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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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优秀范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范文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摘要:拳师的命运,让人忍不住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拳师成了动物主义的牺牲品。只希望人类可以反思,使这类悲剧不再发生。关键词:七戒 动物主义 拳师

一、写在前面的话

读完《动物农庄》之后,我明白了作者是以一个类似童话故事的农场中的动物来讲述一个荒唐而又可悲的“政治现实”。心中对作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竟然可以把现实反映的如此透彻。书中的情节让我回想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想当初那些农民全都怀揣着革命的热情与希望,结果呢?却以洪秀全骄奢淫逸、以天王自居、不断地起内讧而宣告结束。《动物农庄》中每一个角色都影射着当时确定的某个政治人物,读完真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结局却是那样的悲惨,然而这样的结局好像是必然的,是意料之中的。

回想看书时带给我的惊奇、期待、感叹、无奈与叹息。惊奇的是,动物们如何来管理好自己,作者怎样通过动物来将人类社会的事如此栩栩如生的反应出来;期待的是,动物农场的伟大领袖开创的新的时代,怎样使整个英伦半岛都飘扬起自由、平等的旗帜,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更希望看到我们当前社会的方向,希望此时眼前浮现的是人类社会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叹的是,作者拥有惊人的洞察力与远见的卓识,社会主义的风光与阴霾,斯大林的神话与贪厌,皆不能逃脱他的敏锐。动物们居然赶走了农场主,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尝到了革命果实的甘美,农场更名为“动物庄园”并且制定了庄园的宪法──七戒。无奈的是,善良的政治如此弱不禁风,领导者为何不能始终如一的坚持最初的方向呢?政治为何一定总要伴随着“斗”呢,斗来斗去,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财力,为何不能健康地博弈?叹息的是,专制必然要愚民,倘若民智不开,即便有了枪炮,炸了城堡,建立起来的只会是另一个专制政权,这真是一种悲哀啊。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句话——“所有动物都是生来平等的,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的更平等。”这要追述到那个著名的“七戒”,或者是“动物主义”的原则。起初它是多么的美好,表达了所有动物的共同心声,但却被统治者“猪”屡次僭越,屡次篡改。更为严重的是,最初的宗旨“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竟被改为“所有动物都是生来平等的,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的更平等。”

作为统治者的猪,对于“七戒”原则的不停篡改,别的动物,起初只是表示和以前不一样,但是在无所不能的鸣声器的3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下,动物们选择相信是自己记性不好的事实。唯一一个明白革命始终的驴本杰明坚持着明哲保身的原则,丝毫不做声。故事的最后,动物庄园的领袖们载歌载舞、灯红酒绿,受苦受难的牛马们,看着这样的场景,一头雾水,迷茫不知所措,令我担忧的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领袖理所当然的享受,却不知责备他们违背了最初的誓言,我对他们忍受这种不公而遗憾、无奈。然而等到天亮时,他们还是会如同往常般辛劳,食不果腹,但死不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他们还是期待,或者只是无知地等待一位新的领袖的到来,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帮助他们思考、争取。或许他们什么都不需要,他们骨子里便有一份骄傲,他们单纯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动物自己当家做主的庄园!他们依然执着的认为是拿破仑带领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二、拳师的命运

故事中一匹叫拳击手的雄马,最为吸引读者的注意。他力大无比,在“牛棚之役”的战斗中,奋勇当先;在建造风车的过程中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他的世界里似乎没有抱怨,只有服从。他为农场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他是拿破仑的狂热追随者。它的座右铭是“我会更努力工作”,“拿破仑统治永远是对的”。故事中的他智商不高,是动物主义理念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为动物主义做出最多贡献的。他积极响应革命领袖的号召,象征着相信“革命理论”的广大基层的善良的人民大众。在其他动物眼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农场成员,他不顾其他动物的劝阻,为了风车的建设,把自己的休息时间一减再减,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命。终于因年老力衰、过度劳累病倒,此时统治者公猪们许诺将把他送到最好的医院去。所谓的医院的车来了,“拳师”被接走了。车门关上了,然而露出了血红的几个大字:屠马场。当动物们发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无论如何追赶,都不能搭救拳师了。劳苦功高的“拳师”竟落得一个被送去屠宰场的下场,而其他动物受到鸣声器的蛊惑,居然真的相信他是在医院被无微不至的照料着,这种结局实在是令作为人类的读者都感到心寒。

“拳师”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角色,为动物主义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他有享受过动物主义带来的任何的福利吗?没有,一点都没有。甚至在他生病时,都没有药物来治疗,只能靠三叶来照顾。当初说的养老退休计划也被束之高阁。拳师的形象影射了那一时期那些竭力地拥护统治者,对其高唱颂歌,而最后当自己对统治者而言已毫无利用价值之时而遭杀害的普通人。这类人很少有反抗意识,也不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只会忠实的服从统治者。而统治者正是认清了这点,才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笼络他们,让他们成为其统治的工具,而这也使得他们兔死狗烹的悲剧命运成为了必然。他们只是极权专制的一种工具,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他们就像路边无人问津的小草,统治者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统治者关注的只是如何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那个时代被杀害当然让人觉得可悲,值得同情,但是最值得同情的人是那些自己铺就自己死亡之路的“拳师”们。

拳师的命运,让我脑海中蹦出了八个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这不仅仅是拳师的个人悲剧,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作者把当时那个时代广大劳苦群众的状况通过拳师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深刻揭示了动物革命的本质——统治者猪只是在愚弄下层广大的动物同胞,利用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等到统治者觉得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甚至阻碍到他们的统治了,他们就会就榨干被统治者最后的一点血肉。然而基于那时的历史条件,我觉得要对他进行评价就必须要做到不褒不贬,坚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为转移。试想,拳师意识到了革命就是一场骗局,起身反抗,结果又会怎样呢。真的会免于屠杀吗?在拿破仑已经独断专权的情况下,他的反抗无疑没有任何价值。姑且可以说,拳师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牺牲品。

三、拳师带来的反思

《动物庄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历史的影射,他以文学的形式指出了:由于掌握统治权的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无论其形式上有着什么样的诉求,最终结果都会与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诉求背道而驰。最终都会因其固有的历史与阶级局限性而偏离最初的宗旨。正如农场最后的结局所反映的——作为统治者的猪开始了穿衣服、喝啤酒、和人做生意

奴役其他的动物的生活,而这些在最初的七戒中绝对不允许的。此时窗外的动物们竟然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人。其实换句话说,猪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人了,是猪赶走了人,是猪又成了人,是猪又对比自己低一等得动物们开始了奴役。而最初的宗旨——所有动物生来平等,成了过眼云烟。

作为人类的我们反思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一种被压迫成性的想要报复的变态心理驱使?是因为作为统治者得猪受够了人类曾经的压迫吗?其实不然,毛泽东曾经在指导革命建设的时候说过:在任何的国家,不论其有怎样的文化背景,一旦把国家封闭起来,把社会隔离于世界之外,只会形成一个专制集权的政体,所谓的民主、美好的未来都将不复存在。或许就是这样吧,在一个封闭的生活环境中,长期的统治,经过一定的改善,统治者必然会滋生各种腐朽思想,走向腐化。诚然,是他们赶走了以前的统治者,是他们成了现在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他们走上了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的老路子。古今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在我们如今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我们都在致力于共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而奋斗。相信那种和谐、平等、富裕的局面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而“拳师”的命运将不会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动物农庄》

