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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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爱国将领卢涛的故事

爱国将领卢涛的故事

爱国将领卢涛 遇害就义 卢焘的义举为凶残的蒋介石所忌恨。1949年11月14日上午,国民党第89军军长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噩耗传开,贵阳全城震怒,万民悲愤。然而,恶有恶报。刘伯龙杀害卢焘不过5天,即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骗到晴隆枪决。当枪决刘伯龙的布告贴到云南沾益一带时,当地群众鸣放鞭炮欢庆。贵阳市人民获悉刘伯龙的可耻下场后,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刘伯龙罪有应得。 在卢焘被害的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贵阳,将残留在城内的宪兵缴械。16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正式入城。贵阳市鞭炮齐鸣,人民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沉痛地哀悼被反动派杀害的卢焘和革命志士。贵阳市成立了“卢焘先生遇难治丧委员会”,与卢焘家祭相结合在慈母园举行追悼大会,为期七天。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琛获悉,从北京给卢焘的亲属发去唁电,并给卢焘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联。贵阳市的党政军民各界以及卢焘的生前亲朋好友送去花圈,并发送挽联、挽诗、挽词和唁电等达410余帧。1950年1月8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学各界联合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为贵阳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卢焘等革命烈士。198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为革命工作壮烈牺牲”的卢焘为革命烈士。 英雄不死 卢焘淡泊明志,为官廉洁,在川南、贵州、广西、湘西等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有口皆碑。 他不贪钱财,不囹厚禄。 1918

年,卢焘的母亲70大寿,湘西辰州各界筹集了2万银元作为寿礼前去祝贺,卢焘再三拒绝,分文不收,全部退回。1921年冬,卢焘代理贵州省长后,何应钦开列了总司令兼代省长月薪及各项开支预算单请他审批。计有:月薪500银元,加上交际费、马夫费、服装费等等合计3000银元。卢焘看后,用手中正拿着的点水烟的纸捻,把第二项以下一项项地点穿成洞。并说,500银元全家都用不完,哪能要那么多。过后,他对朋友说:“如果那时我要那么多钱,下面一连串的人都将效法去发财了,这是贪污行为啊!”1932年,云南某商人因卢焘协助他做买卖,得了好价钱,因而送了2万银元给卢焘作为酬谢。卢焘个人分文不用,将1万银元捐赠淞沪前线,支援第19路军抗日;另1万银元捐赠给广西省政府,修筑桂黔公路。 卢焘安住平房,不设公馆。 民国年间,在贵州当过总司令、省长或在外做过大官的人,几乎都用巨款修建自己富丽堂皇的公馆。如刘显世、袁祖铭、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有公馆,惟独卢焘没有修建公馆。卢焘在贵阳安家落户,数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1913年,卢焘第一次把家属从广西宜北老家搬到贵阳时,租住公园路一间平房。不久,全家搬到昆明,后又搬回广西。1914年,刘显世电邀卢焘到黔,卢又把家搬到贵阳,从此基本上长住贵阳。开始,借住于公园北路冯松生家里,冯是在龙州时相识的故交。不久,又搬到双槐树段家,因卢曾参加过护国运动,段家怕受连累,逼卢搬家,于是只好在省府后街买了一大间平房。住了几年后,家属又随军搬到铜仁和湘西辰州。1920年,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全家住在贵山书院公房。1922年,袁祖铭率“定黔军”回贵州夺权,卢焘引退,全家搬出公房,先后住在冯松生家、次南门大马

槽邓绥琪家和金井街朱汉吟家。 1928年,贵州省长周西成为挽留卢焘长住贵阳,除了赠送金锁桥边一亩多地作卢葬母茔地外,又在金井街朱家隔壁,代买旧房五间,给卢家居住。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金井街房屋全被炸毁。最后卢焘在北郊小宅溪的半山寨,买得三间农民的旧平房和屋侧一小片菜地,并起名为“半日山庄”,是以抗战期间全家常到此躲避空袭半天而命名。后来,卢焘把环境略加修整,旧房侧面,增建三小间矮房,作为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兼会客室。另外修一间作为老太太念经拜佛的经房,房前西侧开辟一小片菜地,五口之家,蔬菜可以自给。他又把东侧原来的柴门,改修为传统式的朝门。朝门上悬挂他亲自书写、木刻的“半日山庄”四个大宇。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身亲垄亩田陌事;人在锄镑烟水乡”。围墙边沿,植树栽竹,桃李相间。半日山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坝,住在那里,可以饱览田园风光。卢焘说:“我住在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新鲜,可与农民共享田园之乐,胜过城里的大官别墅。” 在堂屋里,卢焘亲笔写有两幅对联。中堂的对联是:“栽柏成柏,栽松成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堂屋两边的对联是:“衣食最难,为人切莫偷安,偷安即成困境;福禄不大,处世要能耐苦,耐苦自见坦途。”卢焘既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也久经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常说:“为人要有志,处世要谦恭,治学要专心,生活能耐苦,办事要公道。” 卢焘虽住郊外山村,可是军政要员、社会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来常往,宾客不断。达官贵人来访,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黄包车,而卢焘进城往返,从来不坐黄包车。不论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个家乡青年在闲谈中问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门为什么不

坐黄包车?”卢焘笑答道:“坐黄包车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我是健康人,为什么要让别人的双脚代步呢?这无异是叫人背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况自己步行,还可以锻炼身体嘛!” 卢焘年近古稀,仍苦中作乐。1949年春节,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能咬菜根方是汉,安居漏屋乃称贤。”在闲谈中,家乡人曾问过卢焘:“寿公,人家当总司令、省长都有公馆,你为什么不修建卢氏公馆呢”?卢焘却回答说:“当总司令也好,省长也好,不是当一辈子,最终还是平民百姓。那些公馆还不是用老百姓的钱财来修的,子孙后代不能坐享其福,必须靠自己奋勇创业才是。”卢焘的言行,给予了后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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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领卢涛的故事

