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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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爱国将领卢涛的故事

爱国将领卢涛的故事

爱国将领卢涛 遇害就义 卢焘的义举为凶残的蒋介石所忌恨。1949年11月14日上午,国民党第89军军长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噩耗传开,贵阳全城震怒,万民悲愤。然而,恶有恶报。刘伯龙杀害卢焘不过5天,即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骗到晴隆枪决。当枪决刘伯龙的布告贴到云南沾益一带时,当地群众鸣放鞭炮欢庆。贵阳市人民获悉刘伯龙的可耻下场后,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刘伯龙罪有应得。 在卢焘被害的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入贵阳,将残留在城内的宪兵缴械。16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正式入城。贵阳市鞭炮齐鸣,人民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沉痛地哀悼被反动派杀害的卢焘和革命志士。贵阳市成立了“卢焘先生遇难治丧委员会”,与卢焘家祭相结合在慈母园举行追悼大会,为期七天。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琛获悉,从北京给卢焘的亲属发去唁电,并给卢焘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联。贵阳市的党政军民各界以及卢焘的生前亲朋好友送去花圈,并发送挽联、挽诗、挽词和唁电等达410余帧。1950年1月8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学各界联合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为贵阳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卢焘等革命烈士。198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为革命工作壮烈牺牲”的卢焘为革命烈士。 英雄不死 卢焘淡泊明志,为官廉洁,在川南、贵州、广西、湘西等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有口皆碑。 他不贪钱财,不囹厚禄。 1918

年,卢焘的母亲70大寿,湘西辰州各界筹集了2万银元作为寿礼前去祝贺,卢焘再三拒绝,分文不收,全部退回。1921年冬,卢焘代理贵州省长后,何应钦开列了总司令兼代省长月薪及各项开支预算单请他审批。计有:月薪500银元,加上交际费、马夫费、服装费等等合计3000银元。卢焘看后,用手中正拿着的点水烟的纸捻,把第二项以下一项项地点穿成洞。并说,500银元全家都用不完,哪能要那么多。过后,他对朋友说:“如果那时我要那么多钱,下面一连串的人都将效法去发财了,这是贪污行为啊!”1932年,云南某商人因卢焘协助他做买卖,得了好价钱,因而送了2万银元给卢焘作为酬谢。卢焘个人分文不用,将1万银元捐赠淞沪前线,支援第19路军抗日;另1万银元捐赠给广西省政府,修筑桂黔公路。 卢焘安住平房,不设公馆。 民国年间,在贵州当过总司令、省长或在外做过大官的人,几乎都用巨款修建自己富丽堂皇的公馆。如刘显世、袁祖铭、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有公馆,惟独卢焘没有修建公馆。卢焘在贵阳安家落户,数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1913年,卢焘第一次把家属从广西宜北老家搬到贵阳时,租住公园路一间平房。不久,全家搬到昆明,后又搬回广西。1914年,刘显世电邀卢焘到黔,卢又把家搬到贵阳,从此基本上长住贵阳。开始,借住于公园北路冯松生家里,冯是在龙州时相识的故交。不久,又搬到双槐树段家,因卢曾参加过护国运动,段家怕受连累,逼卢搬家,于是只好在省府后街买了一大间平房。住了几年后,家属又随军搬到铜仁和湘西辰州。1920年,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全家住在贵山书院公房。1922年,袁祖铭率“定黔军”回贵州夺权,卢焘引退,全家搬出公房,先后住在冯松生家、次南门大马

槽邓绥琪家和金井街朱汉吟家。 1928年,贵州省长周西成为挽留卢焘长住贵阳,除了赠送金锁桥边一亩多地作卢葬母茔地外,又在金井街朱家隔壁,代买旧房五间,给卢家居住。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金井街房屋全被炸毁。最后卢焘在北郊小宅溪的半山寨,买得三间农民的旧平房和屋侧一小片菜地,并起名为“半日山庄”,是以抗战期间全家常到此躲避空袭半天而命名。后来,卢焘把环境略加修整,旧房侧面,增建三小间矮房,作为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兼会客室。另外修一间作为老太太念经拜佛的经房,房前西侧开辟一小片菜地,五口之家,蔬菜可以自给。他又把东侧原来的柴门,改修为传统式的朝门。朝门上悬挂他亲自书写、木刻的“半日山庄”四个大宇。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身亲垄亩田陌事;人在锄镑烟水乡”。围墙边沿,植树栽竹,桃李相间。半日山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坝,住在那里,可以饱览田园风光。卢焘说:“我住在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新鲜,可与农民共享田园之乐,胜过城里的大官别墅。” 在堂屋里,卢焘亲笔写有两幅对联。中堂的对联是:“栽柏成柏,栽松成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堂屋两边的对联是:“衣食最难,为人切莫偷安,偷安即成困境;福禄不大,处世要能耐苦,耐苦自见坦途。”卢焘既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也久经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常说:“为人要有志,处世要谦恭,治学要专心,生活能耐苦,办事要公道。” 卢焘虽住郊外山村,可是军政要员、社会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来常往,宾客不断。达官贵人来访,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黄包车,而卢焘进城往返,从来不坐黄包车。不论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个家乡青年在闲谈中问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门为什么不

坐黄包车?”卢焘笑答道:“坐黄包车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我是健康人,为什么要让别人的双脚代步呢?这无异是叫人背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况自己步行,还可以锻炼身体嘛!” 卢焘年近古稀,仍苦中作乐。1949年春节,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能咬菜根方是汉,安居漏屋乃称贤。”在闲谈中,家乡人曾问过卢焘:“寿公,人家当总司令、省长都有公馆,你为什么不修建卢氏公馆呢”?卢焘却回答说:“当总司令也好,省长也好,不是当一辈子,最终还是平民百姓。那些公馆还不是用老百姓的钱财来修的,子孙后代不能坐享其福,必须靠自己奋勇创业才是。”卢焘的言行,给予了后辈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范文二:(崇尚品德的故事)热爱祖国的故事_爱国将领冯玉祥

冯玉样原名基善,中国近代军事家,著名爱国将领。

冯玉样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冯玉样担任旅长时,驻军湘南常德,规定自己每日早晨读英语两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样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汪精卫经常不遵守时间,一到开会不是缺席就是迟到。冯玉样满腔怒气,编成一副对联给他送了过去: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根本就不知道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哪把革命精神放在心上。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他对西北军的事特别感兴趣,经常常向冯玉样问这问那。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情况,渐渐涉及更多的问题。一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样问一些事,冯玉样很不高兴,说:“先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顾问’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不知道。”冯玉祥回答他说:“顾者着也,问者问话也。顾问者,就是当我看着你,有话要你回答的时候,你答复就是了。”

