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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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范文】埃德加胡佛

范文一: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7.19 - 1972.2.15),著名美国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

真正的新闻,是有灵魂的新闻,是有内涵的新闻,是能把握社会脉动的新闻,是能容纳时代风云的新闻,是可读又耐读、富有生命力的新闻。

唯有如此,新闻才能进入历史。

埃德加·斯诺一生所写的著作主要有(按时间顺序):《远东前线》、《活的中国》、《红星照耀中国》、《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苏维埃力量的格局》、《斯大林需要和平》、《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等。在这些著作中,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最大的,当推《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是斯诺在1936年下半年到西北红区进行秘密访问后所写的报道,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这是有关中国共产党情况的最早最详尽的报道,它向世人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情况,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长年封锁。在这个意义上,埃德加·斯诺是功不可没的。 编辑词条

埃德加·斯诺

开放分类:上海民国和新中国时期人物人物战地记者政策社会科学人物

编辑摘要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埃德加·斯诺

籍贯: 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人 国籍: 美国

英文名: Edgar Snow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05年7月11日

去世年月: 1972年2月15日

毕业院校: 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星座: 巨蟹座

职业: 记者 作家

代表作品: 《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河的彼岸》;《中国巨变》

目录

[隐藏 ]

1 个人简介 2 人物生平 3 个人作品 4 个人感言 5 个人影响 6 中国时期 7 一二.九运动

埃德加·斯诺 - 个人简介

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后在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

1937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时候,有一大批世界各国的正义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战士纷纷到中国来支援和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他们同中国军民患难与共、团结战斗,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斯诺是最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野心的西方记者和历史的见证人。早在1929年春,他作为一位美国记者到东北旅游采访时,亲眼看到日本关东军驻扎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他指出,“在满洲的每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迟早都要把太阳旗插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1936年-7-9月间,在陕北采访途中,右为

斯诺、中间为全程陪同访问的中央外交部招待处处长胡金魁。

油画【红星照耀中国】2010年变体,沈加

蔚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埃德加·斯诺

斯诺与海伦·斯诺于1949年5

月分手,两人之间没有子女,之后海伦一直住在斯诺购置的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一栋建于1752

年的农舍里,而且没有再婚。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她于1972年末和1978年两次再访中国。80年代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证书和证章。1997年1月,海伦去世。斯诺与海伦离婚后与美国女演员洛伊斯·惠勒·斯诺结婚,婚后生有一对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茜安·斯诺。

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一1972)诞生在密苏里州堪 萨斯城。

1924年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第一次到中国,任驻上海记者。

1933一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 1936年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根据地。

1937年写作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后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最早向美国人民和

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革命运动。 1939年再次访问陕北。

1941年离开中国后,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采访生活,出版了

《为亚洲而战》(1941

年)、《人民在我们一边》(1944年)等著作。 1959年偕同夫人移居瑞士。

1960、1964、1970年曾3次访问中国,并报道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另著有《河的彼岸》、 《中国巨变》等介绍中国的书籍。

1972年2月15日病逝于日内瓦。按照他的遗嘱,其部分骨灰于1973年10月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

埃德加·斯诺(右)

FarEasternFront

《远东前线》 LivingChina 《活跃的中国》 RedStarOverChina

《红星照耀中国》(旧译名《西行漫记》) TheBattleforAsia 《为亚洲而战》

PeopleonOurSide 《人民在我们这边》 ThePatternofSovietPower 《苏联的权力结构》

StalinMustHavePeace

《斯大林需要和平》 RandomNotesonRedChina 《红色中国随记》 JourneytotheBeginning 《旅行于方生之地》

RedChinaToday:TheOtherSideoftheRiver 《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TheLongRevolution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左)

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埃德加采访过并写过许多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伊朗、阿拉伯国家、非洲、欧洲、墨西哥和苏联--战时的与平时的

(注),但斯诺的名字却同中国有着特殊的联系。1941年,斯诺离开一住就是十三年的中国返回美国,在谈到他个人同中国这种联系的感受时,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解救自已。但是,我永远不再设想,就我个人对中国来说,除了是一颗漂浮在具有其自身逻辑的宏大历史浪潮上的来自异国的

纵然我不能贸然自称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国却已承认我是她的一部分。直至我懂得饥荒意味着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胸前挂着两只干瘪的乳房,恐怖意味着在战场的一片焦土上我看到一大群老鼠正在大嚼那些被抛弃的但仍活着的伤兵们身上的化脓血肉;直至我懂得叛乱意味着当我怒不可遏地看到有人把一个小孩变成一头驮载牲口强迫他在地上爬行,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青年农民为报家仇而起来战斗,因为他家族中有三个孩子参加红军,而全族五十六口人都因此被枪决;直至我懂得战争意味着在上海闸北的街道上,一个姑娘被强奸后又被剖开肚子,一丝不挂地扔在我的眼前,屠杀意味着在靠近卫生部的一条弄堂里的垃圾堆上扔着一个黄皮肤弃婴的尸体;直至我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极度恐惧和怯懦,而从原先我天真地认为比自己低贱的那些男女平民百姓的身上却看到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这时,我头脑中对文字含义和统计数字所抱有的那种年轻无知的想法,才为中国存在的这些真实的场面和人物所取代。

是的,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应该始终留在中国黄褐色山岭上,留在她绿色梯田上,留在她晨雾中依稀可见的岛上寺庙中,留给不少相信我或喜欢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虽然破产但却彬彬有礼、使人愉快、结我吃住的中国农民,留给我所认识的那些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眼睛闪亮的中国儿童和那些地位平等的人和恋人们,首先,应该留给所有那些满身长虱,不领薪调,忍饥挨饿,受人鄙视的农民出身的步兵,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赋予生命本身以新的价值,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和继续前进的战斗加盖了崇高的标志。

埃德加·斯诺(右)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原文地址:http://fanwen.wenku1.com/article/21375600.html
埃德加·斯诺(1905.7.19 - 1972.2.15),著名美国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

真正的新闻,是有灵魂的新闻,是有内涵的新闻,是能把握社会脉动的新闻,是能容纳时代风云的新闻,是可读又耐读、富有生命力的新闻。

唯有如此,新闻才能进入历史。

埃德加·斯诺一生所写的著作主要有(按时间顺序):《远东前线》、《活的中国》、《红星照耀中国》、《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苏维埃力量的格局》、《斯大林需要和平》、《红色中国杂记》、《复始之旅》、《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等。在这些著作中,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最大的,当推《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是斯诺在1936年下半年到西北红区进行秘密访问后所写的报道,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这是有关中国共产党情况的最早最详尽的报道,它向世人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情况,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长年封锁。在这个意义上,埃德加·斯诺是功不可没的。 编辑词条

埃德加·斯诺

开放分类:上海民国和新中国时期人物人物战地记者政策社会科学人物

编辑摘要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埃德加·斯诺

籍贯: 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人 国籍: 美国

英文名: Edgar Snow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05年7月11日

去世年月: 1972年2月15日

毕业院校: 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星座: 巨蟹座

职业: 记者 作家

代表作品: 《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河的彼岸》;《中国巨变》

目录

[隐藏 ]

1 个人简介 2 人物生平 3 个人作品 4 个人感言 5 个人影响 6 中国时期 7 一二.九运动

埃德加·斯诺 - 个人简介

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城一个出版印刷业主之家,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后在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

1937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时候,有一大批世界各国的正义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战士纷纷到中国来支援和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他们同中国军民患难与共、团结战斗,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斯诺是最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野心的西方记者和历史的见证人。早在1929年春,他作为一位美国记者到东北旅游采访时,亲眼看到日本关东军驻扎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他指出,“在满洲的每个日本人思想深处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迟早都要把太阳旗插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1936年-7-9月间,在陕北采访途中,右为

斯诺、中间为全程陪同访问的中央外交部招待处处长胡金魁。

油画【红星照耀中国】2010年变体,沈加

蔚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埃德加·斯诺

斯诺与海伦·斯诺于1949年5

月分手,两人之间没有子女,之后海伦一直住在斯诺购置的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镇一栋建于1752

年的农舍里,而且没有再婚。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她于1972年末和1978年两次再访中国。80年代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海伦“人民友好使者”的荣誉证书和证章。1997年1月,海伦去世。斯诺与海伦离婚后与美国女演员洛伊斯·惠勒·斯诺结婚,婚后生有一对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茜安·斯诺。

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一1972)诞生在密苏里州堪 萨斯城。

1924年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第一次到中国,任驻上海记者。

1933一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 1936年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根据地。

1937年写作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后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最早向美国人民和

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革命运动。 1939年再次访问陕北。

1941年离开中国后,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采访生活,出版了

《为亚洲而战》(1941

年)、《人民在我们一边》(1944年)等著作。 1959年偕同夫人移居瑞士。

1960、1964、1970年曾3次访问中国,并报道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另著有《河的彼岸》、 《中国巨变》等介绍中国的书籍。

1972年2月15日病逝于日内瓦。按照他的遗嘱,其部分骨灰于1973年10月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

埃德加·斯诺(右)

FarEasternFront

《远东前线》 LivingChina 《活跃的中国》 RedStarOverChina

《红星照耀中国》(旧译名《西行漫记》) TheBattleforAsia 《为亚洲而战》

PeopleonOurSide 《人民在我们这边》 ThePatternofSovietPower 《苏联的权力结构》

StalinMustHavePeace

《斯大林需要和平》 RandomNotesonRedChina 《红色中国随记》 JourneytotheBeginning 《旅行于方生之地》

RedChinaToday:TheOtherSideoftheRiver 《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TheLongRevolution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左)

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埃德加采访过并写过许多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伊朗、阿拉伯国家、非洲、欧洲、墨西哥和苏联--战时的与平时的

(注),但斯诺的名字却同中国有着特殊的联系。1941年,斯诺离开一住就是十三年的中国返回美国,在谈到他个人同中国这种联系的感受时,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解救自已。但是,我永远不再设想,就我个人对中国来说,除了是一颗漂浮在具有其自身逻辑的宏大历史浪潮上的来自异国的

纵然我不能贸然自称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国却已承认我是她的一部分。直至我懂得饥荒意味着赤身裸体的年轻姑娘胸前挂着两只干瘪的乳房,恐怖意味着在战场的一片焦土上我看到一大群老鼠正在大嚼那些被抛弃的但仍活着的伤兵们身上的化脓血肉;直至我懂得叛乱意味着当我怒不可遏地看到有人把一个小孩变成一头驮载牲口强迫他在地上爬行,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青年农民为报家仇而起来战斗,因为他家族中有三个孩子参加红军,而全族五十六口人都因此被枪决;直至我懂得战争意味着在上海闸北的街道上,一个姑娘被强奸后又被剖开肚子,一丝不挂地扔在我的眼前,屠杀意味着在靠近卫生部的一条弄堂里的垃圾堆上扔着一个黄皮肤弃婴的尸体;直至我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极度恐惧和怯懦,而从原先我天真地认为比自己低贱的那些男女平民百姓的身上却看到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这时,我头脑中对文字含义和统计数字所抱有的那种年轻无知的想法,才为中国存在的这些真实的场面和人物所取代。

是的,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应该始终留在中国黄褐色山岭上,留在她绿色梯田上,留在她晨雾中依稀可见的岛上寺庙中,留给不少相信我或喜欢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虽然破产但却彬彬有礼、使人愉快、结我吃住的中国农民,留给我所认识的那些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眼睛闪亮的中国儿童和那些地位平等的人和恋人们,首先,应该留给所有那些满身长虱,不领薪调,忍饥挨饿,受人鄙视的农民出身的步兵,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赋予生命本身以新的价值,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和继续前进的战斗加盖了崇高的标志。