范文二: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摘 要】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个性鲜明、形象丰满。他本性善良温顺,但是性格被动懦弱。他的聪明机智都只停留在逞口舌之能上,在处理学业、事业、爱情、婚姻这些重要问题时,没有原则的顺从,不加抵抗的妥协,显得无用至极。引用他的好友赵辛楣对他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读者细读小说,不由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关键词】善良;儒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和作者钱钟书有相同的成长城市,相似的家庭背景、留洋经历和内地教学等等,很多人推测方鸿渐就是钱钟书、《围城》是钱钟书的自传作品。对此,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写过一篇创作随笔《记钱钟书与》,在文中,杨绛女士作为知情者详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小说《围城》“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1]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1]“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1]小说中的很多场景来源于现实生活,很多故事情节也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尽管如此,《围城》绝不是钱钟书的自传作品,方鸿渐也绝不是钱钟书。

  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个性鲜明、形象丰满。他本性善良温顺,但是性格被动懦弱。他的聪明机智都只停留在逞口舌之能上,在处理学业、事业、爱情、婚姻这些重要问题时,没有原则的顺从,不加抵抗的妥协,显得无用至极。引用他的好友赵辛楣对他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读者细读小说,不由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 学业

  方鸿渐本性善良温顺,但是并不是一个勤奋努力的学生。大学期间,他从社会学系转到哲学系,又从哲学系转入中国文学系。后因机缘巧合,中国文学系毕业的方鸿渐得以到欧洲留学深造。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1]

  第四年,钱用完的方鸿渐计划回国,没想到父亲、丈人都来信询问是否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1]本来觉得博士学位毫无用处的方鸿渐,被迫想方设法地去得到这块“遮羞布”。

  为了满足父亲、丈人的虚荣心,他在一个爱尔兰骗子手中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但他并非真想当骗子,这一点从后文中可以看出来,一是他和唐晓芙的交往中,他直接否认自己的博士学位;二是在三闾大学任教时,他羞于拿出自己的博士文凭。

  2 事业

  方鸿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丈人的银行里面挂个名混日子,白天去银行走走,晚上教教小叔子的功课。 他本来学的是中国文学系,这份银行的工作属于“专业不对口”,但他的工作也算是没有什么过错。随着他和丈人一家人关系破裂,这份挂名的工作不得不草草了之。

  第二份工作是和好友赵辛楣一起到三闾大学担任教师。这份工作是个不错的选择,既可以衣食不愁,又可学以致用。但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校园没有想象中美好,而是充斥着趋炎附势、勾心斗角。方鸿渐无法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从无所适从到懦弱屈从,最终变成了自己讨厌的虚伪、自私的人。终于,方鸿渐在一次相互倾轧中被排挤出来,踩狗屎运般谋得的好职业以被辞退告终。

  第三份工作是上海某报社的职员,这份工作还是好友赵辛楣的推荐。报社由于刊登言词激烈的文章得罪了当局,王总编出于正义辞去了职务,方鸿渐也因同情王总编而离开报社,丢掉了维持生计的工作。

  失业后的方鸿渐再次想到了好友赵辛楣,希望到重庆去找他,谋求另外一份工作……

  3 爱情

  早在读大学期间,方鸿渐就有自主恋爱的想法,但在父亲的一顿痛骂下,顿时“吓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念头。他从此不敢再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常自我安慰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1]在这件事情上,方鸿渐的懦弱性格就暴露无遗了。

  回国的游轮上,方鸿渐遇到了风流潇洒的鲍小姐。她有意无意对方鸿渐说的一句话“你像我的未婚夫”,把方鸿渐这个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人引诱到了她的床上。而下船前,她突然冷落了方鸿渐,调整身心,第二天一早,扑向了来迎接她的未婚夫――一个半秃顶的黑胖子怀里。此时,方鸿渐才知道自己被蒙骗了。

  在后来与女博士苏文纨的交往中,方鸿渐明明知道自己与她“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不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始终合不拢成为一体。”[1]。但是,在苏文纨的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中,性格懦弱的方鸿渐迟迟不敢表明自己的心。

  当失去最心爱的女性――唐晓芙时,内心十分痛苦的方鸿渐只是呐呐的说:“你说的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1]然后站起来就走。在这关键时刻,尽管他的内心觉得万分痛苦,但是他没有选择积极主动的争取,而是轻率的结束了一切。因为他被动懦弱的性格,他痛失一生中最心爱的女性。

  4 婚姻

  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工作受人排挤和诽谤,他没有设法抗争,而是选择一走了之。对于内心的痛苦,他从不敢直接面对,而是一味的逃避。这次他逃到了孙柔嘉设置的“温柔的网”中――和孙柔嘉结婚。

  可是他错了,正如那句法国谚语:婚姻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婚姻并不能成为方鸿渐的避难所和归宿地。结婚之前,他的学业和事业都堪称失败,感情生活乱七八糟;结婚之后,生活惨淡,他连维持生计都很艰难。在妻子和双方家长的压力下,他如同木偶人一样,一步一步的让自己走向崩溃。

  从婚前到婚后,他只要稍加抗争,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对命运对婚姻的抗争,他一直在妥协在接受。由于自身的懦弱,他宁肯自认失败,却不敢面对现实,被孙柔嘉连骂三声“你是个Coward!Coward!Coward!我再不要看见你这个Coward!” [1]这句话仿佛戏剧高潮般地对方鸿渐的悲剧形象添上了点睛之笔。

  方鸿渐的一生,从学业、事业、爱情再到婚姻,一再陷入困境,始终是从这一座“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正如钱先生在《围城》扉页上的那句: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1]方鸿渐的思想性格,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方鸿渐的人生际遇,也正是当时一些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困厄。方鸿渐,正是这个时期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苦苦挣扎,处于彷徨、苦闷的境地,但是又缺乏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杨绛.杨绛散文[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朱丽娜]

范文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谈孔乙己的形象

小说通过对孔乙己悲惨一生的描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的严重毒害,强烈地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民的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肖像描写: 首先“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说明他经济拮据,只能和“短衣帮”一起,可他又放不下象征读书人价值的“长衫”,这便使他成为不伦不类的唯一的人,这突出把他的迂腐、酸臭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形象深深的刻在读者的脑中。其次写他“身材很高大”,说明他尚有劳动能力;“青白脸色”说明他穷困潦倒脸上“时常夹些伤痕”,表明他时常受到别人的欺辱,“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既表明他年龄较大而又精神萎靡颓唐。他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说明他潦倒,懒惰,迂腐,酸臭以及穷困状况和性格特征。再次“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着一件破夹 袄”说明他衣食无着,穷途末路。“盘着两腿,下面垫着一个蒲包,用草 绳在肩上挂住”“满手是泥”说明他被打折了腿,丧失生活能力。断腿前后肖像的对照、更显出他遭遇的悲惨,这也暗示了孔乙己的命运。语言描写:首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可以看出他自命清高、迂腐不堪、自欺欺人,死要面子的性格。其次是孔乙己教“我”识字,在孩童面前大摆读书人的架子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再次是“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说明他死要面子,怕人嘲笑。“不要取笑!”“跌,跌„„跌断的”明明是丁举人打断的却不敢说,充分说明封建科举制度不但摧残了他的肉体,更毒害了他的精神,但他却至死不悟。神态描写:首先是“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说明孔乙己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自命清高的性格。其次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 说明孔乙己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至死不悟。文章中对孔乙己神态的描写还有很多在此就不在一一列举。动作描写: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首先是 “便排出九文大钱”一个“排”字既写出了他因生活的拮据而表现的穷酸本相,又是对酒店卖弄自己是规矩人,更是对短衣帮的耻笑表现出若无其事,在他们面前显摆的心理。其次是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一个“摸”字说明他穷困潦倒已经到了极点,表明了他悲惨的境地。全文通过对孔乙己形象的刻画,读者对孔乙己有同情怜悯,更有悲哀谴责的感情,对孔乙己的描写正如鲁迅所说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所愿的是“我想用文学来唤醒沉睡的国民”。