抗战时期,冯玉祥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居住,这大多数是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在此地由于普通老百姓没有胆量担任保长,冯玉样遂自荐当了保长。因他对人很热心,服务又周到,受到居民的好评。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找保长要借用民房、桌椅用具,因为对用具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冯玉样身穿蓝粗布褂子,一块白布缠在头上,这是标准四川农民的装束,他见连长正在那发泄怒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说:“大人,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们这住了许多当官的,有些事情的确不好办,多需担待。”连长一听,大怒道:“你敢教训我!你这个保长还想不想当!”冯玉样微笑着说:“不敢,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都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从来不轻易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地说:“你还干过什么?”冯玉样很镇定地说:“师长、军长也干过,总司令我还干过几天。”

连长细看这个又高又壮的人物,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那个连长接着说:“冯副委员长自学成才的故事,我们早已听说过,我们应该向您学习呀!下次军队临时驻扎,我们一定自力更生!”

勤奋是打开成功殿堂之门的一把钥匙。正因为冯玉样的勤奋刻苦,才有了后来的突出成就。

范文三: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

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著名的爱国将军,他们因发动西安事变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县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长子。曾任奉军营长、团长、旅长、军长等职。1928年4月任京汉方面奉军总指挥,同年6月其父被日军炸死后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支持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统一,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协助蒋介石被委任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1930年任第十七路军军长,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反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张、杨在苦谏、“哭谏”无效后,遂于1936年12月12日清晨,毅然采取军事行动,在临潼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陈诚等来陕的几十名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通电全国,说明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八项抗日主张。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张、杨邀请,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多方努力,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25日,蒋介石被释放并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到南京后,即遭软禁。1946年被移送台湾继续监禁。1993年12月张学良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后定居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去世。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后回国被囚禁,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

范文四:“爱国”将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作者----曹-长-青

(本文已遭河蟹过,见者请火速保存。)

(编者按: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被中丶共完全扭曲,这篇在张学良2001年底去世之际写的文章,旨在通过评介张学良,使读者对西安事-变有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了解。)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2001年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几十年中,海内外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事丨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版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谈话。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大陆把他誉为“民丶族英雄”,台丶湾定他为“历史罪人”(解除党禁报禁后,台丶湾已有不同声音)。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丶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后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丶宾丶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

对于日丶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我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丶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丶激日丶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丶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丶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丶府主丶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丶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丶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丶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丶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丶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丶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沈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分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丶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丶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丶本国内和台丶湾(当时在日丶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丶本没有动员,故料日丶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丶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丶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丶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丶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丶开丶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丶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丶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史学家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丶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丶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丶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丶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丶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丶华民丶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丶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丶民丶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丶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丶民丶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丶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

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丶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丶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丶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丶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丶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 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之后,日丶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丶本政丶府向“国联”(国际联丶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丶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丶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丶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丶本周旋,拖延日丶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丶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丶激日丶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丶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分子们,更是游丶行示丶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丶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丶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丶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

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丶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丶论沸腾,责骂政丶府无丶能、不抗日。据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台丶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沈;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后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

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丶放丶军海军参谋长,文丶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据1996年6月1日上丨海《文汇读书周刊》发表的刘永路整理张学思档案发现的材料,918后张学思的内衣曾被同学用墨汁涂写“不抵抗将军之弟”,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闯进张学良所在的北平顺承王府,拿着那件内衣,面责大哥为什么不抗日。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后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欧洲考察回来后,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攻打红军。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蒋介石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学良疑心,蒋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功,红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蒋的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丶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后来看到蒋的日记醒悟,说明原来他并不了解蒋不仅要抗日,有周密国防计划,而且还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丨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丶府等政丶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丶产党人周恩丶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丨立和南京中央政丶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丶府”。据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丶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丶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丶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丨立以他为

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丶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因此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给西安的“西安事变60周年研讨会”论文中就置疑说,“张学良事先真的仍准备一旦蒋答应终止内战一同抗日就会将蒋释放?从今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丶府。”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么个军事升级法的)。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平,这么大的军权,又加上这样的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丶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丶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丶民丶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丶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丶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丶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丶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丶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丶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丶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丶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丶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丶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丶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丶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么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共丶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丶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丶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丶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丶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丶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丶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丨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

城”,是“国家民丶族之罪人”。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丶本全力侵略,南京政丶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丶东和共丶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丶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丶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丶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丶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丶本侵略军的飞机、坦丨克、大炮,中国丶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丨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丶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丶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丨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丶变,而政丶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胡涂透顶、又获得这么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丶湾作者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丶界丶日丶报》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丶来等共丶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丶产党,如今共丶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丶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

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丶席、周总丶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

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丶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丶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丶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丶东,内容是要求中丶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丶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丶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丨共丶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丶东们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于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丶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后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

在纽约那次聚谈时,当提到周恩丶来,张学良仍夸周是“大政丶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丶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丶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是“小土匪头”,别人怎么说,他就随着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于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胡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不满生疑。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后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丶激生变”。

而且蒋介石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后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让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头承诺(没有文丨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丶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宁可大事被误。在他明确认定共丶产党是“匪”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称赞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说张学良是“二百五”,那么蒋介石这种刚愎自用、同样“大事胡涂”就是“二百六”,这样的正、副司令主导下的国丶民丶党怎么可能不丢失大陆?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丶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丶府高丶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丶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分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

但蒋介石为人话诟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共丶产党的力量;而在去了台丶湾之后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丶战台丶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后,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后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后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共丶产党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么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张学良接着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后,北京政丶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大陆看看。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透露说,他在台丶湾的一个侄女去大陆,曾见到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吕正操,吕捎话邀请张学良回大陆探亲访友。吕曾担任中丶共将领和铁道部长,文丶革中,吕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被打成“东北帮”首领关在一起。吕对张学良的侄女说,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么都交待,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但张学思拒不认罪,反而高呼冤枉,结果遭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后因斥骂红卫兵被活活打死。

张学良还透露说,在北京办亚运会时,当时任国家主丶席的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丶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后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的侄女,并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大陆看看,他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张学良在透露这些内情后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丶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丶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坎,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因此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号是“闲云野鹤”。

张学良的老同学吕正操后来还专程飞来纽约,面劝张学良回大陆,但张仍是至死也没有回去他曾说过“想极了”的家乡,而死在海外。

张学良为什么选择不回去?从纽约聚谈的印象,以及张学良的其它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后悔之意。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丶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幸存最后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陆,共丶产党当他的面捧他为“大功臣”,他会很尴尬;但如果他真实道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丶共下不了台。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这可能就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丶治不再纠缠时再回大陆的真实心理。但中国人的事情,什么时候会没有政丶治纠缠呢?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张学良这个人,大陆把他捧得太高,台丶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丶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丶产党最后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丶产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蒋介石的刚愎自用,独丶裁本性,以及国丶民丶党政丶府的腐丶败无丶能,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

但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丶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丶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丶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丨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丶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丶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丶华民丶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

●张学良是“假英雄”

当然,以张学良的学识和认知能力,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丶产党后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丶制的政权,不要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么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丶产党了吗?