埃德加·斯诺(右)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范文二: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

红色苏区初相识

1936年,担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的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和张学良的帮助下,越过国民党的封锁,进入中共苏区进行采访,从而拉开了他和中国共产党人那红星照耀下的友谊之幕。

1936年6月,斯诺由北平出发,经西安辗转到了陕北苏区。在红军东线前沿指挥部的茅舍里,他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高级指挥员就是周恩来。

关于斯诺赴陕北的事,周恩来已经接到西安的中共党组织发来的电报。7月9日至10日,周恩来在安塞白家坪会见了斯诺,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他考察苏区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你在苏区进行的调查会得到全力帮助。”接着,周恩来为斯诺开好了一个访问苏区和宁夏前线红军的日程表,总计92天。周恩来说:“这是我的提议,但你是否照办,由你自己做主,我想你会发现这是一次有趣的旅行。”

为使斯诺旅行方便,周恩来给他配了一匹马,去保安见毛泽东等红军将领。斯诺原认为他在苏区的采访、摄影要受到限制,但当他看到访问日期和听了周恩来的话后,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他看着这位浓眉大眼,长着中国人少有的大胡子,被国民党悬赏8万元收买性命的周恩来,紧张的心情和一路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了,开诚布公的交谈开启了他与周恩来的真挚友谊。斯诺让与自己同行的另一位美国年轻的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用摄影机拍下了“大胡子”周恩来骑在马上与他握手的珍贵镜头。

在苏区的访问期间,周恩来与斯诺的两次长谈,都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叙: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和许多共产党领袖一样,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瘦瘦的,中等个,身架略显单薄。尽管他留着又长又浓的黑胡须,但仍有着一幅孩子气的相貌,一双大眼睛热烈而深邃。他有着某种吸引力,这似乎出自他那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

4个月过去了,斯诺在陕北苏区自由自在地采访、拍摄,心情极为愉悦。

由于蒋介石即将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斯诺于10月中旬告别了苏区。1937年2月5日,斯诺在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放映了他拍摄的陕甘宁边区的纪录影片,让人们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风采。1937年10月,斯诺将苏区系列新闻通讯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此书的中译本于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的问世,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和诽谤,而且轰动了中国与世界。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照耀世界的"红星"》一文中这样写道:“这是一本有关发现的书,它把一个不曾经为人们所熟悉的大陆──红色中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等许多人的消息带给了我们。”

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战地记者。1938年6月,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划“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夏天,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在武汉分别会见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感谢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斯诺等人的言行立即遭到国民党及日本的怨恨。1941年2月,他又因为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再次被国民党吊销记者许可证,斯诺被迫离开了他居住13年的中国。他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24年后的再次会面

1960年8月30日早晨,一辆外交专用车抵达新建的北京火车站一号站台,一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崭新的火车停在那里,正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乘客──周恩来总理,而车上正坐着他另一位特别的美国客人──埃得加・斯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故地重游。可是,为了这张护照,他实际上争取了10个年头。无论如何,斯诺不能忘记中国,他要到这片古老的大地继续探求“东方的魅力”。他要亲眼看看星星之火变成的熊熊烈焰,他要寻找昔日峥嵘岁月中与那些为正义事业英勇奋斗的杰出人物所建立的崇高的友谊。

跨过24年的风风雨雨,两位友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斯诺非常高兴地说:“周总理,见到您真高兴。我还记得1936年我第一次到陕北时,您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谢谢你们破例给我来中国采访的机会。”

“像24年前一样,我们欢迎你来到中国访问,但和24年前不同的是,那时你是一个记者,今天你是一个作家。”

“但我依然还是24年前的那个斯诺。”

“但今天,我们不是把你看成记者,而是作家。这就是我们破例的原因。我们认为你是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绝对不是记者。”

两人就这样交谈起来,接着围绕艰苦卓绝的长征、延安窑洞的灯光、中国的工农业、美国的对外政策、司马迁、修昔底得,等等,他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在历史的画廊里,新闻记者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值得纪念的一瞬,而两位主人公也留下了永恒的微笑。

周总理专程陪同斯诺游览水库,泛舟长谈。这是周恩来平生第一次专程陪同一位外国记者。

斯诺这次新中国破冰之旅,不仅是旧地重游,更是一次友谊之旅。他向周总理提出了40多个问题,一共谈了12个小时,还不包括在餐桌旁的对话。斯诺写了一万一千字的记录,据此以及这次其他采访所得,一部像《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样轰动的著作《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于1962年问世了,它又一次让西方重新认识了新中国。

非洲偶遇与北京的再会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开始出访非洲四国。而此时的斯诺也正在非洲采访。1964年1月23日晚,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宾馆里会见了老朋友斯诺,两位友人长谈达五个多小时,话友谊,谈形势,交流各自认识。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身份,第二次访问新中国。周恩来分别在10月31日和12月16日接见了斯诺。在谈到斯诺的访问计划时,周恩来说,斯诺的要求太广泛,要见的人那么多,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去谈好。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当晚,他把12幅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照片交给斯诺,告诉他可以立即在瑞士发表。

1970年7月31日,斯诺携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首都体育馆会见了他们,邀请他们观看了中朝乒乓球比赛,并就中美关系互谈了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斯诺夫妇还受总理之邀参加10月1日新中国建国21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将斯诺和夫人引见给毛泽东。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斯诺夫妇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欢度中国的国庆节的合影,并称斯诺为美国友好人士。这些图片、文字传向世界时,表明了新中国对美国、对世界的姿态,为后来尼克松的访华架起了桥梁。而斯诺则充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使。斯诺不甚感慨地对周恩来说:当年“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如今,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引见我见毛泽东,又是一则独家新闻呀!”当基辛格看到这张照片后,曾感慨地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

在这次访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斯诺都有过长谈,斯诺发表了《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文章。尼克松在读了这些文章后说:“他的文章证实了我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其中,斯诺与周恩来就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文化大革命” 等问题交谈了看法。斯诺后来把其谈话内容转告给了周恩来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周恩来的崇拜者英籍作家韩素音。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披露了此事。她记述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感情上的创伤以及内心痛楚。

伤以及内心痛楚。

周恩来与斯诺的坦诚交心,展示了他们之间的互相信任和真挚情谊。

中美人民友谊的见证

1971年,斯诺在瑞士的洛桑医院被诊断为肝脏严重肿大和患有胰腺癌。7月16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说接受中国方面邀请将访问中国。这一消息让斯诺高兴地在病床上跳了起来。后来他收到了尼克松的来信,邀请他一同访问中国,可惜他的身体已无法让他前行。但是,远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没有忘记斯诺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派出了一支由乔治・海德姆等6人组成的医疗小组赴瑞士协助护理他。此外,中国还派陈志方(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黄华(斯诺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等前往日内瓦看望。斯诺见到黄华等人激动地说:“我们这些‘赤匪’又凑到一块了!”

1972年2月15日凌晨,也就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的前一个星期,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与世长辞了,享年66岁。临终时,他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2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夫妇及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随即都发表了唁电,对斯诺病逝表示慰问和沉重哀悼。毛泽东在唁电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宋庆龄说:“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记忆将永葆青春。”周恩来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的一生为之努力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日益发展”。19日,周恩来总理抱病和邓颖超等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为斯诺举行的追悼大会。5月33日,周恩来会见了斯诺的夫人及其家属。

斯诺逝世后,中国政府同意了他临终前的要求。1973年10月,斯诺夫人携女儿西安,把骨灰送来中国安葬。19日,斯诺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未名湖畔隆重举行。墓基座为长方形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上边横卧汉白玉墓碑一方,临时用黑色胶纸贴着楷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碑前放着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赠送的花圈。周恩来总理亲拟了碑文,并参加了这次仪式。安葬仪式由邓颖超主持,斯诺夫人在仪式上讲了话。

至此,斯诺终于和他热爱的中国人民永远在一起了。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乃至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真挚友谊,犹如太阳照耀下的红星闪闪发亮、永照后人。

责任编辑 何 蜀

范文三:埃德加·爱伦·坡奖

历届获奖作品(最佳小说 Best Novel)

编辑

1954——Charlotte Jay 夏洛特·杰伊,Beat Not the Bones《不打骨头》

1955——Raymond Chandler 雷蒙德·钱德勒,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新星出版社2008,南海出版公司2013,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956——Margaret Millar 玛格丽特·米勒,Beast in View《无解之心》(群众出版社2007),又译《眼中的猎物》(新星出版社2012)

1957——Charlotte Armstrong,夏洛特·阿姆斯特朗,A Dram of Poison《毒药小瓶》 1958——Ed Lacy埃德·莱西,Room to Swing《转身空间》

1959——Stanley Ellin,斯坦利·埃林,The Eighth Circle《第八圈》

1960——Celia Fremlin 西莉亚·弗雷姆林,The Hours Before Dawn《拂晓之前》

1961——Julian Symons朱利安·西蒙斯,Progress of a Crime《犯罪进展》

1962——J. J. Marric J.J.马立克,Gideon's Fire《吉迪恩烈火》(群众出版社1990)

1963——Ellis Peters埃利斯·彼得斯, Death and the Joyful Woman《死亡和欢快的女人》 1964——Eric Ambler埃里克·安布勒, The Light of Day《光天化日》

1965——John le Carré, 约翰·勒·卡雷,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寒风孤谍》(群众出版社1981),又译《受冷漠的人》(新华出版社1982),又译《冷战谍魂》(珠海出版社2006),又译《柏林谍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966——Adam Hall,亚当·霍尔,The Quiller Memorandum《奎勒备忘录》(群众出版社1990)

1967——Nicolas Freeling, 尼古拉斯·弗里林,King of the Rainy Country《雨国之王》(群众出版社1990)

1968——Donald E. Westlake 唐纳德.E.威斯莱克,God Save the Mark《天佑马克》

1969——Jeffery Hudson 杰弗里·哈德森(即迈克尔·克莱顿),A Case of Need《死亡手术室》

1970——Dick Francis 迪克·弗朗西斯,Forfeit《没收》

1971——Maj Sjöwall & Per Wahlöö, 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The Laughing Policeman《大笑的警察》(新星出版社2007)

1972——Frederick Forsyth, 弗·福塞斯 The Day of the Jackal《豺狼的日子》(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新星出版社2009,同心出版社2013)

1973——Warren Kiefer 沃伦·基弗, The Lingala Code《林加拉语代码》

1974——Tony Hillerman 托尼·希勒曼 Dance Hall of the Dead《亡灵的舞厅》(群众出版社1990)

1975——Jon Cleary 乔·克利瑞,Peter's Pence《献金》

1976——Brian Garfield 布赖恩·加菲尔德, Hopscotch《跳房子》

1977——Robert B. Parker 罗伯特·帕克, Promised Land《承诺之地》(群众出版社2007) 1978——William Hallahan 威廉·哈勒汉, Catch Me: Kill Me《抓住我,杀了我》 1979——Ken Follett,肯·弗罗特 Eye of the Needle《针眼》(群众出版社2007) 1980——Arthur Maling 阿瑟·梅林, The Rheingold Route《莱茵戈德的线路》

1981——Dick Francis,迪克·弗朗西斯,Whip Hand《独臂神探》(群众出版社1990) 1982——William Bayer 威廉·拜耳, Peregrine《游隼》

1983——Rick Boyer 里克·博耶, Billinsgate Shoal《浅滩迷船》(群众出版社1990) 1984——Elmore Leonard 埃尔莫尔·伦纳德, LaBrava《拉布拉娃》