范文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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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者:孔莎

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03期

摘 要: 1921年1月鲁迅以一年前回家的经历为题材,写了著名小说《故乡》,而祖农·哈迪尔的小说《精疲力尽的时候》发表于1948年,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白色恐怖笼罩新疆的最黑暗的年代。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闰土和巴海性格变化及命运走向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病态社会环境下贫苦农民的不幸。

关键词: 闰土 巴海 转变 病态社会

一、人物性格从跃跃欲试到驯服不争

《故乡》中少年闰土的形象英俊,天真可爱。他“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红活圆实”。他一说起那“天下的新鲜事”来,总是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他能在大雪天巧妙地装捕鸟雀,敢在月亮地里“手捏一柄刚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教给“我”雪地捕鸟的方法,邀“我”月夜看管瓜地、刺猹,“告诉”我夏天捡贝壳、潮汛时看跳鱼儿等“我”素不知道的许多新鲜事。分别时他难过得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后来还托他的父母带给我一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少年闰土衣着得体、健康活泛、机智勇敢、朝气蓬勃,把同龄的“我”当成一个好朋友,喜欢分享,思想里并没有阶级观念,与“我”兄弟相称。少年闰土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孩子,有着一个少年该有的健康体态及心态。

二十年后的中年闰土形容枯槁,苍老呆滞。他脸色灰黄,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深冬时,头上还“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神情木讷,吞吞吐吐。他“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像个木偶人了”。他虽然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的态度突然恭敬起来,分明地叫道“老爷”。接着,他又“拖也躲在背后的孩子水生”,分明地教孩子“给老爷磕头”,他还认为这是合乎天理的。不这样,就不成“规矩”。二十年后闰土的体态,衣着,精神面貌,以及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更让“我”诧异的是儿时亲切的“迅哥儿”称呼突然恭敬地变作“老爷”,并教育后代给老爷磕头……分明已被体制化了。

《精疲力尽的时候》以维吾尔现代农村为生活背景,描写农民巴海在精疲力尽的时候被黑暗社会吞噬的悲剧。巴海的人生遭遇集中地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维吾尔族农村一部分农民哀苦无告、濒于绝境的真实情景,是对旧社会发出的一份沉痛的控诉状。

巴海性格鲜明,带有普遍性。他淳朴实在,对姑娘的追求不是靠甜言蜜语,而是靠丰硕的劳动果实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争得姑娘的爱情。他在“辛苦麻木”的生活中,承认了神的威力,向神低下了头。他把自己“切近”的愿望寄托在对神灵的祈求、祷告上,希望神灵的偶像帮他摆

范文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长安

——读《金锁记》有感

现当代的作家,也就对张爱玲熟悉点。不是自己有多愿意看她的书,而是就像老师说得,她太热了。看了好几部她的小说,都是很悲惨的结局。而对于我来说最有感触的可能也就是《金锁记》了,而当中的角色,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长安。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用八个字形容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一、哀其不幸

1、不幸的出生—瘫痪的父亲,神经质的母亲,变态的社会。

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终因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让她“先天不足”。说到她,不能不先提提她那“无所不能”的“疯疯癫癫”的母亲—曹七巧。一个被旧社会欺负了半辈子的女性。也正因为这样,她试图报复,报复不了伤害她的人,于是报复比她弱小的人;她也试图守住她用半辈子的委曲求全换来的财富,与一双儿女。我承认她对长安的爱,但却是变态的爱。她把儿女当成了她的财富,是只属于她的财富。因此,每个想要得到他们的人,七巧就要发挥她神经病人的威力!因此她也见不得长安好,她嫉妒长安一出生就获得的财富,所以一面说“怕什么!莫说我们姜家还吃得起,就是我今天卖了两顷地给他们姐儿俩抽烟,又有谁敢放半个屁?姑娘赶明儿聘了人家,少不得有她这一份嫁妆。她吃自己的,喝自己的,姑爷就是舍不得,也只好干望着她罢了!”,一面又说“自己长得不好,嫁不掉,还怨我做娘的耽搁了她!成天挂搭着个脸,倒像我该她二百钱似的。我留她在家里吃一碗闲茶闲饭,可没打算留她在家里给我气受”。嫉妒长安的爱情。病着时候也就随着他们做。病好了,有精神了,就开始乱说乱做了。一边散发着谣言,一边哭劝着长安,一边请童石舫吃“鸿门宴”。

虽是生她养她的母亲,可却也是害她毁她的母亲。可最后悲哀的是,她居然成了第二个“七巧”。“在母亲的影响下,她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我们成了我们最恨的那个人,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悲哀。

2、不幸的人生

生来是女儿,注定了在那个社会里,她要被父母安排人生,所谓“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整日的不敢发表意见,婚姻大事做不得主。只能亲手断送她那最初的爱情。想想也真是苦,可也只能由自己来饮。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戏,戏名忘了,不过其中有个情节,倒是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说是古时候一大户人家儿媳妇要生产了,产婆出来恭喜公婆得了个“千金”的时候,他们很是害怕。执意要求下人把母女俩扔了。我当时还很奇怪,以为是他们不懂得“千金”的意思,误解儿媳生了个怪物。现在想想,怕是那对夫妇盼孙子心切,不曾想儿媳生的居然是孙女儿,以至于做出那么残忍的事吧。而那个男主角虽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亦对他的父母这种行为毫无办法,因为父母之命不可违,只得听从。

所以我只能哀叹所有的这些受旧社会欺负压迫的女性!

二、怒其不争

1、不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有钱人家的孩子,有机会上学堂,母亲也算不反对,还托人说情,送进了学堂,却不好好珍惜。怕母亲上学堂闹,那干吗不记住号码呢?争取不丢东西啊!看书的时候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同样是人,别人丢不掉,干吗就你总要丢三落四啊!

2、不争取得到朋友

你不联系朋友,说你不好意思和他们联系倒也罢了。可是上街干嘛远远的躲着同学啊,他们是老虎啊!曾经这些也是“她的朋友们”啊!同学寄来了信,也不看,原封不动给人寄回去。什么意思啊!那么要面子,干嘛最初做出那些没脑子的事啊!

3、不争取说话的权利

表哥春熹扶住长安,被母亲误解。她不辩解,害表哥被误会,挨了一顿骂,卷铺盖回家了;母亲要给她裹脚,痛的鬼哭神嚎的,却不言语,终究还是被裹上了;丢东西,母亲要去理论,心里虽千百个不愿意,哭了一晚上,表面却不敢作声。当然做媒的在她那个年代,肯定她也说不话。但后来的爱情,因母亲的嫉妒,她却硬生生的把它掐断了。似乎她唯一的寄托,只剩下鸦片了。

4、不争取爱情的权利

与童石舫的爱情,开始的很唐突,但终究双方都有心,也就进行了下去。为了这爱情,她也不是说没有努力,她努力去戒烟,去忍受戒烟期间身体上的痛苦,与外界的闲言碎语的两面夹击。可是她不曾向母亲争取过。在七巧的一阵哭声和一番话中结束了这段昙花一现的爱情。她任凭她母亲对童石舫说着那些让他能对她死心的话,不去辩解。至于七巧对童石舫的误解,她更不愿去解释,遇到的所以事情到了她母亲这儿,她就缄口不言。得到了哭,失去了也哭。如果哭有用的话,世界就不会有努力这个词了。最后更是自甘堕落,包养男人去了。其他的她跟随旧社会的脚步,不敢有所突破,但这点上,她倒是很“先进”!