关键的是今天张学良对共丶产党的认识,对当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幸存对改变中国历史

进程的责任的认识。虽然不能说共丶产党在大陆坐大就是由于西安事变,但毕竟它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丶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丶害和饥饿丧生。但张学良对这些都无动于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

1994年张学良在接受陆铿采访时还斩钉截铁地说,对于西安事变“我愿负全部责任,而且从不后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纽约聚谈那次,张学良仍表示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如果蒋当年没有采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丶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幸存,共丶产党还最后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里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他总不至于希望见到共丶产党坐大吧?但这就是张学良的“可爱之处”, 一生“大事胡涂”,胡涂死了!因此台丶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陆铿撰文说张学良“对得起中国,对不起自己”。但事实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共丶产党人之外,没有谁比张学良更对不起中国了!

●张学良是“假将军”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象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是个“假将军”。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坏透了。”

这个公子哥是因父亲被暗杀而获掌东北军权的。他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指挥作战!”(毕万富:“从新发现的史料谈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四之二,美国《世丶界丶日丶报》1996年1月16日)

《纽丶约丶时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丶花丶公丶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意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张学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实他是个“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

多次采访过张学良的郭冠英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么忏悔的问题‟…… ”(引文同上)

在纽约聚谈中,当《东方新闻报》主编李勇提到在中丶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丶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六丶四”屠丶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么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六丶四”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天底下哪有这种没心、没肺、没灵魂的基督徒?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是违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无数因大陆落入共丶产党手中而遭迫丶害致死的国丶民丶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着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里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于夫人于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里,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它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丶民丶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丶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幸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赵四小姐,虽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个在身边照料左右、那个熟悉的她。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它留在大陆的国丶民丶党人的命运,他怎么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时候在大陆曾读到过一篇回忆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丶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哪个政丶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里,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后接受“美丶国丶之丶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么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不是三丶陪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据最近台丶湾《中丶国丶时丶报》电子版“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于凤至和赵一荻。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么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后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陆铿曾对我说,赵一荻告诉他:她感谢蒋先生,因为没有蒋先生的“管束”,张学良的身体早被“掏”空了。张学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闻,更不是英雄之举。但跟到处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当然张学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岁,除了好色,没有任何其它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份)的赵一荻女士竟这么可怜,他从张学良那里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后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

张学良在晚年热衷什么?1994年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丶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胡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将中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么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遍的打油诗,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

惟有好色似英雄。

2001年10月24日于纽约

范文五:爱国将领何柱国

爱国将领何柱国

乔木

何柱国(1897-1985),广西玉林容县人,别号铸戈,国民党陆军中将,东北军重要将领。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沈丘驻防七年,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西安行营副主任、骑二军军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临泉党政指挥所主任。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1914年,何柱国前往北平求学,受到时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贾德耀的青睐,收为义子,并被保送到保定东关大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军校毕业后,何柱国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深造;1919年学成归国,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兵战术教官。1921年秋,任少校骑兵队队长。1922年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兼骑兵科主任。1923年任骑兵第三队中校队长。时逢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控制了北平。何柱国在保定军校老师安俊才的劝说下,一起投入张作霖的东北军。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发表劝电,呼吁“和平息争”,并派东北军入山海关武装调停,何柱国率东北步兵独立第9旅进驻山海关。1935年1月,张学良将东北军原有的7个骑兵师与蒋介石调派的中央骑兵组建为骑兵军,何被任命为骑二军军长,安任副军长,二人均成为东北军的高级将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驻扎咸阳的何柱国奉命赴晋北原平待命,归入第二战区序列。1937年8月,为防守太原,何柱国率骑兵军自风陵渡过黄河,途经太原时参加了第二战区的军事会议。9月14日,何柱国奉命自原平北上,阻击由大同南下的日军酒井机械兵团支队,并破坏平绥铁路,同八路军120师贺龙部协同作战。9月17日,何柱国同日军在井坪镇作战,日军伤亡五、六百人,何柱国部损失惨重。不久,日军主力过朔县南下,何柱国部转赴井坪以西休整。

1939年1月,何柱国部调往陕西神木休整。在神木期间,何柱国部为百姓做好事,何柱国创办神木中学,帮农民修“云惠渠”。1938年冬,日军自察哈尔进攻伊克昭盟,国民政府决定迁移成吉思汗陵。1939年5月,护灵专使何柱国派两个骑兵团防守要隘。同年7月,成吉思汗陵寝迁至甘肃兴隆山的太白宫。何柱国部驻陕北期间,为解决军事问题,何柱国曾经三度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欢迎。其中1939年秋,何柱国率部移防豫南,途经延安,延安军界为其举办欢迎晚会,毛泽东亲自致欢迎词。

1939年,何柱国率骑二军调防豫南。不久,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进至淮阳、亳县,同何柱国部联防。1940年,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指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作战。张云逸、何柱国双方互派联络人员至对方部队,一起商讨作战。

新四军副旅长谭友林等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何柱国的司令部向他们下发了特别通行证。1940年,日军自华北调兵进攻阜阳。何柱国同新四军配合,守住了阜阳。8月,日军向豫皖边区大举进攻,淮阳、周口相继沦陷,何柱国亲临项城张营前线指挥,采取埋伏突袭、近战夜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南侵。10月,国民政府调何柱国、安俊才率骑二军进驻沈丘国统区。之后几年间,日军多次重兵压境,何柱国率骑二军浴血奋战,终于保住了项城、沈丘、界首、临泉、颍上、太和、阜阳等一线城镇免遭日军摧残。

骑二军军部驻扎在沈丘县城(今老城镇)后,开始在沈丘县大兴土木,扩街道,筑马路,建学校、戏园、银行、邮局、人民会堂、军医院、军械库、粮库、马场、草料场等,一度萧条的县城日渐繁华,商铺酒楼大增。何柱国的骑二军辖骑三师、骑六师和一个步兵旅,骑三师师部驻扎在今项城市水寨,骑六师师部驻扎在太和县城,步兵旅驻扎在沈丘县城(今老城镇)东郊,特务营驻扎在县城北郊,警卫连驻县城西门,军直八大处分别驻扎在县城原官署各单位。

