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旅美期间,他时刻思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当时,钱学森在将风洞原理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所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八千米以上。这正是祖国的自然条件,其爱国热情可见一斑。正是因为钱学森心中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新中国召唤他回国效力时,不论是丰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还是牢狱之灾和长期软禁,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1949年春,中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此时,钱学森也正处于事业的第一个巅峰。他在这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终身受聘的“戈达德教授”,并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当时钱学森的年薪大约为1.2万美元,相当于1955年时的29541.6元人民币,换算成月薪为2461.8元人民币。他回国后的月工资是331.50元,这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已属于“高工资”。钱学森还兼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和美国航空喷气公司顾问等职,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当时是搞火箭导弹的。钱学森每个星期到这些单位去一次,指导他们解决工程中的难题,并得到一笔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他们一家的生活,在当时一般美国人眼里是优越的,就是在美国科学界也是上乘的。然而,钱学森根本就没有准备长期在美国生活。1989年,他在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时的讲话中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9年5月20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转来了中共党员曹日昌于5月14日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了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殷切希望。钱学森兴奋地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他的要求直到1949年底才得以实现。

1949年中秋之夜,庄逢甘、罗沛霖等中国留学生围坐在钱学森周围,共度传统佳节,热烈商讨归国计划。同年,在看到香港《大公报》关于新中国的相关

报道后,钱学森以儿子永刚的名义购买了500美元的胜利公债。

1950年8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已经买好回国机票的钱学森被禁止离开美国。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逮捕,被关押在特米诺岛联邦调查局监狱长达15天。期间,钱学森收到非人的折磨,不仅瘦了15斤,还暂时失去了说话能力。钱学森在被朋友保释出狱后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钱学森每月必须到移民归化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想到其它地方必须向移民局申报。期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在一次听证会上,钱学森郑重声明:“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机智地给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写了求援信,告知自己迫切期望回国参加建设,但遭美国政府阻挠、有国难归的困境,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帮助。在祖国的关怀下,钱学森在8月5日终于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得知最快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只有三等舱船票,他决定马上购买,只求能够早日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登船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十·一”过后,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归国人员商议过港时应该向新闻界发表一份书面声明,钱学森参与并领导了这一活动,发表了《向祖国致敬》一文。

10月8日,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记者解释说:“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回答:“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这段对话深刻地反映了钱学森多么看重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这一天,钱学森一家人终于抵达了深圳海关,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为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钱学森在美国整整斗争了五年。在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犹如一盏明灯,刺破笼罩在周围的黑暗,照亮了漫长而艰难的回国之路。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被中国科学院安排去东北考察。当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脱口而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够造的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到这句话,开始十分惊异,继而十分高兴,他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钱先生,我就是要您这句话!”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党中央知道钱学森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火箭专家,所以向他咨询中国到底能不能自己搞导弹火箭?历史的重担压在了钱学森的身上。他敢于非常确定地说可以,一方面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爱国主义思想赋予了他无穷的动力。

此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关怀下,钱学森很快就投身于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中。周总理让他写个意见书,谈谈具体怎么干,要多少人力、物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白手起家地搞导弹,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钱学森对此充满了信心,精心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面对巨大的压

力和殷切的期望,他满怀爱国热情,勇于承担责任,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努力争取,苏联在1957年10月15日同意帮助中国仿制四种导弹。不料,随着中苏关系剧变,苏联在1960年7月16日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导弹仿制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党中央果断决定,要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的尖端技术。8月的一天晚上,钱学森来到聂荣臻元帅家,两人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终于,聂帅打破了沉默,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能够顺利地继续下去吗?”“能!当然能!”钱学森坚定地回答。他来找聂帅就是要表这个态:下定决心,不惧万难地造出中国的导弹。此后,钱学森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终于在11月5日仿制成功近程导弹。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钱学森家的食品供应也很紧张,他却主动提出来减工资。有一次,五院调进一批猪肉,聂荣臻办公室专门打电话交代给钱家半边猪。钱家的炊事员每次到食堂割一小块,切成肉末,放在菜里,以便细水长流。炊事员看到钱院长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人瘦了许多,心里难受。于是有一天他割了一大块肉,做了一锅红烧肉,想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当他把红烧肉端到饭桌上时,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下来,严肃地说:“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炊事员见首长生气了,而且批评得这么严肃,只好把红烧肉又端下去,还是像往常那样,剁成肉末,吃了好几天。