长安的一生也正如她的名字,一生都“安全”,在母亲生怕被别人抢走了钱财的一生中安安全全的“躺在”母亲“怀抱”中,虽几遭被抢走的可能,可在七巧的“力挽狂澜”之下,安全的回来了!而对于我来说,我很少因为一本书去恨一个社会,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本。

长安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我们并不能对她有太多苛责。但对于我们这些现实中的人来说,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或许命中注定,就像父母不可选择。然而还是有很多可以靠自己去争取,人生还是应该被自己把握!

范文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广场上,一位身穿新大衣的警官在处理“狗咬人事件”,身后跟着一位红头发的巡警,旁边站着一位被咬了手指的首饰匠和一条瑟瑟发抖的小狗,身边包围着一群时而哈哈大笑的看客。这些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可悲的世界。

  契诃夫把小说故事情节设置得极其简单,却在一波三折的叙述中充满了令人可笑的场景,读来如身临其境。对这样的小说进行解读,首要是清楚它如何和其它记叙类文章区分开来,其次要把握这是契诃夫的小说,而非莫泊桑或其他人。小说通常通过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一定的艺术手法委婉地寄托作者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情感。怎样在文本中寻找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要寄寓的情感?我想无法绕开“典型形象以及人物对话构成的循环结构”。

  典型形象的循环表演

  契诃夫把“变色龙”放在了具体的矛盾关系中去循环表现,实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统一,从而使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人物更具有典型性。

  小说开篇以“警官”引出事件颇耐人寻味,“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警官”是社会秩序的管理者与维护者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更容易将社会不同阶层的信息聚拢起来。“新大衣”或许暗示了奥楚蔑洛夫是“新官上任”,这也决定了他在处理事务时的心态:处理“狗咬人”事件时未经仔细调查就说要惩治那些不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从而向“受伤害的人”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这件意味着社会学符号的“军大衣”很快就蒙上了不同的色彩,因为他发现了“狗主人”来历不同,于是出现了“一穿”“一脱”的滑稽画面,以及他对于小狗前后矛盾的称呼,对赫留金的出尔反尔的态度。我们发现他“穿”“脱”大衣时说话断断续续,文本用了很多省略号微妙地表达了他发现自己对小狗主人判断错误的慌乱、尴尬,为自己拼命找开脱理由。这和他之前责骂赫留金时的流畅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而更有趣的是他几次变色的话语方式也有所不同,每一次变化背后所支撑的心理是不同的。通过很多细节可以窥见他这种心态,比如他几次的神情变化。在最初听到赫留金的申诉时他是何等的义正词严,刚正不阿。“庄严、咳了咳,拧紧了眉头”,而在听到厨师肯定了小狗是将军哥哥家的时,他瞬间对小狗说话的神情是“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最后当他离开广场时对赫留金说“我早晚要收拾你”时恐吓的表情。

  我们发现他不停“变色”正是反映了他不敢得罪权贵保全自己的心理。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以警官奥楚蔑洛夫为代表的这个阶层人物只能如此“变色”方能保全自己。当时社会中绝非只有他这一个警官会如此,他仅仅是作为一个典型形象出现。小说让他围绕着“小狗主人”变化,前后循环表演,轻松完成了对他性格的讽刺,结合小说一开始介绍的一个压抑、冷清的广场的背景,以及那群好像突然从地下钻出来的麻木不仁的看客,我们不难理解“变色龙”这个典型形象产生的社会原因。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形象直到今天还依然能随处在街头市井找到,这也是“变色龙”千百年来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病态人群的循环合唱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其它资料了解到“变色龙”生活的社会背景,然而它距离学生实在是太远了。契诃夫塑造“警官”这个典型形象时,还让小说其他人物陆续出场,他们仅仅是陪衬“变色龙”形象的一抹色彩吗?多一个和少一个有没有本质的区别?作者又想通过众多小人物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不妨借助小说的语言、细节走进字里行间,走进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物语言及其独特的形式背后,聆听作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入微观察的心声,触摸他在众多人物对话中悄然流淌的倾诉痕迹。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广场上其他人物和警官一样关心的是“小狗主人到底是谁”,正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的态度变化,才有了各具情态的对话,才一次次影响了警官对于“案情”的判断,也因此让人物性格形成并得以延续的深层次原因浮出水面。

  我们用还原法就能渐渐看清对话中各类人物的微妙心态:赫留金本想借这个受伤的手指趁机捞一把,他没想到自己会时而受到警官温情的安慰,时而遭到他无情的斥骂乃至恐吓,但是他居然连半句不满、反抗的言辞都没有!试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该有怎样的愤慨?他连续两次提到了法律:“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此时的他还对“理”存着一丝念想和期待,然而当警官说出“那儿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时,他很快就缩回了头,并且在潜意识里彻底放弃了反抗。此时的强权压倒了法与理,更压倒了人性中的正直与勇敢,让小人物在强权世界里的卑微和无奈初见端倪。再看他最初出场时“脸上是半醉的神情,手指头好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这些细节都交代了他当时想借“手指头”敲诈一笔的心理。更让他这个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可鄙的一面跃然纸上。

  接着人群中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这样的声音:“这似乎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也许它就是将军家的,没错是将军家的”“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狗”……这样可笑的对话居然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契诃夫用这些对话为我们装了一台摄像头,让大家轮番观看奥楚篾洛夫、赫留金及周围人群围绕着“这到底是不是将军家的狗”循环而夸张的表演,在这个滑稽而又热闹的场面中,读者看懂了小说人物典型性不能简单停留在警官“个体”身上,还应该把视线投向更多隐藏的“病态人”。

  于是我们明白了“独眼鬼”为何要在警官责骂赫留金之后才“挺身而出”站出来作证,是因为他发现警官因为“狗主人”变化开始斥责赫留金,他此时要做的就是讨好一个毫无是非观念、奴颜婢膝的警官。

  再看巡警,作为警官的跟从,他的职责是帮助自己的上司做出判断,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警官想要的“这是谁家的狗”的答案,而是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我们从“沉思地下断语”,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上司“拿得准”,然而瞬间他就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 “说不定就是将军家里的狗”,这样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话语和变色中可以看出,这正是“病态人”的反映。

  最后是这群看不清长相,不清楚身材的围观者们,他们极力配合着警官奥楚蔑洛夫的问话:“这到底是谁家的狗”。同样作为弱势群体,在警官百般羞辱赫留金时他们没有一个人为他打抱不平,反而在前前后后一直跟随着警官态度的“摇摆”而“摇摆”,正因为有了这种心理的支配,在赫留金遭到警官的恐吓时他们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这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和鲁迅笔下《藤野先生》中观看电影的人群又是何其相似!   一个病态人群,伴随着和警官的对话,跟随着警官奥楚蔑洛夫的“摇摆”,也在不停地“摇摆”,这些“摇摆”,多像钟表中那个滴答滴答作响来回摆动的“摇摆器”!