爱国将领卢涛 遇害就义 卢焘的义举为凶残的蒋介石所忌恨。1949年11月14日上午,国民党第89军军长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噩耗传开,贵阳全城震怒,万民悲愤。然而,恶有恶报。刘伯龙杀害卢焘不过5天,即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骗到晴隆枪决。当枪决刘伯龙的布告贴到云南沾益一带时,当地群众鸣放鞭炮欢庆。贵阳市人民获悉刘伯龙的可耻下场后,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刘伯龙罪有应得。 在卢焘被害的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贵阳,将残留在城内的宪兵缴械。16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正式入城。贵阳市鞭炮齐鸣,人民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沉痛地哀悼被反动派杀害的卢焘和革命志士。贵阳市成立了“卢焘先生遇难治丧委员会”,与卢焘家祭相结合在慈母园举行追悼大会,为期七天。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琛获悉,从北京给卢焘的亲属发去唁电,并给卢焘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联。贵阳市的党政军民各界以及卢焘的生前亲朋好友送去花圈,并发送挽联、挽诗、挽词和唁电等达410余帧。1950年1月8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学各界联合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为贵阳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卢焘等革命烈士。198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为革命工作壮烈牺牲”的卢焘为革命烈士。 英雄不死 卢焘淡泊明志,为官廉洁,在川南、贵州、广西、湘西等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有口皆碑。 他不贪钱财,不囹厚禄。 1918

年,卢焘的母亲70大寿,湘西辰州各界筹集了2万银元作为寿礼前去祝贺,卢焘再三拒绝,分文不收,全部退回。1921年冬,卢焘代理贵州省长后,何应钦开列了总司令兼代省长月薪及各项开支预算单请他审批。计有:月薪500银元,加上交际费、马夫费、服装费等等合计3000银元。卢焘看后,用手中正拿着的点水烟的纸捻,把第二项以下一项项地点穿成洞。并说,500银元全家都用不完,哪能要那么多。过后,他对朋友说:“如果那时我要那么多钱,下面一连串的人都将效法去发财了,这是贪污行为啊!”1932年,云南某商人因卢焘协助他做买卖,得了好价钱,因而送了2万银元给卢焘作为酬谢。卢焘个人分文不用,将1万银元捐赠淞沪前线,支援第19路军抗日;另1万银元捐赠给广西省政府,修筑桂黔公路。 卢焘安住平房,不设公馆。 民国年间,在贵州当过总司令、省长或在外做过大官的人,几乎都用巨款修建自己富丽堂皇的公馆。如刘显世、袁祖铭、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有公馆,惟独卢焘没有修建公馆。卢焘在贵阳安家落户,数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1913年,卢焘第一次把家属从广西宜北老家搬到贵阳时,租住公园路一间平房。不久,全家搬到昆明,后又搬回广西。1914年,刘显世电邀卢焘到黔,卢又把家搬到贵阳,从此基本上长住贵阳。开始,借住于公园北路冯松生家里,冯是在龙州时相识的故交。不久,又搬到双槐树段家,因卢曾参加过护国运动,段家怕受连累,逼卢搬家,于是只好在省府后街买了一大间平房。住了几年后,家属又随军搬到铜仁和湘西辰州。1920年,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全家住在贵山书院公房。1922年,袁祖铭率“定黔军”回贵州夺权,卢焘引退,全家搬出公房,先后住在冯松生家、次南门大马

槽邓绥琪家和金井街朱汉吟家。 1928年,贵州省长周西成为挽留卢焘长住贵阳,除了赠送金锁桥边一亩多地作卢葬母茔地外,又在金井街朱家隔壁,代买旧房五间,给卢家居住。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金井街房屋全被炸毁。最后卢焘在北郊小宅溪的半山寨,买得三间农民的旧平房和屋侧一小片菜地,并起名为“半日山庄”,是以抗战期间全家常到此躲避空袭半天而命名。后来,卢焘把环境略加修整,旧房侧面,增建三小间矮房,作为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兼会客室。另外修一间作为老太太念经拜佛的经房,房前西侧开辟一小片菜地,五口之家,蔬菜可以自给。他又把东侧原来的柴门,改修为传统式的朝门。朝门上悬挂他亲自书写、木刻的“半日山庄”四个大宇。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身亲垄亩田陌事;人在锄镑烟水乡”。围墙边沿,植树栽竹,桃李相间。半日山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坝,住在那里,可以饱览田园风光。卢焘说:“我住在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新鲜,可与农民共享田园之乐,胜过城里的大官别墅。” 在堂屋里,卢焘亲笔写有两幅对联。中堂的对联是:“栽柏成柏,栽松成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堂屋两边的对联是:“衣食最难,为人切莫偷安,偷安即成困境;福禄不大,处世要能耐苦,耐苦自见坦途。”卢焘既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也久经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常说:“为人要有志,处世要谦恭,治学要专心,生活能耐苦,办事要公道。” 卢焘虽住郊外山村,可是军政要员、社会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来常往,宾客不断。达官贵人来访,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黄包车,而卢焘进城往返,从来不坐黄包车。不论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个家乡青年在闲谈中问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门为什么不

坐黄包车?”卢焘笑答道:“坐黄包车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我是健康人,为什么要让别人的双脚代步呢?这无异是叫人背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况自己步行,还可以锻炼身体嘛!” 卢焘年近古稀,仍苦中作乐。1949年春节,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能咬菜根方是汉,安居漏屋乃称贤。”在闲谈中,家乡人曾问过卢焘:“寿公,人家当总司令、省长都有公馆,你为什么不修建卢氏公馆呢”?卢焘却回答说:“当总司令也好,省长也好,不是当一辈子,最终还是平民百姓。那些公馆还不是用老百姓的钱财来修的,子孙后代不能坐享其福,必须靠自己奋勇创业才是。”卢焘的言行,给予了后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范文二:(崇尚品德的故事)热爱祖国的故事_爱国将领冯玉祥

冯玉样原名基善,中国近代军事家,著名爱国将领。

冯玉样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冯玉样担任旅长时,驻军湘南常德,规定自己每日早晨读英语两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样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汪精卫经常不遵守时间,一到开会不是缺席就是迟到。冯玉样满腔怒气,编成一副对联给他送了过去: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根本就不知道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哪把革命精神放在心上。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他对西北军的事特别感兴趣,经常常向冯玉样问这问那。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情况,渐渐涉及更多的问题。一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样问一些事,冯玉样很不高兴,说:“先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顾问’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不知道。”冯玉祥回答他说:“顾者着也,问者问话也。顾问者,就是当我看着你,有话要你回答的时候,你答复就是了。”