上世纪60年代末,在一次发射试验中,因为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被推迟到第二天凌晨。到了深夜,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大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几个小时后,钱学森又精神抖擞地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了。

我国国防力量的迅速增长是与钱学森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科学知识全部转化为保家卫国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在那特殊的年代,钱学森从来没有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有过半句怨言。一个人的生活条件从低水平改善到高水平很受欢迎,但是自愿放弃富裕生活而从此过上简朴、清贫的生活,并且乐在其中,就难能可贵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使他能够坦然地面对各种困难,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呕心沥血 培育英才

在中国航天事业艰难的起步阶段,最缺乏的就是专业人才。钱学森是整个五院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注定是所有人的老师。他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通过办学授课、开办研究班等多种形式,悉心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一支品格优良、技术精湛的航天科研队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的导弹研制就像一张白纸,许多与导弹相关的技术名词都是由钱学森翻译的。1956年,他亲自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航天教材——《导弹概论》,并开始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钱学森用这份讲稿,在五院成立前后,亲自向刚刚分配来的一百多名大学生和其他技术人员,深入浅出地讲授导弹的基础知识,启蒙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为了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在钱学森的倡导与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与清华大学于1957年联合开办了工程力学与自动化两个研究班。钱学森亲自讲授《水动力学》课程。这两个班一方面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从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也为航天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因为力学和自动化是航天的基础性学科。

1958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满足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创办中国科技大学。钱学森是科大筹备委员之一,还兼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他聘请了全国最好的专家和教授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并亲自为学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他还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困学生,改善办学条件。1958年,钱学森将所著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的稿费1000多元捐出,专门用于给学生买计算尺。1961年12月25日,钱学森又捐赠1.15万元资助中国科技大学购买实验仪器设备。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力学科研人才,许多人直接或间接为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回国后二十多年里,钱学森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悉心培育年轻科技人员上,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纯科学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工程力学研究班的同学有一次问钱学森:为什么他回国一两年没发几篇重要论文,他能不能在学术上带点头?钱学森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回来开了许多班,如果你们都能做研究,那么一百多人做的肯定比我一个人做的多,贡献也大得多。”学生们无不感动。在钱学森看来,为国家培养一批急需的人才,远比自己发表几篇著名的学术论文重要。

钱学森不仅无私地培养提携年轻人,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替他们承担责任。孙家栋院士曾回忆说:“钱老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地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老骥伏枥 心系祖国

上世纪70年末到80年代初,钱学森逐渐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随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此时的钱学森内心依旧火热,头脑仍然睿智。他除了继续关心国防建设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国计民生上,对社会、经济、管理、教育、生态等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钱学森晚年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猎学科非常广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1978年,钱学森深感我国的组织管理水平落后,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他对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演、书信,积极宣传和推广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分析。1991年3月8日,钱学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钱学森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与军事科学的结合,更好地推动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1979年起,钱学森倡导并指导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学的建立与发展,为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大力推广作战模拟技术,使我国的军事科学研究走出

了纸上谈兵和沙盘模拟的传统模式。

为了开发利用沙漠地区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阳光资源,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钱学森在1984年提出了沙产业的概念,即用高新技术在干旱半干旱区进行农业开发,形成既改善生态环境,又提高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1984年6月,钱学森结合内蒙古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又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产业的新思路。为了支持沙草产业的更大发展,钱学森不仅多次莅临有关会议鼓励支持与会代表加强沙草产业研究和实践,而且破例担任内蒙古、甘肃沙草产业协会名誉顾问。1995年1月,钱学森荣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这笔100万港元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学森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2008年1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钱学森的沙产业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钱学森在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早在1989年,他就指出:“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1991年,钱学森再次指出:“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 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提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从2005年到2009年,每次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时,钱学森都会强调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

爱国典范 科界楷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国防科技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聪明才智,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赤诚的爱国之心赋予钱学森非凡的勇气和无穷的力量,使他在面对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时坚贞不屈、英勇抗争,在面对众多的航天技术难题时不畏艰辛、开拓进取。长期以来,钱学森倾囊相授,甘当人梯,举贤荐能,为祖国精心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了进一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在晚年广泛涉足各个学科领域,潜心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在钱学森长达九十八年的人生画卷中,到处洋溢着挚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授奖仪式上,面对众多的镜头和闪光灯,他却显得并不激动,诚恳地表示:“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有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如此平静地接受国家的最高荣誉,因为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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