1941年1月,驻商丘的日军在大批装甲车配合下,自归德启程,赴界首扫荡黄泛区,受到何柱国部队阻击。1942年,国民政府擢升何柱国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安俊才升第十五集团军参谋长。当时集团军下辖两个军,除原骑二军外,

又把沈克的第七军并入第十五集团军,兵力扩充到四万余人。八大处还是何柱国的原班人马,军部随升为集团军总部,沈丘县城一跃而成为豫皖国统区的军政中心。

在战时状态下,作为军政要员的何柱国,不但要御敌戡乱,还要管理地方政务,最卓有成效的功德就是发展地方教育。他先后在沈丘、界首、临泉创建国立小学二十四所,并兼任当时名望较大的槐坊镇私立颍滨中学名誉董事长,在沈丘创办国立二十中与国立师范,招收苏北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和当地学生入学,收留东北流亡大学生在沈丘任教,给战时的沈丘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

何柱国为开通国统区物资流通渠道,稳定经济,他把位于沙颍河中游豫皖交界处的原有两省三县分管的皂庙、界首、刘兴三镇连成一个城区,建成独立的行政区,即界首特别市,由集团军委派行政长官管理。并按照城市功能规划市区,成立沙河(界首)警备司令部,控制了自漯河至正阳关的河道航运权,修建了界首机场至阜阳的公路,使沦陷区的一些银行、商号、工厂、学校及文艺团体纷纷入驻界首。为吸引各路商家在界首开埠,专门兴建了一条商业街——天棚街,时称“柱国街”,使界首一时商旅辐辏,人口剧增,成为豫皖国统区的商贸和文化重镇,其繁华程度在当时有“小上海”之称。

1944年,何柱国被提升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临泉党

政指挥所主任。1945年9月调任东北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东北护路军总指挥。一天,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为何柱国举行欢迎宴会,席间,何柱国突然发病,双目失明。11月,何柱国赴美治疗,次年回国,未能把眼睛治好。自此,何柱国退出军界,闲居在杭州家中。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杭州,何柱国拒绝上级去台湾的指令,同日向毛泽东发了贺电。毛泽东复电嘱何柱国在杭州安心疗养。浙江省人民政府随即派员慰问了他。

鉴于何柱国在抗日战争中对国家民族所作出的贡献,建国后,党和政府把他按爱国将领对待,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9月3日,何柱国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范文六:开国领袖们爱吃啥

  毛泽东:除红烧肉外还爱吃鳙鱼  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毛泽东终生都爱吃鱼,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毛泽东早年特爱吃鲤鱼。在陕西杨家沟时,卫士们常去附近河沟里捉鱼。有一次,远在山西的贺龙还专门为他捎来几条大鲤鱼。  建国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喜欢品尝当地的特产鱼。他对南京的“龙池荷包鱼”、合肥的“包公鱼”大加夸奖。每次到武汉,他都要点一道清蒸武昌鱼,还留下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  晚年时,毛泽东喜欢吃“胖头鱼”(鳙鱼),而且特别爱吃鱼尾上那段肉。有一次,毛泽东望着汤碗里那又肥又大的鱼头,幽默地说:“这条鱼比一般的鱼头大,不知它比别的鱼聪明不聪明。想来是大脑发达,应该聪明吧。多吃这种大鱼头,一定会使大脑发达。”  毛泽东还爱吃鱼冻,而且在每顿用餐的最后才吃。鱼冻是鱼汤冷却凝结而成的,腥味较重。一位工作人员不解地问他:“主席,鱼冻腥得很,有什么好吃的啊?”毛泽东笑着说:“我就是要这种腥味呢,鱼不腥就不是鱼了。”  毛泽东一生吃鱼无数。有一次,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太多,死后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当然,这是毛泽东的玩笑之言。  周恩来:喜爱多种做法的萝卜  周恩来曾说:“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周恩来爱吃萝卜、南瓜、白菜、红薯等普通蔬菜。以萝卜为例,风干萝卜、凉拌萝卜、珊瑚萝卜、清炖萝卜等菜肴和萝卜水饺、萝卜蒸糕,他都很喜欢吃。他曾说过:“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原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回忆说:1954年,我从江西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宣布说,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我们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心想,总理请大家吃饭,没有山珍海味,也肯定是美味佳肴。谁知,大家走进中南海一个餐厅一看,都瞪大了眼睛,不禁愕然。原来,餐桌上除了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菜之外,别无其他菜肴。正在大家疑虑之际,周总理走进了餐厅,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总理,多少颗心在盼望着,盼望着总理能在自己这一桌入席啊!总理走到我们这一桌旁,与同桌的同志握手后,环顾了周围,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总理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楷模。  周总理虽然在饮食上如此节俭,但他还有一个大方的地方,就是非常好客,经常请同志们一同吃饭,每次都是热情挽留,当然,在席间依然是粗茶淡饭。  朱德:喜爱吃蹄筋  朱德除了爱吃新鲜蔬菜,一般人弃之不食的蹄筋也是他所爱吃的。  在长征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快吃光了,朱德总司令也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嚼草根。有一天下午,到达宿营地之后,朱德仍顾不得休息,去检查战士的吃住情况,路上发现了一些牛蹄、马蹄,他便蹲下身子,对这些蹄子进行仔细地查看,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员说:“看样子是不久前通过的先头部队扔掉的。好东西,带回去,把里面的蹄筋抽出来,加工一下,就是一顿美餐,足可以给战士们改善一次生活了!”接着,他又手把手地教警卫员怎样加工。  这意外的美食发现和学到的烹饪原料加工技术,让警卫员感到十分惊喜。他们收拾起那些牛蹄、马蹄,找到炊事员,按照刚才学会的方法进行加工。先把蹄子放到火上烤,再放到水里煮,然后把蹄子剖开,再把里面的蹄筋抽出来。蹄筋加工好了,按照警卫员的意见,炊事员拿出一部分放到大家吃的汤锅里调味,留下一点给朱总司令熬上一碗野菜蹄筋汤。  开饭时,炊事员刚把这碗“高汤”端上餐桌,朱德就闻到了蹄筋诱人的香味,乐呵呵地说:“好香啊!”说着,拿起筷子就准备吃,可他看到这碗里有那么多蹄筋时,关切地向炊事员询问:“大伙儿都吃了没有?”  炊事员见朱德将拿起的筷子又放下,一脸疑惑之色,便猜到了他的心事,连忙解释说:“大家都尝过了,这是您的一份,你快趁热吃了吧!”警卫员也在一旁催促:“总司令,你就快趁热吃吧。”  “小鬼,蹄筋本来不多,给我一人这么多,我怎么能吃得下嘛!来,把这碗蹄筋给运输员老马送去。运输员比我们更辛苦,更劳累,应该给他们照顾。”没等警卫员反应过来,蹄筋已经放到他手上了。  “那您……”警卫员还想说什么。  “我?你们回来时,到大锅里给我打一碗菜汤,我不就品尝到蹄筋了吗?”  刘少奇:爱吃“汤心蛋”  1967年5月,为少奇同志当了18年厨师的郝苗同志,因“犯有严重的错误”被抓了起来。老郝走后,一位叫冯纪元的厨师接替给少奇同志做饭。不久,冯师傅也被调走。一段时间里,工作人员只能从大食堂给少奇同志打饭。可是,一旦打不着饭,他就得饿着,常常一天只吃一顿到两顿饭。几天下来,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还患了轻度的糖尿病。少奇同志成天沉默不语,默默地承受着痛苦与煎熬。后来,经中队研究,决定派当过炊事班长的我(张兵武)暂任少奇同志的厨师……  我怀着对少奇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尽最大努力为他调剂伙食。每天的主食争取不重样,包子、饺子、烙饼、面条等。由于长时间的囚禁,以及心理上的郁闷,使得少奇同志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尽管卧室离餐厅仅十几米,可吃饭时他却要扶着墙走很长时间。我每次去搀扶,他害怕连累我,总是摆手拒绝,坚持自己走。  我在少奇同志身边任警卫员多年,对他的一些生平嗜好十分了解。他最喜欢吃“汤心蛋”(就是煮鸡蛋的时候,不使蛋黄凝固)。每次我都精确地计算时间,煮出的“汤心蛋”恰到好处,他很爱吃。少奇同志的伙食除了正常的主、副食外,每餐要有一个鸡蛋和一小盘水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饭量越来越小。再以后,他除了把“汤心蛋”和一小盘水果吃掉外,其他的一口都不吃。于是,我请示卫士长李太和,希望每餐再给加一个鸡蛋和一些水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少奇同志的身体也逐渐有了好转。  为少奇同志做了68天饭后,中队派炊事班长小马替代了我的“厨师”工作。(据《中国新闻周刊网》)