抗战时期,冯玉祥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居住,这大多数是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在此地由于普通老百姓没有胆量担任保长,冯玉样遂自荐当了保长。因他对人很热心,服务又周到,受到居民的好评。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找保长要借用民房、桌椅用具,因为对用具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冯玉样身穿蓝粗布褂子,一块白布缠在头上,这是标准四川农民的装束,他见连长正在那发泄怒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说:“大人,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们这住了许多当官的,有些事情的确不好办,多需担待。”连长一听,大怒道:“你敢教训我!你这个保长还想不想当!”冯玉样微笑着说:“不敢,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都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从来不轻易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地说:“你还干过什么?”冯玉样很镇定地说:“师长、军长也干过,总司令我还干过几天。”

连长细看这个又高又壮的人物,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那个连长接着说:“冯副委员长自学成才的故事,我们早已听说过,我们应该向您学习呀!下次军队临时驻扎,我们一定自力更生!”

勤奋是打开成功殿堂之门的一把钥匙。正因为冯玉样的勤奋刻苦,才有了后来的突出成就。

范文三: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

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著名的爱国将军,他们因发动西安事变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县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长子。曾任奉军营长、团长、旅长、军长等职。1928年4月任京汉方面奉军总指挥,同年6月其父被日军炸死后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支持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统一,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协助蒋介石被委任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1930年任第十七路军军长,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反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张、杨在苦谏、“哭谏”无效后,遂于1936年12月12日清晨,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陈诚等来陕的几十名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通电全国,说明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八项抗日主张。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张、杨邀请,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25日,蒋介石被释放并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到南京后,即遭软禁。1946年被移送台湾继续监禁。1993年12月张学良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后定居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去世。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后回国被囚禁,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

范文四:开国领袖们爱吃啥

毛泽东:除红烧肉外还爱吃鳙鱼

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毛泽东终生都爱吃鱼,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毛泽东早年特爱吃鲤鱼。在陕西杨家沟时,卫士们常去附近河沟里捉鱼。有一次,远在山西的贺龙还专门为他捎来几条大鲤鱼。

建国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喜欢品尝当地的特产鱼。他对南京的“龙池荷包鱼”、合肥的“包公鱼”大加夸奖。每次到武汉,他都要点一道清蒸武昌鱼,还留下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

晚年时,毛泽东喜欢吃“胖头鱼”(鳙鱼),而且特别爱吃鱼尾上那段肉。有一次,毛泽东望着汤碗里那又肥又大的鱼头,幽默地说:“这条鱼比一般的鱼头大,不知它比别的鱼聪明不聪明。想来是大脑发达,应该聪明吧。多吃这种大鱼头,一定会使大脑发达。”

毛泽东还爱吃鱼冻,而且在每顿用餐的最后才吃。鱼冻是鱼汤冷却凝结而成的,腥味较重。一位工作人员不解地问他:“主席,鱼冻腥得很,有什么好吃的啊?”毛泽东笑着说:“我就是要这种腥味呢,鱼不腥就不是鱼了。”

毛泽东一生吃鱼无数。有一次,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太多,死后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当然,这是毛泽东的玩笑之言。

周恩来:喜爱多种做法的萝卜

周恩来曾说:“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周恩来爱吃萝卜、南瓜、白菜、红薯等普通蔬菜。以萝卜为例,风干萝卜、凉拌萝卜、珊瑚萝卜、清炖萝卜等菜肴和萝卜水饺、萝卜蒸糕,他都很喜欢吃。他曾说过:“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原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回忆说:1954年,我从江西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宣布说,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我们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心想,总理请大家吃饭,没有山珍海味,也肯定是美味佳肴。谁知,大家走进中南海一个餐厅一看,都瞪大了眼睛,不禁愕然。原来,餐桌上除了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菜之外,别无其他菜肴。正在大家疑虑之际,周总理走进了餐厅,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总理,多少颗心在盼望着,盼望着总理能在自己这一桌入席啊!总理走到我们这一桌旁,与同桌的同志握手后,环顾了周围,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总理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楷模。

周总理虽然在饮食上如此节俭,但他还有一个大方的地方,就是非常好客,经常请同志们一同吃饭,每次都是热情挽留,当然,在席间依然是粗茶淡饭。

朱德:喜爱吃蹄筋

朱德除了爱吃新鲜蔬菜,一般人弃之不食的蹄筋也是他所爱吃的。

在长征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快吃光了,朱德总司令也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嚼草根。有一天下午,到达宿营地之后,朱德仍顾不得休息,去检查战士的吃住情况,路上发现了一些牛蹄、马蹄,他便蹲下身子,对这些蹄子进行仔细地查看,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员说:“看样子是不久前通过的先头部队扔掉的。好东西,带回去,把里面的蹄筋抽出来,加工一下,就是一顿美餐,足可以给战士们改善一次生活了!”接着,他又手把手地教警卫员怎样加工。

这意外的美食发现和学到的烹饪原料加工技术,让警卫员感到十分惊喜。他们收拾起那些牛蹄、马蹄,找到炊事员,按照刚才学会的方法进行加工。先把蹄子放到火上烤,再放到水里煮,然后把蹄子剖开,再把里面的蹄筋抽出来。蹄筋加工好了,按照警卫员的意见,炊事员拿出一部分放到大家吃的汤锅里调味,留下一点给朱总司令熬上一碗野菜蹄筋汤。

开饭时,炊事员刚把这碗“高汤”端上餐桌,朱德就闻到了蹄筋诱人的香味,乐呵呵地说:“好香啊!”说着,拿起筷子就准备吃,可他看到这碗里有那么多蹄筋时,关切地向炊事员询问:“大伙儿都吃了没有?”