1985——Ross Thomas 罗斯·托马斯Briarpatch 《罪恶之角》(群众出版社1990) 1986——L. R. Wright, 赖特,The Suspect《嫌疑犯》(群众出版社1990)

1987——Barbara Vine, 芭芭拉·凡恩(鲁思·伦德尔),A Dark-Adapted Eye《黑暗深处的眼睛》(群众出版社2009)

1988——Aaron Elkins 阿伦·埃尔金,Old Bones《老骨头》

1989——Stuart M. Kaminsky 斯图尔特·M.·卡明斯基, A Cold Red Sunrise《清冷旭日》 1990——James Lee Burke 詹姆士·李·贝克,Black Cherry Blues《忧伤黑樱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991——Julie Smith 朱莉·史密斯, New Orleans Mourning《新奥尔良哀悼》

1992——Lawrence Block 劳伦斯·布洛克, A Dance at the Slaughterhouse《屠宰场之舞》(新星出版社2006)

1993——Margaret Maron 玛格丽特·马龙, Bootlegger's Daughter《走私者之女》

1994——Minette Walters 米涅·渥特丝,The Sculptress《女雕刻家》(南海出版公司2010) 1995——Mary Willis Walker 玛丽·威利斯·沃克, The Red Scream《红色尖叫》

1996——Dick Francis迪克·弗朗西斯, Come to Grief《无由之灾》(群众出版社2007) 1997——Thomas H. Cook托马斯·H.·库克, The Chatham School Affair《查特罕姆学校事件》

1998——James Lee Burke 詹姆斯·布克, Cimarron Rose《西马隆河的玫瑰》(群众出版社2007)

1999——Robert Clark 罗伯特·克拉克, Mr. White's Confession《怀特先生的供述》 2000——Jan Burke 简·伯克, Bones《骨惑》(群众出版社2009)

2001——Joe R. Lansdale 乔·兰斯代尔, The Bottoms《底部》

2002——T. Jefferson Parker 杰斐逊·帕克, Silent Joe《沉默的乔》(群众出版社2007) 2003——S. J. Rozan S.J.罗岚, Winter and Night《冬天和黑夜》 (群众出版社2008) 2004——Ian Rankin 伊安·兰金,Resurrection Men《重新做人》 (群众出版社2008) 2005——T. Jefferson Parker杰斐逊·帕克, California Girl《加利福尼亚女孩》(群众出版社2007)

2006——Jess Walter 杰斯·沃尔特, Citizen Vince《公民万斯》 (群众出版社2009) 2007——Jason Goodwin 贾森·古德温, The Janissary Tree《禁卫军之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008——John Hart 约翰·哈特, Down River《顺流而下》(万卷出版公司2010) 2009——C.J. Box Blue C·J·巴克斯,Heaven《蓝色天堂》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010——John Hart 约翰·哈特,The Last Child 《最后的孩子》(万卷出版公司2010)

2011——Steve Hamilton 史蒂夫·汉密尔顿,The Lock Artist 《天才锁匠》(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

2012——Mo Hayder 莫·海德, Gone《走失》

2013——Dennis Lehane 丹尼斯-勒翰, Live by Night 《以夜为生

范文四:埃德加.爱伦.坡

摘 要:作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恐怖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埃德加. 爱伦. 坡继承了早期哥特小说的一些基本要素,但同时他也对这一文学流派进行了创新。他将哥特小说的情节从辽远的古堡带进了日常生活场景中,对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入挖掘,并将道德探索和心理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哥特文学潮流。

关键词:埃德加. 爱伦. 坡;早期哥特小说;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2

一、引言

埃德加. 爱伦. 坡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在世时曾经饱受批评,爱默生不屑地称他为“叮当诗人”,亨利.詹姆士认为对坡的严肃就是对自己的不严肃,艾略特也认为坡的智慧就是有高度天分的年轻人的尚未成熟的阶段。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坡却备受追捧。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先驱将坡视为知己 (郑克鲁,2003:858)。尽管饱受争议,无可否认的是,坡的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爱伦坡的所有短篇小说中,哥特小说占了一定比重。然而这些小说却有别于传统的哥特小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哥特小说,它在场景设置、恐怖效果的营造方式,以及人物类型等方面与传统哥特小说有一定差异,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二、哥特小说

1、哥特小说的起源

“哥特” 一词原指居住在北欧、属于条顿民族的哥特部落。5世纪时哥特人摧毁了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然而同历史上许多征服了先进文明的民族一样,哥特人也被迅速同化,很快失去其民族性,大约在公元7世纪以后,哥特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

西罗马帝国灭亡1000多年后,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建筑家法萨里在历史的尘封中又找出哥特一词来指称一种为文艺复兴思想家们所不喜欢的中世纪建筑风格。这种建筑代表着落后、野蛮和黑暗,正好是那取代了古罗马辉煌文明的所谓“黑暗时代”的绝妙象征。这样,在文艺复兴思想家们的影响下,哥特一词逐渐被赋予了野蛮、恐怖、落后、神秘、黑暗时代、中世纪等多种含义。

到18 世纪中后期,哥特一词又成为一种新的小说体裁的名称。这种小说通常以古堡、废墟或者荒野为背景,故事情节恐怖刺激,充斥着凶杀、暴力、复仇、强奸、乱伦,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他超自然现象出现,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这种小说之所以被称为哥特小说。

2、早期哥特小说

这一概念,狭义地,是指创作于1760 年至1820 年之间、并主宰了那一时期小说市场的一组英国小说。它们最显著的共同特点是:注重营造恐怖气氛,以古式建筑物为场景,大量运用超自然因素,塑造高度程式化的人物,并在悬念的制造和手法的奇异化方面力求完美等。其代表作家,如霍拉斯・沃波尔、安・拉德克利夫、马修・U 易斯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为主流批评所关注。然而,随着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领域中泛文化研究的兴起,“哥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重视,这使得许多原本被视为肤浅的通俗恐怖读物的哥特作品日益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为了指称明确,笔者将上述18 世纪英国哥特小说统称为“早期哥特小说”。

三、坡对早期哥特传统的继承

正如一些早期哥特小说的标题,如《奥托朗托堡》、《尤多尔芙之谜》等所揭示的那样,早期哥特小说通常将其背景置于古代建筑中,这些建筑通常充斥着各种超自然现象,使得这些小说的基调阴森可怖。这一基调仍然存在于坡的哥特故事中。如《厄舍府的倒塌》中风雨飘摇、阴森恐怖的古宅、《一桶白葡萄酒》中尸骨堆积、令人毛骨悚然的密道。

早期哥特小说中通常充斥着谋杀、暴力、复仇,等暴力情节。如在《泄密的心》中,叙述者残忍地杀害了与之生活在一起的老人,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有着一双蒙着层薄膜的、浅蓝色的鹰眼,使他恐惧。

四、坡对早期哥特传统的发展

1、背景的转移

早期哥特故事通常被置于鬼魂萦绕的、充满超自然现象的城堡和修道院中。这一背景从奥托朗托堡开始逐渐成为哥特小说的一个基本要素。其目的是要在读者心中引起恐惧之感。如《奥托朗托堡》中的建筑总是充斥着阴森的密道,供其中的人物暗中进进出出。尽管这一趋势在坡的小说中得以保存,然而,在坡的大多数哥特故事中,故事情节从遥远、古老的城堡搬到了日常情景中,如《泄密的心》、《黑猫》中的家庭场景,《威廉. 威尔逊》中的学校。

2、对效果统一的重视

在他1846年写的一篇名为《创作的哲学》的论文中,坡认为篇幅、效果的统一以及高度的逻辑性对于优秀作品来将是必不可少的。坡的哥特故事实际上是其创作哲学的实践。与早期哥特小说不同,坡的哥特故事明显要简短得多,读者通常能一气读完。而且,这些故事逻辑相当严密。这一特点在《泄密的心》和《一桶白葡萄酒》可见端倪,前一个故事的第一个单词“真的”是对其罪行的承认,从而设定了作品的整体风格。这一声明立即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将其带入故事情节中。 从这一部分开始的每一个词都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泄密的心》或许是最符合坡对于完美小说的标准的(Quinn&Arthur Hobson,1998:394)。在后一个故事中,叙述者的第一句话:“福吐纳托对我百般迫害,我都尽量忍在心头,可是一旦他胆敢侮辱我,我就发誓要报仇了”明确了该故事的效果,即复仇。 故事的其他部分则是讲述者对福吐纳托报仇的细节的叙述。从而使得这一故事紧凑且摄人心魄。反观早期哥特小说,其结构松散且通常具有多重主题。

3、人物创新

早期哥特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论善恶都是正常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精神方面的疾患。如《尤多尔芙》中的艾米莉和蒙托尼,前者美丽绝伦,温柔善良,而且身材纤细优雅,酷爱书籍、大自然、诗歌以及音乐。后者则沉闷、傲慢、工于心计,为了获得舍隆夫人的财产,他伪装成一名意大利贵族,俘获了她的芳心。在其阴谋得逞后,他将艾米莉和舍隆夫人囚禁在尤多尔芙堡中。相反,坡的哥特故事中的主人公通常精神错乱,如《厄舍府的倒塌》中的罗德里克.厄舍,他患有一种不知名的疾病,并且其疾病的更深层的根源在其精神和道德中。无独有偶,《泄密的心》中的叙述者声称患有一种造成感官过度敏感的疾病,这导致了他对有着一双“鹰眼”的老人的残忍谋杀。   4、恐惧来源上的突破

在早期哥特小说中,如《奥托朗托堡》,《尤多尔芙之谜》,恐惧感往往是由超自然现象、古老的诅咒等引发的。 如《尤多尔芙之谜》中在舍隆夫人死后所发生的令人恐惧的巧合事件,以及《奥托朗托堡》中的古老预言。坡则关注人物的心理,坡的批评者通常将他的作品成为“德意志”故事,对此,坡回应道“我的故事中的恐怖不是来自外部环境,而是来自灵魂”(奎恩,1995:166) 。如在《厄舍府的倒塌》中,坡探讨了“灵魂恐惧”,尽管恐惧也来自于古宅阴森的氛围以及各种超自然现象,这种恐惧主要是由于罗德里克反常的心理―感官过敏以及疑病症。最终这种精神上的疾患促使他亲手将妹妹活埋。同样,在《贝蕾尼斯》中,埃加乌斯对其堂妹的牙齿的异常迷恋最终导致他拔掉了她那“32颗小小的、洁白的、象牙般的东西”。

5、道德探讨方式上的突破

早期哥特小说总是以惩恶扬善来宣扬美德,如在《奥托朗托堡》中,主人公曼弗雷德错杀了自己的女儿玛蒂尔达,使得他抱憾而终,另一个主人公―善良的西奥多则成功地获得了伊莎贝拉的芳心。坡对道德的讨论主要是通过探索其主人公的心理来实现的。《黑猫》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一开始是一名动物爱好者,然而,随着他逐渐养成酗酒的习惯,他最终变成了一名冷血杀手,残忍地将其妻和猫杀害。事实上,主人公在挖掉猫的眼睛后也曾对自己的残忍感到懊悔不已,然而这种懊悔很快就屈服于暴怒无常,他也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动机。叙述者的心理反映了善与恶的冲突,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人性的阴暗面上来并呼吁读者积极追求更高的道德品质。

五、结语

尽管坡在世时饱受争议,但在他去世后,坡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科幻小说先驱,心理恐怖小说大师,美国首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正是坡将哥特小说的场景从恐怖阴森的场景搬到日常生活情景中,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并将道德探索和心理探索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哥特小说新的趋势―恐怖的内化. 坡对后来的哥特小说作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史蒂芬.金、洛夫克拉夫特等。已故电影导演希区柯克也承认坡的哥特小说是其灵感来源之一。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坡研究方兴未艾,坡的哥特小说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一些还改编成了漫画甚至音乐剧。

参考文献:

[1]Edgar Allen poe,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graham’s Magazine,vol.XXVIII,no. 4,April 1846,28:163-167.