范文七:爱国将领邓世

《爱国将领邓世昌》教学设计

教材简析:

《爱国将领邓世昌》一文讲述了爱国将领邓世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海防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课文通过对主要人物邓世昌在关键时刻的言行、神态的描写,赞扬了邓世昌的英雄行为和他甘为祖国捐躯的崇高精神。 设计理念:

创设学习情境,营造阅读氛围,让学生在阅读中了解课文内容,感受邓世昌的爱国情感。重视学生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让学生在阅读中整体感知,在精读中品味,在感悟中内化。

学情分析:

现在的孩子都生活在温室里,离战争年代太久远,所以对这些爱国志士的英雄事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刚升入三年级的学生,很难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我在这节课利用媒体课件和生动的语言帮助学生理解。 教学目标:

1、了解邓世昌的英雄事迹,激发学生对爱国名将的敬仰之情。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感受和理解邓世昌以死报国的英雄行为。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直接导入,引入课题。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第5课《爱国将领邓世昌》,这节课我们再次回到那段难忘的历史,感受邓世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板书课题。

时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浏览课文,回忆课文内容。

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回忆一下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精读品味,用心体会。

1、自由读文,体会邓世昌的爱国情感。

品读第4自然段,体会人物的语言和神态对表达人物所起到的作用。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世昌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自由读文,用“波浪线”画出描写人物语言的句子,并指导朗读,体会邓是个怎么的人。

2、自学第5自然段,体会全舰官兵的爱国情感。

通过邓世昌的语言和神态可以看出邓世昌对敌人的仇恨,那在关键时候,全舰官兵又有怎么的表现呢?请同学们根据自学提示自学第5自然段。

3、品读第6自然段,体会邓世昌舍身取义的精神。

为什么落水后的邓世昌要拒绝随从的营救。体会邓世昌誓与“致远”共存亡。

五、拓展延伸,感情升华。

在我国历史上像邓世昌一样的英雄还有很多,比如:霍去病、岳飞、文天祥、郑成功……

范文八:爱国将领任应岐

1934年11月,国民党特务在天津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暗杀爱国抗日人士的事件――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对此,当时北方各报和全国媒体都作过连续和详尽的报道。

  11月9日晚8时,正当爱国将领任应岐、吉鸿昌及胡汉民所派联络人员刘少南在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以打麻将为掩护秘密议事之时,突遭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特务吕一民(1949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予以镇压)等两人枪击。刘少南头部、胸部及左臂中弹4处,当场死亡。任应岐、吉鸿昌被枪伤(一说吉被跳弹所伤)。事件发生后,凶手趁闹市区人多呼啸而去,被害人任应岐、吉鸿昌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11月16日被引渡至天津蔡家花园国民党五十一军军法处拘留所,11月22日凌晨秘密转押北平。11月24日下午1时许,任应岐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枪杀于北平东城炮局胡同国民党陆军监狱。

  笔者手头珍藏有任应岐将军的遗墨两件,都是任应岐次子任中华于1990年我们之间恢复联系之后赠给的。作为遗腹子的任中华,是任应岐四个子女中唯一有条件在解放后收集相关史料的后人。现在任中华也已离开世间多年。

  这两件遗墨都写于1934年。

  一为任应岐毁家纾难,将仅存的4.5万元积蓄全部充作反蒋抗日军需所书《致王兰生函》:

  兰生兄大鉴:

  刻肖庭兄赴防,请将四万五存折交肖兄提出带去为祷。此致大安。

  弟瑞周,五(月)廿一日。

  一为1934年11月24日中午,任应岐就义前所书遗嘱:

  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

  透过这两件遗墨,人们不难看到任应岐将军的铮铮铁骨。而在这背后,自有其生成的原因和规律。

  

  追随孙中山,“易地不易心”

  

  任应岐,1892年生于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任应岐少年笃志好学,先后就读于私塾和鲁山县城北琴台高等小学(一说还曾就读于开封公学),后投笔从戎。一生经历颇为曲折。早年授编于陕豫地方军阀镇嵩军的第三路憨玉琨部。后随樊钟秀加入广州军政府领导的陕西靖国军。靖国军解体后,这支地方农民武装为了生存与发展,游离于各大军阀之间,先后授编于各系军阀。