炊事员见朱德将拿起的筷子又放下,一脸疑惑之色,便猜到了他的心事,连忙解释说:“大家都尝过了,这是您的一份,你快趁热吃了吧!”警卫员也在一旁催促:“总司令,你就快趁热吃吧。”

“小鬼,蹄筋本来不多,给我一人这么多,我怎么能吃得下嘛!来,把这碗蹄筋给运输员老马送去。运输员比我们更辛苦,更劳累,应该给他们照顾。”没等警卫员反应过来,蹄筋已经放到他手上了。

“那您……”警卫员还想说什么。

“我?你们回来时,到大锅里给我打一碗菜汤,我不就品尝到蹄筋了吗?”

刘少奇:爱吃“汤心蛋”

1967年5月,为少奇同志当了18年厨师的郝苗同志,因“犯有严重的错误”被抓了起来。老郝走后,一位叫冯纪元的厨师接替给少奇同志做饭。不久,冯师傅也被调走。一段时间里,工作人员只能从大食堂给少奇同志打饭。可是,一旦打不着饭,他就得饿着,常常一天只吃一顿到两顿饭。几天下来,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还患了轻度的糖尿病。少奇同志成天沉默不语,默默地承受着痛苦与煎熬。后来,经中队研究,决定派当过炊事班长的我(张兵武)暂任少奇同志的厨师……

我怀着对少奇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尽最大努力为他调剂伙食。每天的主食争取不重样,包子、饺子、烙饼、面条等。由于长时间的囚禁,以及心理上的郁闷,使得少奇同志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尽管卧室离餐厅仅十几米,可吃饭时他却要扶着墙走很长时间。我每次去搀扶,他害怕连累我,总是摆手拒绝,坚持自己走。

我在少奇同志身边任警卫员多年,对他的一些生平嗜好十分了解。他最喜欢吃“汤心蛋”(就是煮鸡蛋的时候,不使蛋黄凝固)。每次我都精确地计算时间,煮出的“汤心蛋”恰到好处,他很爱吃。少奇同志的伙食除了正常的主、副食外,每餐要有一个鸡蛋和一小盘水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饭量越来越小。再以后,他除了把“汤心蛋”和一小盘水果吃掉外,其他的一口都不吃。于是,我请示卫士长李太和,希望每餐再给加一个鸡蛋和一些水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少奇同志的身体也逐渐有了好转。

为少奇同志做了68天饭后,中队派炊事班长小马替代了我的“厨师”工作。(据《中国新闻周刊网》)

范文五:爱国将领任应岐

1934年11月,国民党特务在天津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暗杀爱国抗日人士的事件――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对此,当时北方各报和全国媒体都作过连续和详尽的报道。

11月9日晚8时,正当爱国将领任应岐、吉鸿昌及胡汉民所派联络人员刘少南在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议事之时,突遭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特务吕一民(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予以镇压)等两人枪击。刘少南头部、胸部及左臂中弹4处,当场死亡。任应岐、吉鸿昌被枪伤(一说吉被跳弹所伤)。事件发生后,凶手趁闹市区人多呼啸而去,被害人任应岐、吉鸿昌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11月16日被引渡至天津蔡家花园国民党五十一军军法处拘留所,11月22日凌晨秘密转押北平。11月24日下午1时许,任应岐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枪杀于北平东城炮局胡同国民党陆军监狱。

笔者手头珍藏有任应岐将军的遗墨两件,都是任应岐次子任中华于1990年我们之间恢复联系之后赠给的。作为遗腹子的任中华,是任应岐四个子女中唯一有条件在解放后收集相关史料的后人。现在任中华也已离开世间多年。

这两件遗墨都写于1934年。

一为任应岐毁家纾难,将仅存的4.5万元积蓄全部充作反蒋抗日军需所书《致王兰生函》:

兰生兄大鉴:

刻肖庭兄赴防,请将四万五存折交肖兄提出带去为祷。此致大安。

弟瑞周,五(月)廿一日。

一为1934年11月24日中午,任应岐就义前所书遗嘱:

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

透过这两件遗墨,人们不难看到任应岐将军的铮铮铁骨。而在这背后,自有其生成的原因和规律。

追随孙中山,“易地不易心”

任应岐,1892年生于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任应岐少年笃志好学,先后就读于私塾和鲁山县城北琴台高等小学(一说还曾就读于开封公学),后投笔从戎。一生经历颇为曲折。早年授编于陕豫地方军阀镇嵩军的第三路憨玉琨部。后随樊钟秀加入广州军政府领导的陕西靖国军。靖国军解体后,这支地方农民武装为了生存与发展,游离于各大军阀之间,先后授编于各系军阀。

作为学生出身的任应岐,有着较强的是非分辨能力。他目睹了辛亥前后的民间疾苦,又目睹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一幕幕丑剧,对北洋军阀本质早有深刻认识,深知连年军阀混战的危害。加之自“护法”运动时起任应岐就受到于右任、张钫、刘承烈等革命党人的熏陶和影响,心悦诚服地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时刻将国家民族命运系于心间。自此时起,作为樊钟秀主要助手的任应岐即与樊一起,先在北方的豫、陕,后又在南方的粤、赣,实际地参加了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事斗争。

1918年3月,胡景翼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在陕西树起靖国军旗帜,率部回攻西安,驱逐亲北洋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陈军不支,求援于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时在镇嵩军憨玉琨部任下级军官的任应岐,和隶属于陈树藩部的樊钟秀里应外合,突攻潼关,使镇嵩军大败,并进而攻占户县、周至,樊、任所部两千余人加入靖国军,大大巩固了靖国军阵势,为“护法”运动在北方大地打响第一枪做出贡献。是年秋,于右任奉中山先生委派在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部队扩编为五路,樊为第二路司令,任为第二路团长。从此,任应岐与樊钟秀一道,更加坚信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听从中山先生的驱策,效忠国民革命,终生矢志不移。