[2]Quinn,Arthur Hobson. Edgar Allan Poe: A Critical Biograph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p. 394.

[3]郑克鲁。 《法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58页。

[4]奎恩编,倪乐,曹明文,译。坡. 爱伦坡集: 诗歌与故事。北京: 三联书店,1995.

范文五:胡须上的埃及

在“胡子警察”看来,穆巴拉克时代对伊斯兰宗教的压制,与时下警察因胡子问题被停职一样,都是压制宗教信仰。而在外界看来,穆尔西如果不能使埃及继续世俗化、民主化,而是加重伊斯兰化,才是“危险”的宗教统治。

9月4日,十几名身着制服、留着大胡子的埃及警察,聚集在位于开罗的内政部门前,进行警察“胡须保卫战”。

尽管早先在5月初下令警察不许留胡子的内政部已然易主,这项绵延数月的抗议行动却仍在进行。这些警员乐观地认为,现在的埃及都是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了,局面也该扭转了。

胡子的“春天”

胡子是从2011年2月份开始留的。

当时,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正如火如荼席卷到埃及。也正是在那个2月,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被迫下台,同时将其权力移交给军方。

“胡子是穆斯林男性信仰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汉尼·阿·沙克瑞对《中国新闻周刊》反复强调。如今,他的身份是“留胡子的警察”小组的发言人。他们于今年4月份,在脸谱网建立了小组的页面,并持续发布大胡子照片,对当局的禁令表示抗议。如今,这个小组已经吸引了超过7万人支持。

汉尼坚定地认为,禁止警察和军人留胡子,根本就是英国殖民者在埃及统治留下的遗产。

1930年代,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下令禁止警察和军人留长发和胡子。“这个禁令是强制性的,”汉尼说,“但这是违背穆斯林传统的。”

《穆斯林圣训》认为,男性留胡须是一项圣行。胡须饱满的男性,往往被认为对真主信仰虔诚,并且在外型上被认为是英俊、威武的象征,容易获得女性的青睐。前不久,埃及一位中年男子穆罕默德·阿米德因留有70厘米长的胡须,而招致众多女性关注,妻子常常为此而与其吵架。

然而,“警察与军人不得蓄长发和胡须”却几乎是所有现代国家的一个共识。这是缘于这两项职业的特殊性——除了警容、军容整洁,在执行特殊任务时的安全考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1年,美国加州对“是否应该禁止狱警蓄须”就进行过一次大讨论,由头是有一位穆斯林狱警由于宗教信仰蓄须而被开除。最终,政府凭借2004年生效的管教改造局禁令,获得胜诉,理由是蓄须会使狱警在执行必要任务时,无法戴牢防毒面具。由此,对安全因素的考虑,战胜了对宗教传统照顾。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由于宗教原因,仍然保留着本国安保职务人员留胡子的权力,有些国家甚至还为此提供福利。例如,在印度北部地区的警局,就存在这样一项政策:那些蓄胡子的警察,每月将获得30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的额外“蓄胡补助”。印度警方解释说,蓄着胡子的警察看上去更具威信,由此也更方便他们开展工作。

在阿拉伯地区,埃及和利比亚都是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女性大都不戴面纱,正是其多年运用强权推行世俗化政策的结果。

威权命令之下,1952年独立之后的埃及,其历届政府也都将“警察与军人不得蓄长发和胡须”的禁令保留了下来。

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让这些饱受多年“委屈”的穆斯林警员,感到“翻身”的机会来了。

2011年2月,在火热的广场革命进行中,汉尼中尉和十几位穆斯林警员开始蓄起了胡须。

“去宗教化的警容很有必要”

2012年5月,革命后由军方任命的第二个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宣布这些蓄须警员因行为不当而停职。

埃及内政部主管国内警务工作和国防军,并负责法律执行,是重要的内阁部门。时任内政部长、少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优素福,是2011年底军方尚未交出权力的情况下,第二次组织临时过渡政府时,提拔起来的原开罗吉萨地区警察局长。

从5月到8月,在时任内政部长易卜拉欣主持下,已有超过百名警员或警官因蓄须被停职。其中,就包括身为中尉的汉尼。

易卜拉欣的执法理由是,留长胡子容易引发宗派紧张,留长胡子的警察在执法时,也会让基督教民众感到恐慌。

但“留胡子的警察”小组发起人、组织者艾哈迈德·哈姆迪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我们从警的职责是证明一件事故究竟发生了没有,而不是如何去评判谁。”

埃及人类学家哈尼亚·肖尔卡米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讨论,是因为穆巴拉克时期的世俗化政策,就有意无意地丑化穆斯林。

“加上去年广场革命前后警察执行政府命令对抗议者的镇压,导致大量警民冲突事件,这也使得今天,去宗教化的警容显得很有必要。”哈尼亚·肖尔卡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哈尼亚·肖尔卡米在开罗美国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任助理研究教授,长期观察阿拉伯地区宗教与社会发展问题,并担任媒体的时事评论员。

在“留胡子的警察”跟易卜拉欣抗争的时候,苏伊士地区一名年仅20岁的男大学生,被三名留着大胡子的陌生男子当街杀死。一个名叫“弘扬美德,遏制淫威”的伊斯兰组织,通过脸谱网宣布对此事负责。他们解释称,之所以杀死这名大学生,是因为他当街与叫不出姓名来的女子说话。

此事迅速在埃及引起舆论争议,“大胡子”和“戴面巾”所代表的宗教保守思维,是否等同于极端和暴力?伴随社会的纷扰,埃及举行总统大选,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获得总统职位。

8月份,穆尔西组织新内阁,尽管军方人员仍保留有部分内阁职位,但穆罕默德已不再担任内政部长职务。

“现在都是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了,局面也该发生变化了。”汉尼说。

示威者要求面见他们的穆斯林总统穆尔西。

留着一副络腮胡子的穆尔西总统,最近很忙。内政方面,他忙着规划全国新局面,新任命了10个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外交上,则忙着出访周边各国,以寻求周边国家对这个新政权的政治及经济支持。

所以面对这些虔诚的留胡子的警察面见请求,他也只是派了总统顾问来接见,也并没有给出什么实质性答复。

技术性官僚政府的考量

示威者最近公开表示,作为警察部首长的穆尔西,如果再不为他们做主,就要“首先剪掉穆尔西的胡子”。

但有目共睹的是,穆斯林兄弟会—直在声称要建立一个世俗化的、而非宗教化的埃及政府。对于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对“埃及重返宗教化国家”的担忧,穆斯林兄弟会一直想极力证明,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早在今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的最高委员会委员阿卜杜勒·加尼,就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革命之后,他们将推行技术化的官僚体制,而非宗教性质的统治体制。那时候,自由与正义党刚刚取得埃及下议院和上议院的最大党派席位,正踌躇满志,觊觎未来的总统职位。

加尼还表示,自由与正义党完全是政治性党派,不应该用宗教的尺度来对其进行考量,外界担心埃及走伊朗或土耳其的道路,都是不必要的。

而如今,确实也有许多穆斯林群众开始认为,自由与正义党虽然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但已经与其性质完全不同,认为他们正逐渐远离伊斯兰教义,只顾追求政治成绩。

在近两年阿拉伯地区政治风波冲击之下,迄今仍在奋力维持的叙利亚巴沙尔当局,对革命后的埃及也一直少有恭维之语。他们对埃及新总统穆尔西的评价是,“除了大胡子之外,跟穆巴拉克没什么区别。”

叙利亚的嘲讽,用意自然不在外貌。虽然大胡子显示着穆尔西的穆斯林背景,但他与穆巴拉克—样,并不会恢复埃及的伊斯兰国家属性,而是号称推进埃及世俗化进程。

但“留胡子的警察”小组发言人汉尼,对穆尔西总统仍抱有希望。他觉得,新政府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府,而是技术性官僚政府。“这很不错,可以通过客观的、专业的标准来沟通,而不是意识形态。”

在汉尼看来,穆巴拉克时代对伊斯兰宗教的压制,与时下因胡子问题被停职的警察事件一样,都是压制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而在外界看来,穆尔西如果不能使埃及世俗化、民主化,而是加重其伊斯兰化,才是危险的宗教意识形态的统治。

“埃及的世俗化显然不能回头。对宗教仪表的争论,背后是对宗教极端思维的恐惧。面对宗教信仰的抗争,去仪式化的过程是艰难的,但看起来是必要的。”哈尼亚·肖尔卡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虽然“留胡须的警察”在脸谱网的页面全部设置为阿拉伯文,但汉尼依然接受西方媒体甚至以色列媒体的采访,他对来访的媒体强调“这是宗教自由,警察同样有宗教自由”。

“我们会继续抗议,直到政府恢复我们的职位和(蓄须)自由。”汉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范文六: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梦

他的采访和观察。他对共产党人士讲述的

汗空少司

埃德加・斯诺的红色

。I’嗣二y

◎秦立彦

RedStar

over

故事笃信不疑。当共产党人士对一个美国记者讲述个人和本党的故事时,像一切叙述者一样,他们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不言。他们愿意通过这些集体叙述,塑造本某种集体形象。然而,在斯诺看来,话语足一个完全透

他的讲述和构造,单个人的故事构成了合奏、合力,组成一个红色中国的崇高群像。我们不能说斯诺是幼稚的。作为一个已经在

China

中国生活了七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斯诺在中国所见所闻甚多,正是这些见闻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极为关切。斯诺采访苏

EdgarSnow。Penguin,1972

1936年,美固记者埃德加・斯诺30岁。

这一年的六月到十月,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分

区恰逢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两下里都正足黄金时代。斯诺NNvj30岁,意气风发。1936年的共产党也正处在最光辉的时刻。那时长征结束不久,红军刚刚在陕北落脚,红色政权的中心还是保安(延安还在东北军手里)。虽在全国局面中处于弱势,但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蒸蒸日上。共产党也刚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自身非常宽容、民主,深得民心。在“红剧场”一章中,斯诺就讲述了陕北军民一起看戏的场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散坐在地上,羊在随意吃草,毛泽东、林彪随便坐在老百姓中间,戏开始之后,更没有人理会毛泽东等人,其自由与平等程度远超国统区,甚至有牧歌般的气氛。

厂√厂\

、・

水岭,也是最高潮。这几个月里,他带着两个相机、24卷胶卷,辗转进入了陕北的红色区域;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战士、游击队、老百姓;他观察了红色政权的军事、生产、教育、娱乐生活。他此后的一生都与这四个月

有关。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斯诺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通译为《西行漫记》),该书面世一个月就至少印刷了三次,几个星期就卖出了10万册,引起了世界

性轰动。那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虽然已奋

斗多年,但仍不为外界所知,没有一个外国

记者曾进入江西苏区进行采访,以至于毛泽

斯诺虽然是记者,但他与现代的职业记者完全不同。现代职业记者为了弱化主观色彩,会尽量隐身,将报道呈现为。?客观的事实”。对斯诺来说,记者仅足一个方便的工作和身份。他本人对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都有高度的关切和热情,他愿意进行自己的干预,愿意投身到自己判断为可贵的事业

东等领袖曾多次“被死亡”。然而,此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独家采访”,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书中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中国必将是属于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未来的主宰。