  抽丝剥茧循环结构探因

  然而,小说仅仅解读到这里还远远没有走进契诃夫心灵深处,因为他在小说中隐含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小说在“警官”断案时已让读者窥见“变色龙”端倪,在后面却还要让他反复地变化。惜墨如金的作家重复这样的变化有何意义?细看结尾,似乎警官再遇到其他人,他们之间围绕着“狗主人”的对话依然可以续写下去,他还有可能继续摇摆下去,也就是说小说好像陷入了一个可“循环”的“摇摆”圈子里。

  这种循环可复制结构对于表现小说典型形象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不妨先来探讨一下草灰蛇线的“可复制结构”是怎样形成的。

  契诃夫在小说中没有使用惯常的直接心理描写,无论是警官还是周边的人物,文中都没有出现作者对他们流露感情色彩评价的语言。在叙述中似乎完全凭借“客观”在让读者自己判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的自我活动,自己表演,以及他们之间这种“客观的对话”悄然构成了循环结构。而且在结尾还可以无限地可循环下去。这也正是小说独特之处,作者让人物对话间隐含了太多丰富的潜台词,这些对话及潜台词恰恰反映了人物内心世界不断摇摆的过程。

  读者可以透过小说中人物语言中的人称、停顿和重复等细微之处,明白可循环结构有个最终的走向,那便是“小狗主人”的确定,此时所有的变化和对话都随着这个象征着权贵、势力的符号有了流向的终点。这个终点也顿时让这“群体变色龙”无从掩饰,无处遁逃!于是我们明白了所有的人物的对话丰满了“变色龙”这个看似单一的典型形象,同时这个单一的“个体”又牵出众人的“变化”,他们为什么都在这个读者看来滑稽可笑的场景中,没有丝毫的愤慨,或者打抱不平之类的行为?联系19世纪沙皇俄国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一步步找到答案,这个打着“温情”旗子的社会背后是政治的强权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

  契诃夫正是窥见了当权者垄断了“法理”,警官、巡警及其他阶层的小人物无法向权力阶层索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时的卑微、绝望的情绪,所以他通过简单案情的近乎滑稽的处理,在循环摇摆结构中向我们呈现了在权势压迫下人性被扭曲的群体的微妙心理和性格,在将军的背后站着一群无法挺直腰板的人群,他们遵循权力逻辑而非事理逻辑,畏惧权贵、媚上欺下。尤其是自身作为弱势群体之一,看到同伴受到压迫,不但不同情和帮助,反而以取笑更弱者为乐。这个人群不仅仅出现在广场,还可能出现在其他更多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一个典型形象,是更多在强权势力压迫下个性扭曲人物的代表。

  这种循环摇摆结构的运行不仅使小说不至于直接奔向结局,让各种人物微妙心态、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更悄无声息地在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比如小说看似在不经意间拨动了读者的“笑”神经,其实在这些笑声中小人物的可悲与可鄙的形象得到了强化,小说的这种摇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无论它怎么摇摆,都是为了加强小说的悲喜剧效果而服务。“笑声”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个群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以及他对于潜藏在背后的深层次的法律、强权与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作者通联: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

范文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读书人

  摘 要:在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沦落在社会底层的旧式读书人。鲁迅笔下“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好喝懒做,不善谋生,平时说话满口“之乎者也”,也有善良守信的一面,是一个最后因偷窃被打断了腿,别人嘲笑他,他仍死要面子,说是“跌断”的经典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分析《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中的孔乙己形象,清晰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

  关键词:孔乙己 形象分析 性格特点 鲁迅

  《孔乙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作家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笔下知识分子群众中不幸的典型人物之一,在鲁迅先生笔下,我们可心看到孔乙己身上的鲜明的性格特点:

  一、孔乙己性格特征分析

  其一,盲目自尊,死要面子。他的这个特点,最能表现出身下层社会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孔乙己没有丁举人那样的幸运,他读过书,但没能入仕,完全不能依靠自身所学谋生,使其又穷又酸,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但同时,在旧社会封建教育与劳动完全分离,受这种影响长期为应试科举而埋头苦读的生活已使他手无缚鸡之力,不管孔乙己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连加入“短衣帮”的本钱与资格都已丧失,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与“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不劳动,生活自然潦倒,但孔乙己自崇奉“君子固穷”的德行,盲目自尊,迂腐不堪,哪怕落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但讨饭又要抛头露面,总不太光彩,孔乙己自然不情愿,只好沦落到偷的地步。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揭示了其迂腐不堪,死要面子,自欺欺人的性格。

  其二,品德端正,善良守信。《孔乙己》概括了孔乙己一生的经历,描写了其沦落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从物性格和命运的必然性。孔乙己对身处下层社会的普通人持有同情,虽偷,但只是偶尔为之,不是因为品质不端,本性恶劣而为之,而且是生活所迫,万不得以而为之的,因此孔乙己的品行是端正的。孔乙己教“我”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表现了他善良的心地。孔乙己的品行在咸亨酒店小伙计的眼中:“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在一定程序上也反映了孔乙己“品行端正”。

  其三,深受毒害,至死不悟。孔乙己是清末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苦读半生,热衷功名,一心想往上爬,在“四书”“五经”中耗尽了年华而穷困潦倒,弄得即将求乞的境地,而他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衫,说话“满口之乎者也”时时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人家讥笑他,说他“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于是孔乙己便显出不安的样子,“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把捞不到半个秀才视为生平憾事。

  二、孔乙己悲剧命运分析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既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也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所致,更是其几十年耳濡目染的教育,渗入到孔乙己的心灵深处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所致。纵观孔乙己一生,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异己环境中。不仅社会权贵与统治阶层专以弱肉强食、欺压百姓为能事,即使是同属被压迫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也是那么寡情与淡漠。想当年丁举人原本也是读书人,但考中了举人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其身份与地位自然就与孔乙己有了天壤之别。读书人对读书人下手又是那么毒辣凶狠。而咸亨酒店里的所有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把孔乙己作为嘲弄与取笑的对象,专以揭开他的心灵伤疤为乐。孔乙己惟一被人记起的理由,就是他还拖欠了酒店老板的十九个铜钱。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哄笑”声,使我们可以听到作者那发自心灵深处的呐喊: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同类那么冷漠?为什么彼此之间就不能多一点关爱与同情?为什么像孔乙己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而人们却不肯给他一点点关心与帮助,却还要对他加以欺凌和嘲弄?

  三、孔乙己形象艺术表现力

  孔乙己形象艺术表现主要体现在视觉上特别强烈,极具雕塑感。他身材高大,受人注目,因为他原是读过书的人,只是在连半个秀才捞不到后,才沦落潦倒,以致偷东西被人打断腿。最后出现,断了腿,爬着走路,柜台里的人都看不见他,那是象征他已被践踏、潦倒卑下了。“皱纹间时常夹着些伤痕”,这些新旧的疤痕又包涵着多少社会的残酷,及他自己好吃懒做的性格。孔乙己的悲剧是双重性的,他一方面是旧读书人的悲剧,也是底层社会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悲剧。孔乙己“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孔乙己给一群孩子茴香豆吃,一人一颗。他原来觉得成人社会的冷酷与无情,才转向小孩求取安慰,而他们也很现实 “眼睛都望着碟子”、绝望不敢企望能成为掌柜,因此不需学写字和冷酷无情 “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孔乙己“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这形象代表了孔乙己永恒的、最后的悲剧。

  三、结语

  总之,孔乙己是一个悲剧人物,受科举制度封建思想的精神毒害,丁举人之流的肉体摧残,大众们对他的玩弄嘲笑导致孔乙己科场失意,穷困潦倒,受尽欺辱,直至悲惨死去。

  参考文献:

  [1]林志浩.鲁迅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上**艺出版社,1981.