  作为学生出身的任应岐,有着较强的是非分辨能力。他目睹了辛亥前后的民间疾苦,又目睹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等一幕幕丑剧,对北洋军阀本质早有深刻认识,深知连年军阀混战的危害。加之自“护法”运动时起任应岐就受到于右任、张钫、刘承烈等革命党人的熏陶和影响,心悦诚服地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时刻将国家民族命运系于心间。自此时起,作为樊钟秀主要助手的任应岐即与樊一起,先在北方的豫、陕,后又在南方的粤、赣,实际地参加了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事斗争。

  1918年3月,胡景翼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在陕西树起靖国军旗帜,率部回攻西安,驱逐亲北洋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陈军不支,求援于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时在镇嵩军憨玉琨部任下级军官的任应岐,和隶属于陈树藩部的樊钟秀里应外合,突攻潼关,使镇嵩军大败,并进而攻占户县、周至,樊、任所部两千余人加入靖国军,大大巩固了靖国军阵势,为“护法”运动在北方大地打响第一枪做出贡献。是年秋,于右任奉中山先生委派在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部队扩编为五路,樊为第二路司令,任为第二路团长。从此,任应岐与樊钟秀一道,更加坚信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听从中山先生的驱策,效忠国民革命,终生矢志不移。

  靖国军解体后,偏居豫西一隅的樊、任所部,始终没忘记革命。1919年末,他们借刘承烈赴沪之便,托他向时在上海的中山先生“代陈向慕之忱”。据张钫回忆说,“中山先生对樊等有好印象实自此始”。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为遏制南方革命,派樊钟秀为援粤豫军司令,率部七千余人南下江西。时樊、任乃派员赴广州与孙中山秘密取得联系,表示愿效前驱。同年11月,陈炯明叛军自惠州进攻广州,形势万分危急,孙中山命樊部驰援,使广州转危为安。对此,中山先生奖勉备至、遂委樊为豫军讨贼军总司令,后改称建国豫军。樊钟秀于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后补监察委员。任应岐先后被委为该军前敌总指挥、副总司令。

  1924年10月,孙中山决定联合奉、皖两系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部署两路北伐军分途北上。以程潜为援鄂总司令,率部取道湖南北伐。樊军属东路归谭延�指挥自江西北进。后因江西战场形势变化,谭部湘军急速南退粤境,樊军在赣中难以立足,遂不得不转入赣湘边界,沿山险小径北上,避实就虚,跨长江天堑,经鄂皖入河南,“再听孙大元帅驱策”。然而不幸的是,樊军于1925年1月回到豫西休整后不久,中山先生就逝世于北京。噩耗传来,樊、任等人悲痛万分,他们率所部在驻地下半旗志哀达三个星期之久。为了继承和实现中山先生的遗志,他们牢记中山先生的教诲,千方百计地为革命保存实力和火种。如同樊钟秀无论形势怎样险恶,都始终打着中山先生亲自授予的“建国豫军”旗号一样,任应岐率其所部也始终“易地不易心”(任应岐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通电,1927年1月16日),始终忠于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

  1927年1月,任被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后来又被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和军事参议院参议(1932年6月)。1928年秋军队缩编,第十二军被缩编为第四十九师,任改任师长。1929年春,该师在奉命“调防”途中,在安徽灵泗县境遭蒋介石设伏围歼,其余部为孙殿英收编。中原大战中,任应岐派人到安徽亳县,向孙殿英索回原旧部安荣昌、赵青山两师,编为阎、冯讨蒋军樊钟秀第八方面军的第二军,任为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二军军长。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全天候的反蒋志士”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任应岐化装潜往平津不久,即结识了中共平津地区地下党领导人刘仁。北平鼓楼东大街和天津法租界溶街的“任公馆”成了刘仁最安全的住所,他们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与此同时,中共军委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的行动方针,使任应岐等人方向更加明确,遂全力投入到广泛联络反蒋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武装的斗争中去。任应岐与南汉宸、吉鸿昌、宣侠父等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了包括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任应岐任常委,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担任中央委员会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南汉宸兼秘书长。任、吉等进而议定:在天津组训骨干;派员到江西策动吉鸿昌旧部,到豫陕重召樊钟秀、任应岐旧部;收编其它武装,以期在中原发动10万人的大暴动。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任应岐竭尽了全力。前述任应岐遗墨《致王兰生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任应岐将军的忘我革命精神。

  任将仅存的4.5万元全部投入军需,丝毫未为日后生活稍留家用。以至任就义后,连当时的新闻界也不得不发出“……至于任之身后,因家无恒产,在均为可虑”的感叹!任应岐也在其遗嘱中明确要求其家属“天津不能久住,因无钱之关系,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均住一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任就义后,其遗属艰难度日,夫人刘玉贤不得不拖着身孕带着一男两女回到鲁山家乡,过着家无隔夜粮的生活。

  此外,任应岐尚有一段个人经历鲜为人知。即在中原大战之后,他除参加过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反蒋活动外,还参加了旨在将蒋(介石)、汪(精卫)清除出党的国民党内秘密反对派组织――“新国民党”的有关活动。特别是其间他与冯玉祥等人共同策划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察哈尔抗战”。

  任应岐与曹任远、李锡九、孙丹林、熊观民、裴鸣宇、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均参与“新国民党”华北党部有关党务工作。任还曾对华北党部所辖七省三市等省市级党部(亦称“干部组织”)中的河南省党部“负专门责任”。原“新国民党”副书记长兼华北书记长曹任远在其个人档案中,每当提及受胡汉民委派来津主持“北方军事委员会”工作的熊克武时都谈到任应岐,从中不难看出在当年北方反蒋抗日斗争中,任应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冯玉祥日记》也曾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任应岐在这期间的有关活动。例如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不久的1933年1月4日,冯与曹任远从四个方面讨论察哈尔抗战的有关准备事宜,当谈到“四川情形”时,曹告冯“任瑞周去到万县”。具体任务在《日记》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在曹个人档案中,还有一份在红格毛边纸上用毛笔以行书体庄重写成的自传,文末注明“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于成都百花潭”旧居,内中醒目地记载着:

  抗日救国军失败。冯先生赴泰山息影普照寺。余复与吉鸿昌任应岐诸同志筹划军事,在北平近郊作战,未能大举,力量尽归消灭,又商孙殿英同志进攻宁夏。此时余拟偕诸同志往宁夏,而孙部再战不利,全军覆灭……。