斯诺对共产党的热烈支持,直接来自

中占。所以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

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充满乐观、自

舒适的西式“绿洲”中,不问世事,无视中国的现实。对有着平和、优荚假象的北京,斯诺已经厌倦,他要与那些生活在幻境中的外国人区别开来,他要冲出假象,寻找中国的真实。他已经在中国七年,目睹了可怕的饥荒与死亡,而一边足饥民在死去,一边足城里的富人有吃的、有玩的,斯诺在书中记录说,那时他就在想:“穷人为什么不造反?”可见在到陕北之前,他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共产党接近了。

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热情期待与赞美,与他对已知的白区世界的失望密切相关。正足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中,红区显示了无比的朝气。他对红白两区的不旧感受,渗透住他的行文和叙述风格中。对于白区的人士,包括蒋介石、他采访到的杨虎城和邵力子等,斯诺觉得自己都是极为熟悉的,也完全可以把握和理解。他彻底明了他们的权力斗争及其手腕。白区长官的行为足在中固阅历甚多的斯诺可以预见的。所以他对他们是一种轻微的嘲讽态度。与这些人相比,中共人士则足全新的,完全出乎斯诺的意料的,使他无法

理解和把握,只能仰慕和赞荚。

E}1、、F等、申月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他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在评价共产党领袖的时候,斯诺常常用到“超常”、“传奇”等7眼:不曾受过一次伤的毛泽东“如^d神佑”,刘志丹是“现代的罗宾汉”,贺龙足“传奇”。可以看得出,斯诺是个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人。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章尤其足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强烈的斯诺个人

的印记。这一誊已经完全摆脱了采访、转述

的色彩,而是以小说般的笔法叙述。材料来自斯诺对很多长征亲历者的采访,然而这些原始资料在斯诺那里融汇为一体,由他整理成一个充满了传奇、历险、拯救的可歌可泣的统~故事。对于长征,他毫不吝惜赞美之

100

例:“日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

懦,狂喜与胜利,痛苫,牺牲,忠诚,而火焰一般照彻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年轻人不灭的热情,不夕E的希望,令人惊叹的革命乐

观主义”。

斯i若能够去陕北,能够采访到毛泽东,已经表明他在此前就具有支持红色中国的倾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章的题目是“一嗤尚未回答的问题”,描述了他去陕北之前对共产党的好奇。斯诺早已在热切期待走近中共的机会。在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其实已经顶设了答案,暗含了他对中共的赞赏:

“这些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如此勇敢……

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来看,在斯诺眼里,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而在于它培养了一批额新人类,一群既代表中国,又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些人单纯、热情、开朗、勤奋,种种品质都与斯诺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不一样。斯诺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邓发,在他被悬赏捉拿的西安出现,却毫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特别活泼热情,令斯诺称奇:

“这足怎样一个中国人!”之

如此不可战胜的勇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这种热情和好奇,并非职业记者对新闻的简单追逐。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斯诺不愿像fi-:.1h京的其他外围人那样,自闭在

后,他在红区看到的各种人都令他惊异。在红军小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从

不曾有过的尊严感。而农协的农民自信、开己的答案显然是后者。暴力问题似乎一丸綮绕朗,完全不足胆怯的典型中围农民。红军战

在斯诺脑海里。他说,“我常常想知道毛泽东士足真正地快乐,这也与斯诺对中国的了解

本人如何看待暴力Bd题、

‘必须杀人’的责任

柏悖:“消极的满足在中图很常见,但更高

I、uJ题”。虽然斯诺“常常怂知道”,仉在与毛

的快乐……则很少见”。“新人”的性质,

的数次长篇访淡中,他似乎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使斯诺常常将他们与孩子联系在一起。在斯个问题,毛也就没有机会进行解释。

诺看来,红色中国的很多人都有孩子的品《红星照耀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足

质:单纯、清新、不承载过去的负担、充满

对毛泽东的采访。斯诺对毛的多次采访,n希单。

显了斯诺作为一个外围记右、外人的优势。斯诺对自己听到的讲述深信不疑,一

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片朝气蓬勃的局面,也使他压制了自己偶中,收集的就是毛与斯诺在1936、1939、尔会触及的某些疑问。他很少说到红区的缺1965、1970年的四次谈话。似乎只自J在面刘

点,即使说到似乎是缺点的地方,他也常常

斯诺这样一个来自外部l址界的热切听众时,

会习惯性地进行辩护。比如对于红色剧团的

毛才会讲起他个人的故事,回忆起个人往

演出,他说:“演出充满了明显的宣传,道事。在斯诺看来,共产党人藐视个人的角具很简陋。但足它有个好处,就是没有了铙色,关注集体,他们的早年故事多种多样,

钹的吵闹和假嗓,而且处理的足活生生的材而一旦参加革命,个人故事就汇入集体的拶料”。斯诺不能索解的问题,他后来似乎也流。而来自个人主义国度的斯诺,迫切想呖

就将其忘记、搁置起来,仿佛不需要直接面到个人版的故事,毛的回忆可以说足香:斯津

对。比如暴力问题。斯诺其实仍足个典型的的激发、引导下进行的。毛的个人史U述足西方人文主义者,他相信的仍是自由、人的相当坦诚的。这些丰富的个人史使他成为一尊严、人权,他确信在红色中国看到了这些个人,而不足神。斯诺对毛进i,了仔细趣

得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革命的过程中必然要察,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印象。除了大量的赞

使用暴力。暴力问题如何看待?对于这个问美之词外,斯诺还说,“他周围尚未建立趣题,斯诺后来一直没有正面回答。对江西苏

英雄崇拜的仪式”,“尚未”(as

yet)一

区的暴力,斯诺给予了理解:“红色恐怖的

词中似乎体现出对未来的隐隐忧虑。在与毛方法被广泛应用,以针对地主和其他阶级敌的谈话中,斯诺更多是记者、对话者的舅人,这些人被逮捕,失去土地,在‘群众审

份,关于个人史的议题就足他设定的,『危判’中被判刑,常常被处决——这些无疑都

且,“我对毛的很多话进行了考证,发现它是真实的,共产党自己的报告也证实这一们一般都是准确的”。j

点。这样的行为是应该看作暴行,还是应看斯诺对红色中国进行叙述,红色qt阵

作武装起来的穷人的‘集体正义’,以惩

也在对斯诺进行着叙述,也在钥某个方向塑

罚富人在拥有枪时犯下的‘白色恐怖’罪

造着他的形象。红色中国一商强调斯诺是资行?”这句话虽然足问句的形式,没有给出

产阶级记者,但他足美国人民的代表。斯谢

答案,但斯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自是采访革命而不是参加革命,足旁观者而不

评窄

fuJ

10l

是参与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他是红色中国的美国“朋友”,同路人,但不是“同志”。对于斯诺,红色中国似乎既保持友谊,又维持一定距离。也许红色中国并不愿意斯诺走得更近。斯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者,留在西方,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能发挥他的作

种数字时代的技艺令数码绘画作品与网络传播媒介密切结合,不断处于与电影、电视、卡通、网游以及传统中国画的互文当中。于是,因观看和消费这些作品引发的受众群体感知经验及其原因,理应从这些作品的笔法、结构、风格和媒介中寻找。

人物服饰线条的绘制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重要造型手段。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Jullien)曾论及中西绘画中的身体形象,诠释了中国绘画中的衣饰线条、身体形象与文化语境的密切关联。于连认为,中国传统绘画在创作观念上非常注重人物身处的时代和

用。他是红色中国面向西方自p个窗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

较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倩)

数码艺术的“现代古韵"

◎张一玮

古典与玄幻:张旺CG作品集

张旺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102

社会背景,而服饰的呈现正是时代与社会身份的标志。《古典与玄幻》中名为《爱上齐天大圣》的代表作品,即在女性服饰方面进行了古典绘画式的创造。那些以数位板为主要工具勾勒出的飘逸的衣饰线条,具有中国传统人物画的诗性特征,并可视作对女性角色身体的遮蔽和男性角色主体身份的强调。如果说沃尔特・本雅明论及的“一见钟情”渗透了现代都市囚流动性所造成的稍纵即逝的人际关系与感知经验,那么数码时代的大众交往则囚虚拟空间中的自我表演而形成了更为模糊多元的感知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爱上齐天大圣》的两个主题形象隐约对应和投射了因数码时代的文化变迁而产生的另一种“一见钟情”或“最后一瞥之恋”。

面部造型足中国绘画人物塑造的另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方面。中国绘画作品中的面部造型通常都提供着罗兰・巴特所着意描绘的“刺点”(Punctum),即以其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引发受众兴趣和思考的文本细节,它们彰显着视觉文本的文化质感和表意的可能性。张旺作品中令人注意的刺点之一是那些符合现代生物解剖学常识的古典神怪面

张旺于2007年出版了第一部个人绘画作品集,其数码绘画作品混杂了源于久远时代和异域空间的感觉,令源自中国神话传说的玄幻形象次第涌现,将观者引入了一个此前未被发现的符号世界。这种“数字中国画”令观者开始思考如下的问题:此类以电脑设备为主要创制工具又体现了强烈的传统中国画气质,主要借助互联网络进行传播的CG

(Computer

Graphics)画作,与传统中国

绘画有何异同?新兴的CG数码绘画技艺及其展示方式是否酝酿着全新的群体感知体验与

消费效应的可能?

《古典与玄幻》中,张旺绘制作品的创作手段并非是简单的“换笔”——即由传统的画笔、颜料、纸张、画架置换为个人电脑、数位板、高清显示器和专业绘图软件,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绘画技艺正在兴起。这他的采访和观察。他对共产党人士讲述的

汗空少司

埃德加・斯诺的红色

。I’嗣二y

◎秦立彦

RedStar

over

故事笃信不疑。当共产党人士对一个美国记者讲述个人和本党的故事时,像一切叙述者一样,他们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不言。他们愿意通过这些集体叙述,塑造本某种集体形象。然而,在斯诺看来,话语足一个完全透

他的讲述和构造,单个人的故事构成了合奏、合力,组成一个红色中国的崇高群像。我们不能说斯诺是幼稚的。作为一个已经在

China

中国生活了七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斯诺在中国所见所闻甚多,正是这些见闻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极为关切。斯诺采访苏

EdgarSnow。Penguin,1972

1936年,美固记者埃德加・斯诺30岁。

这一年的六月到十月,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分

区恰逢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两下里都正足黄金时代。斯诺NNvj30岁,意气风发。1936年的共产党也正处在最光辉的时刻。那时长征结束不久,红军刚刚在陕北落脚,红色政权的中心还是保安(延安还在东北军手里)。虽在全国局面中处于弱势,但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蒸蒸日上。共产党也刚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自身非常宽容、民主,深得民心。在“红剧场”一章中,斯诺就讲述了陕北军民一起看戏的场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散坐在地上,羊在随意吃草,毛泽东、林彪随便坐在老百姓中间,戏开始之后,更没有人理会毛泽东等人,其自由与平等程度远超国统区,甚至有牧歌般的气氛。

厂√厂\

、・

水岭,也是最高潮。这几个月里,他带着两个相机、24卷胶卷,辗转进入了陕北的红色区域;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战士、游击队、老百姓;他观察了红色政权的军事、生产、教育、娱乐生活。他此后的一生都与这四个月

有关。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斯诺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通译为《西行漫记》),该书面世一个月就至少印刷了三次,几个星期就卖出了10万册,引起了世界

性轰动。那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虽然已奋

斗多年,但仍不为外界所知,没有一个外国

记者曾进入江西苏区进行采访,以至于毛泽

斯诺虽然是记者,但他与现代的职业记者完全不同。现代职业记者为了弱化主观色彩,会尽量隐身,将报道呈现为。?客观的事实”。对斯诺来说,记者仅足一个方便的工作和身份。他本人对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都有高度的关切和热情,他愿意进行自己的干预,愿意投身到自己判断为可贵的事业