靖国军解体后,偏居豫西一隅的樊、任所部,始终没忘记革命。1919年末,他们借刘承烈赴沪之便,托他向时在上海的中山先生“代陈向慕之忱”。据张钫回忆说,“中山先生对樊等有好印象实自此始”。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为遏制南方革命,派樊钟秀为援粤豫军司令,率部七千余人南下江西。时樊、任乃派员赴广州与孙中山秘密取得联系,表示愿效前驱。同年11月,陈炯明叛军自惠州进攻广州,形势万分危急,孙中山命樊部驰援,使广州转危为安。对此,中山先生奖勉备至、遂委樊为豫军讨贼军总司令,后改称建国豫军。樊钟秀于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后补监察委员。任应岐先后被委为该军前敌总指挥、副总司令。

1924年10月,孙中山决定联合奉、皖两系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部署两路北伐军分途北上。以程潜为援鄂总司令,率部取道湖南北伐。樊军属东路归谭延�指挥自江西北进。后因江西战场形势变化,谭部湘军急速南退粤境,樊军在赣中难以立足,遂不得不转入赣湘边界,沿山险小径北上,避实就虚,跨长江天堑,经鄂皖入河南,“再听孙大元帅驱策”。然而不幸的是,樊军于1925年1月回到豫西休整后不久,中山先生就逝世于北京。噩耗传来,樊、任等人悲痛万分,他们率所部在驻地下半旗志哀达三个星期之久。为了继承和实现中山先生的遗志,他们牢记中山先生的教诲,千方百计地为革命保存实力和火种。如同樊钟秀无论形势怎样险恶,都始终打着中山先生亲自授予的“建国豫军”旗号一样,任应岐率其所部也始终“易地不易心”(任应岐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通电,1927年1月16日),始终忠于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

1927年1月,任被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后来又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和军事参议院参议(1932年6月)。1928年秋军队缩编,第十二军被缩编为第四十九师,任改任师长。1929年春,该师在奉命“调防”途中,在安徽灵泗县境遭蒋介石设伏围歼,其余部为孙殿英收编。中原大战中,任应岐派人到安徽亳县,向孙殿英索回原旧部安荣昌、赵青山两师,编为阎、冯讨蒋军樊钟秀第八方面军的第二军,任为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二军军长。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全天候的反蒋志士”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不久,即结识了中共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人刘仁。北平鼓楼东大街和天津法租界溶街的“任公馆”成了刘仁最安全的住所,他们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与此同时,中共军委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的行动方针,使任应岐等人方向更加明确,遂全力投入到广泛联络反蒋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武装的斗争中去。任应岐与南汉宸、吉鸿昌、宣侠父等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了包括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任应岐任常委,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担任中央委员会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南汉宸兼秘书长。任、吉等进而议定:在天津组训骨干;派员到江西策动吉鸿昌旧部,到豫陕重召樊钟秀、任应岐旧部;收编其它武装,以期在中原发动10万人的大暴动。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任应岐竭尽了全力。前述任应岐遗墨《致王兰生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任应岐将军的忘我革命精神。

任将仅存的4.5万元全部投入军需,丝毫未为日后生活稍留家用。以至任就义后,连当时的新闻界也不得不发出“……至于任之身后,因家无恒产,在均为可虑”的感叹!任应岐也在其遗嘱中明确要求其家属“天津不能久住,因无钱之关系,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均住一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任就义后,其遗属艰难度日,夫人刘玉贤不得不拖着身孕带着一男两女回到鲁山家乡,过着家无隔夜粮的生活。

此外,任应岐尚有一段个人经历鲜为人知。即在中原大战之后,他除参加过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反蒋活动外,还参加了旨在将蒋(介石)、汪(精卫)清除出党的国民党内秘密反对派组织――“新国民党”的有关活动。特别是其间他与冯玉祥等人共同策划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察哈尔抗战”。

任应岐与曹任远、李锡九、孙丹林、熊观民、裴鸣宇、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均参与“新国民党”华北党部有关党务工作。任还曾对华北党部所辖七省三市等省市级党部(亦称“干部组织”)中的河南省党部“负专门责任”。原“新国民党”副书记长兼华北书记长曹任远在其个人档案中,每当提及受胡汉民委派来津主持“北方军事委员会”工作的熊克武时都谈到任应岐,从中不难看出在当年北方反蒋抗日斗争中,任应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冯玉祥日记》也曾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任应岐在这期间的有关活动。例如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不久的1933年1月4日,冯与曹任远从四个方面讨论察哈尔抗战的有关准备事宜,当谈到“四川情形”时,曹告冯“任瑞周去到万县”。具体任务在《日记》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在曹个人档案中,还有一份在红格毛边纸上用毛笔以行书体庄重写成的自传,文末注明“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于成都百花潭”旧居,内中醒目地记载着:

抗日救国军失败。冯先生赴泰山息影普照寺。余复与吉鸿昌任应岐诸同志筹划军事,在北平近郊作战,未能大举,力量尽归消灭,又商孙殿英同志进攻宁夏。此时余拟偕诸同志往宁夏,而孙部再战不利,全军覆灭……。

这段文字表明,任应岐和“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其他负责人不仅参与了“察哈尔抗战”的组织发动,在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之后,还参与策划了由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抗日讨贼军由张北经赤城至平北怀柔、牛栏山、小汤山等地威胁北平的行动,以及孙殿英西进宁夏企图在西北建立反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其间,胡汉民曾电示孙殿英:“巩固宁夏,进图甘肃。倘有可为,宜图进取;否则保存实力,期为后此之抗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新国民党”的这一军事倒蒋密谋。胡汉民还曾乐观地估计“局面展开,或有……晋、陕、桂联合倒府、组府之望”。孙部战败后,胡仍指示其团结西北陕、绥、晋诸友军,“逐渐酝酿,形成一革命集团”。胡上述函电不仅与曹任远的自传内容相互印证,还表明任应岐等人正是根据胡汉民的这一意图奔走于各地,力图推进反蒋抗日局势的发展。

台湾作家李敖在其《蒋介石研究》第四集的自序中说,他自己“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借用李敖先生的用语,以“全天候的反蒋志士”来概括任应岐将军的一生,恐不会有失偏颇。据国民党特务舒季衡在解放后交代,1934年10月军统局天津站特务“侦知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派的反蒋人士任应岐在天津活动,在追踪任的行迹过程中,又得知任与吉鸿昌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遂一并监视”。因之才有后来任应岐、吉鸿昌二将军为国捐驱的壮烈一幕。