  这段文字表明,任应岐和“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其他负责人不仅参与了“察哈尔抗战”的组织发动,在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之后,还参与策划了由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抗日讨贼军由张北经赤城至平北怀柔、牛栏山、小汤山等地威胁北平的行动,以及孙殿英西进宁夏企图在西北建立反蒋抗日根据地的行动。其间,胡汉民曾电示孙殿英:“巩固宁夏,进图甘肃。倘有可为,宜图进取;否则保存实力,期为后此之抗争”,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新国民党”的这一军事倒蒋密谋。胡汉民还曾乐观地估计“局面展开,或有……晋、陕、桂联合倒府、组府之望”。孙部战败后,胡仍指示其团结西北陕、绥、晋诸友军,“逐渐酝酿,形成一革命集团”。胡上述函电不仅与曹任远的自传内容相互印证,还表明任应岐等人正是根据胡汉民的这一意图奔走于各地,力图推进反蒋抗日局势的发展。

  台湾作家李敖在其《蒋介石研究》第四集的自序中说,他自己“骂蒋介石,是全天候的,是天行有常的”。借用李敖先生的用语,以“全天候的反蒋志士”来概括任应岐将军的一生,恐不会有失偏颇。据国民党特务舒季衡在解放后交代,1934年10月军统局天津站特务“侦知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派的反蒋人士任应岐在天津活动,在追踪任的行迹过程中,又得知任与吉鸿昌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遂一并监视”。因之才有后来任应岐、吉鸿昌二将军为国捐驱的壮烈一幕。

  

  为国捐驱,虽死犹荣

  

  任应岐同吉鸿昌一道,在狱中和刑场上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得异常坚定。他劝组织和家属不要进行营救。1934年11月24日下午1时,任应岐身着黑呢子大衣和身披青色呢斗蓬的吉鸿昌,都拒不带刑具,坚持以坐姿,怒目迎视敌人的罪恶枪口,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连当时在敌人严格控制下的新闻报道都不得不承认二将军“力持镇静,索要纸笔,各立遗嘱一纸致其家属”,“态度从容,谈笑自若”,“矜矜自持,与人谈讲过去历史”云云。然而,有的传记作品却毫无根据地说先于吉鸿昌十数分钟而去的任应岐“哽咽着”、“泪流满面”地诉说着:“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意在表明其贪生怕死。这不仅有辱烈士形象,且使内容和表情分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任应岐就义后,周恩来指示地下党设法找到其后人并送到鄂豫皖苏区,使他们得以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政委陈少敏直接关怀下健康成长。其间,任生前的得力助手、后率部编入新四军第五师的豫南抗日游击第十三纵队司令程耀荣为营救任应岐子女也竭尽了自己之所能。解放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寻找任氏后代,始知任长女小梅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长子少岐在“中原突围”中牺牲,只有次女岫霞和次子中华尚在,遂派秘书陈希同安排其公费读书。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也曾特意安排任岫霞到北京纺织系统(后回原籍),任中华到“全总”工作。烈士身后有知,当可安息九泉。

  关于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当场丧生者刘少南与“新国民党”反蒋抗日活动的关联,从近年来发现的《胡汉民致于学忠函》(1934年9月21日)中得到了证实。

  刘少南北上负有联络使命。刘少南到津后,除联络于学忠、吉鸿昌等外,任应岐和长期留守天津“新国民党”华北党部的刘承烈,以及专程从北平来天津的刘人瑞,都曾亲身参与其事。“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发生后,刘承烈、刘人瑞曾在天津、北平多方组织营救,终因蒋介石指派北平军分会特务处头目郑介民直接掌管此案,并发急电“立即执行”,最终未能奏效。因刘承烈字劭襄与刘少南名字发音相近,加之刘承烈当晚又未住宿机关――“新国民党”华北党部――天津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路永定里30号(今岳阳道55号),以致在事发的次日晨,在相识的人群中,竟传来“刘劭襄一枪毙命”的消息,着实带来一场虚惊。

  蒋记国民党对任、吉恨之入骨,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横加杀害,称任、吉二人系“加入共党要犯”、二人“均供认加入共党等情不讳”、“加入共党属实”。吉的中共党员身份业经证实。关于任加入中共的问题,除在任中华整理的《任应岐年谱》(未刊稿)中,有“刘(仁)成了任入党介绍人”的表述外,在70年后的今天,在世的间接证明人恐也只有刘仁的秘书了。遗憾的是,如此壮烈、如此经历的任应岐,除近代史所研究员王学庄于1980年在一篇刊登于《人民日报》的书评中,曾提到“任应岐烈士”外,在其它书、报、刊正式出版物中,特别是在工具书中,极难搜寻到相关传略和词条。甚至有的以民国军政人物辞世先后为序编印的工具书中,也找不到任应岐的踪影。似乎在1934年不曾有一位爱国将领任应岐与吉鸿昌一道为真理而献身。

范文九:爱国旗爱红领巾

爱国旗爱红领巾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爱国旗爱红领巾》。 每次听到雄壮的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 我们都会感到心潮澎湃。哪里有五星红旗,哪里就有中华儿 女,五星红旗是咱们祖国的象征和标志,我们每个人都要尊 敬国旗,热爱国旗。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升国旗,咱 们都要立正,行礼,也要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校园里看 到升国旗时,不要继续走动,要原地站定,面向国旗,行注 目礼。本学期开始,周一早上奏国歌时,值周班旗手升国旗, 其他同学在操场肃立,面向国旗,少先队员行队礼。 红领巾是我们少先队员的标志,戴上它就意味着一份光 荣和骄傲。爱护红领巾是每位少先队员应尽的责任。但在平 时,我们也能看到有些同学不爱惜红领巾:随意地摆放红领 巾, 脏了也不洗, 不按要求佩戴红领巾等, 这些行为你有吗? 我们赞赏那些每周自己动手清洗红领巾,每天整齐佩戴红领 巾的同学,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 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争光。

范文十:著名爱国侨领董寅初先生抗日轶事

董寅初先生(1915年―2009年),安徽省肥西县人,是著名爱国侨领。今年,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和董寅初诞辰100周年,笔者曾多次在他故乡肥西县和海内外文朋侨友参观“爱国侨领董寅初事迹展馆”,董寅初先生不平凡的事迹又一幕幕呈现在我的脑海。

  将门之后逞英豪

  1915年9月20日,黎明的微曦刚刚映在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丰乐河宽阔的河面上,河畔绿树浓荫笼罩下的“董家圩子”里,传出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的响亮哭声,伴随着人们的欢笑声,打破了古镇清晨的寂静。按辈分,这个男孩起名董必旭,字寅初―――因为他生于旭日将出的寅时初刻。