东等领袖曾多次“被死亡”。然而,此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独家采访”,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书中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中国必将是属于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未来的主宰。

斯诺对共产党的热烈支持,直接来自

中占。所以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

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充满乐观、自

舒适的西式“绿洲”中,不问世事,无视中国的现实。对有着平和、优荚假象的北京,斯诺已经厌倦,他要与那些生活在幻境中的外国人区别开来,他要冲出假象,寻找中国的真实。他已经在中国七年,目睹了可怕的饥荒与死亡,而一边足饥民在死去,一边足城里的富人有吃的、有玩的,斯诺在书中记录说,那时他就在想:“穷人为什么不造反?”可见在到陕北之前,他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共产党接近了。

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热情期待与赞美,与他对已知的白区世界的失望密切相关。正足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中,红区显示了无比的朝气。他对红白两区的不旧感受,渗透住他的行文和叙述风格中。对于白区的人士,包括蒋介石、他采访到的杨虎城和邵力子等,斯诺觉得自己都是极为熟悉的,也完全可以把握和理解。他彻底明了他们的权力斗争及其手腕。白区长官的行为足在中固阅历甚多的斯诺可以预见的。所以他对他们是一种轻微的嘲讽态度。与这些人相比,中共人士则足全新的,完全出乎斯诺的意料的,使他无法

理解和把握,只能仰慕和赞荚。

E}1、、F等、申月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他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在评价共产党领袖的时候,斯诺常常用到“超常”、“传奇”等7眼:不曾受过一次伤的毛泽东“如^d神佑”,刘志丹是“现代的罗宾汉”,贺龙足“传奇”。可以看得出,斯诺是个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人。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章尤其足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强烈的斯诺个人

的印记。这一誊已经完全摆脱了采访、转述

的色彩,而是以小说般的笔法叙述。材料来自斯诺对很多长征亲历者的采访,然而这些原始资料在斯诺那里融汇为一体,由他整理成一个充满了传奇、历险、拯救的可歌可泣的统~故事。对于长征,他毫不吝惜赞美之

100

例:“日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

懦,狂喜与胜利,痛苫,牺牲,忠诚,而火焰一般照彻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年轻人不灭的热情,不夕E的希望,令人惊叹的革命乐

观主义”。

斯i若能够去陕北,能够采访到毛泽东,已经表明他在此前就具有支持红色中国的倾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章的题目是“一嗤尚未回答的问题”,描述了他去陕北之前对共产党的好奇。斯诺早已在热切期待走近中共的机会。在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其实已经顶设了答案,暗含了他对中共的赞赏:

“这些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如此勇敢……

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来看,在斯诺眼里,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而在于它培养了一批额新人类,一群既代表中国,又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些人单纯、热情、开朗、勤奋,种种品质都与斯诺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不一样。斯诺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邓发,在他被悬赏捉拿的西安出现,却毫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特别活泼热情,令斯诺称奇:

“这足怎样一个中国人!”之

如此不可战胜的勇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这种热情和好奇,并非职业记者对新闻的简单追逐。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斯诺不愿像fi-:.1h京的其他外围人那样,自闭在

后,他在红区看到的各种人都令他惊异。在红军小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从

不曾有过的尊严感。而农协的农民自信、开己的答案显然是后者。暴力问题似乎一丸綮绕朗,完全不足胆怯的典型中围农民。红军战

在斯诺脑海里。他说,“我常常想知道毛泽东士足真正地快乐,这也与斯诺对中国的了解

本人如何看待暴力Bd题、

‘必须杀人’的责任

柏悖:“消极的满足在中图很常见,但更高

I、uJ题”。虽然斯诺“常常怂知道”,仉在与毛

的快乐……则很少见”。“新人”的性质,

的数次长篇访淡中,他似乎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使斯诺常常将他们与孩子联系在一起。在斯个问题,毛也就没有机会进行解释。

诺看来,红色中国的很多人都有孩子的品《红星照耀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足

质:单纯、清新、不承载过去的负担、充满

对毛泽东的采访。斯诺对毛的多次采访,n希单。

显了斯诺作为一个外围记右、外人的优势。斯诺对自己听到的讲述深信不疑,一

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片朝气蓬勃的局面,也使他压制了自己偶中,收集的就是毛与斯诺在1936、1939、尔会触及的某些疑问。他很少说到红区的缺1965、1970年的四次谈话。似乎只自J在面刘

点,即使说到似乎是缺点的地方,他也常常

斯诺这样一个来自外部l址界的热切听众时,

会习惯性地进行辩护。比如对于红色剧团的

毛才会讲起他个人的故事,回忆起个人往

演出,他说:“演出充满了明显的宣传,道事。在斯诺看来,共产党人藐视个人的角具很简陋。但足它有个好处,就是没有了铙色,关注集体,他们的早年故事多种多样,

钹的吵闹和假嗓,而且处理的足活生生的材而一旦参加革命,个人故事就汇入集体的拶料”。斯诺不能索解的问题,他后来似乎也流。而来自个人主义国度的斯诺,迫切想呖

就将其忘记、搁置起来,仿佛不需要直接面到个人版的故事,毛的回忆可以说足香:斯津

对。比如暴力问题。斯诺其实仍足个典型的的激发、引导下进行的。毛的个人史U述足西方人文主义者,他相信的仍是自由、人的相当坦诚的。这些丰富的个人史使他成为一尊严、人权,他确信在红色中国看到了这些个人,而不足神。斯诺对毛进i,了仔细趣

得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革命的过程中必然要察,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印象。除了大量的赞

使用暴力。暴力问题如何看待?对于这个问美之词外,斯诺还说,“他周围尚未建立趣题,斯诺后来一直没有正面回答。对江西苏

英雄崇拜的仪式”,“尚未”(as

yet)一

区的暴力,斯诺给予了理解:“红色恐怖的

词中似乎体现出对未来的隐隐忧虑。在与毛方法被广泛应用,以针对地主和其他阶级敌的谈话中,斯诺更多是记者、对话者的舅人,这些人被逮捕,失去土地,在‘群众审

份,关于个人史的议题就足他设定的,『危判’中被判刑,常常被处决——这些无疑都

且,“我对毛的很多话进行了考证,发现它是真实的,共产党自己的报告也证实这一们一般都是准确的”。j

点。这样的行为是应该看作暴行,还是应看斯诺对红色中国进行叙述,红色qt阵

作武装起来的穷人的‘集体正义’,以惩

也在对斯诺进行着叙述,也在钥某个方向塑

罚富人在拥有枪时犯下的‘白色恐怖’罪

造着他的形象。红色中国一商强调斯诺是资行?”这句话虽然足问句的形式,没有给出

产阶级记者,但他足美国人民的代表。斯谢

答案,但斯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自是采访革命而不是参加革命,足旁观者而不

评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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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

是参与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他是红色中国的美国“朋友”,同路人,但不是“同志”。对于斯诺,红色中国似乎既保持友谊,又维持一定距离。也许红色中国并不愿意斯诺走得更近。斯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者,留在西方,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能发挥他的作

种数字时代的技艺令数码绘画作品与网络传播媒介密切结合,不断处于与电影、电视、卡通、网游以及传统中国画的互文当中。于是,因观看和消费这些作品引发的受众群体感知经验及其原因,理应从这些作品的笔法、结构、风格和媒介中寻找。

人物服饰线条的绘制是中国古代人物画的重要造型手段。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Jullien)曾论及中西绘画中的身体形象,诠释了中国绘画中的衣饰线条、身体形象与文化语境的密切关联。于连认为,中国传统绘画在创作观念上非常注重人物身处的时代和

用。他是红色中国面向西方自p个窗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

较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倩)

数码艺术的“现代古韵"

◎张一玮

古典与玄幻:张旺CG作品集

张旺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102

社会背景,而服饰的呈现正是时代与社会身份的标志。《古典与玄幻》中名为《爱上齐天大圣》的代表作品,即在女性服饰方面进行了古典绘画式的创造。那些以数位板为主要工具勾勒出的飘逸的衣饰线条,具有中国传统人物画的诗性特征,并可视作对女性角色身体的遮蔽和男性角色主体身份的强调。如果说沃尔特・本雅明论及的“一见钟情”渗透了现代都市囚流动性所造成的稍纵即逝的人际关系与感知经验,那么数码时代的大众交往则囚虚拟空间中的自我表演而形成了更为模糊多元的感知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爱上齐天大圣》的两个主题形象隐约对应和投射了因数码时代的文化变迁而产生的另一种“一见钟情”或“最后一瞥之恋”。

面部造型足中国绘画人物塑造的另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方面。中国绘画作品中的面部造型通常都提供着罗兰・巴特所着意描绘的“刺点”(Punctum),即以其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引发受众兴趣和思考的文本细节,它们彰显着视觉文本的文化质感和表意的可能性。张旺作品中令人注意的刺点之一是那些符合现代生物解剖学常识的古典神怪面

张旺于2007年出版了第一部个人绘画作品集,其数码绘画作品混杂了源于久远时代和异域空间的感觉,令源自中国神话传说的玄幻形象次第涌现,将观者引入了一个此前未被发现的符号世界。这种“数字中国画”令观者开始思考如下的问题:此类以电脑设备为主要创制工具又体现了强烈的传统中国画气质,主要借助互联网络进行传播的CG

(Computer

Graphics)画作,与传统中国

绘画有何异同?新兴的CG数码绘画技艺及其展示方式是否酝酿着全新的群体感知体验与

消费效应的可能?

《古典与玄幻》中,张旺绘制作品的创作手段并非是简单的“换笔”——即由传统的画笔、颜料、纸张、画架置换为个人电脑、数位板、高清显示器和专业绘图软件,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绘画技艺正在兴起。这

范文七:埃德加·爱最伦后·的坡探案

“永不复生”是美国19世纪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在1844年写下的经典诗篇《乌鸦》中,反复了11次的句子,也是诗中一位经受失亲之痛的男子在痛苦中夜遇造访乌鸦并倾诉孤独时,乌鸦惟一的回答。《乌鸦》一诗写作的背景处在一个阴冷潮湿的12月深夜,诗中人凄苦哀婉的心境,和乌鸦沙哑刺耳的“永不复生”回应,令人寒彻骨髓。

今年4月推出的好莱坞新片《乌鸦》,用这首诗为题目,也传达了一种绝望和阴郁的信息,一种来自冥冥之中不可琢磨的信息。

一连串的死亡

《乌鸦》的基调非常黑暗和低沉,甚至恐怖得令人压抑。片中巴尔的摩市街道上,冬雨弥漫而反射的冷光时隐时现。影片的时间背景,正是年届40岁,被尊为侦探小说鼻祖的埃德加·坡(约翰·库萨克饰)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在他所居住的巴尔的摩市,突然发生了一连串凶杀案,其中有一对母女同时被杀,还有的人被悬吊的摆斧斩为两段。初看起来,这些被残杀的人似乎互不相关,但是他们的死法居然都与埃德加·坡所创作的恐怖作品中所描述的情景非常相像。

负责侦缉杀人犯罪的巴尔的摩市警官埃米特·菲尔兹(卢克·埃文斯饰)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谋杀案系埃德加·坡所为,但他的判断很快就被埃德加·坡本人证实是错误的。可是随着被害人不断增多,整个城市陷入了惊恐和不安之中。