  [3]鲁迅.鲁迅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范文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新读

  摘 要:媒介歧视现象破坏了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给大众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农民工的产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资源和新闻源。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怎样应对值得深思:它既可以产生出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也可能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出现标签化、概念化污名化的现象。如何确立和保持人的尊严?如何寻找失落的自我?无论怎样,人的关怀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为了全民素质的提高,亦为了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媒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当对此作出理性选择。

  关键词: 媒介歧视;农民工;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主要以媒介传播中由于歧视而表现出来的对农民工“污名化”现象为研究对象。�

  所谓歧视,即不平等地对待或看待问题。歧视来源于成见,它导致的逻辑结果即是偏颇、不公平、不公正。�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公器,是公众的信息平台,承担着传播信息、守望社会环境、传承文化遗产等多种社会功能。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衡状况,即表面的自由选择掩盖着隐含的不自由,旧的垄断被打破,新的垄断却悄然产生。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略甚至排斥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媒介歧视”。媒介歧视直接破坏了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给大众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使一部分大众沉迷于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环境中,而另一部分大众却被媒体冷落在一旁而成了社会的边缘性群体。�

  当今的媒介歧视已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现象,它再造、改变、误导着人们对社会某些群体的公正评价,也影响着全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稳定发展。�

  

  一、“农民工”概念出现成因的浅层扫描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现象,亦即被媒体称为“盲流”的群体。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由此带来的农民流动,这是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这一活动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政策实施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概念,是一个不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充分实现,不利于人与社会、城市与工业发展的概念。总之,“农民工”一说本身就带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

  我国从1949年起设定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妨碍注定了城乡差距的存在。随着经济的“搞活”,城乡

  的收入差距又一次出现继续拉大和延伸的趋势,并成为“中国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无法掩盖地暴露在社

  会肌体的表面”[1]。进入19世纪90年代,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为凸显的当数犯罪率上升,社会成员普遍存在不安全感:“高尚”社区戒备森严,防盗门、围墙、小区门卫、查证件等层层设防。演员黄宏和宋丹丹的一个小品《超生游击队》在足以使亿万人空巷的春节晚会上表演,让广大的城里人过够了开涮农村人的瘾。经过艺术夸张的愚昧、丑陋和贫穷,还有那土啦吧唧的东北腔让人刻骨铭心。类似的信息从那以后就与农民工或“盲流”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2003年孙志刚案件的发生就是这类问题的极端表现。之后将收容站变为救助站的改善只是从宪政层面上去诉求,敦促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这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但宪政实践本身并不能完全代替社会问题的解决。�

  农民工的产生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资源和新闻源。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对农民工现象有所反映,然而怎样反映却值得探讨:既可以产生出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也可能由于某种利益的驱使,出现标签化、概念化甚至污名化的现象。不幸的是,我们很多的媒体在对农民工的信息传播上都作了后一种选择:小农意识、肮脏、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概念在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制造出了扭曲了的农民工形象。长此以往,人们习惯性地将犯罪、丑恶以及不循规蹈矩的反叛与卑微的弱势群体连在一起,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心存戒意。�

  被称为“打工诗人”的卢卫平在《老鼠家史》中以诙谐的叙述道出了农民工的屈辱和卑微:�

  因血统低下 出身卑微/ 我们这个家虽繁殖能力不错/ 男女均衡 人口众多/ 但从古到今都是贱民/ 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 偷偷摸摸活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 几个不肖子孙经不起诱惑/ 跑到城市/ 一年后回到家乡风光一阵/ 于是就一群一群来到城市/ 这时的情况开始糟起来/ 除了地下 没什么好落脚的地方/ 因为证件问题 我们/ 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 不小心断胳膊断腿/ 被人抓住尾巴 受了迫害/ 不敢呻吟 也不敢哭泣/ 高兴时磨磨牙 用方言打个电话/ 读一封有一半错别字的信/ 还得东张西望……[2]�

  “打工诗人”张子刚也将自己和同类视为老鼠,在他的《老鼠》一诗中写到:�

  我很卑微/ 让不该入诗的老鼠/ 爬进纸格/ 然后对它们/ 大加赞赏/ 我早已被它们感动/看它们夜以继日/ 找寻求生门路/ 迫于无奈/ 干些偷鸡摸狗的事……[3]�

  除了“老鼠”以外,还有用“狗”、“青蛙”、“蚂蚁”、“羊群”等形象来比喻农民工的诗作。卑微到了何等程度,读来让人心颤!这些看似巧合的视角,可以说是殊途同归。这些诗歌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含义已超出了诗歌本身。诗人捕捉到了弱势集团与强势群体之间弥漫着的种种屈从与自我丧失的病态症候。�

  

  二、学者关注下的农民工污名化现象

  

  (一)孙立平教授的研究�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出版了《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他提出的“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引。孙教授的“断裂社会”理论是以“多元社会”为相对概念提出的。所谓“多元社会”是指社会中的每个阶层和群体都能得以公平公正的发展,而“断裂社会”则是城市越是进步,农村与其的反差就越大。而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机制,无疑在加大着这种差距。这也就意味着,“乡下人”进入城市的路途变得越来越漫长。�

  孙教授在他的《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3]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最后十多年里形成了“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是继建国初期形成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之后出现的新的城乡二元模式。这种模式虽然逐渐打破了户籍壁垒对农村人口的限制,但在就业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据南京市的一份分类控制的明细表记载,可以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有:建筑安装工、环卫工、矿山井下工、装卸工、搬运工、瓦木工、水手、冶炼工、铸造工、车工、挡车工、缝纫工、消防员、废金属处理工等。限制使用的工种有:清洁工、营销员、厨工、消费行业的服务员、家政服务员等。这些工种大体特点是:工作环境差,待遇低。这是“农民”身份与“工”的职业结合的一种独特方式。�

  “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其中的“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工”则表明的是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就是“农民”+“工种”的职业身份群体。这种称谓所表明的是一种极为矛盾的现实。他们的户口属农村户口,但其基本的活动场所却是在城市中。从这层意义上说,只有用“边缘人”这样的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他们所处的是这样的一种边缘状态:他们被社会承认的那些活动,都是在城市社区中进行的,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城市社区;而且,在许多城市中,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那个社区所接纳,甚至被排斥,他们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的孩子无法在这里上学入托。即使是能够上学入托,也要被列入要“高交费”的“另册”。这种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

  孙立平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中指出:“断裂社会”的经济表现形式就是贫富悬殊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强势群体方面,社会中的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改革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而在另外的一端,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劣势沦入这个群体的;群体本身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这个群体中的某些部分与整个社会的结构处于断裂状态。”�

  孙教授洞察到“断裂”出现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孙教授预测:“断裂”情形如果继续加剧,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深层意义上的“断裂”。�

  (二)学者李红涛的调查�

  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从2004年初开始关注农民工污名化现象,他以青年学者中少有的勤奋与严谨,对国内的3家报纸进行了1年多的跟踪调查:一份为党报性质的《工人日报》;一份是农民工输入地的报纸《北京晚报》;还有一份是农民工输出地的报纸《成都商报》。这3家报纸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媒体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和评价。李红涛在论文《污名化与贴标签: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该文曾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0期;曾于2005中国传播论坛(广西・南宁)宣读,并获得该次论坛“优秀论文”奖。中为读者列出了5个表格:�

  在表1中,作者对“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导”进行了分类。其中涉及“就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遭遇”等报道占有最大比重,为57.9%,农民工被塑造为一个“弱势群体”;也有趋向积极的形象建构的事件类型,如“个人奋斗与创业”,但此类报道只占有18.4%的比重;还有偏向消极甚至负面的报道:“冲突事件”、“荒唐事或不理性行为”和“违法犯罪”报道,农民工在其中可能是冲突当事人,也可能是受害者。这3种事件类型累加,也占据了约21.1%的比重。�

  在表2中,作者为“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发现“受侮辱与损害者”这一形象类型的比重最大,为48.8%,接近全部形象类型的半数,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工群体被媒体解读为一个“弱势群体”。其他形象类型的比例,均在25%以下。�

  表3是专门就报纸媒介进行定量分析:“报纸*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Cross tabulation”。作者发现:农民工在报纸媒介报导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近10%(9.8%),但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媒介中关于农民工的刻板印象甚至负面形象确实占有相当的比重,大致的估算,应该在20%至25%之间。�

  表4为“媒体对农民工污名化的操作”统计。该表中首先出现的新闻热词是“肮脏”、“没素质”、“不文明”等,这些指向外貌的污名化语言,彰显出媒介的歧视性诉求。媒体报导的例证有《一群民工当道“裸睡”》,该报导曾多次出现“只穿一条内裤的建筑工人”这一称呼,算是使用相当广泛的标签;其次是“粗野”、“蛮横无理”、“不遵守城市的规范”这样的污名化特征,它们指向农民工的行为层面,在代表性的报导《谁也甭走》、《两拨民工对着干 为争电话死一人》中,“满嘴喷污的打工仔”之类的标签,与污名化特征形象地对应;再次是“偷盗”、“违法犯罪”等指向人格、品质与道德水准的污名化特征,比如被媒体广泛报导的“天价葡萄案”,其中屡屡出现的“馋嘴民工”这一标签,对媒体污名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5中就“天价葡萄案中的意识形态集束”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馋嘴民工”和“天价葡萄”这两个标签和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论述,已经不再单纯指向偷盗事件和事件中的那几个民工,而是有向整个农民工群体泛化的趋向。�

  李红涛的调查结果是通过定量分析而得出定性结论,即农民工被媒介污名化。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而且普遍存在。�

  

  三、本文作者的视点

  

  从以上的研究与调查中不难看出学者们的忧虑。�

  如何确立人的尊严?如何寻找失落的自我?无论怎样,对于人的关怀,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也就是说,无论有着怎样多的所谓“城市老鼠”――农民工,我们都必须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求得生存的权利。�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在与其夫人许广平的通信中就曾指出,“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这样的看法,积累起来在《阿Q正传》中,喷涌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疾呼。鲁迅看到的旧中国确实是一片漆黑,他的悲哀,他的愤怒,形成了鲁迅特有的仇恨。鲁迅很多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乡村中国的深沉思考、对传统思想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苦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对这耳熟能详的太息中,人们似乎找到了对当年的阿Q――某种意义上类似当今的农民工“怒”的义举或口实,可这是怎样的谬误与危险!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说:“鲁迅的仇恨是鲁迅的大爱的最核心的内容和最生动的表达!去除了这一点,就把鲁迅‘风干’了”[4]。换言之,鲁迅先生之“怒”只是对他的骨肉同胞,父老乡亲的“恨铁不成钢”的太息,鲁迅所仇恨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个人,而是仇恨那些使国人和同胞“不幸”的黑暗势力。有学者认为,鲁迅是仇恨的象征,仇恨为鲁迅作品增添了批判社会的强大能量。�

  《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鲁迅面对军阀割据、混战的破碎中国,只能仇恨,除了仇恨,还是仇恨。如今的后人们,把鲁迅先生之“怒”和仇恨误读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嘲讽、歧视,甚至污名化。对这种误读固然应予纠正,但是,我们也应思考这种误读产生的原因。当年被鲁迅先生所“哀”,所“怒”的阿Q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生存权利?阿Q、王福、小D等穷得连老婆都娶不起,只有比赛谁掐的虱子多。阿Q的女人“缘”至多就是捏捏小尼姑的脸,哀求和吴妈“困觉”。如今的农民工又拥有多少“人”的基本权利?就业权、医疗权、受教育权……在哪里?这种情形,让人产生联想进而误读。这说明,我们有必要改变现状。孙立平指出,“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因而他们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和事实上的权利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也突出地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3]。而农民工是一个人口众多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再看当今社会给农民工提供了什么样的政治权利。以深圳为例,深圳的常驻人口有600多万,所谓的“大人口”,其中本地户籍人口为165万,即所谓的“小人口”,而深圳的政治选举和大小事务、政务的投票权仅仅掌握在“小人口”手中。众多的农民工都处于居住地与户籍地长期分离的尴尬状态,165万人就决定涉及600多万人的诸多切身利益的权利,这就是孙教授所言的“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不平衡。�

  《礼记・王制》中有这样的表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我们把这种危机意识与《圣经》中的一段话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耶稣那里看不到任何对“粮食安全”的焦虑,看到的只是对大自然供给能力的无限信赖:“耶酥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马太福音》6:25)这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不食人间烟火的耶酥永远都体会不到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中人的忧虑,也正如市民社会中的“饱汉”无法理解像老鼠一样生存的农民的艰辛与无奈。可以说,中国农民从未从生存恐惧中真正站起来过。生存恐惧导致了他们的“不幸”与“不争”。正如当年戊戌变法后,变法的失败者把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归结为国民素质即文化的问题。他们怨天尤人,都认为国民素质导致了改革失败,这种简单的文化决定论,认识不到国民素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包括国民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生存状况等因素。�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延续,农民的生存状况已有大幅度改善,但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认识,反而沉淀为一种社会的惯性心理。这种惯性心理为市场所累,被媒介所误导,甚至夸张,演变成为今天的“怒其不争”的观念。这种观念加深了对农民工的曲解和歧视。一个典型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

  由鞍山市艺术剧院演出的小剧场话剧《圈》曾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9场。该剧根据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改编,又糅合了鲁迅另一篇《药》的主要细节演绎而成。该剧是为纪念鲁迅先生120周年诞辰、逝世65周年所作,却成了低级庸俗的三级片。剧中的吴妈穿着小兜兜,阿Q在舞台上撒尿,小尼姑要拿阿Q的血蘸成的人血馒头给县太爷滋阴壮阳,因为小尼姑和县太爷有着暧昧关系;同时阿Q暗恋着小尼姑。此外,剧中不仅有大量阿Q与吴妈调情的情节,而且阿Q还敢于扯掉小尼姑的帽子把她推倒在地,并有三次赤露身体欲和吴妈“困觉”的色情动作,扮演吴妈的女演员也有一段脱戏。剧中的阿Q居然操着东北口音。我们似乎能在《超生游击队》与《圈》之间找到某种联系。�

  社会的弱势群体从身体及身份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残疾人,另一类是由农民和城市贫民构成。前者的弱势多为自身原因所致,而后一类的弱势多半是社会强加的,他们被边缘化也是因为其权利得不到事实上的有效保障。 �

  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E.Goffman)是最早把“污名”(stigma)的概念用在社会科学中作分析的。“污名”一辞源自希腊语,原指被道德规范认定为不正常或不好的身体征候(bodily signs)。高夫曼将之界定为“一种身以为耻的属性(attribute)”,但并非此属性本身造成污名,污名是“属性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社会学术语是“倭化”(stigmatize)。高夫曼是这样解释的:“当我们将自己看作‘正常人’(normals),而把他人看作‘不是真正的人’(notquitehuman)时,我们就是在倭化他人。倭化他人的好处在于,一旦我们将他人视为另类,我们就无礼遇、信任他们的责任,就可随心所欲地,甚至粗暴地对待他们而不受良心的自责。通俗点讲就是以他人是另类为由肆无忌惮地向其‘泼脏水’或搞歧视”[5]。一言以蔽之,污名化或倭化的手段实际上是一种随心所欲和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而洪亮,后者弱小而低哑;前者齐整彰显,后者参差不齐。历来对话语权的争夺,均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媒介多数时候是强者的代言人。我国台湾学者郭明旭在《一个双重的吊轨:媒体再现和同志污名》一文中虽然关注的是另一个弱势群体,他却为我们找出了一个规律:媒体再现赋予可见度与权力,即媒体对现实的再现是一种权力的表现。郭明旭在该文中引用了当代学者葛洛斯(Larry Gross)的观点。葛洛斯于1989年提出,“被隐形”或“不具可见性”使得没有权力的群体永远处于阶层体系的最底层。葛洛斯还强调,媒体其实可能潜在地赋予这些团体(指弱势群体)正面的可见性,而且让他们从被隐形或负面描述所导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不过,他们被再现的方式往往充满了偏差[6]。�

  朱大可先生对这种不健康的社会情结,发出沉痛的呼吁,“仅有仇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精神健康的社会,应当是鲁迅先生和冰心女士的组合体。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向鲁迅学习批判精神,也要向冰心学习博爱……”[4]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媒介的语言表现姿态最直接地体现出媒介的传播功能。是选择以人文关怀为主的大众传媒的新语境呢,还是在某种利益的驱使下,作出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呢?�

  国内学者刘少杰说:“理性选择是从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社会学中舶来的概念,一般指合逻辑、合规律、有科学根据、经过思考的选择行为”,“在相对规范的讨论中,理性选择还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计算和预测行为的结果、合理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联系起来”[7]。显然,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为了全民素质的提高,更为了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媒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当作出理性选择。�

  鲁迅的八字真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之于今天的农民工弟兄时,如改“怒”为“恕”,即“哀其不幸,恕其不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J]�读书,2003(10):52.�

  [2] 刘冬妩�在城市里跳跃在城市里跳跃――“打工诗人”笔下的动物形象阐释[J]�读书,2004(11):24.�

  [3]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C]//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49-160��

  [4]朱大可�我就是鲁迅的孩子[J]�中国新闻周刊,2006(41):30.�

  [5] Erving Goffman,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3, pp. 5.�

  [6] 郭明旭�一个双重的吊轨:媒体再现和同志污名[EB/OL]�[2006-02-12]���

  [7] 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 [J]�江苏社会科学,2002(2):17-21.��

  

  Media Stereotype of Off�Farm Work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Lu Xun’s “Be Sympathetic with His Sufferings, Be Infuriated at His Indifference”

  �ZHANG Shi�d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discrimination has destroyed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ity of news reporting and led to the audience’s confusion in recognition. The appearance of off�farm workers provides lots of news resources. As a subsystem of the social systems, how the mass media represents this social group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discussed seriously, because the mass media may provide a new concept of harmonious ecology characterized by humanism, or make labels, stereotypes, even stigmas to certain vulnerable groups. How to protect the dignity of a human being? How to recover the lost self? The human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an essential character of a modern society. For the stability and solidarity of our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and for benefit maximiza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media has its unshakable duty to represent the social group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positively.

  Key words:media discrimination; off�farm workers; stigmatization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和

范文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读书人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读书人

摘 要:在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沦落在社会底层的旧式读书人。鲁迅笔下“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好喝懒做,不善谋生,平时说话满口“之乎者也”,也有善良守信的一面,是一个最后因偷窃被打断了腿,别人嘲笑他,他仍死要面子,说是“跌断”的经典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分析《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中的孔乙己形象,清晰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

关键词:孔乙己 形象分析 性格特点 鲁迅

《孔乙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作家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笔下知识分子群众中不幸的典型人物之一,在鲁迅先生笔下,我们可心看到孔乙己身上的鲜明的性格特点:

一、孔乙己性格特征分析

其一,盲目自尊,死要面子。他的这个特点,最能表现出身下层社会的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孔乙己没有丁举人那样的幸运,他读过书,但没能入仕,完全不能依靠自身所学谋生,使其又穷又酸,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但同时,在旧社会封建教育与劳动完全分离,受这种影响长期为应试科举而埋头苦读

范文十:从三鹿到双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三鹿到双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积攒声誉、创立品牌可谓千辛万苦,需要数十年之功,可稍有松懈、管理不善便可能土崩瓦解。所有行业、品牌都当引以为戒。

双汇“瘦肉精”事件继续发酵,一场“瘦肉精”整肃风暴也正在进行,此时,很多人可能已经不屑于同“质问”记者“为什么你们要曝光瘦肉精„„现在把我们累死了!”的官员理论,也已对查处问责“审美疲劳”,反而是几年前因“三聚氰胺”轰然倒塌的三鹿集团重又走入了大家的记忆,成为比较当下的参照。

尽管双汇“瘦肉精”事件和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存在危及人群、产品范围、受害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但两者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均为行业翘楚、对上游原材料把关不严、违法添加有毒化学品、自律不严、被曝光后损失惨重;当然,更深层的相似是——行业监管缺位乃至形同虚设。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似乎就在于,一个是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一个是往猪肉里加“瘦肉精”。从三鹿到双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不管是之前倒下的“三鹿”还是正在面临危机的“双汇”,都是“中国企业500强”之

一、行业龙头,也都是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对当地经济乃至行业版图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品牌之创立、发扬光大绝非易事,可一旦丑闻缠身,名声扫地,即便不会万劫不复,至少也得褪掉三层皮——“三鹿”最终破产,被三元收购;“双汇”也正在经历产品下架、停产整顿、品牌受损、重组受挫、行业低迷等接踵而至的危机,虽然未必会像三鹿那样轰然倒塌,但元气大伤已无可避免,媒体报道称,双汇有可能因此损失近200亿元。

积攒声誉、创立品牌可谓千辛万苦、呕心沥血,需要多年乃至数十年之功,可稍有松懈、管理不善便可能土崩瓦解,且只需数天时间。从三鹿到双汇,其自我拆台、自我毁灭的发展之道,难免让人“哀其不幸”。

按照常理,对于一家食品企业而言,食品安全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著名品牌企业来说,市场信誉和食品安全危机意味着什么也不言自明,但无论是此前的三鹿还是如今的双汇等企业,依然干出了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售卖“加精猪”这样自毁长城的蠢

事,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坐视自己“道德贫血”,可谓自作自受。尤其是双汇这样的后来者,“三鹿”殷鉴未远,却依然不引以为戒、自省自查,“毅然”重蹈覆辙,致使“十八道检验”的口号沦为笑柄。哪怕只有其中一道检验能恪尽职守,也不至于“加精猪”畅通无阻;但凡有一丁点自律之心,也不至于行业链条整体溃败。企业责任失守如此,怎不让人痛心疾首。

良性的企业发展之道,理应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提高加工工艺,提高技术水平,严把质量关口,生产安全放心、物美价廉的产品,以积攒口碑、擦亮品牌。而像三鹿、双汇这样身为行业翘楚、著名品牌,却“无法无天”——以违法手段,添加违禁有毒化学品,且逃脱层层监管,只求利润最大化,将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踩在脚下,置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于不顾,无疑是鼠目寸光的自毁长城之举,一旦危机骤降,品牌即告土崩瓦解。以这样的发展逻辑、品牌哲学,又何谈扩大市场、巩固品牌?这样的民族品牌又靠什么走向世界?念及于此,怎不让人“怒其不争”。

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从三鹿到双汇的深刻教训,不仅限于食品行业,乃至所有行业、所有品牌都当引以为戒,万不可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自毁长城”,酿成无可挽回之祸。真正的名牌,要始终流淌着“道德的血液”。