为国捐驱,虽死犹荣

任应岐同吉鸿昌一道,在狱中和刑场上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得异常坚定。他劝组织和家属不要进行营救。1934年11月24日下午1时,任应岐身着黑呢子大衣和身披青色呢斗蓬的吉鸿昌,都拒不带刑具,坚持以坐姿,怒目迎视敌人的罪恶枪口,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连当时在敌人严格控制下的新闻报道都不得不承认二将军“力持镇静,索要纸笔,各立遗嘱一纸致其家属”,“态度从容,谈笑自若”,“矜矜自持,与人谈讲过去历史”云云。然而,有的传记作品却毫无根据地说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而去的任应岐“哽咽着”、“泪流满面”地诉说着:“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意在表明其贪生怕死。这不仅有辱烈士形象,且使内容和表情分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任应岐就义后,周恩来指示地下党设法找到其后人并送到鄂豫皖苏区,使他们得以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陈少敏直接关怀下健康成长。其间,任生前的得力助手、后率部编入新四军第五师的豫南抗日游击第十三纵队司令程耀荣为营救任应岐子女也竭尽了自己之所能。解放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寻找任氏后代,始知任长女小梅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长子少岐在“中原突围”中牺牲,只有次女岫霞和次子中华尚在,遂派秘书陈希同安排其公费读书。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也曾特意安排任岫霞到北京纺织系统(后回原籍),任中华到“全总”工作。烈士身后有知,当可安息九泉。

关于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当场丧生者刘少南与“新国民党”反蒋抗日活动的关联,从近年来发现的《胡汉民致于学忠函》(1934年9月21日)中得到了证实。

刘少南北上负有联络使命。刘少南到津后,除联络于学忠、吉鸿昌等外,任应岐和长期留守天津“新国民党”华北党部的刘承烈,以及专程从北平来天津的刘人瑞,都曾亲身参与其事。“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发生后,刘承烈、刘人瑞曾在天津、北平多方组织营救,终因蒋介石指派北平军分会特务处头目郑介民直接掌管此案,并发急电“立即执行”,最终未能奏效。因刘承烈字劭襄与刘少南名字发音相近,加之刘承烈当晚又未住宿机关――“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天津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路永定里30号(今岳阳道55号),以致在事发的次日晨,在相识的人群中,竟传来“刘劭襄一枪毙命”的消息,着实带来一场虚惊。

蒋记国民党对任、吉恨之入骨,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横加杀害,称任、吉二人系“加入共党要犯”、二人“均供认加入共党等情不讳”、“加入共党属实”。吉的中共党员身份业经证实。关于任加入中共的问题,除在任中华整理的《任应岐年谱》(未刊稿)中,有“刘(仁)成了任入党介绍人”的表述外,在70年后的今天,在世的间接证明人恐也只有刘仁的秘书了。遗憾的是,如此壮烈、如此经历的任应岐,除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学庄于1980年在一篇刊登于《人民日报》的书评中,曾提到“任应岐烈士”外,在其它书、报、刊正式出版物中,特别是在工具书中,极难搜寻到相关传略和词条。甚至有的以民国军政人物辞世先后为序编印的工具书中,也找不到任应岐的踪影。似乎在1934年不曾有一位爱国将领任应岐与吉鸿昌一道为真理而献身。

范文六:爱国将领邓世

《爱国将领邓世昌》教学设计

教材简析:

《爱国将领邓世昌》一文讲述了爱国将领邓世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海防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课文通过对主要人物邓世昌在关键时刻的言行、神态的描写,赞扬了邓世昌的英雄行为和他甘为祖国捐躯的崇高精神。 设计理念:

创设学习情境,营造阅读氛围,让学生在阅读中了解课文内容,感受邓世昌的爱国情感。重视学生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让学生在阅读中整体感知,在精读中品味,在感悟中内化。

学情分析:

现在的孩子都生活在温室里,离战争年代太久远,所以对这些爱国志士的英雄事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刚升入三年级的学生,很难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我在这节课利用媒体课件和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理解。 教学目标:

1、了解邓世昌的英雄事迹,激发学生对爱国名将的敬仰之情。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感受和理解邓世昌以死报国的英雄行为。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直接导入,引入课题。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第5课《爱国将领邓世昌》,这节课我们再次回到那段难忘的历史,感受邓世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板书课题。

时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浏览课文,回忆课文内容。

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回忆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精读品味,用心体会。

1、自由读文,体会邓世昌的爱国情感。

品读第4自然段,体会人物的语言和神态对表达人物所起到的作用。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世昌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自由读文,用“波浪线”画出描写人物语言的句子,并指导朗读,体会邓是个怎么的人。

2、自学第5自然段,体会全舰官兵的爱国情感。

通过邓世昌的语言和神态可以看出邓世昌对敌人的仇恨,那在关键时候,全舰官兵又有怎么的表现呢?请同学们根据自学提示自学第5自然段。

3、品读第6自然段,体会邓世昌舍身取义的精神。

为什么落水后的邓世昌要拒绝随从的营救。体会邓世昌誓与“致远”共存亡。

五、拓展延伸,感情升华。

在我国历史上像邓世昌一样的英雄还有很多,比如:霍去病、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爱国将领邓世昌》教学设计

教材简析:

《爱国将领邓世昌》一文讲述了爱国将领邓世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海防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课文通过对主要人物邓世昌在关键时刻的言行、神态的描写,赞扬了邓世昌的英雄行为和他甘为祖国捐躯的崇高精神。 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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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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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难点:

1、感受和理解邓世昌以死报国的英雄行为。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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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导入,引入课题。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第5课《爱国将领邓世昌》,这节课我们再次回到那段难忘的历史,感受邓世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板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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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浏览课文,回忆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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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学第5自然段,体会全舰官兵的爱国情感。