原来,这名制造多起凶杀案的犯罪者,十分沉迷于坡的小说,他按照其作品中提到的种种杀人手段接连犯下罪案,试图引起这个城市的注意。更荒唐的是,这个时候,因为健康原因和酗酒,埃德加·坡已经很久没有发表新作了,凶手急切地想看到新的作品,于是他采用非常极端的杀人方法制造轰动,想重唤出版业对埃德加·坡作品的关注。

可是凶手没有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将埃德加·坡推向自责和恐惧的情绪之中,最终杀人者绑架了坡的妻子。坡别无选择,他运用写作中对犯罪心理的熟练分析,逐步理清了罪犯的犯罪目的和行踪。

高度的感官刺激

《乌鸦》一片汇合了侦探、恐怖片的紧张和黑暗,使用了大量令人惊怵的手法,从多重角度渲染气氛的压抑和震撼,其中很多场景也许过分强烈,但是却十分有效。

比如在《乌鸦》的海报上,有意使用了夸张的黑色人影和鲜红色张开翅膀的乌鸦背景。虽然鸟的羽翼应该是柔软的,可是海报却在展示一只狰狞的大鸟正在无情俯冲,每一根羽毛都仿佛是凶恶的利刃。在整部影片中,象征着死亡幽灵的乌鸦无所不在,当这些黑色的不祥之鸟每一次冷不防地飞掠银幕的时候,每当它们发出“永不复生”啼叫的时候,观众都有被死神的冰凉手指拂过额头的感觉。

凡是读过埃德加·坡作品的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他的恐怖小说的影子。片中凶手模仿《莫格街凶杀案》《陷坑与钟摆》《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红死病的假面具》《跳蛙》等故事的杀人手法,仿佛小说中的场景从纸上鲜活而出,被影片拍摄的惟妙惟肖。

埃德加·坡的原作,充满了狡猾、欺诈、阴险可怕的情节描写,从中能够看到作者的过人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可是这些东西一旦被人在现实中模仿,照搬照抄地用来真正夺取人的生命,其骇人程度难以想象。

也可以说,《乌鸦》是1995年大卫·芬奇的影片《七宗罪》的翻版。《七宗罪》里的连环杀手借宗教之名,一个接一个地杀死被他认为犯有天主教教义中七种死罪的人,而且邪恶地把自己和办案警员也包括在内。而《乌鸦》里的杀人者,则是用爱伦·坡的作品为引线,高度地模仿其中的前因后果。不少被害人是在经过了极其恐怖的历程,或是在受到非人的折磨后才被“处死”。片中除了鲜血淋漓,还出现了相当多的残肢断臂,例如突然从壁炉上垂下的凉手,滑腻的地板上的尸体,丑陋而且震撼,令人翻肠倒胃。

怪诞组合

一生中长期担任报刊编辑的埃德加·爱伦·坡,不仅有对文学创作的深思熟虑,更有对现实生活的多重接触和理解。他的诗歌和小说作品拥有“独一无二”的风格和透彻,同时又是非常特殊的对唯美主义宣扬。不过,虽然他被誉为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恐怖小说大师、短篇哥特小说首座,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他的某一个作品拍摄成电影,那么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乌鸦》一片的导演詹姆斯·麦克提格,运用综合的手法,既请出主角埃德加·坡活跃在电影中,同时又把他多个有特点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比平铺直叙地讲解他创作的动机和过程要有新意多了。

曾经主持过《黑客帝国》系列和《V字仇杀队》的澳大利亚导演詹姆斯·麦克提格,对于掌控灵异世界和带有几分病态幽默感的惊悚片有绝对的把握。他没有把此片拍摄成为埃德加·坡的正统传记,却有能力让观众相信,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家,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生活、写作和看待他那个时代的。

麦克提格选择了美国男星约翰·库萨克扮演埃德加·坡,因为库萨克很善于演出最初低调、备受压抑,然后能够在某个时刻冲破藩篱的角色。库萨克并非一个出名的帅哥,即使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他也是刻意避开媒体的干扰,专注地表演一个又一个有些非传统、非正常、非英雄的人物,显然已经开辟出独具一格的路子。

在影片《乌鸦》中,库萨克黑发黑须,一身黑衣,几乎要融进黑色的城市背景中了。当杀人案件迭起,埃德加·坡被怀疑是凶手时,他大惊失色,那个场面多少与保罗·范霍文的名片《本能》里,女主角凯瑟琳极力为自己辩解的情况有些相像。不过,埃德加·坡没有像凯瑟琳那样,在后来的影片里浑水摸鱼,搅得观众欲罢不能。诗人在影片中始终是以正面形象示人,严谨而且高度紧张,他必须争分夺秒,要赶在下一个“牺牲品”被害之前,制止犯罪。

埃德加·坡为的是洗清自己,也为了还民众宁静的生活,他的出山,显然给了埃米特·菲尔兹警长巨大的帮助。有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警长的扮演者卢克·埃文斯来自威尔士,不仅很有硬汉气质,而且外形很有过去时代的特点。他与约翰·库萨克并肩出现在两个世纪前的老城古房子里,恍如时光倒流,时尚不再。

精心准备下的小过失

为了加强《乌鸦》一片的神秘和恐怖,制片人特意选择在2011年10月7日,将影片的海报和预告片公布于众,因为这一天是埃德加·坡的忌日。

不过,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媒体评论员,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影片里有些错误实在过于明显。例如,在一百多年前,英文里还没有出现“连环杀手”这个词,可是在片中居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显然不合逻辑。

对于男主角库萨克的扮相,媒体也说,一直在贫病交加、酗酒成性中挣扎的埃德加·坡,虽然才值不惑,但是已经被生活折磨得非常衰老和憔悴,绝不可能像库萨克那样健康精神,皮肤光洁,步伐有力。

不管怎样,《乌鸦》应当是一部娱乐性超过历史事实的影片,观摩过的人认为,这是2012年夏季前很值得一看的片子。至于它的几处小纰漏,反而很轻易地就会被掩饰和放过去了。

责任编辑/高媛

范文八:埃德加.艾伦.坡的怪诞作品

摘 要: 在美国文学史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专门写一些怪诞的东西,例如死亡、邪恶、活埋、刺杀、暴力和其他诸如此的东西。他是许多方面的开创人:第一个心理分析批评家、侦探小说家和第一个真正的美国期刊文学的现代编辑家。他就是美国文学中最神秘的作家之一――埃德加・艾伦・坡。本文作者着重分析了坡在诗歌和小说创作方面的写作特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作品的怪诞性,最后总结了坡在美国文坛上的地位和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人士对坡的批评和赞誉,并且表达了对埃德加・艾伦・坡的真诚的敬意和对他的怪诞性的喜爱。

关键词: 埃德加・艾伦・坡 创作理论 写作风格

研究美国文学史,就一定要研究埃德加・爱伦・坡,而研究埃德加・爱伦・坡就一定要从他悲惨的人生开始。

埃德加・爱伦・坡幼时父母相继去世,由继父约翰・爱伦收养。因此,坡的童年离幸福快乐很遥远。坡曾进弗吉尼亚大学读书,由于负债和赌博而退学。1830年被选入西点军校,因渎职被军校开除。与表妹结婚。在妻子病故后,他精神逐渐失常,1849年死于巴尔的摩。

埃德加・爱伦・坡一生作品很多,有三十几首诗歌,七十部短篇故事,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坡的创作理论和写作风格,也确立了他在文坛上大师的地位。

坡的诗歌理论在他的文学评论《创作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1846)和《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1848)里得到了很好的阐释。他的诗歌标准为:诗歌的理想长度应该是“简短,让人一口气能轻松读完”(“the poem should be short,readable at one sitting”[1]);“诗的惟一合法领域就是美”(“Beauty is the sole legitimate province of the poem”[1]);“悲郁是最合适的情调”(“melancholy is the most legitimate of all the poetical tones.”[1])。而且强调诗歌的押韵,并且宣称了他对诗歌音乐性的钟爱(“music is the perfection of the soul,or idea,of poetry.”)[1]

《乌鸦》是坡最富盛名的一首诗歌,而且最能体现他诗歌的理论特征:大约一百行,完全可以一口气轻松读完;整首诗歌弥漫着一种怀念逝去的深爱的女子的悲伤气息。坡选了一只被人视为不祥之鸟的――乌鸦来“探望”这名悲伤多情的年轻男子,并一成不变地重复着一个字眼――“永不复焉”。这几个字重重地打在这个男子的心上,直到把他逼疯。这首诗的长度――一百行;领域――美丽的女子;情调――悲郁和伤感。所有坡对诗歌的标准都在此首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外,坡还运用了扬抑格和行内押韵等表现形式为《乌鸦》增加了美感,并且使用了叠句,更加突出了诗歌中的忧伤、紧张和恐惧的气息。

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常以死亡、恐怖为主题,极力试探人类的心理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在恐怖小说《丽姬亚》的诗歌《征服者爬虫》中,死亡和恐怖的气息弥漫;坡最喜爱的诗歌之一的《尤娜路姆》中也满是悲伤的情调和黑色的氛围。在《乌鸦》中,这种死亡和悲伤更是显而易见:一个多情男子哀悼他刚死去的情人,被一只被认为是不祥之鸟的乌鸦反反复复的一句话“永不复焉”逼疯。这首诗突出了死亡和恐怖的主题,并且挑战了人类脆弱的心灵:

And the raven,never flitting,still is sitting,still is sitting

On the pallid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

And his eyes have all the seeming of a demon that is dreaming,

And the lamp-light o’er him streaming throve his shadow on the floor;

And my soul from out chat shadow that lies floating on the floor

Shall be lifted-nevermore![2]

那乌鸦并不会飞走,它仍然栖息,仍然栖息

在房门上方那苍白的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

它的眼睛与正在做梦的魔鬼的眼睛一模一样,

照在它身上的灯光把它的阴影投射在地板;

而我的灵魂,会从那团在地板上漂浮的阴暗

中解脱么――永不复焉!

(引自曹明伦译的《创作哲学》)[3]

(注:英文原版中第二行与第四第五第六行押/?蘅?蘼(r)/音,汉语翻译版也在这几行押了/an/韵)

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故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怪诞恐怖小说(tales of horror),第二类为侦探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这些都收录在《怪诞奇异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1840)中。其中,《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1839)是公认的怪诞恐怖小说中的佳作。在这些恐怖小说里,坡通常选择死亡、谋杀和复仇作为小说的主题,并且能够触及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欲望,渲染了恐怖气氛,情节离奇生动。坡的侦探推理小说数量不多却也别具特色。比较著名的有《被盗的信件》(The Purloined Letter,1844)、《金甲虫》(The Gold Bug,1847)及《莫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7)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利用一个业余侦探Monsieur Dupin通过心理分析,逻辑推理而破案的过程,使读者领略了作家本人作为一位心理分析家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侦探小说的创作与发展开创了先河,因此坡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father of detective story)。

首先,让我们从《厄舍古屋的倒塌》中领略下坡作品的恐怖和怪诞:在一个透着腐败与破败气息的哥特式房屋里住着一对乱伦并且身心皆具病态的兄妹,兄长把奄奄一息的妹妹钉在棺材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妹妹破棺而出,扑进兄长怀里,与被惊吓而死的兄长一起长眠于这座倒塌的“鬼屋”下。坡安排这名兄长的朋友在旁亲眼目睹并在逃离后描述了这一怪诞恐怖的故事――阴暗、破败,透漏出死亡气息的如同鬼屋一般的古旧房屋(the gloomy and dreadful house);一对有着不正当关系的双胞胎兄妹(the abnorm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ins):一个精神几近失常,一个苍白体弱不似常人;电闪雷鸣、恐怖异常的夜晚怪声不断(the stormy and horrifying night);中世纪小说与现实中恐怖声音和环节的古怪巧合;最后如同女鬼般出现的妹妹,以及兄妹死亡,古屋倒塌(the appearance of the sister like a ghost and the disintegrating of the house)。所有这些恐怖和怪诞加在一起,带给读者一种充斥着身心的恐怖和颤栗。