  董家圩有百余间房屋,前后5进,沿河堤次第排开,另在三河西街也有数幢市房,是董寅初的祖父、著名淮军将领董履高所建。董履高和叔父董大义出身贫农,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打到三河,参加了太平军。董大义功封将军,率部驻防江苏常熟时,淮军来攻。他听淮军将士讲的都是合肥家乡话,勾起乡情,遂率众投入淮军,编为义字二营,仍由叔侄二人统领,二人后来均官至提督。董履高历任贵州安义镇总兵、直隶正定镇总兵、江苏淮扬镇总兵、安徽寿春镇总兵等。1884年曾参加中法谅山战役,《清史稿》“董履高传”记述:“十月(1884年11月),徙屯枚,与法军血战数昼夜,左足中炮几断,当轴遽易之,谅山遂陷。”他身负重伤,被迫离开抵御外侮的战场。1905年,董履高任寿春镇总兵,适逢淮河发大水,寿春周围一片汪洋,“城不没者数尺,履高晨夜徼巡,修补救护,城得无虞。”1906年冬天,他在巡视泗州防营时坠马,引发旧伤,回三河故里疗养。1908年,这位叱咤风云的爱国将领在老宅与世长辞。他的爱国精神被其孙董寅初继承,发扬光大。

  1928年秋,董寅初离开家乡,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与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同班。他的哥哥董叔照读高中,兄弟俩是学校著名的体育明星―――田径100米、400米冠军,都曾参加全国比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仅16岁的董寅初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与同学们一起坐火车到南京请愿,被关押2天后押回苏州。他们继续罢课,被校方开除。董寅初来到上海,于1934年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学习。他喜爱写作,同时还担任交大校刊的记者兼编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董寅初组织召开学生大会,成立救国会,被选为3个执行主席之一,成为学生领袖。交大救国会联合各大学爱国学生组织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作为声援团的负责人,董寅初对这次活动作了精心策划。他们午夜行动,成功地避开军警的拦截,于清晨到达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迫使吴铁城接见学生代表。董寅初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南洋办报抗日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寅初在上海继续未完成的学业。1938年交通大学毕业,到香港参加《申报》的编辑工作,成为报人。此时,董寅初兄妹6人,大哥早夭;二哥董晓存在老家主持家务,遭土匪洗劫,又惊又急,一病而亡;三哥董叔照在九江溺水而亡;妹妹随母亲逃难到四川江津,天各一方,讯息难通。青年董寅初把遭逢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痛苦,转化为极大的抗日热情。他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暴行,向海外侨胞报道国内抗战情况,争取援助。董寅初和港英当局斗智斗勇,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审查(因为英国当时处于“中立”),撰写、编发大量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受到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赞誉。

  1939年8月,董寅初从香港只身来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到《天声日报》工作,随后创办《朝报》,任经理兼总编辑。不久又与陈嘉庚先生一起创办《南洋商报》等报刊,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成为东南亚闻名的爱国报人。

  1942年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3月1日,日军在爪哇岛登陆,5日占据巴达维亚,大肆搜捕抗日人士。董寅初于3月3日离开巴达维亚,躲到茂场乡下。4月底,日军冲进他的报馆,逮捕7名员工,董寅初再次出逃,一路向东逃亡。在芝巴德附近与避难的张国基、李春鸣等人相遇,他们一起以保护侨民安全的名义,组织武装守夜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登陆。不久,他们与中国政府派驻爪哇的秘密情报小组取得联系,董寅初利用记者身份帮助他们搜集日军情报。

  不料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2个年轻人在运送无线电发报机途中,被日军发现,日军随即在爪哇开展大搜捕。董寅初逃往泗水乡间隐藏,于12月23日被日军宪兵逮捕。在审讯中,面对凶残的日寇,他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始终没有透露半点抗日组织的讯息。坚持说组织守夜队是为了保护华侨安全。日军给他定了三个罪名:办报发表抗日言论、逃避逮捕、写反日文章。判他7年牢狱。在狱中,他仍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同囚室的一位荷兰难友很钦佩他,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像赠给他。董寅初一直珍藏家中。

  1945年8月中下旬,日本已宣布投降,但爪哇日军封锁消息。董寅初通过秘密渠道获知消息,与原巴达维亚市市长(荷兰人)、印尼人校罗玛一起代表难友与日军谈判,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将关押的人分批放出。8月底,坐日本法西斯3年半黑牢的董寅初出狱时,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他成为南洋华侨中闻名的抗日英雄和华侨领袖,担任了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印尼“糖王”、建源公司老板黄仲涌慕名请他加盟,董寅初由此投身实业界。

  实业宏图救国梦

  1947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担任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

  建源公司,是由福建人黄季信创办的一家华侨企业,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大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一家企业,因经营爪哇糖而名扬海外,被誉为“糖王”。1933年后,建源公司在上海、广东投资兴办的糖厂、酒精厂、橡胶厂,先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机器设备被日军拆卸运回日本。董寅初回来,便着手恢复建源公司的产业,发展民族工业。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极力掠夺战略资源,工厂是一片废墟,市场物价飞涨,一片惨景。他“振兴实业”的美梦无法实现。1949年,当上海解放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又一再劝他出国。董寅初毅然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上海解放不久,在政府的支持下,董寅初用了一年时间,重建已倒闭18年的“建源公司”浦东陆家嘴的亚洲最大酒精厂,改为上海溶剂厂,恢复生产。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批高级化学溶剂,并有部分出口。为打破反华势力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作出贡献。1956年,董寅初把上海溶剂厂和后来创办的两家企业,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先后任合营总公司副经理,华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丹心一片献侨胞

  1956年,董寅初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后任主席,从此献身侨务工作。他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40多万元,创办华侨大厦,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中心。华侨大厦几经改建,至今已成为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巍然矗立在延安中路129号。踏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大厅,迎面金光闪闪的“华侨之家”几个大字,便是董寅初亲笔题写。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更大的热情向海外朋友宣传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号召“三胞”回祖国投资,主动做好外引内联。他先后担任很多重要职务,都与侨务工作有关。1980年,董寅初加入致公党,当选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1983年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86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兼外事联络委员。1988年4月当选为中国致公党中央代主席。1988年12月后,先后当选为致公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是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97年11月,在致公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寅初主动让贤,推荐原副主席罗豪才为接班人,他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期间,坚持以“侨”搭桥,10年间协助引进外资12.9亿(折合人民币),港币7.8亿元,美元14.1亿元。为祖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发,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和交大老同学、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学家林同炎一起,提出开发浦东、修建浦东大桥等重要建议,并多次陪同邓小平、江泽民、吴邦国等领导人和各界专家学者考察浦东。他的很多重要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们的肯定。

  董寅初于2009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