通过邓世昌的语言和神态可以看出邓世昌对敌人的仇恨,那在关键时候,全舰官兵又有怎么的表现呢?请同学们根据自学提示自学第5自然段。

3、品读第6自然段,体会邓世昌舍身取义的精神。

为什么落水后的邓世昌要拒绝随从的营救。体会邓世昌誓与“致远”共存亡。

五、拓展延伸,感情升华。

在我国历史上像邓世昌一样的英雄还有很多,比如:霍去病、岳飞、文天祥、郑成功……

范文七:爱国旗爱红领巾

爱国旗爱红领巾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爱国旗爱红领巾》。 每次听到雄壮的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 我们都会感到心潮澎湃。哪里有五星红旗,哪里就有中华儿 女,五星红旗是咱们祖国的象征和标志,我们每个人都要尊 敬国旗,热爱国旗。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升国旗,咱 们都要立正,行礼,也要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校园里看 到升国旗时,不要继续走动,要原地站定,面向国旗,行注 目礼。本学期开始,周一早上奏国歌时,值周班旗手升国旗, 其他同学在操场肃立,面向国旗,少先队员行队礼。 红领巾是我们少先队员的标志,戴上它就意味着一份光 荣和骄傲。爱护红领巾是每位少先队员应尽的责任。但在平 时,我们也能看到有些同学不爱惜红领巾:随意地摆放红领 巾, 脏了也不洗, 不按要求佩戴红领巾等, 这些行为你有吗? 我们赞赏那些每周自己动手清洗红领巾,每天整齐佩戴红领 巾的同学,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 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争光。

范文八:著名爱国侨领董寅初先生抗日轶事

董寅初先生(1915年―2009年),安徽省肥西县人,是著名爱国侨领。今年,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和董寅初诞辰100周年,笔者曾多次在他故乡肥西县和海内外文朋侨友参观“爱国侨领董寅初事迹展馆”,董寅初先生不平凡的事迹又一幕幕呈现在我的脑海。

将门之后逞英豪

1915年9月20日,黎明的微曦刚刚映在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丰乐河宽阔的河面上,河畔绿树浓荫笼罩下的“董家圩子”里,传出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的响亮哭声,伴随着人们的欢笑声,打破了古镇清晨的寂静。按辈分,这个男孩起名董必旭,字寅初―――因为他生于旭日将出的寅时初刻。

董家圩有百余间房屋,前后5进,沿河堤次第排开,另在三河西街也有数幢市房,是董寅初的祖父、著名淮军将领董履高所建。董履高和叔父董大义出身贫农,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打到三河,参加了太平军。董大义功封将军,率部驻防江苏常熟时,淮军来攻。他听淮军将士讲的都是合肥家乡话,勾起乡情,遂率众投入淮军,编为义字二营,仍由叔侄二人统领,二人后来均官至提督。董履高历任贵州安义镇总兵、直隶正定镇总兵、江苏淮扬镇总兵、安徽寿春镇总兵等。1884年曾参加中法谅山战役,《清史稿》“董履高传”记述:“十月(1884年11月),徙屯枚,与法军血战数昼夜,左足中炮几断,当轴遽易之,谅山遂陷。”他身负重伤,被迫离开抵御外侮的战场。1905年,董履高任寿春镇总兵,适逢淮河发大水,寿春周围一片汪洋,“城不没者数尺,履高晨夜徼巡,修补救护,城得无虞。”1906年冬天,他在巡视泗州防营时坠马,引发旧伤,回三河故里疗养。1908年,这位叱咤风云的爱国将领在老宅与世长辞。他的爱国精神被其孙董寅初继承,发扬光大。

1928年秋,董寅初离开家乡,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与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同班。他的哥哥董叔照读高中,兄弟俩是学校著名的体育明星―――田径100米、400米冠军,都曾参加全国比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仅16岁的董寅初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与同学们一起坐火车到南京请愿,被关押2天后押回苏州。他们继续罢课,被校方开除。董寅初来到上海,于1934年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学习。他喜爱写作,同时还担任交大校刊的记者兼编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董寅初组织召开学生大会,成立救国会,被选为3个执行主席之一,成为学生领袖。交大救国会联合各大学爱国学生组织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作为声援团的负责人,董寅初对这次活动作了精心策划。他们午夜行动,成功地避开军警的拦截,于清晨到达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迫使吴铁城接见学生代表。董寅初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南洋办报抗日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寅初在上海继续未完成的学业。1938年交通大学毕业,到香港参加《申报》的编辑工作,成为报人。此时,董寅初兄妹6人,大哥早夭;二哥董晓存在老家主持家务,遭土匪洗劫,又惊又急,一病而亡;三哥董叔照在九江溺水而亡;妹妹随母亲逃难到四川江津,天各一方,讯息难通。青年董寅初把遭逢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痛苦,转化为极大的抗日热情。他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暴行,向海外侨胞报道国内抗战情况,争取援助。董寅初和港英当局斗智斗勇,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审查(因为英国当时处于“中立”),撰写、编发大量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受到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赞誉。

1939年8月,董寅初从香港只身来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到《天声日报》工作,随后创办《朝报》,任经理兼总编辑。不久又与陈嘉庚先生一起创办《南洋商报》等报刊,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成为东南亚闻名的爱国报人。

1942年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3月1日,日军在爪哇岛登陆,5日占据巴达维亚,大肆搜捕抗日人士。董寅初于3月3日离开巴达维亚,躲到茂场乡下。4月底,日军冲进他的报馆,逮捕7名员工,董寅初再次出逃,一路向东逃亡。在芝巴德附近与避难的张国基、李春鸣等人相遇,他们一起以保护侨民安全的名义,组织武装守夜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登陆。不久,他们与中国政府派驻爪哇的秘密情报小组取得联系,董寅初利用记者身份帮助他们搜集日军情报。

不料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2个年轻人在运送无线电发报机途中,被日军发现,日军随即在爪哇开展大搜捕。董寅初逃往泗水乡间隐藏,于12月23日被日军宪兵逮捕。在审讯中,面对凶残的日寇,他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始终没有透露半点抗日组织的讯息。坚持说组织守夜队是为了保护华侨安全。日军给他定了三个罪名:办报发表抗日言论、逃避逮捕、写反日文章。判他7年牢狱。在狱中,他仍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同囚室的一位荷兰难友很钦佩他,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像赠给他。董寅初一直珍藏家中。