一方面,坡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想象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善于推理和归纳的理智作家。坡的侦探推理小说着重描述心理活动和秘密事件而非社会问题。比如在《被盗的信件》一篇中,坡通过一名业余侦探Monsieur Dupin的独特的视觉和敏锐的思维,在没有使用任何侦探所需的仪器设备的情况下,在大脑里分析并破解了一宗神秘的信件失踪案。表面来看,这个故事有一个简单的情节,而且写作手法也很普通。事实上,这个故事的怪诞离奇处在于案件的神秘性和侦探Dupin的缜密的心理和推测。而这个侦探形象其实就是坡对自己的一种期望的理想形象。

埃德加・爱伦・坡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神经质者作为他小说主人公的作家,并且坡本人也是一名神经质的作家,在探究人类的精神和道德的同时,为文学界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验。他的心理小说为人类思维的发掘和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了世界各国的作家。

但是坡生前却遭受过很多生活的磨难和社会的诋毁和侮辱:残缺的童年,成长道路上精神的创伤,文学界的批判,生活上的穷困潦倒。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他的怪诞作品中,但是当时的美国却不喜欢这样的怪诞:爱默生称坡为“顺口溜作家”;[4]亨利・詹姆斯声称欣赏坡的作品“代表着一种发展的初级阶段”;[4]马克・吐温声称除非有人付钱,坚决不读爱伦坡。然而其他国家的作家却比坡的本国人更欣赏他: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深受坡的影响;法国著名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不少坡的小说;“在德国也有不少人研究坡的作品,甚至将他同本国的霍夫曼相提并论;意大利人最初从法译本了解坡的著作,不久就译成本国文字,传诵一时。西班牙大文豪伊巴涅斯在一九一九年甚至说坡是西班牙‘精神和文学之父’。在拉丁美洲,他的影响也不小,在英国有很多人把坡的文学成就视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有些文学史、小说史甚至因为他祖籍英国而把他当成英国作家来介绍。此外如丁尼生、斯温伯恩等大诗人都对他深为敬佩。无怪乎有人说,坡不仅是美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了”。[5]

其实,埃德加・爱伦・坡作品中的神秘、恐怖、惊悚都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体验,也是他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窥见他悲惨凄凉的一生。虽然生前他遭到了美国社会和文学界的不理解,甚至非议和侮辱,但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的文学界,他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萧伯纳曾称:“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6]世界也公认他为第一个心理分析批评家、侦探小说家和第一个真正的美国期刊文学的现代编辑家。他是美国文学中最神秘的作家之一。让我们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致敬。

参考文献:

[1]Brooks,Cleanth.American Literature,Volume |:The Makers and the Making[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3.

[2].

[3]l.

[4]McMichael,George.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Third Edition,Volume |)Colonial Through Romantic(part 2)[M].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5.

[5]http://www.省略/read.php?tid=6180

[6][美]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陈良延,徐汝椿,马爱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01.

范文九:老将卡德尔.埃文斯加冕

继美国人兰斯•阿姆斯特朗在身患睾丸癌的情况下连续7次夺得总成绩冠军后,拥有百年历史的环法自行车赛又铭刻下一位传奇车手的名字――卡德尔•埃文斯(Cadel Evans)。

北京时间7月24日晚23点40分,2011环法自行车大赛最后一站赛事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落下帷幕,BMC竞速车队的澳大利亚车手卡德尔•埃文斯最终以85小时12分22秒的总成绩获得总冠军。这是他个人首次在环法大赛上加冕,也是对自行车运动钟爱有加的澳大利亚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当这位34岁的单车老将身着象征胜利的黄领骑衫、以二战后该项赛事最高龄冠军的身份站在领奖台上时,所有人都被他征服了。

最沉闷的“千年老二”

埃文斯并非偶像派车手,他外表憨厚、不擅言谈,更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在丑闻不断的环法赛场,埃文斯从来不是场外明星,没人会把兴奋剂丑闻和他扯到一起。即使一直与冠军擦肩而过,他也从未像一般人那样以过激方式发泄情绪,至今,他仍被公认是环法赛场上“最沉闷无聊”的人。

实际上,埃文斯最初从事的是山地自行车运动。他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郊外的一个内陆小镇,家乡美丽的山地环境激发了他对自行车运动的热爱,在澳大利亚国内,他初出茅庐便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山地车冠军。

1996年,著名公路车手阿姆斯特朗被诊断出患有睾丸癌并且扩散到全身,随即宣布停赛修养。埃文斯的教练戴米安•格伦蒂认为,阿姆斯特朗退出后,天赋异禀、技术稳定、身体素质与其不相上下的埃文斯有足够的实力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公路领航人,于是建议埃文斯转型到公路赛。

对埃文斯来说,在事业即将进入巅峰时转型,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意味着他要放弃从前的荣誉、付出更多的努力重新开始。环法自行车赛是每一位自行车运动员的梦想,2001年,埃文斯终于听从了教练建议,改骑公路赛,在一篇名为《像阿姆斯特朗一样呼吸》的新闻报道中,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环法赛场。

但是,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骑行在公路上的埃文斯。2003年,他在德国的一场比赛中高速撞上交通岛,断了锁骨,接受植入钛制板手术。几个月后,刚刚康复的埃文斯在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从自行车上意外摔落,锁骨一年内第3次受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仅仅是这个部位,就受过15次重伤。

2008年之前,埃文斯总共参加了3次环法比赛,总成绩分别为第8名、第4名和亚军,2007 年的环法赛,他以总成绩23秒之差,败给了西班牙人康塔多,屈居第二。2008 年,阿姆斯特朗淡出、康塔德退赛,年满30的埃文斯迎来了夺冠的最好机会,但他以总成绩58秒的微弱劣势惜败于另一名西班牙人萨斯特雷,成为“千年老二”。

2011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前,没有多少人看好已经廉颇老矣且颗粒无收的埃文斯。比赛的大部分时间,他都默默无闻地夹杂在大部队中,很少能够领骑。直到埃文斯最终夺冠的刹那,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并不出众的埃文斯在本届环法赛包括爬坡、计时在内的所有分段赛中,从未跌出过前4,他依靠稳健的发挥和逐步提升的状态最终夺魁。

澳大利亚的骄傲

当埃文斯越过香榭丽舍大街欢呼的人群时,整个澳大利亚都见证了这个历史性时刻。SBS电视台说,当晚国内有超过250万人收看了环法比赛,收视率达到10%。在他家乡墨尔本郊外的巴望汉斯镇,居民为自己的冠军孩子准备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奖品――全镇的人一齐穿上象征冠军的黄领骑衫,并将镇旁一座小桥以卡德尔•埃文斯命名。

环法赛结束的第二天,全澳洲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国家广播电视台以“卡德尔凯旋”为标题录制了一期节目,《悉尼先驱报》则在自己的头版制作了专题《一个冠军的喜悦与痛苦》。头版照片中,埃文斯身着黄领骑衫,眼含热泪。所有一切,在他夺冠之前就已经准备就绪,甚至有人向澳大利亚总理茱莉亚•吉拉德提议,将这天定为全国性节日,以便放假庆祝。

澳大利亚人为这座奖杯等待了太久。《新闻快讯报》资深体育记者鲁珀特•吉尼斯将埃文斯此次夺冠与1983年美洲杯帆船赛上澳洲的辉煌媲美。那年,澳大利亚帆船队结束了美国对该项赛事132年的统治地位。

刻薄的评论家和尖锐的媒体也毫不吝惜地将“澳洲有史以来最好运动员”的美好头衔赠给了埃文斯。曾经同样劝说过埃文斯改骑公路赛的自行车教练戴夫•桑德斯则表示,自己的感觉就像是澳大利亚队夺得了世界杯足球赛冠军,他甚至扬言,如果有人认为环法赛冠军不是澳洲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个人成就,自己将与其论战到底。

面对国内登峰造极的欢呼声,埃文斯显得很平静。他像往年一样,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留在欧洲继续训练。夺冠之后,埃文斯只对外界说了简单几句话,他说:“过去10年我有太多糟糕的时刻,但这些只能让美好时刻变得更加美好。过去20年,我和团队成员们辛勤地工作,就是为了能有今天的表现。”

34岁的埃文斯,显然无法像拥有绝对统治力的阿姆斯特朗那样,开启属于自己的“埃文斯时代”,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埃文斯一定还记得自己曾在职业生涯最低潮时立下的誓言:“我想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我要成为第一个得到环法冠军的澳大利亚人,我想成为澳大利亚的骄傲。”毫无疑问,他做到了。

范文十: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一书中写道:“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助益的社会生活制度,但是,它象其他大多数人定制度一样也存在一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成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所具有的滞后性、不周延性、模糊性等弊端是法律自身特性所决定的,法律不能通过自身进行自给自足的完善,需要人为的弥补。法官由于不能拒绝裁判,往往在没有明确法律前提的情况下就必须作出选择、判断,特别是在一些立法涉足不深的新领域,当法官们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周延的、适时的、充分的法律规定时,就不得不对已有的法律予以解释或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法官造法是不可避免之事实,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弊端,贝卡利亚、罗伯斯比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曾强烈主张剥夺和限制法官解释法律、创造法律的权力。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解释法律、创造法律必定要遵循一定原则,没有原则的解释、创造,只能是表达法官的恣意与懵动。而在个案中,要找到进行解释所遵循的原则,首先是要确定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属性,法律关系的属性决定和限定了解释法律、创造法律所应遵循的原则,它将直接影响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如税务行政机关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加工承揽纠纷,被判定为民事法律关系属性后,即可遵循自愿原则对涉及纷争所需法律进行解释,但若双方之间是税收纷争,被判定为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则自愿原则就无法适用,法律关系属性决定了适用什么原则。案件中法律关系属性确定恰当与否,对案件的裁判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法律规定较不完善领域的司法更为重要,它可以为法官指明寻找原则的方向,限定原则的范围。笔者认为,当前,劳动法律关系应是具社会法属性的法律关系,而非具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属性的法律关系。

一、计划经济模式造就了劳动法律关系在历史上的行政法律属性马克思曾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劳动,劳动与经济紧密相联,在社会中,对劳动法律关系属性的认识必定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强烈影响。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完全由国家控制,统一由国家计划安排。不管是企业中的劳动者、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还是农村的农民都成为国家管理的对象,国家为每一个人安排职业、就业单位、限定就业地域等等,更甚者,农村的小孩一出生便被以户口的形式安排了职业——农民。劳动者被安排后也无法自由流动,丝毫没有选择,国家成了唯一的用人单位,全体劳动者都受雇于国家,劳动者与国家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用人单位(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行政管理关系,社会的各个行业在国家机关里都有对应的系统局(部),如纺织局、轻工局等等,由这些国家机关以各种文件自上而下发出行政命令(文件)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企业也象国家机关一样分为股科处厅部等级别实行自上而下的人员管理。劳动者隶属于用人单位,双方没有协商,没有互动,只有由上至下的单向命令,用人单位也不与劳动者签订任何合同,双方在法律地位上不平等,只表现为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这种状况导致人们对劳动、劳动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认识行政化,国家对劳动者的管理就是行政管理,双方就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被当时法律法规所调控的劳动关系具有的是行政法律属性。

二、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劳动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法律的属性恩格斯曾指出:“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