1945年8月中下旬,日本已宣布投降,但爪哇日军封锁消息。董寅初通过秘密渠道获知消息,与原巴达维亚市市长(荷兰人)、印尼人校罗玛一起代表难友与日军谈判,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将关押的人分批放出。8月底,坐日本法西斯3年半黑牢的董寅初出狱时,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他成为南洋华侨中闻名的抗日英雄和华侨领袖,担任了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印尼“糖王”、建源公司老板黄仲涌慕名请他加盟,董寅初由此投身实业界。

实业宏图救国梦

1947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担任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

建源公司,是由福建人黄季信创办的一家华侨企业,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大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一家企业,因经营爪哇糖而名扬海外,被誉为“糖王”。1933年后,建源公司在上海、广东投资兴办的糖厂、酒精厂、橡胶厂,先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机器设备被日军拆卸运回日本。董寅初回来,便着手恢复建源公司的产业,发展民族工业。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极力掠夺战略资源,工厂是一片废墟,市场物价飞涨,一片惨景。他“振兴实业”的美梦无法实现。1949年,当上海解放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又一再劝他出国。董寅初毅然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上海解放不久,在政府的支持下,董寅初用了一年时间,重建已倒闭18年的“建源公司”浦东陆家嘴的亚洲最大酒精厂,改为上海溶剂厂,恢复生产。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批高级化学溶剂,并有部分出口。为打破反华势力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作出贡献。1956年,董寅初把上海溶剂厂和后来创办的两家企业,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先后任合营总公司副经理,华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丹心一片献侨胞

1956年,董寅初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后任主席,从此献身侨务工作。他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40多万元,创办华侨大厦,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中心。华侨大厦几经改建,至今已成为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巍然矗立在延安中路129号。踏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大厅,迎面金光闪闪的“华侨之家”几个大字,便是董寅初亲笔题写。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更大的热情向海外朋友宣传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号召“三胞”回祖国投资,主动做好外引内联。他先后担任很多重要职务,都与侨务工作有关。1980年,董寅初加入致公党,当选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1983年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86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外事联络委员。1988年4月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代主席。1988年12月后,先后当选为致公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是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97年11月,在致公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寅初主动让贤,推荐原副主席罗豪才为接班人,他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期间,坚持以“侨”搭桥,10年间协助引进外资12.9亿(折合人民币),港币7.8亿元,美元14.1亿元。为祖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发,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和交大老同学、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学家林同炎一起,提出开发浦东、修建浦东大桥等重要建议,并多次陪同邓小平、江泽民、吴邦国等领导人和各界专家学者考察浦东。他的很多重要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们的肯定。

董寅初于2009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范文九:爱祖国从爱国旗爱红领巾做起

寒假里,我有机会看了一本叫《找准人生的北斗星》的书。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住了。

我细细品味着里面的每一则小故事,受益匪浅。故事中的主人公们都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有的热爱祖国,有的热爱劳动,有的勤俭节约,还有的遵纪守法......每一组文章都教给我们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那则短文,就要属《最稚嫩,最纯真的爱国心》了。

它主要讲:在吉林省的一所小学里一位8岁,名叫小欣月的女生。她在跳舞时突然摔倒,不幸被查出患了绝症。但她的爱国心依然没有动摇,她渴望看一次“天安门升旗仪式”,但由于她双目失明,志愿者们决定带她听一出“天安门升旗仪式”。小欣月听见国歌想敬队礼,但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她的父亲看见了,一边抹泪,一边帮女儿敬队礼,小欣月向往天安门升旗仪式,热爱国旗的行动,让我深受感动。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得淌了下来。

由此,我想到了在我们学校里一些不良的行为,有些同学不够尊敬国旗,有的在升国旗时不肃立,不严肃,嘻皮笑脸,还有的敬队礼动作不到位,背不挺直……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也是我们少先队员的标志。然而,有些同学还是不爱惜它:上学时,把红领巾揉成一团,拿出一看,已成一块皱布了;早上带着它,晚上就不见了……还有一些学生在下课时,随意玩弄队旗。

而在我们学校有一位一年级的小女生,在一次新生入队的活动中,由于大队部的疏忽,忘了给她系红领巾,竟当场哭了起来,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悲痛欲绝。另外的同学看见了,连忙叫来大队部的指导员柳老师,柳老师连忙拿了一条红领巾,就给她挂上了,小女生立刻破涕为笑。可见,红领巾在她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啊!

还有一些同学也十分爱护红领巾,每天回家都把它叠得整整齐齐,还定期清洗红领巾,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检查检查红领巾,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戴上了红领巾就会以少先队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

最近,胡锦涛爷爷号召我们要懂得八荣八耻,要求我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我想,热爱祖国不能挂在口头上,而应落实在行动上。对我们小学生来说,就应该在尊重国旗,爱护红领巾的行动中,培养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

范文十: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阅读天地

0508 0944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闻一多先生敢于同黑暗势力大胆抗争、热情追求民主的精神,是大家所共知的。这不仅说明他个性的刚烈、刚强,也显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代的献身精神。

1925年,闻一多先生从美国留学归来,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的社会现实,心中的梦幻破灭了,但诗人还有爱国热情、正义感和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勇气。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现实、对祖国也并非心如死灰槁木,而是从痛恨走向愤激。诗人当时的确对未来有某种不可知、未能知的憧憬,但为了希望,它让“丑恶”去开垦,而“丑恶”并不一定就暗示着希望。因为这希望太神圣、太艰难了,它藏得很深很深。

当时的闻一多对人民革命还缺乏理解,在政治立场上还接近国家主义,至少他不在“五四”以来人民革命的主流之中,但是他心中爱国的火焰始终在跳跃。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烧得很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死水里藏着火”,于绝望中去寻求希望,是爱国激愤之情的一种表现。这种于绝望处写希望的诗情,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几乎是同一时期在《野草》里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这句话是整个“野草”精神的象征。一方面是失望,觉得希望很虚妄,但没有希望地走下去,是不是就要走向绝望呢?反过来诗人又没办法相信绝望是一种实际,绝望也是虚妄的,所以这种情绪表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正是心中的这一把火,让闻一多先生把一腔热情献给了心爱的祖国。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决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